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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性》看萨特对波伏娃的影响

2014-08-15

潍坊学院学报 2014年4期
关键词:第二性波伏娃处境

董 礼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第二性》是法国享誉世界的著名作家、当代最富盛名的女性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的代表作。众所周知,这部著作集中体现了波伏娃的女性主义思想。而我们所熟悉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是波伏娃的终身伴侣,他们虽然没有结婚,但在学术领域夫唱妇随。那么,萨特的存在主义对波伏娃的思想到底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从《第二性》中就可见一斑。波伏娃在写作这本著作时,并未把自己仅仅定位成一个女性主义者,而是首先作为一名存在主义者。波伏娃在序言中写道:“我们的观点是存在主义的观点。”[1](P25)正是这一立场,使《第二性》的女性主义思想带有浓厚的萨特存在主义底蕴。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萨特和波伏娃的情感经历。波伏娃21岁时与萨特相遇,她俩的“协议伴侣”使两人如同夫妻一样相互扶持。两人在人生追求、事业理想和哲学态度等方面也极尽一致。所以,波伏娃对萨特存在主义学说的理解应该是深刻,受萨特的影响也就更强烈。因此,萨特就一直影响着波伏娃的思想发展,波伏娃则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全力以赴地进行实践。这在创作《第二性》过程中体现的非常清楚,两人一直在著作论述方面相互交流。1946年的某一天,波伏娃与萨特曾有过这样一番对话。波伏娃对萨特说:“我想要写一写自己。第一个问题是:做一个女人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我以为我很快能把这个问题打发掉。我从来没感到低人一等;对自己的女性性别也不感到烦腻。对我而言,你几乎可以说,这个无足轻重。”萨特说:“即便如此,你的教养还是与假如你是一个男孩所能得到的很不同,你应该再往深处看看。”在后来的一次记者采访中,波伏娃又回忆了与萨特的那番谈话。她说:“我看了,结果是一种醒悟:世界原来是一个男性世界,我的童年被男性编造的神话所滋养。”“他是男人,而我仅仅是个女人。”波伏娃还对“仅仅”这两个字做了详细的解释:“我当时还没有落脚到女人作为他者这样的概念——这个想法后来才有。我也没有认定女人的处境一定比男人的低劣。然而,我逐渐形成了社会没有给女性以平等这样一个论题,我必须告诉你,这是一个令我极不安的发现。就这样我开始真正严肃地对待我的有关女性的写作——当我充分认识到男女生活间的巨大的不对称时。但是在当时这一切于我并不甚明了。”[2]

可以看出,正是在萨特的启蒙之下,波伏娃才走上了《第二性》的思考和写作之路,开始了“处境”[1](P8)、“他者”[1](P11)和“自我”[1](P26)等女性思想的探索。

萨特主要依其存在主义哲学闻名于世。我们认为,萨特对波伏娃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其存在主义哲学上。这一点,我们从波伏娃的《第二性》中可以看出来。下面笔者就《第二性》萨特对波伏娃的影响做简要分析。

首先,萨特曾说过:“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质,通过自由承担责任。”[3]这就是说绝对自由意味着选择的绝对自由以及承担选择后果的绝对责任。人的自由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设计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波伏娃正是根据这种自我设计理论,认为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并非天生,而是后天形成的。波伏娃认为,“每个主体都要十分明确地通过开拓或设计去扮演自己的角色,而这种开拓和设计被视为一种超越方式,他只有不断地去追求别的自由,才能够取得自由。”[1](P25)女性同男性一样,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通过自我设计,成为一个“人”,一个主体。但是处境却使她们被迫根据社会的要求、男性的需求进行自我设计,使自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女性,成为第二性。女性所具有的一切气质,都是处境强加给她的。“使女人处境变得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原因是,她这个和大家一样既自由又自主的人,仍然发现自己生活在男人强迫她接受他者的世界当中。”[1](P25)因此,是整个以男性为中心的文明造就了女人,将女人树为他者。

波伏娃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女性的整个生存都在等待,因为她被束缚在性和偶然性的力比多之内,因为她对她生存正当性的“证实”掌握在别人的手中。而女人从未把握过男人的世界,因为她们的体验没有教会她们使用逻辑和技术,反之,男性装备在女性王国的边界上也失去了效力。而“女人并非真的相信真理和男人所宣称的不一样;她宁肯认为根本就没有固定不变的真理。”[1](P690)但是当她也是一个具有超越力的生存者的时候,她却只有通过美化那个束缚她的领域“超越度(a transcendent dimension)”才能够让它有价值。经过分析,波伏娃得出结论:“使男女相互对立的无数冲突源于这一事实:每一方都不准备承担由一方所提供的、由另一方所接受的处境所造成的一切后果。”[1](P817)所有这一切,不仅仅是生理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更是由于社会的作用,是社会强加给女性的一种处境选择,使她们很难改变自己的地位。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通过自我设计,实现超越,成为主体。

其次,萨特指出,现实中我与他人的关系根源于自我意识和他人意识的关系。“我看见自己是因为有人看见我……他人在这里不是对象,也不可能是对象,而同时,我又仍然是他的对象,但并不因此消失。”[4](P345)萨特把我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为他之在”,即我既不能完全被他人对象化,又不能完全对象化他人;我与他总是处于互为对象化的矛盾之中。也就是说,“冲突是为他的存在的原初意义。”[4](P470)他的剧本《禁闭》明确提出:“他人是地狱。”波伏娃从“他人是地狱”的观点出发,认为男性天生就有统治女性的欲望。男性自身的生理优势在远古时代就使他取得了对女性的优势,从而建立了对女性的统治,使其沦为第二性。两性等级制度建立后,男性采取一切措施维护其统治地位。在男性心目中,女性是“他者”(他人),而“他人即地狱”,所以男性将女性视为地狱,应该将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波伏娃认为,在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在所有的思维活动部门,人们都把妇女看成另一种人——他者。于是,她尖锐而又深刻的指出“为什么女人是他者?”[1](P40)从而第一次真正在女权意义上认识到妇女在文化中所受压抑。波伏娃从“处境”(主要是指社会习俗、法律规范等)出发揭示造成对女性歧视的社会文化根源,并鲜明提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1](P309)。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她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其存在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对西方的思想和习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三,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他说:“人不是首先存在以便后来变成自由的,人的存在和他的自由两者没有区别。人类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且使人的本质成为可能。”[4](P56)后来,他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波伏娃根据这个命题,在《第二性》中提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永恒的女性”[1](P19)气质。女性没有天生的本质,她具有怎样的气质完全取决于她自己的选择。先有存在,后才有根据一个人的选择而决定的本质。其实,波伏娃在构思《第二性》的初期阶段,只想谈谈自己所面临的困境、个人的探索及其思考。然而在构思过程中,她发现了所有女性处境的相似性,因而最终决定在书中阐述妇女在当今社会中的共同处境和命运。波伏娃深刻剖析了千百年来奴役女性、歪曲女性形象的“女性神话”观念,认为这不过是男性根据自身利益和要求,编造出来虚假女性形象。波伏娃认为:“性的特征不能决定命运,本身也不能为解释人类的行为提供重要的线索,而只能表现它仅仅在帮助决定的整体处境。”[1](P811)这一大胆揭露使许多人尤其是女性豁然开朗,认识到女性的“低劣”并非与生俱来,也不是注定要依附男性过寄生生活。波伏娃的崭新观点增强了女性的自信,鼓舞了她们追求新生活的勇气,也奠定了其女性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

实际上,波伏娃对于女性在社会中的处境、女性的角色和地位等问题应该是很有感触的。童年时代的波伏娃曾耳闻了父亲对母亲的不忠;青年时代,她目睹了女友因家人反对而不能选择自己所爱的人最后抑郁而死的悲剧;二战期间,她也曾发现即使是艺术界的一些成功女人也大多扮演着“依附者”的角色;而她自己的情感生活也是充满了波折——萨特虽是她的终生伴侣,但萨特身边不断有其他女性出现。在我们看来,波伏娃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她不止一次地问萨特,他的情妇和她相比哪个更重要,而萨特却从来没有问过她类似的问题。她和萨特同样选择独立自由的生活方式,她却因此不断遭到世人的非议,甚至还曾被解除过教职。随着阅历和思想的丰富,随着对女性处境的深刻认识,波伏娃感到妇女仍然处于从属地位并且遭受男性歧视,被视为“第二性”。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婚姻、爱情、事业等许多方面都会遇到很多问题。作为女性,出于对自身以及所有妇女命运的关心,同时也出于存在主义作家的责任感,波伏娃觉得有必要写一本关于女性启蒙的书。波伏娃曾经敏锐的指出:“从科学的角度讲,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特性都是取决于处境的一种反应。如今之所以不再有女性气质,是因为它从来没有存在过。”[1](P8)在她看来,应该唤醒广大女性朋友甚至世人,人类不应该以男性为中心,而女人也是天然进化发展形成的一种人类。最后,萨特年轻时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的哲学也被称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的阶段是“少有的‘哲学创造’的时代”[5](P7)。他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边缘发展着,它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5](P15)。他反对的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他要用“人学辩证法”代替“唯物辩证法”。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把人本身作为它的基础而重新纳入自身之中,那么,它就将变成一种非人的人学。”[5](P132)“人学辩证法”来源于个人实践,以人类社会的总体化为实质内容,又以这种总体化作为其获得可理解性基础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只存在于社会领域中,实际上,萨特看到了马克思过分强调经济因素而忽视人的因素的缺陷。

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独特关注,也在波伏娃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波伏娃吸收了这种“人学辩证法”的实践观,认为妇女的解放男女应该情同手足,“要在既定世界当中建立自由领域”,“让她不再局限于她同男人的关系,而不是不让她有这种关系”。[1](P827)对此,波伏娃还引用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话予以佐证:“人和人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从这种关系的性质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并把自己理解为类的存在物、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的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自然。”[6]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性》中所体现的女性思想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波伏娃既引用了萨特“他人即地狱”的观点,又提出自己的看法。她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可以建立起互利互惠的关系,“达到完美的平等状态。”[1](P787)波伏娃说:“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明显的斗争,因为女人的存在是含糊的;她在男人的面前不是主体,而是荒谬地带有主观性的客体;她吧自己既当作自我,又当作他者。”[1](P813)她又写到,“共同的生活对于两个自由人是一种丰富,每一方都会从对方的职业中得到对自身独立性的保障。自立的妻子把丈夫从婚姻奴役中给解放出来。”[1](P787)也就是说,在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自由的前提下,人与人之间建立平等的关系是可能的,这时的他人将不再是地狱,而是“一种丰富”。而实现这个结果的前提就是“只要男女彼此都承认对方是同等的人”[1](P813)。由“他者”到“自我”的转变,从而结束了男女两性的敌对状况,更解释了女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第二性”,而是实现了两性平等。

随着波伏娃写作《第二性》的完成,她已经变成一位觉醒、成熟的女性了,她对自己所面临的处境以及将来的道路已有了清醒的认识。然而,现实中很多女性都并不十分了解她们的处境及其地位。所以,她希望通过此书,唤醒女性同胞们的觉醒。同时,波伏娃深知妇女解放并非易事,更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解放。因此,波伏娃还潜在的希望通过本书引导男人去理解女性。毕竟,妇女解放不只是妇女单方面的问题,它得依靠改善社会的整体条件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波伏娃在《第二性》的第二卷《结论》中总结说:“要取得最大的胜利,男人和女人首先就必须依据并通过他们的自然差异,去毫不含糊地肯定他们的手足关系。”[1](P827)正是基于这些因素,《第二性》奠定了波伏娃在文学史和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第二性》成了波伏娃存在主义的女性主义哲学归宿。

[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2]邹霞.解析西蒙·波娃创作《第二性》的动机[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12).

[3](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23.

[4](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M].北京:三联书店,1987.

[5](法)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6](法)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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