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杉

（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医学领域有一部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探索史，而在文学领域，相应存在着一部体验疾病、想象疾病、书写疾病的文学史。现代作家们想象着自己的国家、民族以及赖以生存的文化就像病弱的身体一样急需救治，而把健康、充满活力的身体想象成民族新生的符号，于是思想启蒙、文学创作变成了一种“治疗”行为。巴金赋予疾病多重象征性涵义，表达出内心深处对民族精神现状的忧虑，对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并为寻求医治民族病症的药方做着不懈努力。因此他笔下的“病”与“药”在隐喻中承担着丰富的含义，疾病与救疗的主题也有了深刻的内涵。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华民族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时局动荡、内忧外患的境地。人民的苦难和民族的劫难，激发了富有责任感和道义感作家们的忧患意识。大多数作家转变了自己过去的思维模式和写作风格，此时巴金的创作由前期瀑布般一泻无余的书写转变到越来越冷静的剖析。40 年代中期，巴金创作了包括《憩园》（1944 年）、《第四病室》（1945 年）、《寒夜》（1946 年）三部小说在内的“人间三部曲”，这三部曲跨越抗战前后，风格与之前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等有了很大差异。青春的血与火化为病朽的浓与痰，他潜心刻画病中的小人物，在他们的灰暗生活、悲惨遭遇中寄予自己的人生理想。正如司马长风评价巴金此时的作品所言：作家“写的都是大时代的小人物，而能从小人物以见大时代，从人间的悲欢映现族国的苦难。”

目前从整体上研究“人间三部曲”的论文较少，多集中于对《憩园》、《寒夜》这两部作品的单独分析，本文试图在对“人间三部曲”进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从“疾病——救疗”角度来分析巴金40年代中后期小说创作的独特性。

一、疾病中的控诉

“人间三部曲”中的人物，无论是封建家族的寄生者，还是在病室中呻吟的病人，抑或患肺病的小知识分子，巴金均透过这些人身体表层之病看到内心深处的病，还将目光投向疾病之外，思考造成这些疾病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原因，从而发出了有力的控诉。

（一）寄生病——制度性的批判

《憩园》的创作受到两件事的触动：一是他“五叔可耻的一生”，一是他“离开了18 年的故居”，人性的哀歌与世事的变换融合在一起，构成一曲令人回肠荡气的挽歌。在某种意义上，作品中的人物杨梦痴、姚国栋、小虎都是患病者，他们的病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病因并非来自社会压迫和残害，而是在于根深蒂固的寄生虫本性。

杨梦痴，一位昔日地主家庭中身份地位显赫的老爷，有较好的传统文化修养，但传统腐朽封建文化把他造就成一个不可救药的败家子。他像寄生虫一样依附在祖辈留下的那点遗产上，完全是一个靠祖宗吃饭的纨绔子弟。为了维持吃喝嫖赌的生活，他卖光了父亲留给他的田产，还屡次骗取妻子的陪嫁。长期寄养生活将他的生存能力和生存意识彻底瓦解，他不但不能承担社会责任，而且没有任何一种靠自己谋生的本领，他失去了做人的目的、价值和意义。巴金入目三分地揭示出了这个地主阶级浪荡子弟的真实内心状态：怕劳动，爱面子。他不但不会劳动，还从心底轻视劳动。大儿子在公司里给他找了一个办事员的位置，他却嫌弃工作位卑薪低，抱怨道：“我干不了，这种气我实在受不了，明说是个办事员，其实不过是个听差。”后来因为营私舞弊，工作不久就被辞退了。“爱面子”的思想，在杨老三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离开家，死活不肯回来，除了心里有一股内疚之情外，“面子”思想也起了很大作用，觉得无脸面再回到家中面对家人。在工作中，他也放不下面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吃苦我不怕，我就丢不了这个脸。”当他沦为乞丐、小偷后，怕给杨家丢人，不愿承认自己这个叫花子就是从前的杨三老爷。直到进了监狱，罚作苦役，仍然怕见熟人丢了脸面，就给自己取了一个假名字。在与世隔绝的监狱里，面子是可以保全下来了，“吃苦”一关却很难避免。为了逃避劳动他假装生病，和患有霍乱传染病的犯人睡在一起，不到三天就死了，连尸体也不知丢弃到了什么地方。

姚国栋这一形象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新式寄生虫，他和杨梦痴都“靠祖宗吃饭”，只不过他现在还没有坐吃山空。他虽然接受过西方教育，但生活的经济基础却是封建制度文化的遗产，骨子里仍然是一个浸透了封建文化的旧式人物。姚国栋对儿子期望很大，但太过肆意骄纵，妻子苦苦相劝他根本听不进去。姚国栋认为：“小孩，就害怕他不爱玩，况且家里又不是没有钱。”他如此自负和固执的原因还是来自封建社会普遍的福荫子孙模式及其传统伦理观念。而他的儿子小虎虽不足十四岁，却恶习满身，尊金钱为上，轻视穷人，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另一个杨老三的影子。后来小虎被大水冲走，可见作者对这类人物的否定态度。

《憩园》批判了已经败落了的封建大家庭以及杨梦痴、姚国栋为代表的寄生荒唐的生活，揭示出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以及封建礼教是摧毁正常人性的罪魁祸首。从这个意义上说，《激流三部曲》加上它的终结篇《憩园》就完成了对封建制度的全面批判。巴金把“人”作为关注的中心，深刻体察到了人性深处的弱点，及其畸形社会制度给人带来的戕害，从而写出了一群寄生虫的卑微，以及他们作为“人”的悲剧。

（二）性病——道德性的讽刺

桑塔格认为，正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的疾病，具有被当做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某些疾病，特别是性病（梅毒），由于自身不洁和糜烂等特点，最适合充当道德的隐喻。“梅毒起着一种天罚的作用，它意味着（对不正当的性关系和嫖妓行为的）一种道德评判，而不是心理评判。”

《第四病室》是巴金于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在重庆沙坪坝以“病中日记”题材写成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内容是依据一年前在贵阳中央医院一个三等病房的亲身经历所写。小说中的病室地面阴湿乌黑，屋顶漏雨，便壶便盆无人及时清理，室内空气污浊，臭气熏天。里面杂居着各类病人：有的来治疗外伤，如接腿骨、治烧伤、医跌伤等；有的得了梅毒、盲肠炎、胆囊炎等内患，整个病室呈现出一幅地狱般的惨景。他通过这个小小的病室，作为窥视整个社会的窗口。抗战后期的国统区，不仅政治腐败，而且道德堕落，社会风气败坏，一个小小病室，性病患者占了一定的比例。

病室中第二床老者是一个破落的小地主，他是“吃长素”的，连猪肝汤、鸡汤都不吃，却患了梅毒。他“整个后颈烂成了一个大坑，粉红的、深红的、黑的、白的粘在一块儿，分不出哪里是肉，哪里不是肉，看上去倒象一个腐烂的、虫蛀的桃子，连桃核也露出来了”。作者真实而生动地描绘病人遭受疾病摧残后丑陋、枯萎的外貌，透过描述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儿子为他治病已债台高筑，可是他丝毫不体谅，还逼着收入微薄的儿子为自己购买入葬的坟地。面对病重的父亲，儿子的表现也极具讽刺性。一方面表现在每次探病后频繁的洗手这一个细节，固然有担心传染的恐惧心理，同时也夸张地体现出人物逃避躲闪的自私行为。另一方面体现在面对医生要求他给虚弱的父亲输血时，表现出了极度的惊慌失措，再三找借口推辞拒绝。第十二床因为“上次害淋病，自己洗，没有弄干净”，以至于不得不挖去眼珠。从前来探病的妻子身上似乎可以推断出原因，她是个靠出卖肉体为生的女人，得了性病后又间接把病菌传染给了丈夫。第九床之所以得这种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被爱逛窑子的父亲传染所致。

然而不管得这种病的原因何在，从平时低级下流的言语交谈中，可见他们思想深处早已感染了梅毒病菌。白天住院的闲暇时光，第三床、八床和九床通过谈论护士的风流韵事、穿着打扮，讲一些诸如老和尚之类低级下流的故事打发度过。时至深夜，他们不顾其他病人睡眠休养，仍然连说带笑。三床用牙齿敲着节拍低声唱歌，九床讲笑话，八床做各种可笑滑稽的表情，十二床则色情地哼起“十八摸”。作者通过对他们日常的行为举止，将那种卑劣、庸俗、下流的精神世界揭露得淋漓尽致。

老舍在小说《骆驼祥子》中描写到下等白房子的存在以及在车夫中引发的性病，隐含着一丝对车夫不幸遭遇的同情。而巴金《第四病室》中对性病的描写则是赤裸裸的揭露和讽刺，将原本血浓于水的父子关系进行了嘲讽与解构，对传统温情脉脉的夫妻伦理关系进行了无情的颠覆。这不仅仅是个别人物的表现，而是整个社会普遍道德堕落的缩影，这个社会已经从根上完全烂光了。

（三）肺病——浪漫化的消解

在所有的疾病中，肺结核有它的独特之处。在西欧18 世纪中叶，肺结核已经具有了引起浪漫主义联想的性格。在作家笔下，灰白的嘴唇、清瘦的身体、深陷的眼窝、突出的颧骨，尤其是苍白的脸色和潮红的面颊，使人们将敏感、纤细、才华横溢与肺病患者联系在一起，正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说：“从隐喻的角度说，肺病是一种灵魂病。”

当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二十世纪20 年代大行其道时，肺病隐喻的浪漫化也盛极一时。然而到20 世纪30 年代以后，肺病的浪漫色彩逐渐淡去，流露出它残酷、令人厌恶的真实一面。

巴金对肺病的抒写贯穿其小说创作始终，从《灭亡》中的杜大心到“激流三部曲”中的钱梅芬与周枚，再到“爱情三部曲”中的陈真和熊智君，最后到《寒夜》中的汪文宣，这一个个人物都在肺病的摧残下默默凋零了。《寒夜》创作完成于1946 年，男主人公汪文宣是抗战时期重庆一个文化公司里的校对员，工作中不太顺心如意，回家后依然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夹在妻子与母亲中间左右为难，加之患有肺病，使得本来老实木讷的他更加卑微猥琐。作者曾经说：“汪文宣并不是真实的人，然而我总觉得他是我极熟的朋友，在过去我天天看见他，处处看见他，他总是脸色苍白，眼睛无光，两颊少肉，埋着头，垂着手，小声咳嗽，轻轻走路，好像害怕惊动旁人一样，他心地善良，从来不想伤害别人，只希望自己能够无病无灾，简简单单地活下去。在旧社会里到处遭受白眼，不声不响地忍受种种不合理的待遇。”在汪文宣身上，肺病的浪漫隐喻完全剥离了，呈现出的是丑陋的一面：他的脸带着一种不干净的淡黄色，“像一张涂满尘垢的糊窗皮纸”，“手又黄又瘦像鸡爪”，“两颊陷入很深”……整部作品伴随着他的憋闷、乏力、流汗、喘息、咳嗽、血与痰，压抑至极。汪文宣的病理反应与他的心理活动很好的契合在一起，憋闷是对周围的人与事以及整个环境的感受，乏力、出汗这些身体虚弱的现象恰是其性格软弱的体现，大口的喘息和剧烈的咳嗽似乎成为他缓解内心压抑的一种途径，血与痰是他对黑暗社会现实所做的无声控诉。肺病的这些特征使得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丰富鲜活，心理上的不敢言成就了生理上的不能言，精神上极度的压抑和绝望令他最终走向了生命的终结。

当疾病降临到无辜者的头上时，对于命运不公的控诉，对于社会不义的怨愤也就由此而产生。《寒夜》中的汪文宣，当他承受着情感与疾病的痛苦时，他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他作为一个安分的老好人，从没有抢过人、偷过人、害过人，却遭受如此痛苦的折磨。他满怀着一肚子的怨愤而死，直至最后断气时，他“眼睛半睁着，眼珠往上翻，口张开，好像还在向谁要求‘公平’”。

巴金在众多的疾病中选择肺病是有深层原因的，一是因为在汪文宣生活的40 年代中期的中国，肺病还不能够治愈，肺病的意义等同于死亡。二是因为肺病的成因与外在阴湿的环境以及内在精神压抑有关，这契合了汪文宣面临的贫困生活和遭受的压抑情绪。通过一个小人物一步步走向死亡，隐喻了个人与抗战后期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抗争关系，最终生命被黑暗的社会环境所吞噬。肺病这一意象在文学语境获得了文化和政治双重意义上的身份认同。

二、希望中的疗救

在五四时期鲁迅笔下，写疾病、写病中的国民，是为了“提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所开的药方是对以中医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的批判和对以西医为代表的西方科学文化的借鉴，并以启蒙者的姿态唤醒沉睡中病中的国民，震荡洗涤他们的灵魂。巴金在二十世纪40 年代的创作中，延续了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立人”这一主题，在他笔下，《憩园》结束了之前小说中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第四病室》、《寒夜》开始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现实，由此使“立人”的主题有了现实意义。巴金同情受损害被凌辱的弱者，憎恨摧残人性的压迫者和看客，否定了势单力薄的个人反抗，选择的是一条人道主义道路，致力于人性的善与美，力图用人性的善美之光来驱散现实的黑暗。

纵观巴金的前期创作，虽然不乏爱的影子，封建大家庭的丑陋和罪恶在他心中埋下了“憎恨”的种子，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以批判为主的反封建浪潮强化了他对旧制度的仇恨心理。因而作品中体现出“家”对年轻一代人的压抑与禁锢，从而对封建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到了20 世纪40 年代，巴金猛烈攻击的旧式封建大家庭形式上已经瓦解，而出现的新式小家庭并未给人带来太多的惊喜与幸福，加上他的几位好朋友先后患肺病悲惨地离世，使得巴金对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更加深入，慈爱情怀逐渐代替了心中的仇恨之火。过去他虽然常说他“所憎恨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制度”，但还是不自觉将所攻击的旧制度人格化，对一些人进行批判与讽刺，发泄自己心中的仇恨之火。现在在理性层面上，尽管他还是把人生的悲剧看作是社会压迫的结果，不自觉地揭示出人性的弱点，但是对处于社会重压之下的小人物寄予了理解与同情，人道主义思想越来越显示出原有的本色。夏志清指出：“自一九四四年，正是巴金写作《憩园》的时候，巴金保留当初对安那其主义博爱的看法，那就是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一些同情、爱和互助。信仰虽无法改变，态度倒改变了。他放弃了安那其诉诸暴力的政治行动。”

这种同情、爱与互助在“人间三部曲”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憩园》中希望“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第四病室》的结尾处主人公跨出医院的大门，迎接他的是漫天的阳光；《寒夜》让出走的曾树生重新回归到家庭之中。此外，还体现在作品中具体人物的塑造上。《憩园》中万昭华性格温柔、心地善良，爱好文学，文学对她来说具有一种心理疗救的功能，正如她对黎先生所说的那样：文学作品“不能说是空话……你们是人类心灵的医生。至少我服过你们的药。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这种对文学的感觉也正体现了巴金对于自己作品的要求，他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够缓解痛苦，带给人心灵的慰藉。《第四病室》中，作者通过对日常琐事的描述，表现出人与人之间渴望理解、渴望相爱的寂寞感情，而杨木华大夫则成了他人道主义思想的代言人。杨大夫身在医院，心怀国家，关心全国抗战局势。工作中她尽职尽责，与其他医生形成鲜明对比，唯有她把病人看作朋友，看作一个人。面对无钱买药而死亡的病人，她内心无比内疚与痛苦。她既医治身体又医治心灵，不仅对病人的痛苦加以安慰，还主动送书并题字，在精神上鼓励病人。《寒夜》中对男女主人公都给予了理解，认为“写汪文宣，绝不是揭发他的妻子，也不是揭发他的母亲。我对这三个主角，全同情，要是换一社会，换一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

“在现代中国文学的源头，鲁迅即把文学看成是一个医疗话语和想象的一部分”，深受鲁迅影响的巴金，内心怀着一丝希望，也试图用文学引起疗救的注意，寻找治疗的药方，但是他的医者身份却受到质疑。人道主义在二十世纪40 年代作为药方的确有些不合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不同人性之间的碰撞，使得美好人性的建构在现实社会环境中很难进行。美好品质在现实中遭遇到了极为尴尬的困境，人性深处的善美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受到压抑排斥。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知道当医生的首先要认清楚病，我却忘记了医生的责任是开放和治好病人。看出社会的病，不指出正确的出路，就等于医生诊病不开方。我没有正确的世界观，所以我开不出药方来。” 夏志清也看到这一点，认为作者太着眼于同情，阻碍了他对“真实”做进一步全面性的探讨，从而无能力给赤裸裸的人性作一个心理上的完整性交代。

不得不说在当时巴金企图将人道主义作为药方来医治当时黑暗社会下病弱的小人物效果是不大的。但是巴金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文学注入了一种现代的特质，那就是“人”的因素，即通过对“人”的书写，达到对人性的开掘，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人的内在矛盾的揭示。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人性是文学之核心”。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写出人性的丰富和深刻，通过挖掘人的心灵表现对真、善、美这样一些人类共同理想的坚守和追寻。

巴金的作品就是这样一种“人”的文学，他渴望人性的善良，纯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以此来完善人性，实现“救人”的目的，最终及至“立国”。他的“人间三部曲”达到了一种人性的深度，他表现了现代情境中中国人的现实遭际，将人的矛盾、生命的卑微、人性的失落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并且由“人”出发，深入到对社会现实、历史文化的反思，以人道主义的关怀坚守着对真善美的人性信念，给人以同情和希望，从而具有一种永恒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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