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炜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一、文化的涵义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五位一体……”［1］同时说明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1］，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在2013年3月17日举行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习近平同志作了关于“中国梦”的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同时强调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针对“文化建设”进行深入的探讨不论是对当下还是未来，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马克思本人虽然未对“文化”一词或“文化建设”做过很详细的论述，但从他对“人”、“人类”、“劳动”、“艺术”、“美”的理解中可以归纳出其“把文化的实质与人的发展作了统一性的理解，认为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2］1;如马克思曾说:“在共产主义社会，所谓画家将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将作画当做自己众多活动中的一项的人而已。”［3］64所以，文化即是人化，又即人类通过自由的、自觉的劳动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种自由表现。然而，“文化”概念的界定，至今还是国内外学界所争论的问题。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4］99－100。更有人将“文化”作分散式的定义:“文化是学而知之的”、“文化是可变的”、“文化显示出规律性”、“文化是个人适应其整个环境的工具。是表达其创造性的手段”［4］118－119。

“文化”源于拉丁文“colere”，意思是耕耘、加工，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和自然物相对立。这是西方的文化概念最原始、最基本的涵义。在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文”的姿态如一个静立的人，它的书写随着不断发展而不断变化，直到汉代才形成正式的写法，这个静立的“人”，胸中由狭隘、嘈杂变得广博、安静，是一种随着知识的增多而自我消解的过程，而“化”字则是由两个“人”组成，左边的“人”躬身向前，仿佛在劳作，右边的“人”则是呈现一种坐姿，挥舞着手臂，像是在指挥着什么，它们相互倚靠，相互依赖。笔者认为，这个字体现了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的联系和群体生活的必需状态。如果说“文”字表现的是一种自我成长的过程，那么“化”字就是学会与人交往、群居的表现。虽然古人并未将两个字放在一起使用，但这涵义却已经栩栩如生。在我国古代汉语中的文化有“文雅”、“文字”等意思，其主要内涵是指“文治、教化”。《周易》记载:“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所指的“天文”便是自然规律，“人文”则是指人伦秩序。“以‘人文’‘化成天下’，使天然世界变成人文世界，便是中国古代先哲赋予‘文化’的内涵”［2］1，它已经相当接近于现代学者对“文化”本质的界定了。

由此可见，不论是马克思所表露的关于“文化”的本质即是“人化”概念的理解，还是西方学者对“文化”所作的分散式的界定，再或者中国古代文字和典藏中对文化的表现与运用，“文化”二字的涵义多侧重于个体和群体精神世界的培养，并且它的出现总是与“人”、“群体”、“社会”相伴而生的。笔者认为，“文化”即是与“人”和“社会”共生的一种软实力，而这一软实力对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来说，是一股巨大的正能量。

二、建党以来文化建设的发展脉络

“文化”可以用一个民族的生活形式来指称，它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我们所理解的“文化”大多是狭义上的文化，它“特指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是政治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所构成的领域”［2］1。

既然“文化”作为一种与“人”和“社会”所共生的软实力，必定会给个体和群体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往往会推动历史的进步与发展。纵观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文化对革命、新中国的成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性都是不可小觑的。

第一，建党初期。在建党初期，我国经历了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制定了党的纲领和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中共三大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这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对于建党初期的中国来说意义非凡，而讲到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不能不谈到两个关键的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并将其发展为早期中国革命的文化阵地;同时，李大钊为中国引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的前进道路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还只是一个很小的党，但她从成立开始，就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她预示着中国的光明和希望，也能够使自身不断壮大和发展。”［5］52－53可以说，“文化”之于建党初期来说，是一盏明灯，照亮了方向，汇聚了力量。

第二，国民革命时期。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经历了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于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其中，中共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同时确定了党同国民党关系的新政策和基本方针。而中共五大的召开是党正处于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人仍旧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判断，毛泽东在《文化运动》一文中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6］1，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之于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呼吁提高农民的文化程度。如果说建党初期的“文化”是以“文”的自我完善和提升为主导的话，那么，国民革命时期则开启了“化”的初次探索，开始关注文化在社会革命中的作用，并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当中，思辨地争取权益和批判错误。

第三，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共六大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近郊的“银色别墅”秘密召开的，它制定了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然而说到党内的文化建设，在这一时期中，不得不提到“赣南会议”和“遵义会议”。“赣南会议”中“左”倾教条主义者把毛泽东同志坚持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的实践经验指责为“狭隘经验论”，但经过革命实践的检验，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论断的正确性，“遵义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并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第四，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七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会议制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并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这一历史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对“文化”的涵义有了更多、更深层次的解读，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比较低的党员”、“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6］6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他说:“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6］84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将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作了两个历史时期的区分，即“五四运动”以前和以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中，“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6］21;在后一个时期里，“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6］21。毛泽东同志最后总结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6］23。可以看出，经过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洗礼，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意识到“文化”建设之于国家建设、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并确立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地位，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6］110。

第五，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时期。经过了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之后的中共八大，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中国开始走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时期。同时，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决策。会议明确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方针任务，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繁荣科学和文化艺术工作的指导方针，提出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必须大力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其《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文中所说的那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没有阶级性的”［6］110，“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6］106。可见，“文化建设”已经以一种正式的姿态走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视野当中。

第六，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经历了五次重要的会议: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建立起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正式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三大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则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并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一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7］306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文化的劳动者，所有劳动者也都需要文化。”［8］280可见，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加强文化建设有利于更好地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更快、更稳地实现“三步走”的战略规划。

第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在这一时期，经历了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六大、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七大、201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中共十六大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行动纲领，并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明确地划分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强调“两手抓，两加强”，作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2001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他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9］276可见，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而中共十七大则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并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在文化建设方面，“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并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部署”［10］623－624，体现了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使文化建设迈上了新台阶。中共十八大则对科学发展观做出了新的历史定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系统归纳和深刻阐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作出新拓展，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目标规划。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1］，明确地将文化建设再次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一员。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的重要讲话更是赋予了文化建设新的使命和要求，也使文化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化体制改革则成为新时期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

三、文化、文化建设对当代中国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总结从建党初期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历史经验，以及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十八大的纲领性文件可以看出，“文化”始终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息息相关，文化建设也贯穿于各个历史时期，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以文化为阵地、以文化运动为革命运动的发端，以文化的形式——标语、口号呼唤人民的觉醒，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11］54，给文化建设作了进一步定义。在此之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也是对文化建设的另外一种解读。而从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再到中共十八大中将总体布局扩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可以看出，文化建设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线，而这正是“文化”以及“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所在。

作为一种与“人”和“社会”共生的软实力，“文化”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任何社会形式中，它必须也必然随着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与时俱进地展现“人”与“社会”的发展状态。同时，又以更全面、更具体、更创新、更有效的姿态去推动“人”与“社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既能反映历史的客观存在，又能反作用于客观存在，而这种作用是否良性，就在于是否对“文化”作正确的解读。从中国发展的历史与革命经验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客观、清醒地认识到了“文化”、“文化建设”对国家和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并制定了尊重客观规律的行之有效的建设部署，才有了今天更加强大、繁荣富强的中国，才有了今天敢于追“梦”(特指“中国梦”)的中国。

诚然，“文化”涵义的广博、“文化建设”的厚重并非一篇文章、一段历史可以解答。但笔者认为，不同时期的文化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思想，不同时期的思想又都影响着社会的历史发展，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都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去看待和把握“文化”，并从实际出发找到答案。因为，“文化”作为一种与“人”和“社会”共生的软实力，是多元的、丰富的，“文化建设”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或缺的。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09．

［2］袁长江，王铁生，杜希宙．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3］汪培伦．马克思箴言［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

［4］庄锡昌．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5］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史:上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6］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朱德 邓小平 陈云论民族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史:下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11］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