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建

(中国药科大学，江苏 南京 210009)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总结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指出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指导思想，以及到2020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目标，部署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各项重要任务，强调了加强党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领导。具体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全会向全党明确提出了“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

一、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

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仍需要进一步搞好中国的文化建设，努力提升中国的文化实力，复兴中国文化的强势地位。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代，竞争已由“你死我活”的两极对抗式转变为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式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这一激烈竞争，不仅包括政治实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军事实力等，也包括文化实力。也就是说，文化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力量，并日渐成为核心竞争力。目前任何国家和地区谋求发展都不可能再走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殖民掠夺式的老路子，必须和平崛起。要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必须同时提升中国各方面实力。文化实力是当代世界强国的一个重要表征，它是指一国的文化对整个世界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历史上中国曾经是文化大国，也是文化强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都走在世界前列，古老灿烂的中华文明对整个人类的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只是到近代中国落伍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锁国，中华传统文化没有与现代文明接轨。当中国陶醉于康乾盛世之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第一次科技革命，而邻国日本却在明治维新后通过“教育立国”、“科技立国”战略，迅速赶超西方列强。近代中国的衰落，又反过来造成了中国文化世界影响力的下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而西方文化在近代却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成为了一种强势文化。今天，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正在复兴的民族，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她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自己强大的民族精神的支撑，整个国家更需要有自己巨大的凝聚力来黏合。这种强大的民族精神的支撑力与国家巨大的凝聚力所构成的强大的文化实力应该说是我们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强大的文化实力不仅对内具有极大的凝聚力、鼓舞力、推动力，对外它也具有极大的辐射力、传播力、渗透力。

在21世纪，中国作为大国不再仅仅因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也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综合国力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世界工业生产第一大国、世界最大的国内投资国、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等。中国的大国地位还因为其“中国发展模式”，它为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多样性发展提供了成功典范。其中，中国文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升而不断地传播到世界各国，也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提供了文化上的支持。因此我们看到: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在对外传播上，中国文化近年来对外传播的速度和状态是惊人的。2004年，正当美英两国因在为伊拉克战场上遇到诸如宗教观念、人权观念和文化观念不同，而导致其内外决策进退两难的局面发愁的时候，中国与法国这两个古老的文化大国，却在2003年—2004年互办“文化年”而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2006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由于伊朗核问题上所造成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冲突时，中国与俄罗斯两国则在2006年—2007年互办国家年，在政治、经贸、人文、军事等各个领域开展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二、中国文化生态理念在世界文化体系建构过程中的话语权

虽然我们充分认识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也极大增强了文化实力，但在文化话语权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少数发达国家总是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利用全球化的机会，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力图使自己的价值观全球化。面对个别超级大国推行的“文化单极论”、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主张建立政治、经济新秩序后，提出了建立新的文化关系的要求。面对民族文化主权遭受侵蚀和削弱的现实，许多国家开始重视维护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主张“文化多极论”，建立平等、公正、互惠互利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对话的新秩序。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既要反对“文化冲突论”和“文化趋同论”两种错误论调，又要反对“西方中心论”、“东方文化优越论”等错误倾向，建立起人类共同接受的基本价值观念。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当然也需要文化来支持。现在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如果不能迅速建立自己的文化优势，增强用文化凝聚各方面的能力，就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捍卫自己的战略利益，就会处于被动守势，就难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因此，必须在世界文化交流和竞争中把我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在中国人民中间乃至在全世界人民中间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我们需要营造一定的文化理念和氛围来展示我们国家和平崛起的形象。而文化生态理念的提出，就可以作为展示我们国家和平崛起形象的一种尝试。

文化生态的理念从文化诸多具体形态之间的生态关联出发，强调具体文化形态之间的文化整合。这种文化生态所强调的文化整合，是指蕴涵在各种具体文化形态内部的文化因素或各具体文化形态在功能上相互协调，形成一个有机文化生态系统的过程。文化整合不是把各种文化因素简单地组合在一起，而是有主有次，突出消化吸收;文化整合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即文化结构不断重组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各种文化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新的调整，同时新的文化因素应运而生。文化整合之所以得以实现是因为文化不仅有排他性，也有融合性，特别是当不同的文化相遇时，它们必然相互吸收、融化、调和，从而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逐步整合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不管是何种文化，它作为民族的或是其他人类共同体验的结晶，都含有特殊的价值。各种文化虽然因为价值取向不同使其经常发生冲突，但是因为文化本身有价值，特别是当一种文化的价值为另一种文化所不具备时，它的这种价值就会被另一种文化所吸收。单性文化的封闭式发展，则会导致文化的萎缩乃至衰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文化体系愈是吸纳整合异质文化，其文化体系就愈丰富，愈有生命力。而一个文化体系愈丰富、愈有生命力，它的整合能力就愈强。

中国的大国地位要求中国文化生态建设在世界文化体系建构过程中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利。中国曾经在很长的一个时间里疏离于国际机制的创建，在大多数国际机制中中国都比较消极。中国在许多国际机制的创建中常常不是议程的制定者，只是对别国提出的议程被动地做出反应，因而往往成为国际机制的非受益国。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就不能没有在国际机制建构过程中的发言权，其中当然包括国际文化机制的建构。目前国际文化秩序主要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维护对其有利的国际文化分工体系，侵吞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资源和市场，表现出一派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趾高气扬。制定规则与适应规则表现出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动权程度。中国应该而且完全有能力充分发扬我国在文化生态建设上的优势，带动他人接受我们的游戏规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中国率先提出来的，今天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处理国家事务的普遍准则。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规模的本身赋予其影响国际秩序运动的有力手段。要想真正在世界文化生态中取得与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身份相称的主动权，只有成功地让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同中国在世界文化体系建构过程中的话语以及这一话语所包含的普遍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我们不难看出从中所要反映出的中国意愿，即随着国际事务参与的增多，义务增加，权利增大，中国要求有自己的话语权。其实对于中国的话语权，邓小平早在1992年4月28日就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中国文化生态建设在世界文化体系建构过程中的话语权与西方的旧殖民体系不同，与西方的新殖民体系也截然不同。中国文化生态建设在世界文化体系建构过程中的话语权有如下特点:

(一)中国文化生态建设在世界文化体系建构过程中的话语权是平等的话语权

在这个文化全球化的时代，世界文化生态更多趋向于多样化。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生态是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不同文明在文化上的相互借鉴是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文化的多样性尽管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受到过“强势”文化试图以自己为标准改造“弱势”文化的挑战，而且对“弱势”文化来说，这种挑战在当代来势迅猛的全球化大潮下显得更为严峻，但任何将自己的文化定于一尊的做法都与世界文化发展的大势相悖，必将受到抵制而无法得逞。此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类社会具有了更多的共同价值观，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生态特性的消失。全球化使得国家之间的文化生态交往变得空前频繁，不同文化生态之间的互动与杂交成为当今世界文化生态的基本内容。当不同的民族文化生态在吸取他国或他族文化生态优点的基础上回应全球化的挑战时，世界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这是一个不以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或者某种文化生态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我们正处在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变革中，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发展不仅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更需要国际间日益紧密的经济文化合作乃至联合。

中国文化生态建设强调在承认世界文化多样化的前提下，强调事物的辩证统一，反对将全球文化“一元化”，鼓励不同的文化“百花齐放”，要承认“不同”，并且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和谐”或“融合”)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即无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两者是平等的、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都没有绝对的力量去取代对方。应该承认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化，其文化本身都必然含有人类智慧的结晶。而共同的人性无疑是存在的，尽管它表现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重大差别。但谁也抹杀不了从文化多样性中可以看出的人类的普遍性。普遍性是从各个视角所折射出来的普遍性，这是人类通过艰苦的奋斗才形成的趋势。法国学者阿兰·莱伊认为，要达到确定人的普遍性的目标，必须创立跨文化的准则并摧毁那些殖民主义、排外主义的不平等以及人为的等级划分。［1］(P27)在全球化趋势大大加快、全球交往日趋频繁的今天，各民族都面临必须超越和扬弃本民族中心的观点，创造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宽容氛围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各民族都对建设世界文化生态负有责任。在一定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特定生存环境下人们所选择的某种应对策略。在人类发展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东西方文化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由于不同的文化底蕴、不同的文化环境以及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文化选择，”［2］但是对全世界优秀文化的吸收有助于改善和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并且当代的文化全球化也不是指文化的单一化，“全球化并没有使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成为单一的文化，”［3］而是指不同文化在全球层面上大规模的交流与互动的状态，并在这个过程中彼此地位平等并相互吸收、相互借鉴而促进文化的共同发展。

(二)中国文化生态建设在世界文化体系建构过程中的话语权是共同发展的话语权

虽然东西方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长河之中处于不同的历史位置，但是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全球化打破了各国文化生态的藩篱，把各国文化生态卷入了大交流、大融合的浪潮，然而，它却是以各国文化生态的认同危机为先导的，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仗着经济、科技的优势，造成了对工业化程度低以及农业国家文化生态的排斥和压抑，引起了这些国家文化生态同一性的危机，同时也激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文化生态同一性是指一个群体与另一群体或另一些群体的关系以及它们相互承认和自我承认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的观念，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当民族内部群体关系变动时，文化生态同一性也必然随之变动，这种改变是潜移默化的，常常是在无意识中实现的。

对待这种文化生态同一性危机的合理选择就是以现代化的发展规律为参照系，以民族根本利益为基础，在对本国文化生态建设的反思批判中发现其优秀的内核和传统，在对本国文化生态与发达国家文化生态的比较中找到两者互动和沟通的桥梁。这是历史上比较常见的文化生态之间的共同发展模式，但这种发展是一种弱势文化生态被动的、伴随着阵痛的发展。

而中国文化生态建设在世界文化体系建构过程中的话语权是一种共同发展的话语权，这种共同发展不会导致弱势文化生态处于被动地位并且伴随着阵痛。这是通过文化的宽容而达到的。在世界文化体系建构过程中，坚持自己民族的价值原点是避免民族文化盲目趋同失去个性的一个原则，但要把民族文化自尊与民族文化偏执区别开来，对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持宽容、尊重、学习的心态，这样，文化的交流、理解、共同发展才有可能。文化宽容是对不同于自己的信仰、思想和行为的容忍和允许，其实质是承认思想的自由权利，而文化偏执则是执意追求和维护一种单一的文化价值，拒绝接受文化的多样性，把不同于自己文化价值的存在看成一种异己的状态。全球化引起的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打破了以往被认为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准则，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的多样化使人们甚至无所适从，渴望安宁、平衡、充实使人们努力追求精神的终极关怀，于是人类共同文化的兼容开始被纳入视野。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在时间上与现代化相对接，在空间上与世界相关联，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由于受阶级和意识形态划界的斗争哲学的影响，过去我们对超阶级的人类共同文化是视而不见的，但事实上，文化作为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特有活动，是具有通约性的，人类生产和交往日益社会化在推动人从特殊状态向普遍状态转变的过程中，促进了文化的通约性发展成人类共同文化。人类共同文化是从各民族文化中抽象出来而又普遍影响各民族文化发展的世界文化，是超越一切民族政治模式、宗教信仰、文化习俗差异的不可遏止的人类的共同追求。随着当今全球化使事关全人类生存和发展命运的共同利益的不断增多，以及全球文化的大交流和大融合，全人类的共同精神文化财富和共同的价值观念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多。

三、我国文化生态理念面向世界的整合

世界文化的深刻变化，构成了中国在21世纪文化生态发展的宏观环境，也对中国文化生态建设提出了新的重大课题和任务。21世纪的中国文化生态建设只有在破解难题中，才能形成新的战略思路，显示强大的生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在民族状况、历史传统、人文地理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因而必须找出适合自己情况的文化发展模式和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发展战略，探索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现代化建设道路。对于中国而言，“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博采各种文化之长，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4］(P33)便成为21世纪中华文化生态建设的新选择。因此，要创建、缔造的中国现代文化，以中华文化多样性为基础，实现对中华文化新的整合。这种整合不是各种文化类型的调和，不是多样性文化的机械拼凑，而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立足于中华文化多样性的深厚基础，并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地选择、融化、重组、整合各种优秀文化的特质而实现的新的文化“突变”，由此产生出与中国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新物质、新结构、新体系。文化生态的理念所强调的文化整合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去考察:

首先，从世界文化生态系统层面上来考察，各个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在保持和弘扬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接纳现代性、吸收全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形成一种既适应现代又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一方面要抛弃某些已失去价值的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地融进有价值的新文化或异质文化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原来渊源、性质以及目标取向、价值取向不同的文化，经过相互接近、彼此协调，它们的内容与形式、性质与功能以及价值取向、目标取向等不断修正、发生变化，特别是为共同适应全球化的需要，逐渐融合、组成新的文化体系。因为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区域的，同时也是人类的、全球的。所以，文化不但具有民族性、区域性，也具有人类性、世界性。各民族文化、各国家文化都有自己生长的土壤与环境，都有各自适宜的活动与发展空间。因此，各国文化都有自己的个性与特征。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毫不例外地努力保持自己的传统、弘扬自己的文化，努力发掘本民族文化、本国文化对现代社会生活的适应性。由于历史是不断转换的，因而，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与现代社会适应的一面，也都有与现代不适应的一面。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经历着不断筛选和相互学习、相互融合的过程。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各民族间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这就造成了一种现实可能性，即各民族在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的同时，也使自己民族的文化成为整个人类文化的有机构成，从而使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其民族性和人类共同性的有机统一。同时也会造成另一种现实可能性，即出现强势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排斥和压抑，引发了其他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因此，无论东方或西方，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大变动中，都面临着文明重构的任务。在文化生态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在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比较中找到两者互动和沟通的桥梁，实现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整合。民族文化只有在时间上与现代化相对接，在空间上与经济全球化相关联，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世界文化生态从来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存在，它体现在多样的民族文化形态之中;世界文化生态的发展是将各民族文化无声地联系在一起并不断扩大普遍性成份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将文化的民族化和世界化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各民族的文化创新，走向现代化文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其次，从每个国家内部文化生态系统层面上来考察，各种包含和折射着不同话语内涵的文化形态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展现着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满足着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某些需要，它们在力量的消长中体现着文化系统绝对的动态性，又在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有效引导下处于相对稳定的态势。如果一个国家想从文化生态的视角追求国内文化实力的最大化，就不得不从这个层面着手，来达到文化生态内部各种具体文化形态之间结合的合理性、协调性、融洽性、有序性，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文化生态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因为整体功能不是诸要素、诸部分、诸方面功能的简单相加，它必然大于诸要素、诸部分、诸方面功能的简单相加。从我国来看，国际层面的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层面上市场经济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塑造了我国文化生态的存在样式，把过去相对单色的存在变成了一种多样的杂色的存在样式。伴随着市场经济尤其是大众传媒的发展，大众文化异军突起成为与来自官方的主导文化、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大众文化的出现是一种文化进步。然而，作为一种有着巨大影响而又充满内在矛盾的文化境遇，肯定大众文化的进步性并不意味着可以漠视大众文化的弊端带来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大众文化自身的确存在着不足和问题。因此，构建大众文化和主导文化、精英文化的良性互动机制，实现文化样式多样性重组是我国文化整合的重要内容之一。而经济全球化不仅全方位地影响着文化本身的特质，而且将这些异质的动态的文化构成了一幅有待重新编排的“文化地图”。必须承认，我们事先不能也无法预设这种多样文化展开的理性秩序与规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文化结构、功能和样式上进行整合是对经济全球化积极回应与认识的必然。从宏观层面看，文化的整合不仅要超越具体的价值目的，而且在整合过程中，要将那些不同的文化价值力量整合为一种凝结着人类整体利益和整体价值理想的力量，从而使人类的文化实践行为充溢着一种健康自觉的人文精神关怀。

我们相信，经过中国文化生态建设之后，中华文化已并非原典意义上的中华文化，而是经过了现代诠释或创造性转换后符合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也就是中华文化中那些具有现实性和未来化因素的精粹。

［1］乐黛云，【法】勒比雄.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吴健.东方价值:世界文化共享［J］.理论导刊，2004，(1).

［3］李资政(李慧玲译).东西方文化与现代化［N］.新加坡联合早报，2004－04－22.

［4］江泽民文选(卷2)［M］.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