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铭 何善平

1988年，当7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集一堂，记者问获奖者“您在哪所大学、哪个实验室学到了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时，一位白发苍苍的学者沉思片刻回答道：“在幼儿园。”并说自己在幼儿园学到了最重要的东西：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拿；东西要放整齐；吃饭前要洗手；做错了事情要表示歉意……

这是一个颇为人们熟知的故事，其中一些行为方式的养成，从微观的方面来说，是一种表现于民族共同文化特点上的习惯、情感、态度；从宏观的方面来说，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持久的精神状态及心理特征，为一民族所独有，对于同一民族而言为共性，对于外民族而言则为特质，这就是所谓的“国民性”。因此，我们不可否认，国民性养成的起点在儿童，早期教育在国民性养成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国民性概念的厘清与解读

国民性的话题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变迁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国民性”却是学术界迄今为止最具歧义的复杂概念之一，它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虽然想周全地刻画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性格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可否认对“国民性”概念定义的混乱是国民性问题研究的直接障碍之一，因此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1.国民性概念的分歧性

国民性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且不说其作为一个学术范畴是否具有合法性基础一直都存在争议[1]，不乏有学者提出“中国国民性存在与否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2]，即使作为一个概念，其表述也没有获得明确的学术认同。“国民性问题的讨论始终是一个学术与情感相交织的复杂问题，这种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其本身就是一个结构复杂的体系——从内容到表现形式，而且对于解读者而言由于学科背景和情趣使然也使理解上的分野始终存在——从科际视界到心理视界的约定或限制”。[3]对“国民性”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学者袁洪亮，在辨析了国内学术界关于国民性概念内涵的基础上给了一个具有“整合”意义的描述：“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然形成的、其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普遍具有并重复出现的文化、社会心理及行为方式的特征的总和。”[4]教军章也在综合近代以来国民性问题研究的成就以及现当代学术研究的进展后，将国民性表述为：“一个民族经由民族国家长期整合的历史文化累积而成的、为其行为主体心理和价值所认同遵从并在社会生活中通过选择相应形式加以表达或践履的文化特质”[5]。

这些定义大致体现了国民性概念的层次结构及其关系，它的内在决定因素是价值取向及其相应的道德伦理观念，这是国民性最深层次的、核心的内容；而主体的行为方式特征、行为过程是国民性的外在表现形式，作为价值或观念的“表意符号”而存在。因此，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把“国民性”理解为一种较为稳定的心理——行为结构，它体现了国民共有与反复出现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性格特点和行为方式等的总和。

2.国民性特点的矛盾性

虽然，学术研究本来就是一项在纷争论辩中获得生机活力的事业，对于一些本身就易产生纷争的问题很难获得一致性认知结论，而且多数情况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总是追求完整统一的认识结论本身也是一种理性的预想。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文社会科学就没有规律可循，在对国民性问题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国民性”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的特点也许正是此话题引起争论的原因。

（1）历史性与时代性。国民性通常表现在人们观念、心理以及行为模式的承传相袭，不易更改，其部分内容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不变[6]，成为不同于他国的客观存在，这就体现了国民性所具有的绝对性、稳定性和历史性的一面。然而，国民性不可避免地又会受到所在地域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教育等条件的不断影响，而出现断裂和变迁，所以国民性又总是体现出一种与所处时代同步的“现代性”，而具有相对性和易变性。因此，大可以不必囿于国民性不断演变的不确定，因为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它对时代的前瞻，而站在时代的角度也完全可以找到其与历史的契合。

（2）积极性与消极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民性概念本身并无褒贬之分，其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与消极性就如同任何事物与生俱来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但是在很多时候，当人们讨论国民性时，似乎仍旧热衷于五四以来对国民性的思维传统或心理定势，“国民”似乎已经打上了“劣根性”的深深烙印，势必揭露、批判、改造而后快。其实，国民性本身只是一种外化于行为方式的价值判断与选择，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行为暗示和模仿而世代相传，在经过重重积累沉淀之后，其中有积极意义的国民性会继承下来，消极作用的国民性也会传承下去。所以，我们不需要提及我们的国民性时每每痛心疾首，而对比其他国家的国民性时却羡慕不已。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批判中继承，对适应时代的国民性进行梳理，为国民性格的塑造提供可行的方案。

（3）共性与个性。从国民性的外部来看，任何国家或民族的国民性总有一小部分内涵交叉重叠，那就是体现为人性的“共性”；但是，国民性之所以为国民性，是在于它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志的“个性”，事实上，各个国家或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国与国的相互关系中都形成了自己具有“个性”标志的国民性。而从某一个国家或民族来看，面临类似问题时其解决方式会趋同，这就说明国民性本身代表着一种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的共性存在，但某一国家或民族国民性的共性只可能表现为代表着个性的主体行为方式之上。因此，国民性的共性是个性内涵的汇聚，而国民性个性的外延往往并不等同于其共性。我们既不能用国民性的共性来限制主体的个性行为，也不能用主体的个性行为过度解释国民性的共性。

（4）显性与隐性。国民性的隐性特点是指它作为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往往内隐于主体不可直观的心理、精神或者意识中，因此，被认为是虚无缥缈、不可触碰的。然而，这种内隐于主体的心理、精神或者意识却仍然可以被他者所感知，因为它们总是会外化为诸如对现实的态度、习惯化的行为方式等，体现在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服饰、语言、风俗、礼仪中，而这些是可以被直观到的。因此，我们不仅要从精神层面看到国民性的隐性特点，同时也要从现实的表现中看到其显性特点，并最终由外显行为入手了解主体的价值倾向，这样才能为国民性的养成和改造提供可能。

3.影响国民性养成的因素

国民性之所以具有矛盾性的特点，主要取决于其形成过程中诸多影响因素的错综复杂。

（1）环境是国民性养成的外部动力。影响国民性养成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周围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和，即客观物质世界或自然界。由于自然条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造成人类在适应环境、创造物质和精神文明时自然形成不同特点的气质性格和心理状态，这是人类能动适应生存环境的表现和结果。而人既是自然环境的产物，又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或者同一环境下所接触的人群、所受到的教育、所担当的社会责任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当然，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单位也隶属于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有句俗话称“家庭是制造人类性格的工厂”，这就说明在家庭环境中教养方式、家庭结构、家庭气氛、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等，是影响个体心理、精神、性格，以及对事情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最直接因素。因此，在人类所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延续与变迁中，国民性自然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

（2）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国民性养成的内部动力。从国民性对个体行为的制约来看，它是一个外在的社会控制过程；而从国民性生成的角度来看，它又是一个内在的个体控制过程。这个控制过程经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将国民性，即内隐于共同体的意识、观念和价值取向，通过个体外化的行为方式显现出来，这种外化虽然受限于国民性的影响，但却是经过个体主观能动性判断、选择之后的行为结果。因此，国民性虽然是个体不断被同化而表现出的共性，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却是国民性生成的内部动力，也是最终决定是否遵从国民性，以及如何体现国民性的决定因素。

（3）教育是沟通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的中介。国民性既是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积淀，也是一定社会文化共同体内的人类在漫长的集体实践基础上的经验累积。积淀本身包含着内化与外化两个方面，二者共同以人类文化活动(教育)为中介相互转换生成。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传承社会文化、传递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的基本途径。教育的作用不仅在于增进人们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通过教育将由共同地域、文化、环境等形成的共识传递给个体，内化为个体的价值观念。教育的过程伴随着国民性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将隐形的国民性通过显性的方式进行了传递。而且，教育的过程与环境的潜移默化影响完全不同，它是有选择的传承，因此，教育一方面在养成国民性的过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担负着改造国民性的重任。

早期教育对国民性的影响

早期教育在国民性的形成过程中有着其他教育形态所不具备的起点优势。我国自古以来传统教育中就有“教子当在幼”“养正当于蒙”“少若成天性，习惯成自然”的说法，这恰好说明了早期教育在国民性养成过程中的独特性。早期教育对国民性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其启蒙性、基础性、开放性、参与性、养成性、综合性等特点。

1.早期教育的启蒙性与基础性为国民性的形成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性

生命开始于启蒙，它是人生最关键的一步，在一个人一无所知的时候，生命对于任何人都是一张白纸，启蒙就是这张纸上的内容，赋予其什么就是什么，很难抹去，即使遗忘也会留下印记。国民性的养成并非一蹴而就，它是一种早期经验对人格影响的不断延续，从生命之始这种影响就已经前置存在。因此，启蒙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早期教育同时具有基础性。从人的发展角度来看，早期教育的对象正处于人生发展的起始阶段。早期教育本身是一种启蒙教育，它使人在存在之初获得基本的知识与技能。国民性的养成也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早期教育是“基础”中的“基础”，为人一生的成长奠基。国民性的养成发端于具有启蒙性质的早期教育，且在具有奠基性质的早期教育中不断形成。因此，早期教育在国民性形成的时间上占有先天优势。

2.早期教育的开放性与参与性为国民性的形成提供了空间上的可能性

在早期教育阶段，儿童的主要任务是游戏，即使学习也是通过游戏的方式来完成的，因此，具有很大的开放性。一方面是开放性的物理环境，相对与学校教育千篇一律的教室环境、固定秧苗式的座位、整齐划一的课程安排等，早期教育在空间、时间及材料投放上对幼儿来说是相对开放的和共享的；另一方面是开放性的心理环境，在游戏活动中的师幼关系、幼幼关系相比在知识授受中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更加平等、和谐。同时，由于儿童感知世界的独特方式，决定了在早期教育中必须注重儿童的参与性，鼓励儿童在活动中自己动手、动脑，自己探索发现。在这种开放式、参与式的、以人与人之间互动为基础的游戏活动中，使儿童获得了相似的早期经验积累，这比学校教育中知识的灌输更利于儿童形成相似的人格形态。因此，早期教育在国民性形成的空间上更具有开阔性。

3.早期教育的养成性与整合性为国民教育的形成提供了过程上的可能性

早期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形态最根本之处在于它“保育”和“教育”任务并重。形成这一特性主要是因为早期教育的对象是尚未入学的儿童，身心发展还不健全，自理能力差，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他们是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需要他人的精心照料。因此，学校教育重在“教”，而早期教育则更侧重于“养”。作为早期教育重要形式的幼儿园教育没有以具体学科为界限的课程内容，而是综合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大领域，并强调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与整合，使幼儿园教育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促进儿童身心整体健全和谐发展。国民性的形成，更多的不是基于言传或观念的灌输，而是在“养成”过程中，通过生活习惯渗透到观念意识、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之中。早期养成教育蕴涵着一个社会、民族、国家文化中带有基因性质的最具根本特征的内容，伴随着儿童社会化的全过程，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与学校教育相比，养成教育对个体身心发展的影响更潜在、也更深远。因此，早期教育为国民性的形成提供了一个过程性的可能。

早期教育养成国民性的限度

6岁前是人的行为习惯、情感、态度、性格等基本形成的时期，是儿童养成礼貌、友爱、帮助、分享、谦让、合作、责任感、慷慨大方、活泼开朗等良好社会行为和人格品质的重要时期。[7]因此，早期教育是国民性养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儿童的发展状况会持续影响并决定着儿童日后价值观念、态度倾向、思维方式、人格发展等方面，并逐渐在成长过程中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改造国民性起点在儿童，最后的落脚点也在儿童。因此，早期教育必须要承担起自己在国民性养成过程中的责任。

1.在演变中寻找现代化的国民性

要养成国民性，首先必须明确其是在不断演变的。张宏杰在《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中提到“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如同瀑布一样，飞流直下，越来越恶化”。国民性的演变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史，人们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不断形成着国民性。虽然国民性具有绝对性、稳定性和历史性的一面，但同时国民性又体现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与时代的呼应，这种与时代同步的现代化“包括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情感欲求、知识才能结构、人格结构、社会化培育模式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和全面更新”。[8]从某些方面来说，国民性的养成实际上就是人的现代化的问题。因此，作为早期教育，在养成国民性的过程中既要向儿童传递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近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达到前人没有达到的理性高度，必须在国民性的历史演变中寻找其现代化的精神实质，在其形成初始阶段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

2.在批判中继承优良的国民性

要养成国民性，也必须要对国民性中积极和消极的方面作出判断。很多对国民性的讨论，多集中于对其劣根性的痛心疾首。从哲学角度看，国民劣根性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既成形态的一些极端形式在现代社会或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顽固坚持和强迫顺延。对前社会形态的积极应和，也许会变为对现社会形态的消极应对。我们应认识到，对国民性的批判和否定针对的是其劣根性的具体表现，这只是国民性的一部分，不应该让批判和否定一直主导着我们对于自身的认识，我们应该努力寻找国民性中对于我们现代身份建构有用的符号和表征，通过肯定和继承国民性中积极的一面，不断形成适合时代发展的国民性。因此，作为早期教育，在养成国民性的过程中首先要向儿童传递的是如何“立”，而非“破”，必须在批判中继承国民性中的优良基因，在国民性养成之初奠定坚实的基础。

3.在改造中选择超越国民性

自现代以来，“国民性”一直是让我们感到困扰和焦虑的问题。今天我们对“国民性”的关切，带着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通过改造自身的某些劣根性，使中国人以更加完美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的中央，希望中国人的形象能从过去的刻板的印象中脱离出来，让世界重新感受中国魅力。这种期望要求我们不仅仅改造国民性中旧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更要寻求符合时代要求的、面向未来需要的国民性。因此，作为早期教育，在养成国民性的过程中必须选择在改造中超越，为儿童传递一种“面向未来的勇气”，而不是一味地“否定现在的坚决”，为国民性的养成注入不竭的动力。

[1]冯友兰著.贞元六书（上册）[J].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98：322.

[2]冯玉文，李宜蓬.中国国民性真的存在吗[J].船山学刊，2006（1）：153.

[3][5]教军章.中国近代国民性问题研究的理论视域及其价值[D].黑龙江大学，2007：86-90.

[4]袁洪亮著/人的现代化——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J].人民出版社，2005：16.

[6]栗建新/“国民性”解析[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3.

[7]虞永平，王春燕.学前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2-5.

[8]王丽霞，杨岚.现代化与国民性重塑[J].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