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雪莎 陈博维

一、张季鸾与新记《大公报》

谈及张季鸾，被人们所熟知的是作为新记《大公报》的总编辑，但究其在新闻界崭露头角要追溯到民国初期。他于1905年任职《夏声》杂志编辑，从此开始走上“言论救国”的道路。为了新闻自由，他一直竭力于反军阀统治的宣传，先后因为披露“善后大借款”合同全文和段祺瑞卖国消息而接连被捕入狱。

在当时，张季鸾的这些经历对于一个敢于说真话并且拥有独立人格的报人来说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更有甚者在当时提出“记者不坐牢，不是好记者”的说法。可以说，在接手《大公报》之前，作为报人，在张季鸾的身上可以看到很多自由主义的影响。

而另一方面，当时的《大公报》在1925年停刊前一直是由财阀王郅龙主管，因此亲日色彩浓厚。在接手《大公报》后，张季鸾等人立刻提出言论自由的理念，更要求恪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

二、西方自由主义

张季鸾的办报思想可谓深受西方现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种思想源流的影响。

西方的自由主义强调的是个人主义、个体自由和人权概念。人们相信自由是一种人所共有的天赋人权，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争取政治自由和社会权利为重点；把自由、平等、博爱看做是全人类的事情；在实践上具有思想解放的革命性。

在此思潮下的出版言论自由主要代表人是弥尔顿。弥尔顿认为，“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像”。当时的社会，自由的言论是被视作对权力的威胁，但是人们永远无法扼杀真理的存在，一味地蒙蔽和禁言只会造成社会的倒退。

与中国古代百家争鸣的思想相类似，一个观点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应该表达出来，放在意见的公开领域中让大家去辨别去对比去判断，没有多元的思想冲击，看待事物的角度会趋于单一化，那么有可能会一直被谬论所蒙蔽。对言论自由的扼杀严重阻挠了真理的输入。真理只有在自然不受刻意控制的环境下才能在各种观点的对比中自然地验证出来。

三、其自由主义思想的转变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张季鸾的办报思想一直坚持着“四不主义”方针。西方的自由主义精神在其办报理念中有着非常深刻的烙印。

何为“四不主义”？“不党”指的是不偏向任何一个政党；“不卖”指的是不受金钱上的诱惑；“不私”指的是不为私用，公平地向社会大众开放；“不盲”指的是不盲从社会上的舆论导向，秉持公正的态度。

在1935年1月25日新记《大公报》上刊载的《关于言论自由》一文中，他指出：“盖察今年军政机关对报界纠纷之多，首由一般管理自始存苛责挑剔之念，或不明保障言论自由为各级政府本身固有之指责，仿佛以严重取缔为当然，以缓和对待为宽大，遂至有时抹煞报界合法之立场，甚者则滥用权限，凭喜怒以为处分。一言以蔽之，一般管理对言论自由问题之根本认识似有不足之憾也。”“常此国艰严重关头，吾人所至诚希望者，为政府与言论界同在一条战线上紧密合作，知识不足，可以互补，境遇困难，可以互谅。最要指点为各守法律范围，而又互相尊重之善意。”他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政府和报业应该在同一条战线上，互相尊重、扶持。政府不应抹煞报纸言论自由的权利，也不得乱用权利，报业应该受法律的约束而不是凭政府的喜好随意处置。“而在中央允许范围以内之事，求皆为自由之批评或抱着之勇敢尽职，则甚不易，此无他，畏祸故也。”在不违反道德法律范围的管辖内，张季鸾恳切地呼吁政府应当给予报业应有的言论自由之权利。

针对当时的言论新闻言论自由，张季鸾也提出一些自己独到的见解与意见。“夫报纸者，国民之耳目也，倘其所欲言者，报纸不能登，其所欲知这，报纸不见载，是耳目闭塞矣。既伤及情感，复不能使之了解事实，将何以谋全国之团结载？”报纸应当是人民的耳目，能够向政府呈现最真实的民意，也应为政府的喉舌，向人民传达政府的政策。只有这样相互有效的沟通才能使政府和人民团结起来。

新闻自由需要政府与报业双方的协调。“自由另一面为责任。无责任观念之言论，不得自由。” “而政府扰涉压迫之，此政府之罪。”“总之，言论自由，为立宪过敏必需之武器，然不知用或滥用，则不能取之。”政府的若干涉自由言论则为政府的大不道，而作为报刊方也需认识到自由和责任是不可分割的，要有道德的约束，不能用文字武器进行恶意的行径。“要公，要诚，要勇！”这是报刊人应当遵循的原则。在政府这一方则需要“但可放则放”而不应该是“但可扣则扣”。“须知立法之目的，重在知道，不重在钳制。若当局持吹毛求疵之态度，则中国永无言论自由可言矣。”政府不应太过苛求，按照自己喜好想扣稿则扣稿，而应适当的放宽管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多让多方意见进行发表，形成意见的公共领域。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季鸾关于言论自由的态度却来了个大转变。在1939年5月5日于新记《大公报》上刊载的《抗战与报人》一文中。张季鸾说“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以上所述，是过去的话，抗战以来，却完全改变了。”“自从抗战以来，证明了离开国家就不能存在，更说不到言论自由。在平时，报纸要争新闻，这是为着事业，也为着兴味。但在这国家危辱关头，这些问题，全不成问题了。所以本来信仰自由主义的报业，到此时乃根本变更了性质。就是，抗战以来的内地报纸，仅为着一种任务而存在，而努力。这就是为抗战建国而宣传，所以现在的报，已不应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私人言论机关，而都是严格受政府统治的公共宣传机关。”此时他认为言论在国家大局面前无需自由，而要转向为建国而宣传。任何的私人事业与国家命运不可分割。在国家危难的危急关头，报刊的责任应该重于自由，个人应当服从民族。他认为记者应该视自己为前线战士一般，服从国家的支配。

四、其自由主义思想转变的原因

分析可看出，张季鸾对新闻自由主义的思想由之前的报人应当独立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勇于指出当时存在的问题，政府应该给予其言论自由的权利，转变为在以国家大局为重的形势下，言论可以不自由，报人需要服从国家，为国家的意识进行宣传。

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首先还是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导致的社会形势的改变。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政府声称民主自由，然后实则却不给媒体监督其体制的权利。由于深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响，张季鸾对于政府当时的行径心有不满，所以才呼吁新闻舆论去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

然而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各类报纸受到严重打击，当时张季鸾认识到，在国家安危岌岌可危的关头，报人的工作方式不应是只做表面的宣传和发表一些谈不上深刻的解析。国家有了危难，个业是无法受到保障的，而此时，为国家作抗战宣传理应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当时他开始有“亲蒋倾向”，虽然事实上妄图靠国民党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不可行的，但是当时共产党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其政治力量更是不堪一击。为了顾全大局，抗击日本侵略者，他认为应当倚靠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力量，无条件地服从国民党政府的领导。

其次，其“国家为中心”的办报思想也是促成这种思想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由于个人经历导致的不同文化思想的影响，张季鸾的新闻思想中“言论报国”、“新闻救国”一直占主导地位。而当国家存亡和自由主义发生矛盾时，一个秉持爱国理念的报人，从自由主义转向民族主义也就不能称之为是一件无法理解的事情。

五、结语

张季鸾曾经说过“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 这和他出身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受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有关。这种报恩思想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方面作用，从积极方面来看，这促成他走上爱国、救国的道路；从消极方面看，这又促使他后来为报蒋介石知遇之恩而奉蒋为国家中心。

从支持言论自由到为了国家牺牲言论自由的思想转变，且不论这种转变是好还是坏，这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背景和一个人的人生观对他的行为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虽然张季鸾后来“拥蒋”的立场颇受后人诟病，但是，秉持着“新闻救国”、“言论报国”的初衷，张季鸾通过报刊社论议论国事，坦陈时政。在当时，他的理念与言论提高了《大公报》的社会地位，也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邓备，庄延江.浅论《大公报》的民族主义宣传——以张季鸾社评为例[J].当代传播，2011（1）.

[2]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姜红.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潮的流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2）.

[4]刘磊.浅论新记《大公报》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发展流变[J].东南传播，2011（1）.

[5]刘平.论张季鸾办报思想的转变[J].新闻世界，2011（11）.

[6]佟彤.浅析抗战时期张季鸾办报思想[J].新闻传播，2010（9）.

[7]夏晓林.论张季鸾的办报思想——“文人论政”[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2（1）.

[8]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M].商务印书馆，1958.

[9]张季鸾.季鸾文存（第二册）[M].大公报馆，1944.

[10]张季鸾.张季鸾集[M].东方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