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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女性诗歌中的“中年写作”——以安徽诗人王妃为例

2014-08-15张德明

黄山学院学报 2014年1期
关键词:王妃新世纪诗人

张德明

(湛江师范学院,广东 湛江524048)

审视王妃诗歌创作的诗学特征与审美意义,可以有很多的角度和层面,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出发,能够观照到诗人艺术世界中的不同方面,进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仅从艺术技巧和语言表达的层面来探究王妃的诗歌,可以挖掘出其文本内部闪烁着美学光泽的元素与成分,进而把握到其形式层面上的艺术象征,不过这样的探究可能只是对我们走进王妃的诗歌世界有一定的助益,不能让我们在更高的历史境界上领会王妃的意义。基于此,从历史的维度上来思考王妃的诗歌表达及其文学史价值,从“中年写作”这种代表20世纪90年代至今较为典型的诗学理念层面来搜寻王妃诗歌创作的行进轨迹,以便将王妃诗歌所体现出的新世纪女性诗歌创作的新路向与新景观提炼和概述出来。这样的研究既涉及到对王妃诗歌文本的细致读解,也涉及到对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一些相关诗学命题和创作现象的探讨与追问。

一、“中年写作”与新世纪女性诗歌

“中年写作”这一诗学命题是当代诗人欧阳江河在《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一文中提出的,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新时期以来中国新诗从20世纪80年代向90年代转轨与蜕变的审美假设基础上的。欧阳江河这样解释当代诗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呈现的“中年写作”现象,“中年写作与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写作的秋天状态极其相似: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已逝之物与将逝之物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在词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文之间转换不已。”[1]56-57我们必须注意这里所说的“写作的秋天状态”、“转换不已”等关键语词,它试图阐释的是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成熟性、多义性和非武断性等特质,同时也暗示读者对那个年代诗歌进行历史把握应具有更广阔的思维视野和更开放的意义容涵度,否则是不能捉到其艺术真髓的。

在欧阳江河看来,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创作,其实都应视为新时期诗歌的“青春期”,英雄主义情结、集体主义意识较为突出和浓厚地笼罩着这一时期的创作场域,而以1989年为分水岭,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些诗人有意识地在时间、数量、质量等生命维度上进行新的思考与表述,其诗歌文本显示出与20世纪80年代迥然不同的艺术征候。欧阳江河说:“青年时代我们面对的是‘有或无’这个本体论的问题,我们爱是因为我们从未爱过,我们所思想、所信仰和所追求的无一不是从未有过的。但中年所面对的问题已换成了‘多或少’、‘轻或重’这样的表示量和程度的问题,因为只有被限量的事物和时间才真正属于个人、属于生活和言词,才可能被重复。”[1]58欧阳江河以“青年时代”和“中年时代”来分别对位两代的比喻式描述,是基本符合当代新诗发展的历史真实的,因此欧阳江河所描述的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中年写作”现象,对于认识那个年代以至新世纪的诗歌美学来说有着突出的指导意义。

欧阳江河的这篇文章提及的诗人包括王家新、萧开愚、西川、陈东东以及欧阳江河自己等,也就是说都是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的男性诗人,对于此一时期的女性诗人,他并没有在“中年写作”的诗学阐发中提及到。这或许不是欧阳江河本人的疏忽,而是现存的诗歌历史确然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新诗的“中年写作”中,女性诗人基本上是缺席的,那个时候有代表性的诗人如翟永明、伊蕾、唐亚平等,大都在思考有关女性的社会生存空间和历史地位等属于西方女性主义者思考过的重大问题,而事实上这样的思考以及诗歌反馈,无疑还显露着某种“青春期”的思想迹象,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底蕴和精神氛围差离不远。

新世纪以来,随着路也、安琪、蓝蓝、林雪、阿毛等诗人的迅速崛起,一批关注现实境遇,立足于思考生活中“多与少”、“轻或重”等“表示量和程度的问题”的诗歌作品从她们的手中大量问世,女性诗歌才真正进入“中年写作”期,这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女性诗歌创作在新世纪的成熟和成型。安徽女诗人王妃近年来凭借 《中年赋》、《我们不说爱很久了》、《那个字》等诗歌篇目在当代诗坛一路蹿升,并迅速加入到新世纪女性诗歌的“中年写作”队伍之中,她的横空出世,可以说是安徽诗坛的一个奇迹,也是新世纪女性诗歌写作显示出勃勃生机和活力的重要例证。

二、走向中年:王妃诗歌的行进路线

从王妃的简历中我们不难得知,她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而真正开始诗歌和散文创作的时间应该是2008年。也就是说,她在诗歌土地上耕耘的时间并不太长,而当踏入诗歌疆土之时,她早过了而立之年,对于人生、事业、自我的认识,其实已经处于一个相对稳定和成熟的年龄阶段,这也预示着她的诗歌写作从起步时就形成了 “走向中年”的情感表达态势。在2009年到2012年这短短的4年之间,她的诗歌创作处于一种爆发状态,几乎一年上升一个台阶,与此同时,她在大型诗歌刊物上发表的诗歌作品从数量到质量都是令人称叹的,受到诗界同仁的瞩目。如果将王妃近年来的诗歌创作划分为几个阶段的话,按照其“走向中年”的心路历程和艺术展开线路,2009年应该是酝酿期,2010年是发展期,2011年到2012年是成熟期。酝酿期和发展期是她“走向中年”的过程,成熟期意味着她达到了“走进中年”的目标,完成了艺术的真正蜕变。

2009年是王妃踏踏实实开展诗歌创作事业的重要一年,在她的诗集编目里,她将这一年写作的诗歌冠之以“新生”的总题,这种比喻式题目的取用,某种程度上暗示着她将诗歌创作看作自我人生升华的一种有效途径。这一年她写作的不少诗歌虽然总体上看还稍显稚嫩,但对于中年的感悟和体验已然露出端倪。《真实》如此写道:“你说爱的时候,我刚走进家门/手里拎着的鞋子是真实的/鞋子掉到脚背上是真实的/脚背上的疼痛是真实的/疼痛后的泪流满面是真实的//不知道,你说的话是不是真实的”。诗歌首节用顶针修辞格,写出了抒情主体在外奔波之后,回到家中时显示出的狼狈情状,这或许是人到中年时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第二节写抒情主体面对丈夫的一声“爱”语,显示出的某种犹疑与猜忌,这样的设计是耐人寻味的。如果按照青春期的情感思维,当一个人累了困了回到家中,那声“爱”的呼唤立刻会如甘霖蜜汁,让人精神一爽,倦累全消。但诗歌中的“我”却对那甜蜜的话语显出了迟钝、迷茫甚至猜疑的态度,这是不是现代社会里某种中年心境的真实曝光呢?

如果说《真实》一诗从艺术技法到情感成色都略微简单的话,那么随后创作的《无眠》一诗则丰厚了许多。这首诗只有两节,全诗为:

昨夜的雨水态势迅猛

慌乱中闭合的窗

将惊悚的眼神丢到了室外

噼啪!一声脆响

水杉倒在子夜

堵住时间的出口

夜,比一条河流漫长

布谷鸟叫醒了另一个黎明

我决定继承母亲早起的习惯

不看镜子里红肿的眼睛

先把炊烟升起来

再把潮湿的衣被搬到阳光下晾晒

对于王妃来说,失眠的时候肯定不止这一夜,但诗歌描述的这一次“无眠”无疑是意义重大的,因为无眠之中,诗人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决定继承母亲早起的习惯/不看镜子里红肿的眼睛/先把炊烟升起来/再把潮湿的衣被搬到阳光下晾晒”,在这样的“决定”里,“我”完成了生命中极为关键的角色转换,从从前的先关注自己(“看镜子里红肿的眼睛”),转换到而今的先关注家庭和生活(“先把炊烟升起来/再把潮湿的衣被搬到阳光下晾晒”),在这样的转换里,一个女性对人到中年的角色认同赫然可见。

2010年是王妃“走向中年”的创作发展期,这一年,王妃诗歌创作的态势不减,而迈向中年的情感线路也更清晰。她学会不让爱情停留在表面的光鲜亮丽上,而是力图“在深处放养爱情”,“不挂在月亮上,不植在温室里/要放养就放养在深处:深海,谷底,或者沙漠的中心。”(《在深处放养爱情》)这种深处放养爱情的生命态度,显出的是诗人面对中年时的克制、隐忍与冷静。为了抑制自己的欲念,真正完成进入中年的人生蜕变,诗人还想像自己能够做到:“我努力掏空自己,让自己/越来越轻/我想骑着一粒尘/自由飞奔”(《尘》)。与此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主动承担所有的重压:“我已经习惯了,用父母赐我的本名/挑起生活里所有的重——/情义、仁爱、苦难和坚忍。至于/滚落的汗水、泪水和血水,这些/有色的和无色的,有味的和无味的/是时光的罅隙中渗出的体液,它能带走我体内的咸和腥,却挪不动我心头的磨盘”(《夜无题》)。在王妃看来,真正的中年心态,或许是努力忘却自我,做一个现实社会的“隐身人”,“把姓名隐起来/把性别隐起来/把年龄隐起来/把影子隐起来……”并且“要时刻牢记:作为隐身人/你没有自己”(《隐身人》)。可以说,诗人上述这些在心路上的探索与倾诉,为她在日后迅速走进中年写作作了坚实的铺垫。到了2011和2012年,一种立足中年的生命境界,对这个特定的人生场景进行诗意呈现的“中年写作”,在王妃的诗歌创作中得以完美地凸显出来。这种“中年写作”,也因此成为了王妃诗歌的当下表征。

三、中年沉吟:王妃诗歌的当下表征

中年究竟对一个人的一生意味着什么?人到中年又该处于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和心灵状态之中?一个人究竟怎样对待中年的莅临才算是正确的生命态度?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恐怕是人言人殊的,并没有标准答案。在诗人王妃那里,中年常常是一个负压过重的时期,困乏、劳苦、疲累,写满了生命的空间,这“虚胖的中年”,总是使人心情纷杂,夜不能寐:

我尽量保持端正的坐姿,任夜色

爬上眉梢,挂上厚厚的霜

将墨色窗帘轻轻合上,我好想睡。

文件夹、水池边的碗筷、儿子的作业本

还在耳边,发出窸窣的响声

像家鼠鸣出的警报。

有时,我真的想:不管了,

我这就倒下去了,你们别想用什么词语

来撑开我的眼皮!我真的

真的想睡,却越来越不敢睡。尽量

保持端正的坐姿。即使顺应人间的意志

躺下来,也是睁着眼睛做梦、呓语

偶尔,在凌晨

三两点钟,从记忆里惊出、盗汗、潮热

“虚胖的中年”,在枕边人起伏的鼾声里

既得安慰,又得恐惧

这首《中年赋》创作于2011年1月初,应该算是王妃首次将“中年”这个时间符号放置在标题之中的诗歌作品,这也暗示着从这个时候起,“中年”才真正成为了诗人艺术表达的重要题材和话语范式。《中年赋》写出了诗人对于中年的真切体验和敏锐感知,人到中年时的那种困乏、繁琐、想睡而不敢睡的精神情状在文字中捧水可掬,同时中年人那种既安慰又恐惧的复杂而矛盾的心态也让人感同身受。

当然更多时候,中年应该是淡然的,是自得的,是情绪舒缓的,是内心平静的,没有了青春岁月时的激情似火,有的是曾经沧海后的平淡与归真,这样的中年情景,就像这雪后的世界:“阳光是洗过的,草叶是洗过的/鸟群从农舍的楼顶掠过,立在光秃秃的树干上/像刚长出来的新叶片/它们歌唱,嗓音清脆/是洗过的 扑棱棱的翅膀也是/洗过的”(《雪后》),中年就是洗过的一段人生,它恬淡、清新、自然,这样的生命处境不是令人神往吗?之所以能够感知到中年的这番“洗过”之境,是因为诗人已历经了人生的历练与蜕变:“在江南,在年复一年的雪中,/我的人生,由棱形渐磨成方形/再由方形,磨成圆形/现在,我手握一朵雪花/稳稳居于圆心”(《一朵雪花的命运》)。

中年的生命情态不只是体现在自我对世界的理解与感知中,更体现在与那个“枕边人”关系的悄然变化里,当曾经相依相伴的两个人携手走进中年,爱情已在岁月的磨蚀中渐渐清淡,而亲情则在彼此的心间潜滋暗长,情感形态的置换使我们的日常生活与从前有了很多不同。这正是王妃的《我们不说爱已经很近了》所体现的生命内涵:

省略姓氏。有时也会省略名字

直接说嗳或者嗯

争吵,或者不理不睬,但不影响在餐桌边

围坐、就餐、叮嘱孩子

在拧灭台灯之前,把明天再次认真算计一遍

最后,用呵欠的尾气拖出一个长音——

“睡吧”

省略“晚安”。省略所有的肌肤相亲。

若是寒夜,就在各自的被窝里想念

空调、电热毯、暖手宝、热水袋……

这些能散发热气的名词,会让冰凉的被窝和身体

慢慢暖起来

在中年的人生阶段,二人世界的话语传递和情感交流肯定不如青春时期那样葱郁、鲜活和热烈,有的可能是删繁就简,一切都似乎变得程式化了,诗中的“省略”一语准确道明了此时的生活情形。但是,两个人交往之中的诸多“省略”,并不意味着情感的消减和关系的怯生,而是意味着彼此的心境和对于感情的理解进入到新的层次,换句话说,“我们不说爱很久了”,并不意味着我们之间已没有爱了,而是我们的爱情有了升华和转变,步入了一个新的境地。从这里我们认识到,当代女诗人的“中年写作”,是一种贴近生活真实和生命本质的写作,因此是充满艺术感染力的。

四、王妃的“中年写作”及其诗学意义

凭借出色的“中年写作”,王妃只花了短短的几年,就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特定诗学标记,并在当代诗坛占有了一席之地。王妃的诗歌创作之路是顺畅的,也是成功的,从这一点来说,其“中年写作”的艺术选择无疑是成功的。自然在新世纪女性诗人群体中,像王妃这样以“中年写作”为基本表达策略的还大有人在。对于新世纪的女性诗歌来说,王妃等诗人所采取的“中年写作”的表达策略,具有着不凡的诗学意义,概括起来,大致有下述三点。

第一,“中年写作”在新世纪女性诗歌中的隆重出场与精彩演绎,使新世纪诗歌尤其是女性诗歌呈现出多元化、多质化的审美态势,优化了女性诗歌的艺术品质。我们知道,在近百年新诗发展史上,女性诗歌的审美形态一直是单调的,不太丰富的,尤其是对不同年龄阶段的诗意呈现,在女性诗歌创作中更显得稀缺。新世纪以来,路也、林雪、安琪、阿毛、李轻松、王妃等诗人,都不约而同地对“中年”这个特定年龄阶段加以仔细的思忖、沉吟和精彩的艺术书写,这些女诗人较为集中的“中年写作”,对于开拓女性诗歌的创作领地,使女性诗歌呈现出多元化的艺术景观来说,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不容低估。

第二,“中年写作”某种程度上显示的是诗人对生命的一种态度,对历史的一种领悟,对自我的某种认同,因此王妃等人的“中年写作”,从一定意识上明确昭示了新世纪女性诗歌所具有的深刻历史意义与生命意识,这对于我们从更高的精神层面来认识其艺术价值来说是有极大帮助的。必须承认,世间女性都希望自己青春不老、红颜永驻,中年的到来无疑意味着女性青春芳华的逐渐远逝,意味着许多美好的岁月踪影均将走入梦幻般的记忆之中,这对女性来说是极为残酷和惨烈的,因此很多女性一时之间都难以接受中年来临的严酷现实。然而王妃等诗人不仅能理性地接受这种现实,还用诗歌的形式较为准确和细腻地展现女性面对中年时的生命情状和精神境遇,这是值得敬佩的。换个角度看,不管你接受还是不接受,中年的时日该到来总会到来,因为没有人能超越时间的法则,在这样的处境下,或许只有平静和理性的“中年沉吟”与“中年写作”,才是诗人进入这个年龄阶段的更为明智的艺术抉择,而正是这样的艺术抉择,才赋予了新世纪女性诗歌更为鲜明的生命情怀和更为深刻的历史意识,从而提升了女性诗歌的美学成色。

第三,女性诗人们在新世纪所展现的较为强势和集中的“中年写作”,一定意义上也构成了女性诗歌在新的历史时代进一步成熟和完善的重要界碑,它使人们充分意识到女性诗歌力量的整体崛起和不断壮大,也对新诗在新世纪的持续发展与不断繁荣充满了信心。新时期以来,中国新诗创作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优秀诗人和诗作层出不穷,这是有目共睹的。不过很长时间以来,中国诗歌界一直存在阳盛阴衰的问题,也就是说从20世纪80到90年代,优秀的男性诗人相当多,而女性诗人数量相对少,突出和优秀的女诗人更是屈指可数。不过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普遍提升,女性诗人队伍在不断扩军,大量女诗人的创作才华也逐渐展露出来,她们成为新世纪不可忽视的一股创作势力。女性诗歌力量在新世纪的群体崛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诗歌现象。不过虽然女性诗歌力量在不断壮大,但很长时间以来女性诗人标志性的美学符号并不突出,女性诗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独特理解与阐释并不显明。随着王妃等人“中年写作”诗歌的不断问世,女性诗人在新世纪终于发出了属于自己的有着不凡生活理解与生命认知的独特声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与男性诗人平等对话的权利。总而言之,借助带有普遍意义的“中年写作”,女性诗歌迅速形成一种集体性的美学力量,在新世纪诗歌舞台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创作潜力,散发出熠熠夺目的艺术光芒。

[1]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M].北京:三联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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