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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唐代以后信阳农业的发展

2014-08-15张清改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2014年6期
关键词:光州信阳淮河

张清改

(中共河南省信阳市委党校,河南 信阳464000)

一、唐代之后信阳农业发展概况

1、 唐代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

唐王朝建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淮河上游地区农业的发展,百姓安居乐业,人口迅速增长,使信阳成为中央王朝粮食、兵源和财源的重地,经济力量雄厚。

当时,政府在淮河上游各地修复和新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如雨施陂、玉梁陂等。 唐高宗永徽四年,光州刺史裴大觉修筑雨施陂 (今信阳光山县城西南8 公里处),灌溉良田百余顷。 玉梁陂本是建于隋文帝仁寿年间,唐开元年间进行了疏导, 两岸通官陂16 所, 灌溉良田3000倾。 同时,信阳森林茂密,直至西汉时期仍是处处被原始森林覆盖,江淮之间虎豹成群,朝廷数次派兵围杀。 唐朝开始,政府组织毁林开荒,开设建造高山梯田和坡地,大量山林得到开发,可耕地不断增加。信阳此时已经成为沿淮地区先进的农业地区,经济力量雄厚。据统计,唐天宝元年(742 年),信阳有74000 多户、43.8 万人,较隋代36754户、190018 人,增加了两倍以上[1]。 唐代的陈政、陈元光率领光州固始58 姓军校,五千余人南征闽粤,平定蛮獠啸乱,依靠的就是故乡强大的财力和人力支持。 人口的增加,农业的繁荣,必然带来城镇的发展,唐代信阳境内的城市分布由近淮向近山伸展,东部的义城、仙居和光城,西部的安昌、平阳和仁顺城,都坐落在山区边缘和谷地当中。 并且城市结构还出现了像光州这样夹河而立的双连城,别具一格,集镇作为城市和乡村的纽带,地位较前重要起来,数量也日益增多。

安史之乱之后,淮河两岸屡经战乱,农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 自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 年)起,李希烈、吴少诚、吴少阳、吴元济先后割据淮西,控制申、光、蔡三州,对抗中央王朝达38 年之久。 期间。 叛乱和平叛的战争持续不断,加上叛军内部的自相残杀,淮西动荡,农业经济日益凋蔽,百姓不得不以菱、芡、鸟、兽充饥。 唐末农民大起义,淮河上下又成为重要战场,王仙芝、黄巢起义军在此反复征战,闾里丘墟,人口锐减,据统计唐末仅剩4000多户、2 万余人,五代后经过100 多年的发展,到宋崇宁元年(1102 年)才恢复到4 万户、21 万人[2]。

2、宋元农业经济曲折中发展

北宋时期,信阳境内长期安定,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小麦、水稻种植面积迅速扩大。特别是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淮河流域引进了耐旱、耐涝、早熟、高产、出饭率高的占城稻,稻播面积迅速扩大,而宋代以前信阳一直是以粳稻种植为主的,占城稻从福建引入后,籼稻种植逐渐居首。 同时,这一时期,信阳的茶叶、油料、蚕桑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也不断扩大,众多山地得到开发利用。据《梦溪笔谈》记载,光山、商城、子安三场年产茶百万斤,所产茶叶质佳味浓,声名远播,销路甚广。随着金的南下,淮河流域战火纷飞,社会经济惨遭破坏,“初,敌纵兵四掠,东及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颍,北至河朔,皆被其害。 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 淮泗之间,亦荡然矣。[3]” 宋金对峙期间,金把大量的猛安、谋克迁居于淮河以北,筑寨于村落之间,与汉族百姓杂处,并命名为“屯田军”,又在新息、褒信、新蔡和正阳四县设置息州,调集重兵驻守。 但是,淮河流域毕竟是战争的前沿,尤其是信阳更是南北政权反复争夺的地区,人口急剧减少,农田大量的荒芜。而在淮河以南,南宋用心经营,设屯田官兵,边耕边守。 由于宋金对峙期间淮河上游保持了相对的安定,信阳的社会经济在战争的间歇中艰难的恢复和发展。1161 年,金完颜亮大举南侵,加上南宋政权招抚流亡,淮河上游人口大量迁往江南。 1211 年,蒙古又南侵,中原爆发了大的饥荒,黄河两岸南迁的居民数以千计。

3、明代农业的恢复发展

明清两代都非常重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明太祖朱元璋积极鼓励屯田垦荒, 使元末农民起义被破坏的农业得到迅速恢复。明王朝建立以后,申、光、息三州一度划归中都临濠府, 因而在生产开发等方面获得了中央政府的优待。 尤其是移民垦荒、兴修水利、安置流民等措施的实施,使得耕地面积、人口大幅度增加,经济、文化迅速恢复。以光州(不含辖县数)为例,从洪武二十四年至成化十八 年, 人 口 由2167 户、14063 人 增 加 到4798 户、56714人,90 年间增长了3 倍。 尤其是山区,因大量流民聚集而得到开发,市集商铺增多,商品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 城市功能不断得到扩展。 明洪武十三年,扩建了信阳城墙,外砖内土,周长9 里13 步,高3丈,宽1 丈,城南部以浉河为池,东西北3 面挖护城壕,宽6.5 丈,深1.3 丈。 明正德十一年还开辟城门五座,城形如船,城内分布官署和大量富户宅邸,房屋建筑美观坚固。随着农业繁荣, 信阳出现了一些特色的物产和食品,香米、人参、葡萄酒开始作为贡品上供朝廷。到明英宗时,糖蜜、果品、酥油、茶芽、粳糯、粟米也成为贡品。值得一提的是,葡萄酒是一种重要的饮料,明代的信阳极有可能是当时国家葡萄酒的重要产地。

4、清代农业经济的空前繁荣

进入清代,南汝光道设于信阳,光州升为直隶,区域地位进一步提高。 经济和文化继承明代的基础, 提高到新的水平。 清代,适应国内商业市场日益扩大、国外贸易急剧增长的需要,信阳的山区资源得到充分全面的开发,并带动交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 其中, 酿酒业成为重要的致富产业,糟房酒店纷纷兴起,出现了不少风味名酒,有大米酿成的明流酒,有高粱酿成的“名万里”白酒,东部山区有糯米酿成的小曲米酒,醇而不烈,远近闻名。 清代中期, 由于山区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驿道的增加,信阳出现了一座座商业繁茂的市集,这一时期,信阳的集镇规模开始分为三种:集、铺、店。 集为大,多由贸易形成。 铺次之,由官府设立,为驿马走递和公人行旅食宿提供便利。店最小,由私人建房开设,招待行路人,以后筑房增多,又慢慢发展为集市。 其中商城县的南溪、光山县的新店、罗山县的宣化店、信阳县的明港成为新的农村商品经济中心。

二、唐代以后信阳农业发展原因分析

1、优越的自然条件是农业发展的基础

位于淮河上游的信阳有山、有水、有平原、有丘陵,多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信阳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地方。 据清乾隆三十五年编修的《光州志》和民国23 年编修的《重修信阳县志》等史书记载统计,新中国成立以前,信阳有粳稻、籼稻、糯稻等260 个品种,小麦4 个品种,豆类13个品种,蔬菜16 类70 多个品种,鱼类81 个品种,调味品4 个品种,主要牲畜和禽类信阳都有。 同时,信阳资源丰富,山区林木茂盛,耕地资源比较宽绰,可耕地和易耕地的潜力较大,秦汉以后总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一直处于增加和上升趋势。 尽管之后移民增加, 人口增长较快,但随着新的耕地的开垦,农业用地面积一直稳中有升,农业经济能够保持均衡增长。 据信阳地方志记载,光州洪武二十四年垦地26512 亩, 加天塘81596 亩, 合计516875 亩。 固始县正统时垦地1757645 亩。 息县洪武二十四年垦地77097 亩,田塘22027 亩。弘治万历年间本区有纳粮耕地已达7384067 亩[4]。

2、大量水利工程的修建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保证

信阳农业经济发展得益于政府的重视, 尤其是众多水利工程的修建。 地方农业的发展, 一方面本区的自然资源条件是基础性条件,但同时也与政府对本区农业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信阳灾害性天气较多,自547-1946 年,出现大旱年105 年,约12-14 年一遇。 其中赤地无禾、饿殍遍野,人相食的严重灾害屡有记录。 出现大涝36 次,平均14-15 年一遇。 平地行舟、禾谷尽没的悲惨景象屡见不鲜。明代时候,水利建设规模空前,卓有成效,除了整修了清河、湛河两大灌区外,还修建了史灌河下游的柳沟灌区、白露河下游的兴龙灌区,还修筑了淮河干流三河尖至往流集段的防洪大堤,部分灌区已经达到了百里不求天。

3、大规模的移民补充了劳动力资源

明清两代都在信阳安置了大量的外地移民,其中明代信阳因属中都管辖而迁入了大量江西、湖北的移民。 因为迁入的江西移民太多而不得不专门增加一个县并取名商城县。 同时来自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山西洪洞等地方的数万移民迁居罗山,当时信阳州存户不过千,可以推算,外来移民占到了明代本区人口的大半。 到了清康熙八年(1669 年),调驻守福建的官兵649 名至光州、息县、光山、固始、商城垦荒,每人拨给荒田50 亩,带家属的增拨50-100 亩。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极大补充了人口稀少的淮河两岸的劳动力资源,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唐代以后信阳农业发展的特点分析

1、农业经济形态多样

除了稻米、粟麦等粮食作物的种植外,信阳还在唐代开始形成了茶叶、药材等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习惯,同时还有水产品的养殖业也非常发达。唐代,光州、申州出产的石斛、绯、葛、苎布、赀布、牤虫均成为年年必送的贡品。 而且由于隋唐时期信阳的蚕桑种植已经有较大发展,绢布生产的技艺不断提高,绢布质量居全国第五位,在江南各州之上。同时,信阳出产的茶叶不仅成为朝廷的贡品,而且还跨入了名茶行列,茶圣陆羽甚至将信阳所处的淮南茶区归为全国八大茶区之一。 由于农业经济发达,在宋金短暂的停战阶段,分别在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 年)、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在光山县中渡口市(今息县中渡店)等沿淮地区设置榷场,进行商品贸易。 明代,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在信阳逐渐得到推广,到了万历年间,商城余集、新县沙窝一带农民从长江挑回水花鱼苗,通过坑塘培育成较大规格的鱼秧,挑售湖北、安徽、河南三省20 多个县,成为农民重要的副业收入。同时在清代农民还发明了稻田养鱼的方法,这一农业形态至今在信阳有些农村还在沿袭着,

2、地方农业文化发达繁荣

自唐宋开始,信阳逐渐告别愚蛮,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得到迅速发展。 《隋书》记载:弋阳、淮南“自平陈之后,其俗顿变,尚淳质,好节俭”。 经过唐宋的开发积累,从明代开始,本区文化开始兴盛,文教人才突出。 其中明代的光州、信阳州考中进士百余名,位居全省前列,其中光州的刘绘、息县的黄绾名噪天下,信阳州的和景明是明代前七子的领袖。 清代会考32 次,光州、信阳州中进士200 余名,超过明代的一倍。同时,随着农业的发展,信阳在农业耕种文化上, 逐步形成旱田耕作和水田耕作兼而有之的形态;饮食文化上实现了南北风格兼具的交融,淮上地区则更多体现出南方饮食特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信阳百姓饮食的丰富多样,一些民间的特色菜肴开始形成,并被记录在史书上; 茶文化更是繁荣丰富, 地方有关茶的诗词、茶歌、地名更是层出不穷,有关茶的研究著作不断涌现。

总之, 唐代以后信阳农业经济的发展走过了不同的阶段,期间有过繁盛,也有过低谷。农业繁盛时人口聚集,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农业生产陷入低谷时田地荒芜,人烟稀少, 农业经济陷入瘫痪状态。 在曲折中发展的信阳农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农业经济形态,创造了淮上独特的农业文化。

注释:

[1][2][4]《信阳地方志(下卷)[M].849,850,851 三联书店,1991

[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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