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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与认知的跨学科特点研究

2014-08-15夏卫华

黄山学院学报 2014年1期
关键词:认知科学学科

夏卫华

(合肥师范学院 外语系,安徽 合肥230601)

一、引 言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人们发现有许多问题,如环境、能源等单靠某个国家或团体是无法解决的。为了应付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世界各国人们不得不携起手来。相应地,为了能从整体上把握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21世纪学术界也加快了跨学科综合发展的趋势。各学科的研究者们发现,要想彻底弄明白某一事物,必须借助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因此,各领域的专家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其他相邻学科甚至一些边缘学科,由此跨学科研究开始兴起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垂青。

认知科学与修辞学是当今语言学领域关注的两大核心板块之一。修辞学虽已历经2 000多年的历史,在当今大力提倡人性化的社会里,仍然迸发出耀眼的光芒;认知语言学是20世纪70、8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科学。尽管二者的源头差别很大,但大量的资料证明这二者之间的区分并非绝对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证明语言的起源是以人类的认知经验为基础,借助于隐喻、转喻、转指等修辞手段而得以发展,而修辞过程也须遵循认知规律,只有遵循受话认知规律的修辞才能为人们所接受,并有效地发挥修辞功效。

认知科学在整合了心理学、经验哲学、修辞学等学科的成就上产生,并迅速地融入其他学科,产生了各种跨学科性认知学,如认知语言学、认知语用学、认知心理学等。认知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就是要研究人如何利用其最基本的心理过程,如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和语言等来认识、构建和利用外界事物。相应地,认知科学有望发展成促进其他学科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其开拓者让·皮亚杰相信每个学科迟早都会有自己的认知论并且 “每个学科迟早都得理解其自身的认识论”。[1]129同样,修辞学今天也加速了与其他学科的合作,有一天每门学科都要发展自己的修辞学。

认知科学与修辞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国内已有多位学者深入讨论了修辞的认知属性,并有不少成果问世,尤其是北大的陈汝东学者撰写的专著《认知修辞学》,对认知修辞学的理论基础和各种属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西方认知修辞学的研究概况作了综述;徐盛桓也撰写了题为《修辞研究的认知视角》的文章,强调修辞中所涉及的认知策略等因素。[2]2从中国知网所搜到的这些文章或者是仅关涉单一修辞手法的认知性,或是仅强调认知对修辞的单方面影响。事实上,修辞和认知之间不仅限于认知对修辞的单向关系,更呈现出双向、互动、交叉的关系。

二、修辞学与认知科学的关联性

(一)认知在修辞学中的地位

修辞学自古以来就是一门综合性、包容性的学科。古代的修辞学家大多知识渊博,能言善辩,他们不仅精通社会学、伦理学、哲学、语言学等学科内容,甚至还懂得科学、辩证法等自然学科内容,其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就被称为多学科之父。今天修辞学以其综合性特征再度吸引学者们的注意力,呈现加速与认知科学等多种学科融合的趋势。

尽管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认知科学仅有30、40年的历史,但认知作为通过直觉、感知、推理等方式获取和使用知识的心理行为和过程[3]3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源头远远早于修辞学,始于人类有意识地改造世界之初,并一直是促进人类各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任何学科的建设都少不了认知因素的参与,修辞学也不例外。它的一些理念和方法自始至终贯穿于修辞学的发展中。在古典时期诡辩派把修辞学看成是认知的,是产生知识的科学,是对法律和政治有直接的重大影响,可以提高发言者的雄辩口才,以赢得议会中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的科学。[4]164牟晓鸣通过研究发现了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认知性。历代的许多修辞学理论中都包含了修辞认知性思想。“修辞活动的本质就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一种符合特定意图的、更加主动的、更加个性化的认知活动”。[5]67为此修辞者必须对修辞内容、对象、情景等有充分的认知,并在交流中对交流的效果进行认知以便因时制宜地调整修辞策略。

不仅修辞理解需要认知的参与,修辞的构建也是以认知为基础的。修辞是对普通表达的背离,但仍能被理解,原因在于认知因素的参与,尤其是参与者的认知图示结构功不可没。例如,在校园里常看到下面的一则寻物启事:“我因不慎把xx东西丢在某处,如有人误拿,请速归还,不胜感激。”这里的“误拿”就是一巧妙的修辞表达,其真实含义失主和偷东西者都心照不宣。可见认知是修辞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没有对修辞目的、情景等要素的认知,就没有真正的修辞。

(二)修辞对认知的影响

修辞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方法。1967年,司各特的《论修辞的认知性》曾论及在人类的事务中,修辞学是一种了解事物的方式。他指出修辞学是认知性的。修辞能触发人们的想象力,提供类似图像的理解。生活实践中,人们往往借助关联、比拟、转化等修辞手段把复杂或陌生的东西和人们熟悉的或简单的事物联系起来,以简化认知过程。例如“Electric Brain”一词的出现就是利用联想把电脑的功能和大脑联系起来,帮助人们认知这一高端产品。

在阐述认知结果时,还要考虑使用什么修辞来达到最大表达效果。科学领域的专家曾经大力贬斥修辞,认为那是蛊惑人心的欺骗手段。但是现代科学技术领域委实无法与修辞完全脱离干系,科学的成果必须为大众理解和接受才能发挥效用,大量的科学发明因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认知而遭搁置。科普文章恐怕正是应这一修辞情景而产生的。可见认知过程及认知结果的传达都少不了修辞的参与,适合的措辞可以简化和加快人们的认知过程。

三、修辞学与认知科学的契合点

修辞学主要研究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修辞情景和增强交流效果的修辞手段;而认知科学则着重研究人们如何认识他们赖以生存的世界。二者在共同参与人类社会的构建过程中,相互支撑、相互依托、相互渗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格局。王寅(2010)认为认知语言学在学理、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与修辞学有着较大的重叠性和互补性,两者的联姻为“认知修辞学”的构建提供可能。[6]46这里从他们共享的生成机制、社会属性和发展中的互动三个方面来进一步论述二者的契合点。

(一)生成机制

修辞学与认知科学都从客观现实出发,通过心理潜式因素和关联、推理等手段,把关于物质世界中基本概念层面的经验加以升华,从而使人们能更好地认识和利用其赖以生存的世界。

无论是作为古代的“劝说方式”还是作为现代的“认识及生产知识的方式”,修辞的生成都是以了解客体的心理状态为起点,以诱发客体的心理状态改变,接受修辞目的为目标。一个成功的修辞者必须试图建立以客体心理为焦点的心理分析模式。修辞学鼻祖亚里士多德强调心理分析,在其专著《修辞学》中详细分析了各类听众的心理和道德观,并指出修辞交际中的基本问题是适应听众的问题,相信只有了解一个人才有可能对他进行劝说,对心理的认知和了解是修辞的关键。其后的历代尤其是近现代许多修辞学家都强调对心理因素所作的诉诸。17世纪初,培根认为修辞学的作用是把理性运用到想象以影响意愿。18世纪坎贝尔的《修辞哲学》更是从哲学和心理学角度来探索各种修辞问题,坎贝尔等认识论者把古典修辞学的知识与当时的心理学结合起来,创建了以理解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修辞学。[7]156他将修辞的目的阐述为启迪理解,满足想象力,移情和影响意愿。20世纪理查兹的思想-词语-物体之三角关系理论,伯克的同一理论以及韦弗价值修辞学理论无不是指涉通过心理因素来达到修辞目的。

认知科学与心理学有着更加密切的关联。认知科学本身就起源于心理学家皮亚杰的互动、图式发展等理论:图式是认知结构的起点和核心,而图式又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经验。例如在英国,夏季是一年中最宜人的季节。人们无数次地接触到温暖明朗、美丽可爱的夏季,很自然地获取了“夏天是晴爽美好的”这一心理意象图式,并且常用这一意象描写美好的事物或人。

从日常生活中获取的大量基本认知图式,使我们能对基本层次的概念进行认知后,借助于推理、总结等关联因素,再通过转喻转化和隐喻等修辞手段拓展对高层概念和次概念层次的描写和认识,最终达到对整个世界的认识。1972年6月,以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James W.McCord,Jr.)为首的5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这件事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闻之一。由此人们把“门”和一切丑闻联系起来,并在此心理认知图示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系列与“门”有关的词,如:大学抄袭门、伊朗门、朝鲜门、艳照门等来指称相关的事件。总之,修辞和认知都是以现实生活经验为基础,借助于心理因素达到认识、改变或利用客体的目的的。

(二)社会属性

修辞学和认知科学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都受制于特定的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不同的社会文化造就了不同的观念,价值标准、意识形态、思维模式必然会影响到人们的认知概念化模式和修辞策略。

修辞的社会属性主要体现在它的社会目的性和功能效果上。亚里士多德将修辞学定义为一门适用于任何主题的劝说方式的艺术,坎贝尔则认为修辞是使话语适合其目的的艺术和本事,都强调通过运用特定的说话方式来达到一定的目的和效果。从小的方面来看,我们平时说话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就必须先考察一下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说话者和受话者之间社会关系等,修辞内容来源于我们如何对现实经验作出阐释和分类。[7]78从大的方面来看,综观修辞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修辞学的数次兴衰荣败无不是与其社会适用性紧密相关。在古希腊,修辞学因为满足了人们论辩的需求[8]14而成为一门十分实用的技术,这与当时的民主制度及司法制度不健全是分不开的。在黑暗的中世纪,神学统领着西方社会,人们毫无民主可言,更不用说自由辩论了,于是修辞学很合时宜地与宗教结合起来,蜕变成为传教的工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专业化的加深,修辞学更是退化到文学写作的修饰语。然而20世纪30、40年代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醒悟到科学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许多问题甚至包括科学技术领域里的问题的解决还得求助于修辞或修辞特有的人际和社会协调功能。在当今复杂的国际社会环境里,这一功能尤为重要。修辞作为一种人和群体之间相互影响的语言形式,很自然地与促进人类的理解,改善交际互动过程联系起来,成为表达方一种积极、有意识的言语行为。[9]34

“认知科学”名称里“科学”二字并没有赋予其客观性和纯科学的精确性。相反,在社会性和可变性方面,认知科学毫不逊色于修辞学。“关联”是认知科学的一个关键概念,为了便于认识和理解新生事物,人们常把直观的熟悉的东西的性质投射到抽象或复杂的东西上。如在发明电脑之初,就利用了“人脑功能”的投射作用。至于凭什么把A和B关联而不是和C关联,并非总有科学依据,而是存在一定程度的任意性。

职业、教育、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等的差异都参与了认知过程。在某些范畴的范围和等级方面会有一定的个体差异,对于刑警队里的训犬师和一个曾经被狗咬的人来说,同样一个词“狗”会让两者产生截然不同的认知联想。一个证券行业的专家、一个曾经在股市损失惨重的业余炒股者和一个从不问津于股市的农民对“股票”这个概念的认知肯定是不同的。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主体的感知方式、心理特征、思维模式等认知方式及其结果可能有天壤之别甚至截然相反。不同的民族则会形成特定的民族心理意象,比如不同的民俗、宗教、神话传说。对于某次战争性质的理解,对某些动物的情感意象都可能会受到社会宣传的影响。例如,源于各自不同的传说,中文里的“龙”代表着“高贵与力量”,而英文里的“dragon”却表征“邪恶与魔鬼”。

这些不同社会文化环境当中的不同团体,虽然具有相同的生理基础和认知能力,但是在具体的观察过程中,可能视角不尽相同或关注事物的侧重点不同,从而导致不同的认知结果。因此认知并不是对客观事物直接摹状,认知的世界并不等同于客观世界,特定文化环境造就特定的认知模式。

(三)发展中互动

修辞活动和认知活动在发展中是相互促进、相互渗透和相互支持的。从劝说方式到传教手段再到认知方式,修辞学趟过了2 500多年的历史旅程,虽然屡遭贬斥和挫折,却因为有无数修辞学者不间断地利用各种不断更新的认知方法辛勤探索、永不放弃、锐意开拓,使修辞学科不断出新,永葆青春活力。

在具体的修辞过程中,修辞活动和认知活动也是相互依托的。在修辞情景基础上寻求相关论点和证据就是以探索知识达到认知为目的,其本身就是知识构建的一部分,美国新修辞学会就提出“修辞也有创造功能”的观点。

“No,never,upon my word,”said the head under the neck cloth,shaking very much—”that is,yes——what abominably cold weather,Miss"——and here,he fell to poking the fire with all his might,although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June.

——Vanity Fair

这是描写爱米丽亚的哥哥乔瑟夫的一个情景,作者没有直接点明乔瑟夫羞涩和愚笨的性格,而采用一个细节描写的修辞方式:尽管是在六月中旬,他却违反常理地把头缩在衣领里,手不断拨火还在喊冷。根据常识这是一年中最暖和的时节,这一认知语境对理解人物性格和作者对富人冷嘲热讽的写作风格至关重要。

修辞者总是在寻求合适的方式表达,以达到最佳的效果,评价的标准依赖于客体是否愿意合作,也即最终的效果。古希腊的演讲活动包括五个步骤,其中的觅材取材和布局谋篇阶段,演讲者必须综合考虑共同话题和听众的性质,反复斟酌所用材料、方法和程序,其中不乏对听众可能提出问题的考虑。即便是在演说过程中也要根据观众的反应作出适当的调整,因为听众的意愿是劝说成功的关键。这其实也是一个修辞者对修辞情景和效果认知的过程。小亨利·约斯顿认为修辞是唤起或维护交流所需要的意识。[10]215在修辞活动中,修辞主体希望通过自己的修辞活动(不仅限于语言)唤起客体积极参与交流的意识。这个客体应是一个有自由意志和认知能力的人,他不会被动地接受,而是着力于满足他的意愿。事实证明,大多数客体的接受有一个过程,修辞主体必须正确认知客体意愿,而客体也须了解主体可能容让程度,最终结果是双方共同协商的。通常这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两次、三次甚至更多的主体和客体交流的互动过程,中、日、韩等八国会议就是一例。有的是永远持续下去,甚至是无果而终,修辞失败,如美伊核谈判至今无果。

个体的修辞能力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个体总是在一个又一个修辞活动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并逐步提高自己的修辞和认知能力。无论是修辞学科的发展、某一修辞活动还是某个人修辞能力的提高都离不开认知因素的参与。

从认知过程的角度看,认知过程是一个主体和客体借助于修辞等各种言语手段不断调整和相互适应的过程。大多数文学作品都是利用这一方式去塑造人物形象的,通过一系列的曲折、波荡起伏的情节向读者揭开冰山下的真面目,从人物之间的互动来认知。例如《名利场》第二段有如下一段对话:

Rebecca said abruptly: “I am here to speak French with the children,not to teach them music,and save money for you.Give me money,and I will teach them.”

She (Minerva)said: “For five-and-thirty years.I never have seen the individual who has dared in my own house to question my authority.I have nourished a viper in my bosom.”

“A viper-a fiddlestick,” said Miss Sharp to the old lady,almost fainting with astonishment.

——Vanity Fair

利蓓加在家庭遭难以后进入平克顿女子学校半教半读,现在校长平克顿小姐想让她教孩子们音乐,以节省一个音乐教师的开支,没想到遭到后者断然回绝,35年来还从没有人敢如此顶撞她,何况是这个她认为“是天下最驯良的小女孩儿”,所以她吃惊得几乎晕倒。作者利用这一直接对话的修辞方式和“毒蛇”这一修辞格,非常巧妙地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首先是书中人物平克顿小姐在这一经历中改变对利蓓加的原有认知:从一个驯良的小女孩变成自己胸口上的一条毒蛇,恩将仇报;同时读者也认识了一个高傲、虚伪、狭隘和恶毒的女校长。

作为认知科学基石的认知发展观强调的图式心理框架是人们认知的起点。认知过程都要经历同化、顺化和平衡的三个阶段。在认知发展理论中,同化是指个体在感受到刺激时,把它们进行或多或少的加工后,以适应并被纳入头脑中原有的图式之内,使其成为自身的一部分。顺化是指个体遇到不能用原有图式来同化新的刺激时,便要对原有图式加以修改或重建,以适应环境,这就是顺化的过程。可见有机体正是通过同化和顺化两个过程实现对图式的不断修改和重建,推动认知的发展。这样动态变化发展的平衡支撑着人类的认知活动和知识的构建。在语言领域,同化-顺化-平衡过程就是一个修辞双方交流互动的过程。

四、结束语

建立在心理学知识和社会文化基础上的修辞学和认知科学都是人类社会中十分重要的基本学科,对人类其他学科的发展具有功不可没的建设性作用。认知是人们对客观世界(包含修辞)的认知。人类选择和使用措辞是建立在对修辞情景的认知基础上,结合情景考虑用何种表达方式以达到最佳的认知效果。对修辞的理解需要认知的参与,构建修辞也需要认知的参与,反之亦然。因此,修辞学和认知科学呈现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双向、交叉的关系。

[1]皮亚杰.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M].傅统先,译.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

[2]徐盛桓.修辞研究的认知视角[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8(2).

[3]熊学亮.语篇的认知修辞解构[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4]胡壮麟.认知文体学及其与相邻学科的异同[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2(3).

[5]牟晓鸣.修辞三段论的认知性[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3).

[6]王寅.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认知修辞学”:从认知语言学与修辞学的兼容、互补看认知修辞学的可行性[J].修辞学习,2010(1).

[7]温科学.二十世纪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8]夏中华.中国传统修辞学的继承[C]//修辞学论文集:第九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9]麻金星,刘洋.外宣旅游翻译的认知修辞研究[J].长春大学学报,2013(1).

[10]肯尼思·博克.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M].常昌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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