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智 陈文彦 施 维

2013年9月29日，上海又一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一天，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这是我国设立的第一个自贸试验区。它的诞生顺应了全球经济发展新趋势和国际经贸关系新规则，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新的强劲动力。作为国家的顶层设计，自贸试验区能够率先落户上海，毫无疑问，这将有助于上海加快“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从长远谋划来说，自贸试验区为上海迈向全球城市开辟了新的窗口和途径。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全球城市往往被认为是那些拥有对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核心城市。就目前的研究结论来看，无论是综合实力指标、生产性服务业指标，还是城市金融服务指标、城市航运服务指标，都表明上海已开始逐步嵌入全球城市网络，并且网络的节点层级地位越来越重要。在迈向全球城市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塑造全球城市功能。自贸试验区建设为上海的全球城市功能塑造带来了机遇，但其中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也对上海原有的城市功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试图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视角，以建设全球城市为目标，尝试构建上海新的城市功能框架，并对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提出对策建议。

1 全球城市功能演变与上海的现状

自上世纪9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萨森（Saskia Sassen）教授提出全球城市概念之后，国内外学者纷纷开始对全球城市的基本内涵和城市功能进行研究。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全球城市功能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全球综合服务功能等方面的笼统概括。笔者认为全球城市功能是伴随经济全球化运行而处于不断变化演绎之中。与一般城市相比，全球城市首先应具备优越的基础性条件，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时代到来时，全球城市便迅速从全球经济网络中脱颖而出，并以强大的高级要素成长机制引领着全球城市体系的发展。相应地，全球城市功能演变也经历了基础性功能、支撑性功能、网络性功能形成和发展的3个阶段。

1.1 在全球城市萌芽与成长时期， 全球城市基础性功能奠定了发展潜力

全球有诸多城市，但并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能够成为全球城市，只有那些基础性好的城市，才有成为全球城市的潜力，形成基础性功能。基础性功能指在全球城市萌芽与成长期起原始性作用，且随着全球城市发展而内化为本地不可缺少的基础性能力。全球城市基础性功能的形成与世界前两次产业革命和要素禀赋密切相关。18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欧美国家先后完成两次工业革命，直接促进了机器大工业的建立和发展，统一世界市场形成。其间，全球城市往往由于良好的工业基础和优越的要素禀赋，发展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并通过发达的国际交通运输，构建出面向全球的工业制成品和原料产品的贸易流通通道，成为国际交通枢纽、国际商品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像伦敦和纽约。这3大功能，即使到了现在，仍是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但与早期不同的是，现代国际交通枢纽功能更加完善、国际贸易中心功能更加多元、国际金融中心功能更加创新。上海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城市，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已基本形成，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已初步确立。2013年上海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77 574.57万t（仅次于宁波—舟山港，居世界第2位），集装箱吞吐量3 361.68万国际标准箱（连续4年居世界第1位）。上海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全年共起降航班61.51万架次，进出港旅客达到8 279.18万人次，在全球城市机场群中排名第7；完成货邮吞吐量334.98万t，继续位居全球第3。

1.2 在全球城市形成和发展时期， 全球城市支撑性功能提升了城市能级

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服务化时代的到来，跨国公司主导的以资本为载体的生产要素在国际上实现了自由流动，全球城市能级得到提升，并迅速从世界经济中脱颖而出。按照经济学原理，生产要素从流动状态上可以分为易流动要素（包括货币资本、技术、品牌、管理方法、营销网络等）、不易流动要素（包括一般劳动力等）和不流动要素（包括土地、矿产资源等）。生产要素中易流动要素的跨区域流动，直接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作为国际经济中心，全球城市原来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最先发生变化，即传统制造业地位慢慢弱化，而从制造业分离出的金融、贸易、研发、营销、物流、专业服务等高端价值链环节在产业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在这一阶段，一方面，全球城市为支撑高端产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强大的高级要素集聚能力和培育能力，像人才吸引功能、功能性机构集聚功能、企业品牌培育功能、知识产权保护功能等。为配合这些高级要素资源的集聚和培育，城市文化和生态环境等城市软实力得到重视，形成辅助性功能。另一方面，全球城市通过跨国公司向全球其他区域扩散成熟的生产要素，扩大了其他地区的对外贸易，间接地实现了全球城市对其他地区不流动要素和不易流动要素的控制力及配置力。此时，全球城市具备生产要素扩散功能，如资本扩散功能、成熟技术扩散功能、特许经营性品牌扩散功能、经营管理方法扩散功能等。这些要素的集聚和扩散表现在国际贸易上，全球城市功能开始由国际货物贸易中心转向国际服务贸易中心。2013年上海市进出口总额4 413.98亿美元，占全国的10.61%，在国内城市国际贸易竞争力综合排名中居第1位。2013年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中位居第6位。与香港、东京、新加坡共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东亚地区金融中心组团。

1.3 在全球城市体系形成时期， 全球城市网络性功能增强了辐射能力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化升级，全球化进程得到进一步的推进，全球城市体系形成。在这一阶段，全球城市已拥有大量的高级生产要素，但是为了实现对全球城市体系中网络资源的控制力，全球城市开始积极完善成熟的高级生产要素成长机制。高级要素的成长机制分为外部机制和内部机制。外部机制包括宽松的市场氛围、良性的竞争机制、爆发式的信息资源等，内部机制包括城市自身的文化环境、生活环境等。与此同时，全球城市的资源禀赋和功能内涵出现了新的变化。例如，全球信息资源成为全球城市关注的重点；高级要素的核心环节在全球城市迅速成长；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态环境的地位得到了质的提升。由此，全球城市也逐渐演变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中的信息枢纽中心、高级要素成长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创意交流中心等。近年来，上海集聚跨国公司等高级要素促进创新和文化创意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上海的创新能力还有待提升。截至2014年6月，上海已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470家，是中国大陆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多的城市；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占全国近1/4，其中来自世界500强企业的研发中心占比更是达全国1/3左右。然而，根据新加坡战略咨询公司发布的《亚太地区最具创新力城市》报告，上海仅名列第14位。

2 上海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城市功能内涵

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国政府主动应对经济全球化、主动提升外向型经济水平、主动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重大战略举措。自贸试验区承载着贸易业态模式创新、投资开放创新、离岸型功能创新、政府管理服务创新等制度创新试验，对上海的城市功能产生或即将产生较大而深远的影响。

2.1 创新贸易业态模式功能

贸易功能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最基本的功能。在自贸试验区建立以前，区内的贸易功能早已存在，但是自贸试验区建立以后，区内创造性推行的一系列贸易制度，如“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贸易管理制度，“单一窗口、分类监管、便捷高效”的海关监管制度等，有效地接轨了国际贸易管理制度，并因此形成了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便利化、自由化和国际化的制度环境。体现在贸易功能上，这些制度不仅深化了传统的贸易功能，而且促进了新兴贸易模式的出现。一是服务贸易能级提升。按照全球自由贸易园区的发展新趋势，大多在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的基础上，开始向服务贸易领域延伸拓展。上海自贸试验区为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而建，将在注重货物贸易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将成为自贸试验区的深化功能。得益于相关的贸易制度，自贸试验区集聚的跨国公司全球总部、亚太总部和营运中心、利润中心、订单中心、资金中心、结算中心、管理中心、销售中心、研发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将会有效地提升服务贸易能级。二是离岸贸易功能应运而生。自贸试验区内集聚的一批功能性机构，推进了离岸贸易的全面发展。为此，上海自贸试验区很快建立和发展了全球（或区域）贸易网络，打造了以跨国公司共享服务中心为基础、以贸易营运控制功能为核心的离岸贸易平台。如国内首个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平台“跨境通”的正式上线运行。三是新兴贸易模式出现。宽松的自由贸易环境，有力统筹了国内和国际贸易市场、在岸和离岸贸易业务、保税和保税延展物流融合的运作模式，推动贸易业态和贸易模式融合创新，促进新兴贸易模式出现。如出现跨境电子商务、保税展示交易、保税维修、融资租赁、期货保税交割等贸易新型业态，并有提速发展趋势。

2.2 形成离岸型产业体系集聚功能

作为国家层面的规划战略，自贸试验区的设立不仅有助于促进贸易升级和演变，而且更能加速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的流动和集聚。当今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资本自由流动时代带来了一系列离岸金融创新，形成了离岸型产业集聚区。在金融制度创新方面，上海自贸试验区积极探索建立的以“分账体系和有限渗透”为核心的核算管理制度、汇兑便利化的双向投融资制度、扩大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与跨境直接投资、建设利率市场化改革体系、便利化的外汇管理制度等制度，有效地促进了离岸金融的发展，并出现了围绕以离岸金融为核心的新型离岸业务，如离岸保险业、离岸担保业、离岸证券业、离岸债券业、离岸信托业等。推动这些新型离岸业务发展的主体并不是一般的企业，而是一批具备金融板块业务的全球性功能机构。随着自贸试验区金融制度创新的进一步深入，具备了新型离岸业务和发展主体的自贸试验区凭借优越的交通枢纽、发达的信息通讯和较高的开放水平优势，大力发展国际融资租赁、国际船舶登记、国际维修检测、国际分拨配送、国际中转集拼等国际离岸服务，与此同时，离岸型产业体系开始慢慢形成。

2.3 集聚和培育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功能

为促进上海乃至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自贸试验区不仅要成为全球高级生产要素的集聚区，而且要积极完善各类生产要素的成长机制，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培育区。在投资制度方面，自贸试验区开始试行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投资管理基本制度，大大促进了自贸试验区内服务业投资领域的开放，如金融服务、高端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教育与健康医疗等。当前，我国正面临着跨国公司总部及功能性机构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的战略机遇，自贸试验区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资本单一要素，随之而来的还有技术、高端型人才、经营管理方法、创新理念、数据信息等多元复合要素。随着自贸试验区内投资开放制度的深入推进，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将会源源不断地向自贸试验区集聚，这无疑将大大促进自贸试验区城市功能的更新和自我革命。与此同时，上海自贸试验区除了具有高级要素集聚功能外，更为重要的是区内制度创新为高级要素成长提供的良好制度环境，可以进一步培育出新兴的生产要素，形成自贸试验区的引领性功能。

2.4 有效突破城市软实力短板功能

上海自贸试验区自设立以来，已经在贸易、投资、金融、税收、海关、信用等多个领域试行的创新性制度，促进了区内经济发展，丰富了城市功能内涵。文化发展、城市管理、生态环境等作为城市软实力，伴随着经济领域的功能创新，不足之处得到了有效弥补，在区内逐渐形成辅助性功能。贸易制度创新促进了新兴贸易模式出现，其中文化贸易成为新兴贸易模式中的一员。例如，自贸试验区引进了佳士得拍卖、华谊兄弟、中图集团、盛大网络等20多家国内外文化行业龙头企业，使自贸试验区成为我国重要的文化贸易基地。政府服务管理机制以及其他领域的监管制度创新有效地提升了城市管理水平。例如，上海自贸试验区内形成的高效透明的投资管理制度、遵循国际惯例的税收管理制度、宽松可控的外汇管理制度、政府营造出的市场规范、标准制定、环境改善、公平竞争等的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使自贸试验区有望成为行政效率最高的地区之一。生态环境作为人类必不可少的生存要素，在城市功能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自贸试验区中的制度创新虽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创新，但生态环境条件却成为上海自贸试验区能否可持续地集聚高级生产要素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所以，突破文化发展、城市管理、生态环境等城市软实力短板也是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城市功能内涵之一。

3 上海自贸试验区对城市功能再造的影响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仅仅9个月，新注册企业达10 445家，比其前身上海综合保税区域20年企业注册的总和8 000余家还多。其中不乏一些新兴行业、龙头企业入驻，正在改变自贸试验区内的企业生态，进而影响到全市服务产业的集聚形态和城市功能的再分布。

3.1 自贸试验区将促进新型功能集聚区的出现

上海自贸试验区建立以来，通过贸易制度创新，区内服务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并逐渐出现了跨境电子商务、保税维修、保税展示交易、期货保税交割、融资租赁以及国际快件中转集拼等贸易新型业态。例如，自贸试验区依托制度创新的综合优势，大力推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逐步优化了交易、通关、物流、支付等多个环节。上海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点平台自2013年底正式运营以来，备案和上线商家已达32家，分别来自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美国、意大利、法国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上线品种近万种，形成了一定的品牌集聚效应。受自贸试验区溢出效应的影响，上海市尤其是上海中心城区商贸功能的比较优势将趋于弱化。但是，中心城区由于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营商环境、悠久的商贸传统，自贸试验区内的服务贸易功能、新兴贸易业态及其拓展功能最有可能首先在此复制，并形成新型功能集聚区。自贸试验区内集聚的大量服务贸易型跨国公司和新型业态企业随着业务的拓展，将会在中心城区建立子公司，如区内将集聚一批高端商务和总部经济服务型企业、国际贸易与采购服务型企业、商旅文娱服务型企业等，形成新型服务贸易功能区。因此，上海需提前做好功能规划工作，从而能够为促进城市新型功能集聚区的出现和成长提供便利条件。

3.2 自贸试验区将促进金融核心功能区的重建

上海正在积极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制度创新将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速。例如，实施亚太运营商计划，推动区内亚太运营商获得集团总部授权，建立整合贸易、物流、结算功能的亚太营运中心，促进区内离岸业务的发展。随着自贸试验区离岸金融辐射力的增强，浦东将逐渐形成陆家嘴高端金融、自贸区离岸金融、金桥新兴金融三者互动融合的金融产业走廊。首先，陆家嘴是上海传统的金融集聚区，经过长期发展，目前虽已汇集大量金融机构、银行、第三方服务机构、高端性金融人才，但是缺乏创新活动，金融业务较为传统。自贸试验区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将给陆家嘴传统金融转型带来动力，促进金融业由传统走向高端。其次，金桥开发区由于位于自贸试验区与陆家嘴金融区之间，拥有完善的配套环境，是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在受到陆家嘴金融区和自贸试验区双重辐射作用下，区内的实体经济将与金融业实现有机融合，形成新兴金融产业。因此，自贸试验区将带动上海金融核心功能区的重建，从而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步伐。

3.3 自贸试验区将促进科技创新功能区能级的提升

集聚大量全球性的高级生产要素是一个区域形成引领性功能的关键。当自贸试验区内集聚的大量先进生产技术及专业知识要素开始向外辐射时，上海市内那些基础性条件较为成熟的高新科技园区将成为高级要素流入的首选之地。高新科技园区拥有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服务体系，便于外部高级技术知识要素的进入；高新科技园区拥有相似领域的相关企业，便于外部高级技术知识的培育；高新科技园区拥有丰富的人才、资金、信息资源，便于外部高级技术知识要素的成长。当外部大量的先进技术知识要素不断地注入高新科技园区时，高新科技园区的活力将随之增强，并在不断创新城市功能内涵时大大提升科技创新功能区的能级。除此之外，就全市乃至长三角而言，上海科技创新功能区能级的提升，也将成为全区域高科技创新高地和创新源泉。

3.4 自贸试验区将促进精英文化功能区的发展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城市文化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促进了文化贸易的繁荣，加速精英文化功能区的形成。自贸试验区引进了佳士得拍卖、华谊兄弟、中图集团、盛大网络等国内外文化行业龙头企业，文化贸易基地入驻了170余家文化企业，建立了全国首个艺术品保税仓库。目前，在上海已经存在多个文化创意园区，如田子坊、M50、红坊、1933老场坊、外滩十八号创意中心、D1国际创意空间、创邑•源、汇智创意园、鑫灵创意园等文化创意园区。从园区的类别和产业布局看，这些文化创意园区呈现多形态、多类型、开放度高、主导企业集聚度高的特点，在自贸试验区文化贸易的推动下，上海的文化创意园区必将会快速成长，并逐渐形成专门的城市精英文化功能区。为此，上海需把精英文化功能纳入城市功能体系中来全面考虑，并逐渐加大精英文化功能区的建设发展力度。

3.5 自贸试验区将促进平台型功能区的建设

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旨在培育我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到目前为止，自贸试验区内拟建和已建成“跨境通”电商平台、境外投资服务平台、融资租赁产权交易平台和其他专业贸易平台等多个平台。平台经济作为大数据时代新型规模经济的重要载体，将对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上海要接轨自贸试验区的溢出效应，必须要加强平台型功能区的建设。借助互联网，建设各类综合性或专业性交易与服务平台，将会使交易、服务和投资更便利、地域更广，这不仅可以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是提高城市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因此，自贸试验区的快速发展对上海平台型功能区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4 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的响应策略

迈向2040年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城市功能的提升和布局，特别是要关注自贸试验区建设等重大事件的影响，重新谋划城市核心功能与非核心功能的组合分布，重新谋划商务楼宇的建设总量与进度，重新谋划上海城市空间的战略布局，重新谋划上海城市的品质化发展。

4.1 主动疏解城市非核心功能

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对于城市的一些非核心功能，需超前研究和谋划，有条不紊地疏散到中心城外围地区和周边城市群地区。例如，部分传统产业功能，包括“三高”产业项目、传统产业的生产环节等。适当调整疏散城市的非核心功能，可为城市核心功能及新兴功能发展提供更为充足的发展空间。但是，要全面总结前几轮城市功能疏解的经验教训，充分考虑各功能之间的群落关系，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避免长官意志和行政强制行为发生。4.2 有效管控商务楼宇建设总量

商务楼宇是城市功能的重要载体。近年来，上海商务楼市场持续活跃，在高端商务楼租金领涨的情形下，商务楼租金全面上涨，空置率持续走低。自贸试验区外高桥片区，租金上涨迅速。但是，商务楼市场的需求量主要由经济规模和经济运行环境决定，一旦经济出现下行，企业对面积和成本控制使得现有租户寻求上海以外区域办公地点，进而使本市的商务楼市场出现较大波动。随着潜在供应量的增加，商务楼市场空置的后续风险将持续加大。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应适当收紧商务楼投资，适当放缓商办用地的出让，适当调整投资节奏，使之与宏观经济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同步；坚决贯彻集约节约用地方针，有效管控城市商务楼宇供应总量，尤其是管控好中心城区商务楼宇的发展建设。

4.3 充分留足新的城市功能空间

当新城市功能代替老城市功能成为城市核心功能时，就需要对城市功能空间进行优化提升。为了满足新城市功能成长的需要，城市总体规划需要给新兴城市功能留有一定的空白余地。随着自贸试验区的持续推进，一些新的城市功能将不断涌现，如精英文化功能区、平台型功能区等，将会给上海的城市功能体系带来深刻的影响。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应该给这些新兴功能区的发展留有足够的空间。

4.4 着力提升城市品质化水平

城市品质是城市质量、品牌和文化的集合，是衡量城市发展质量和成效的重要标志之一。提升城市品质化发展水平，就是着力提升城市的产业品质、空间品质、文化品质、生态品质和生活品质。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为城市品质化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要以产业品质为基础、生活品质为目标、生态品质和空间品质为表现、文化品质为基因，分阶段推进城市品质化发展的各项重点任务，全面统筹经济建设、生态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最大限度地满足城市品质化发展的要求。

5 重构低碳宜居的城市生活街区

法国建筑师菲利普•巴内翰等人认为：作为古典欧洲城市的特征，街区在19世纪发生转变，20世纪被废除。在1970年代中期，当城市规划师还在相信大尺度规划的美德之时，直面城市居住生活的社会学家，有理有据地揭示出推土机式城市更新的罪行及其招致社会排斥的问题，并认为更新=驱逐[6]。

1980年代中期开始，在西方国家一些城市出现了再城市化（reurbanization）现象。再城市化是相对逆城市化而言的一个表述，由城市公共部门主导进行积极的产业结构调整，改变城市中心区因郊区化、分散化等逆城市化所引发的衰败现象，促进旧城区再度成为充满活力地区的过程。“再城市化”一词到了中国之后，在一些大城市中被演变为对并未衰落的市中心区的大规模改造和高强度再开发，以新的摩天大楼建筑群全面替代了丰富多样的历史建筑。通过拆毁旧的建筑和邻里社区去建造现代大型建筑和设施，功能和交通优先的旧城更新规划方案，基本上彻底抹平了历史城市的传统肌理和个性特征。而这些历史上形成的城市结构和空间形态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可以满足市民的不同需求（图6）。

文学家乔纳森•拉班在他完成于1974年的《柔软的城市》一书中写到：“城市，我们伟大的现代形式，是柔性的，它顺从地接受了令人目眩，而且好色淫荡的种种生命、梦境和阐释。但正是这种让城市成为人类身份伟大解放者的可塑性特征，却使之特别易受精神变态和极权主义噩梦的伤害。”他尖锐地指出：当人们失去对城市生活语法的控制，系统崩溃之时就会到来[7]。

城市发展首要的聚焦点应该是市民，是市民的基本需求，城市应在人性的尺度下运转，以丰富的象征意义为社会交往、日常生活提供有多种选择可能的空间和场所。西方一些城市在寻找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时，提出了“回归城市”的号召。所谓回归城市，就是要回归到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回归到人性尺度形成的城市形式，重新认知城市作为市民生活空间存在的基本价值。

近年来一些城市随着中心城区的功能和产业结构调整，城市更新的重点开始转向城市中土地使用功能需要转换的地区，如废弃的码头、仓储区和需要搬迁的铁路站场区、工业区等。与市中心区复兴一样，城市的产业转型和滨水地区的改建并不意味着彻底抛弃旧建筑等历史资源，或者一切推倒重来。在国内外大城市开发建设实践中，城市滨水地区的再开发往往同地区的文化复兴结合起来紧密推进。进行了近10年的上海浦江两岸开发已取得不俗的成绩，其重点地区本应作为城市转型发展的最佳实践区，积极探索低碳生态、人与自然、历史与未来和谐共生的规划建设路径。由于对土地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和大手笔开发模式所引导，在北外滩等重点地段和重大项目的开发上留下了太多的遗憾甚至败笔，也反映出地方政府在规划实践中未能吸取浦东地区陆家嘴地区开发建设的经验教训（图7）。

今天，城市快速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已引发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2009年世界大城市气候领导联盟（World Large City Climate Leadership Group）第三届首脑会议上通过的《首尔宣言》指出：“现在世界人口的50%以上生活在消耗世界能源75%、排放温室气体80%的城市当中。”作为人类生产、生活活动枢纽的城市，消耗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能源，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制造者。国内低碳城市规划建设和绿色建筑开发又成为新的时尚，在各地展开的工程实践中，大多偏好利用新的节能技术和新型环保材料进行尝试，基本忽略了城市规划及建筑维护管理等软技术的潜在作用和效应发挥。低碳城市规划建设不应简单地以单体建筑的技术效能作为标准进行评价、评估，低碳城市和绿色家园建设，要从居住小区、生活街区甚至城区整体环境上采取更为综合有效的规划措施来实现。

无限制的蔓延扩张和大尺度路网等城市发展方式，在急速改变自然环境状态的同时，也使城市自身的规模变得庞大，能耗和资源负担更加沉重，难以做到“低碳”生存。新区建设中的巨型尺度，旧城改造后推倒重来的高强度，导致市民交通出行对机动车辆的依赖，进而带来高碳排放。出于行业保护与发展的需要，鼓励使用小汽车的政策在一些城市还在推行。汽车尾气因使用的燃料不同而不同，但威胁人们健康的主要成分却无处不在。一氧化碳、二氧化碳、臭氧、光化学氧化剂以及悬浮的可吸入颗粒物都导致了城市空气质量的恶化。除了对健康造成威胁之外，汽车废气排放已造成对地球环境极为紧迫的威胁。在西方国家大多数的城市中，70%—90%的一氧化碳排放量来自机动车辆，而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碳也导致了城市的温室效应加剧，继而引起全球气候的变化[8]。

最近一段时间，部分城市因连日受大范围雾霾天气影响，空气质量出现重度污染或严重污染状态。北京、石家庄、济南、西安、上海、南京等城市空气质量为5级以上，灰霾面积达到143万km2，对超过8亿人造成影响。北京市的主要污染物为PM2.5，平均浓度值为310μg/m3，空气质量为6级，属严重污染。依照北京城区750km2的面积来计算，城市的上空悬浮着4 000t的污染物⑥，而就北京而言，机动车为城市PM2.5的最大来源，约为1/4，其次为燃煤和外来输送，各占1/5⑦。

此前有关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布一组数据反映，2000年时上海市PM2.5本地人为来源中，工业生产与机动车尾气排放比例为7:3；最新研究发现，后者所占比例已经大幅上升，达到50%，机动车尾气排放成为产生本市PM2.5颗粒的重要“元凶”之一⑧。

这次大范围的空气污染事件，再次说明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包括环境污染问题严重，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等。可持续发展需要通过制度保障、伦理规范、舆论导向等构成的良好社会机制，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城市可持续发展，需要转变现有大拆大建的建设方式。小尺度的城市空间形态有利于公交优先策略的推进，小区邻里之间的自行车道路和步行系统建设和完善，居住和非居住功能的适度混合使用，这些都是符合全社会整体利益、体现环境优先的规划选择。大规模拆迁改造模式，将城市原有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痕迹抹平了，毁坏了原有的城市自然环境生态和社会文化生态，从而导致高能耗和不可持续的城市形态出现。要建设真正的低碳城市和宜居社区，需要推进地方文化以及传统建筑的保护，这样做将直接或间接地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经历过漫长岁月且值得保护的历史建筑是城市文化发展的见证，尊重历史的人会对将来的建筑质量做出贡献[8]。而且，改建和再利用原有建筑有助于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减少建筑垃圾的产生。

6 结语：从旧城更新走向城市复兴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在其畅销力作《城市的胜利》的引言部分指出：“城市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正如我们许多人通过自身的经验所看到的一样，城市的道路有时会通向地狱。城市可能会获胜，但居住在城市里的市民似乎往往会遭遇失败”，“我们如何更好地吸取城市带给我们的教训将决定我们的城市人群能否在一个可以称之为新的城市黄金时代里实现繁荣发展。”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在大规模的推倒重来方式被否定之后，城市更新必须考虑城市自身的特色，结合城市特点进行更新，才能达到增强城市竞争力的目标。城市转型发展需要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理念下更为恰当的旧城更新方式，寻找从旧城更新走向全面的城市复兴的规划路径和政策措施，切实展开包括旧城环境在内的历史文化资源的评估，关心城市主体居民的需求和愿望，在旧城更新过程中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权益保障，以及社会公平问题，需要通过公众参与的程序来公正处理。

历史城市的魅力与价值是任何相似之物都不可替代的，城市特色的维护和地方文化的延续、传承，是城市更新中必须认真考虑和关注的问题。没有良好的城市空间秩序，社会秩序如何能够得到保障？没有安定宜人的居住环境，如何传承地方文化？文化得不到保护传承，城市文化繁荣和民族文化复兴又从何谈起？不仅如此，城市文化复兴的内涵并不是追求传统文化符号的打造和标识，忽视历史保护原真性和遗产人文价值的仿古重建或风貌再造，将导致真实历史文化遗存价值的破坏，过度泛滥的仿古或复古建设会导致城市失去文化特色（图8）。

因此，城市保护、文化复兴必须与城市发展的目标协调一致，不加控制的发展必然是破坏性的。如果将历史风貌保护与遗产合理开发利用更为有机地整合推进，将为城市发展造就文化的可持续性。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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