王现东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3)

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学界经常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哲学和宗教有密切的联系，也有明显的区别和界限。本文在归纳和借鉴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辩证思考和总结，旨在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并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关于哲学与宗教的内涵

什么是哲学?这或许是哲学史上最具争议、最有魅力的问题之一。哲学史上众多哲学家、哲学流派对此都有自己的见解，可谓见仁见智。有学者曾经“以当代世界哲学为背景”，就“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概括出“普遍规律说、认识论说、语言分析说、存在意义说、精神境界说、文化样式说、文化批判说、实践论说”等八种主要观点。［1］(P20－36)其中，“普遍规律说”我们最熟悉。此说认为，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是关于宇宙、人生的根本性问题的反思和追问。当然，这一观点在哲学界同样具有很大争议。哲学界常常试图对“什么是哲学”的问题达成共识，但这种努力收效甚微。其实，对“什么是哲学”的意见纷争，本身就体现了哲学相比其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特殊性。

与对“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的回答一样，对“什么是宗教”的认识也常常莫衷一是。宗教学创始人麦克斯·缪勒曾说:“世界上有多少宗教，就会有多少宗教的定义，而坚持不同宗教定义的人们间的敌意，几乎不亚于信仰不同的人们。”［2］(P8)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不同宗教信仰者和研究者总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认识、理解和研究宗教。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3］(P666－667)我国著名宗教学家吕大吉先生认为:“宗教是把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异己力量幻想地反映为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由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系化的社会文化体系。”［4］(P79)这些观点都见仁见智，在我国学术界有相当的影响。

二、哲学与宗教的联系

第一，从哲学与宗教的产生看，一般认为，哲学起源于宗教，宗教是哲学的温床。

哲学和宗教都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远古时代，人类意识处于萌动之中，学科尚不可能分化，巫术、神话、宗教等是人类意识的最初表现。某种程度上，巫术、神话和宗教包罗万象，当然也可以看作哲学和科学的母体。我们虽不能为宗教、科学、哲学的产生划定一个确切的时间表，但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思维形态，其呱呱坠地应该是相对晚近的事情。黑格尔曾说:“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必须达到某种阶段，一般地才会有哲学。”［5］(P53)这一论断是精辟的。思维科学表明，不论人类认识的种系发生还是个体发生，都有一个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历史过程。按照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哲学思维作为理性思维，是人类认知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思维的高级形态。而原始宗教作为人类认识的早期形态，作为人类的另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既与人类思维的原始形态相联系，又与人类思维的历史发展相伴随，其产生和发展表明，人类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我意识和认识外部世界的能力。与原始思维相适应，原始宗教运用直观、想象、幻想、类比、比附等思维方式对人类生存于其中的大自然进行认识和理解，形成了“灵魂不死”、“万物有灵”、“祖先崇拜”等观念，反映了人类对其自身和外部世界认识的初步成果，是人类认识能力发展的表现。尽管这些认识是以虚幻的想象、怪诞的巫术或离奇的神话等形式表现出来，但它毕竟是人类认识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可以说，宗教的幻想和想象为人类思维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理性认识的萌生打下了基础，也为哲学思维的生成提供了土壤。宗教引领人类走过幼稚的童年，并孕育着人类更高一级的思维。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哲学起源于宗教，是从宗教中独立和分化出来的，宗教是哲学的温床。马克思认为:“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来说，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作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6］(P26)有学者指出，“在一定意义上说，宗教曾是哲学的温床，而现在也仍可被视为哲学的继续。”［7］

第二，在研究对象方面，哲学和宗教有共通之处，它们面对的都是一个大全的世界，都面向宇宙和人生。而从本质上讲，哲学和宗教又都是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基本形态，都是人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生的一种认识、体悟和理解，都是人对自身安身立命之根本的寻求。

人生天地间，面对的是无限的宇宙、纷繁的社会和有限的人生。人与其他生物相比的关键特殊性在于，人是有思维的动物，它不是消极地适应世界，而是用思维思考和认识世界，用双手征服世界和创造属人的世界。人不能停止思考，也不能须臾放弃实践。人类的生死，祸福，善恶，今生与来世，现世与彼岸，都是哲学和宗教共同关注的问题，世界观、人生观、认识论，都是哲学和宗教共同面对的课题，哲学唯心主义也往往与宗教殊途同归。我们常说，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宗教又何尝不是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有学者指出:“宗教就是人类源自远古的、并不断发展演变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它既是古代人类哲学的雏形，也仍然是当今人类哲学认知的一种特殊形态。”［7］宗教的确是人类源自远古的、并不断发展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只不过，它不是像哲学那样依靠概念和逻辑推演形成的理性认识反映世界和人生，而是通过朴素的观察、直观的形象、大胆的猜测和想象以及虔诚的信仰来表达人对人类自身、自然界和社会的理解和认识。宗教与哲学作为世界观和人生观，虽然迥然不同，却也异曲同工。在很大程度上，宗教对世界图景的把握是哲学智慧的源泉，哲学既是对宗教认识的继承和检视，又是对宗教认识的消解和反判。历史上，宗教和哲学的对立和斗争实际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对立和斗争。总之，宗教和哲学既是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和发展的两条基本路径，也是世界观和人生观存在的两种基本形态。

从本质上讲，哲学和宗教作为世界观、人生观，都是人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生的一种认识、体悟和理解，都是人对安身立命之根本的寻求。宗教和哲学都力求对世界的本原和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等问题作出回答。正如黑格尔指出的:“哲学和宗教站在同一基础上，有一共同的对象:普遍独立存在的理。”［5］(P64)哲学的“爱智”和宗教的“爱神”，其实都是通过叩问现象世界而探询那隐匿在现象世界背后的永恒，都是人认识世界、寻求真理的精神生活形态。人类对世界本原、对绝对和确定性的寻求，是人为求得心灵的安稳而寻求生命的可靠根基的本性使然。这种本性可以引导人类走向宗教，也可以引导人类走向哲学。宗教的神或上帝不过是人类对生命确定性的一种寻求，是人对生命根基的一种确认。古希腊神话中的诸神，各司其职，其实无不是希腊人现实需要的反映。古希腊人第一次提出了“万物始基”的追问，其中所包含的也是对永恒、绝对和确定性的探寻。所不同的是，这一追问开启的是哲学的“爱智”之门。

第三，哲学和宗教都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形式。它们既交融互渗，又对立斗争。

文化是人的创造性的产物，有了文化的创造，人类才算真正从自然界中被提升了出来。所以，人类之不同于动物的关键，在于人是文化的存在，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塑造着人。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诸文化样态中，精神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精髓和根脉，精神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人类文化绵延不绝的根本所在。黑格尔曾将哲学、宗教和艺术同列为绝对精神的三种样态，足见他对哲学、宗教和艺术等文化形式的重视。吕大吉先生指出，“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形式”，［4］(P689)这一论断突破了仅仅将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哲学和宗教都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的基本形式，在人类文明的旅程中都曾经发挥过和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地讲，历史上和现代社会中几乎每个地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哲学和宗教信仰，从而使这些地区、民族和国家彰显出迥然不同的文化特色。很大程度上讲，哲学和宗教的差异就是不同文化间最大的差异，而哲学和宗教的个性就是不同文化个性的符号和标志。

作为人类文化的基本形式，哲学和宗教都不是独立存在、平行发展的，而是与各种文化形式密切联系、相互作用、交织融合的。前文已述，从人类认识的历史和逻辑发展看，宗教对世界图景的把握是哲学智慧的源泉，是哲学思维的母体。古希腊是西方哲学的摇篮，泰勒斯提出的“水为万物始基”的论断，标志着西方哲学智慧的萌生。在此之前，则是神话和宗教的一统天下。中国人相信“天”，有“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的神话，西方人也无一例外地相信是各种神或上帝创造万物、主宰世界。宗教与哲学之间，宗教和哲学与政治、法律、科学、道德、艺术等其他文化形态之间都体现出一种水乳交融、相互影响的关系。哲学、艺术和宗教的关系往往更为密切，在文化史上，很多宗教家同时又是哲学家或艺术家;在学术思想关系上，宗教思想中往往包含着哲学的思辨，而彻底的哲学又有走向宗教信仰的倾向;宗教常常使用哲学思维的方式和哲学的语言来论证其教义、确立其信仰(如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哲学则常常把宗教的信仰和宗教提出的问题作为自己思考的对象，把它们放在理性的审视面前进行考察和批判。

哲学和宗教两种文化形式也是在对立和斗争中发展的。泰勒斯的论断宣告了西方哲学的第一声啼哭，也同时拉开了哲学和宗教融合与斗争的序幕。古希腊先哲在创造“哲学”这个概念时，赋予它“爱智慧”的原初意义。但许多希腊哲人如毕达哥拉斯等在“爱智”的同时也不得不去“爱神”，因为他们认为神比人更有智慧。毕达哥拉斯在创建其哲学时引入了远古宗教的神秘主义，不知是否源于这样的认识。正是在“爱智”与“爱神”的纠结中，哲学开始了它曲折的历程。柏拉图是西方哲学第一个理性主义体系的创立者，但他的晚期思想也不可避免地熏染了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所有这些都使得古希腊哲学一开始就具有神性思维及思辨的特色。而古希腊后期，哲学与来自东方的犹太教相结合，从而使宗教又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中世纪的西方世界，宗教成为绝对权威，而哲学则一度沦落为神学的婢女。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开始摆脱宗教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刻地启迪了人们的智慧;而宗教则受到了世俗社会甚至宗教内部有识之士的强烈批判，宗教改革势在必行。

第四，在阶级社会中，哲学和宗教都是社会意识形态，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宗教是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异化反映。从产生来看，宗教从原始社会起就出现了，不过，原始宗教无所谓阶级性，也不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它更多地是反映人们对自然现象和自然压迫的认识和理解。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教除了反映自然压迫外，更多地是反映社会压迫和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宗教虽然大多为劳动人民所创造，反映广大人民的疾苦和愿望，但最后往往为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他们麻痹人民思想、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曾被统治阶级定为国教。宗教国家化，政教合一的形式，使得宗教直接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中国的儒教虽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宗教，但在中国封建社会却具有宗教般的作用，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在唐代也曾为封建统治者所青睐。儒、释、道三教共栖，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纵观中外历史，利用宗教论证阶级统治的合法性，禁锢人民的思想，稳固自己的统治，是统治阶级的惯用手段。当然，历史上，劳动人民也常常利用宗教反对阶级统治，把宗教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或旗号，但这并非历史的主流。

哲学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哲学比宗教更加远离政治上层建筑。同样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哲学相比宗教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和宗教的大众化有所不同，哲学主要作为思想和理论而存在，并往往只为少数社会精英系统地掌握。哲学思想润物无声，往往渗透在宗教、政治和其他意识形态之中。统治阶级可以不利用宗教，但却不能离开一定哲学思想的指导，尽管可能是不自觉的。当然，哲学不是统治阶级的专利，被统治阶级也有自己的哲学。因此，哲学和宗教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第五，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科学、哲学、宗教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而哲学和宗教作为人类文化的基本形式，对科学理性的调节、补益价值将会日益凸显。

近现代以来，科学理性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科学技术以令人瞠目的加速度发展和更新。科学技术不仅改变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也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理想。一般而言，科学和宗教是对立的，科学的前进意味着宗教的退缩。然而有趣的是，现代社会，宗教在科学技术的发展面前不但没有退缩，反而出现了某种“复兴”的迹象。这是因为，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它给人类带来的并不总是福音，唯科学主义的灾难性后果令世人忧心忡忡，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宰制越来越导致人的异化，科学技术带来的各种危机和精神恐慌，各种焦虑和不确定性，使人类更加渴求精神的慰藉，在这样的情形下，宗教乘势而上也就不足为奇了。作为人类文化的基本形式，哲学智慧应该启迪和抚慰人类心灵，应该用冷静的反思和深度的批判时刻警示人类。科学技术的选择、创新、发明和应用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标准、尺度和规则?它将给人类带来什么?它将把人类引向何方?这些是科学本身应该思考和回答的问题，也是哲学应该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科学毕竟只是人类理性的一维，其作用终究是有限度的;如若没有哲学、宗教等文化形式的调节和补益，科学理性就很容易过分膨胀，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就宗教而言，其“复兴”也不是一无是处。宗教的主旨总是教人向善，宗教信仰和教义教规的力量可以抑制人类兽性和贪婪的一面，遏制人类的某些不明智行为，给人类日益膨胀的欲望多加一个符咒。在此意义上，宗教将对科学理性的过分膨胀起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总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并不意味着宗教的消解和哲学的终结。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科学理性日益膨胀的现代社会，宗教仍然会发挥独特的作用，哲学仍旧会大有可为，它们对科学理性的调节和补益价值将会进一步凸显出来。

三、哲学与宗教的区别和界限

第一，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宗教的基本问题是人与神的关系问题。

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8］(P223)思维是人的思维，人的特质，只有人才具有真正的思维。“存在”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其意义最宽泛也最模糊，如“是”，如“有”;在恩格斯的上述论断中，“存在”就是“物质”的同义语。思维体现了人类意识的自由性和创造性，存在体现了物质世界的自在性和客观性，因此，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劳动实践的产物。劳动实践创造了人和人类意识。自从有了人和人类意识，有了人类的实践活动，世界就被二重化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或自在世界和自为世界。因此，人类和动物不同，它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个二重化的世界，在这个二重化的世界中生存和发展。一方面，人要受必然规律的制约，要直面现实;另一方面，人作为有意识的社会存在物，总是在为自己建构、设想某种理想世界，而理想世界的存在规律则是扬弃了必然性的自由。因此，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就构成了人类世界的本原性矛盾。而这一矛盾在人类生活中又表现为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人类的全部实践活动最终是要把现实世界改造为符合自己目的的理想世界，是在不断制造世界分裂的过程中追求世界的统一。在对自由与必然矛盾的理性思考和探索过程中，哲学才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所以，哲学是人类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超越性的把握，是对自由与必然矛盾的理性思考，这种把握和思考在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中得以集中体现。

其实，人类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超越性把握，有两条基本的路径，即哲学和宗教。哲学体现的是理性思维的路径，宗教总的来说体现的则是非理性思维的路径。哲学以概念和逻辑反映现实，从总体上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宗教则以幻想和虚构映照现实，附会和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哲学世界观一般是以科学为根据的，而宗教世界观是以幻想为根据的”［9］(P132)。宗教创造了一个幻想的神灵世界，人和人类世界反过来成为神灵世界的创造物，神则成为人和人类世界的主宰，人与神的关系问题从而成为宗教的基本问题。在哲学看来，世界上没有神，是人创造了神。费尔巴哈在宗教最盛行的时代曾振聋发聩地指出，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属神的本质之一切规定，都是属人的本质的规定”［10］(P39)。一切宗教都把神凌驾于人之上，神是人的主宰，人是神的创造物，神是不可亵渎、不可侵犯的，不敬神灵必定要遭受惩罚。人与神的关系不可颠倒，人神关系的颠倒意味着对宗教情感的亵渎，对宗教思想的颠覆，对宗教权威的反叛，这历来为宗教信仰者和宗教卫道士所不容。不仅如此，在中世纪的欧洲，一切对人神关系的怀疑，一切动摇人神关系的思想、言论和行为都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等组织的封杀、打击或迫害。《天体运行论》直到哥白尼死后才得以发表，布鲁诺为信仰和宣传“日心说”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例证。

第二，哲学诉之于理性，而宗教诉之于权威。

罗素认为:“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介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那些迄今为止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11］(P11)

哲学要求用抽象的概念，并依靠概念进行理性思维和逻辑推演，从而反映客观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规律。它立足于客观的经验事实，从这些事实出发上升到普遍命题，并对这些命题作出合理的说明，而其正确与否最终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不能自奉为不可更易的信条。哲学从产生起就打上了人类理性的烙印，带有显著的思辨色彩。纵观哲学史，哲学的发展正是人类积极思辨的结果，是人类理性使然。例如，“万物始基”(即“本原”)问题的提出，一方面表明人类对纷繁变幻的现象世界的不信任、不满足的态度，一方面则表明人类有了这样一种明确的意识，即相信透过纷繁芜杂、充满不确定性的现象世界可以找到使人类安身立命的绝对性、确定性与可靠性。宗教虽然也在追求这种确定性和可靠性，但它是把这种追求寄托在幻想的、有形和无形的各种神灵身上。泰勒斯的论断首次将这种追求锁定在自然物质——“水”之上，开创的是一条自然哲学的道路，是理性思辨的道路。因此，哲学是理性的事业，在这方面它与科学是一致的。

宗教依靠的是虔诚的信仰，不能用经验和理性来否定宗教信仰的权威。宗教强调的是建立在情感、体验和信仰之上的权威，而哲学注重的是经验知识和理性认识基础上的思辨。哲学探求真理，宗教则向往来世和天堂;宗教要求人们无条件地信仰宗教的神灵，遵守其教义教规，而哲学不仅不要求盲目信仰其结论，而且提倡怀疑、反思和批判。因此可以说，宗教的要义在于“信”，而哲学的奥秘在于“思”。宗教的“信”以宗教情感和宗教体验为基础，而哲学的“思”则以经验事实和逻辑论证为根据。哲学虽然也并不排斥信仰，但哲学的信仰是对理性的崇仰，对真理的探求;而宗教的信仰则是对偶像和权威的虔信和膜拜。这里的“权威”主要是指“神”的启示、教义教规以及宗教信仰必须遵循的原则。相比哲学，宗教不仅强调思想和情感上的信，更加强调宗教行为上的做，理论的演绎是无法理解宗教问题的。

第三，哲学区别于宗教的关键之处在于哲学的怀疑、反思和批判特质。

哲学思维的旨趣在于怀疑、反思和批判。任何思想都有其得以形成的前提和根据，哲学善于把目光指向思想产生的前提、根据、过程和结果，发现思想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在哲学的审视下，思想的前提、根据等既有内容往往要受到挑战，发生转换，思想本身也就会发生层次的跃迁和升华。哲学反对未经检视的盲目的信仰，不尊崇任何形式的权威。哲学常常将一切——包括信仰和权威都置于理性的审视之下，重新进行思考并得出新的结论。哲学相信理性的力量，追求反思和独立，不仅不承认所谓权威，甚至拒绝现成的答案。怀疑、反思和批判是哲学的特质。而宗教的特质恰恰在于它的非批判性。宗教必须建立在权威和信仰的基础之上，宗教必须惟权威是从，必须惟信仰至上。对信仰的怀疑、对权威的反叛，是宗教所不能允许的。没有神灵和教义的权威，没有信仰的启示和主体自身宗教情感的体证，宗教也就不成其为宗教。哲学与宗教的对立，恰在于这种内在本质的对立上。哲学虽然在中世纪曾一度沦落为神学的婢女，但其反思、批判的本性注定它必将摆脱宗教的宰制和束缚，成为启蒙运动的一把利剑。

哲学的最突出特质在于它是反思的，而宗教则是非反思的。这一致思路径的区别集中体现在哲学和宗教对本原问题的探求上。哲学通过理性的反思和批判而返回本原，而宗教则通过神的启示，以本原之光照亮现世，二者是相反的两个过程。具体地说，宗教是以神的启示的方式直接去领悟世界的本原，虔诚地相信这个本原，并且由对这一本原的领悟与信任而肯定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而哲学则不然，它完全是以不同于宗教的方式去追寻本原，它是出于对这个世界的不满足、不确定、不信任，也即有所怀疑和反思而去追问世界的本原。对于哲学来说，一切法则，只要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行动的法则，都可以从理性中找到根据，即它们都可以被觉悟、意识为理性的法则。在此意义上，哲学的反思就是从理性自身中寻求一切法则之根据的活动。因此，理性通过哲学给出的法则是自觉的法则。而宗教信仰给出的一切法则都是直接的法则，也就是说，是非反思的法则，因为宗教不是靠理性的反思，而是靠纯粹的直觉达到本原，并由此出发观照现世。总之，哲学是从“不满足”和“有所疑”开始的，哲学是反思的;而宗教是从虔诚的信仰和既定的法则开始的，宗教是非反思的。

第四，宗教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观念，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而且表现为一定的情感体验、行为方式、社会实体和制度安排，而哲学只是一种纯粹的思想观念。

“哲学本来是关于观念的，关于这个世界的观念，关于人们如何生存的观念”。［15］(P3)作为一种纯粹的思想观念，哲学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是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它是一种比宗教和政治更加远离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哲学史上虽然也有过“哲学王”的宏愿，但历史证明，那不过是哲学家们的幻想。在阶级社会中，哲学和宗教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形式，都服务于阶级统治的需要。哲学作为思维方式和社会意识形态，主要体现为对统治阶级统治思想和统治方式的指导和制约，它是作为思想上层建筑而存在的，不表现为直接的情感体验、行为方式或制度安排，更无相应的社会实体。而宗教则不同。宗教既是思想上层建筑和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又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实体和制度安排。吕大吉先生指出，宗教具有四大要素:宗教的观念、宗教的感受和体验、宗教崇拜的行为、宗教的组织和制度。四要素缺一不可，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宗教。［4］(P77－78)可见，宗教与哲学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宗教浓重的情感体验、虔诚的崇拜行为、制度化的宗教组织、纷繁复杂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政策等等，都是哲学所不具备的。

四、哲学与宗教关系的现代启示

哲学史证明，任何真正的哲学都不能不认真面对如何认识、理解和对待宗教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都曾认真地研究和批判过宗教。马克思说:“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3］(P1)，“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13］(P3)对“真理的彼岸世界”的批判，就是对宗教的批判，当时哲学的任务首先是通过批判宗教，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一定程度上，正是从对宗教的反思和批判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才逐步创立和发展起来。

作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不同形态，哲学和宗教都是人对终极存在、终极价值、终极意义等人类安身立命之根本的寻求。这种寻求是永恒的，因此，哲学和宗教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与人类相伴随，仍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彼此交融、对立斗争。作为人类文化的不同形式和人类文明的载体，哲学和宗教在人类社会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它们的作用不可取代，也不能互相替代。简单地将宗教视为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视为消极落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打着革命的旗号，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粗暴地压制干涉，以及用其他所谓“革命”的方式和手段对待宗教问题，最终证明都是不合时宜的，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历史教训需要记取。总之，简单地消灭宗教的主张是荒谬的，任何武断地消灭宗教、排除异己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宗教问题毕竟是一个复杂的思想问题和社会问题，只有靠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靠积极的教育和引导，靠正确的宗教政策来应对。

必须正确分析哲学和宗教的密切联系，廓清它们的区别和界限。费尔巴哈曾试图建立无神的、“爱”的宗教，那是哲学向宗教的妥协退让，是一种糊涂的幻想。哲学的神秘化对哲学来说将是放弃自己的领地，是自毁长城。在哲学和宗教的对立和斗争中，宗教常常采取攻势，宗教以各种形式向哲学的进攻和渗透值得警惕。作为一对冤家，哲学代替不了宗教，宗教也取代不了哲学，它们各自有各自的领地。哲学和宗教之间虽有交融互渗，但它们毕竟是矛盾对立的。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也不可相互取代，在对立和斗争中发展，是二者关系的基本趋势。

哲学和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在现代社会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一般来说，宗教与科学是对立的，哲学与科学是相辅相成的。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推进器，当今国际竞争聚焦在科学技术和人才的竞争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各国各民族都空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相对而言，哲学社会科学却渐显“式微”。哲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科学的发展，哲学对科学的引领作用湮没不彰，哲学处在科学和宗教的夹缝之中，颇受误解和冷落，有逐渐被边缘化的危险。在人类文明史上，哲学曾是科学的母体;在科学分化日益发达的今天，哲学却面临“无以为家”的尴尬。但是，哲学要思考和面对的是一个大全的世界，它的触角无所不在。哲学向各门科学的渗透，各种部门哲学的兴起，恰好证明“无以为家”的哲学正走向“四海为家”，“四海为家”的哲学正努力争取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有所作为，尽管情况还不是尽如人意。哲学在努力，宗教当然也不会自动偃旗息鼓。科学的发展并没有占领宗教的领地，宗教问题反而越来越复杂了。从世界范围来看，信仰宗教的人数有上升的趋势，宗教争端和宗教冲突成为政治军事危机的重要根源，打着宗教旗号的“邪教”时有出现，这些都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可见，科学与宗教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科学和哲学对宗教的斗争道路依然漫长而遥远;在科学突飞猛进的形势下，哲学如何总结科技进步的成果，如何引领科学健康发展，如何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仍然是非常严峻的课题。

科学和人文是社会进步的双翼，二者不可偏废。科学和人文的和谐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哲学在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占据显要的地位，哲学与科学是人类理性的双璧，它们应当互为股肱，共同促进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而宗教问题，当前首先要做的应该是继续更新观念，改变固有的偏见，改变简单粗暴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对待宗教。宗教在社会发展中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应该对宗教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促进宗教学理论的发展，加强对宗教问题的研究。当然，宗教并非医治科学理性膨胀的灵丹妙药，也不是疗救人类痛楚的必然选择;而且，宗教对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宗教在一定范围内的积极意义，不能无视世界人口中占据多数的信教人群所能起到的作用。我们要提倡科学、尊重科学、发展科学，要积极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同时要加强宗教学理论的研究，妥善处理宗教事务，引领宗教健康发展，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1］孙正聿.哲学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2］王晓朝.宗教哲学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卷1)［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

［7］卓新平.宗教与哲学断想［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李承贵.宗教与哲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10］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1］【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英】琳达·史密斯、威廉·瑞珀尔(张念群译——.智慧之门:宗教与哲学的过去和现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