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丽波

蕴含人性的复仇者
——试析《基督山伯爵》男主人公唐太斯形象

孔丽波

在很多评论家批判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的金钱万能思想的时候，这部小说却以生动、曲折、离奇的情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读者。本文联系作者大仲马的生活经历和小说中法国社会的历史背景，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以唐太斯的复仇之路为线索，从唐太斯复仇中选择忍辱与反抗，选择基督教下的野心与良心，选择远离尘世的爱情几个方面分析唐太斯这个人物形象，从而肯定唐太斯蕴含人性的复仇，肯定他为追求自由表现出来的思想性格特征，表现作品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以外的文学价值。

人性；复仇；大仲马；基督山伯爵

孔丽波/文山学院人文学院助教,硕士（云南文山663000）。

一、大仲马与《基督山伯爵》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卢梭的这句名言，虽然不是真理，但却揭示出人作为有限的存在，在大自然社会中受奴役的境况，同时，它还标示着人类追求解放与自由的主体意识。与同时代的雨果作品相比，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是一部以情节取胜的通俗小说，不可否认，它的社会意义和思想价值并不高。人们称大仲马为吹牛家、撒谎者，说他的作品大抵只是为了消遣罢了，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而由此也责备他生活奢侈、感情不专、挥金如土。但是就大仲马本人而言，他奋斗过、享受过、爱过，他本人的生活就充满对人的本性的追求，而他把这种追求通过艺术的形式呈现在我们读者面前的时候，《基督山伯爵》表现得尤为突出。

小说的故事开始于法国复辟时期，主人公埃德蒙·唐太斯是一位年轻能干的水手，在他面对生活的美好时，却被别人陷害并打入死牢，而冤案的三个制造者却从此飞黄腾达。在经受了十四年牢狱之苦后，唐太斯逃出伊夫堡，化身为基督山伯爵，并运用无尽的基督山宝藏进行复仇并最终惩治了坏人，取得胜利。

通过唐太斯的悲惨经历，我们看到了复辟王朝时期司法制度的黑暗，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法国七月王朝时期的黑暗。一八三0年八月七日，法国众议院将王冠奉献给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浦，从此七月王朝代替了波旁王朝。七月王朝是在巴黎人民革命中诞生的，但是取得政权的并不是人民而是资产阶级，并且也不是全部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最上层。七月王朝被称为银行家或金融贵族的统治。“马克思写道：‘在路易·菲利浦时代掌控政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是这个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与他们相勾结的那部分大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他们盘踞王位，他们在议员中强订法律，他们分配各种俸禄优厚的官职，从内阁大臣起至官立烟草店止。’”[2]唐太斯的三个仇人，分别是司法、金融和政治的头面人物，他们的历史充满了罪恶，他们的人品和家庭关系都充斥着肮脏与丑陋。在七月王朝时期，整个政策决定于金融贵族的利益。政府急剧增加税收，大大扩大纳税人的范围，就连在复辟时期可以免税的那些居民阶层也必须纳税。当时，公开的投机活动猖獗一时，国家大事全由银行家和交易所经纪人来决定，金融贵族的统治为国家工业化造成了严重的障碍，工业化的速度远远落后于英国。在七月王朝统治时期农业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农民的捐税加重了，同时，工人的处境不断恶化，他们在摆脱了世袭贵族的束缚后，却又陷于金融贵族的压迫之下。《基督山伯爵》的写作和发表是在七月王朝的后期，七月王朝金融贵族统治集团的腐朽日益暴露，《基督山伯爵》中的三个反面人物也正是这个统治集团的写照，小说对十九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活中的某些腐朽黑暗的现象也有所揭露，因此，在思想内容上，《基督山伯爵》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很多评论家对《基督山伯爵》中“金钱万能”的思想加以批判，作品中唐太斯俨然成了一位“劫富济贫”的救世主，而这与作者大仲马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关系。理想主义色彩浓烈的人总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近乎完美，大仲马总是在追求适合自己的爱情，从小生活的艰辛让他对金钱情有独钟，当愿望不能实现时，金钱却总能满足他富有浪漫的思想及生活需求，但当钱一旦花光时，他又面临穷途末路。“雨果，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过的是一种简朴的资产者的生活，而大仲马则是个挥霍无度、放荡轻佻的名士派。”[3]法国作家亚·莫洛亚曾这样评价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中，钱为唐太斯的复仇与报恩提供了源泉，可以说，如果没有金钱，也就没有了唐太斯逃狱以后的故事。作为法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作家群的成员，对金钱极具热爱和情有独钟的大仲马为了把自己无法实现的理想、经历以及无数的财产这样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表现出来，便毫不犹豫地把后来的唐太斯用金钱包装起来。因此，在《基督山伯爵》中无价的财产为唐太斯浪漫的蕴含人性的复仇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唐太斯的人性的复仇之路是在人格尊严前提下的人生的选择。“人生的选择是，在关乎认得命运、人格倾向、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乃至人的重大抉择关头，人做出的选择。”[4]人生选择绝非易事，在唐太斯生活的既充满危险又充满黑暗的社会里，他不得不选择，有时还要不惜任何代价地为他的选择进行种种冒险。

二、《基督山伯爵》中唐太斯的选择

（一）唐太斯选择了屈辱

在被关进伊夫堡后，唐太斯曾经试图通过受审的要求来为自己洗刷冤情，但是，“那些被遗忘了的犯人在地牢里所受的各种各样的痛苦，唐太斯都尝到了，他最初很高傲，因为他怀有希望并自知无罪，然后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冤枉来……他从高傲的顶端一跤跌了下来，他开始恳求，不是向上帝恳求，而是向人寻求。”[5]曾经是自立自强的，不轻易向他人屈服的唐太斯选择了忍辱。他想过死，想过自杀，当他选择绝食而死并实施了四天后，墙上传来的空洞的声音让他“立刻闪出了那个一切犯人都时刻难忘的念头——自由！”[6]他隐约知道有人在凿土，这给了他绝望中的希望，他满怀着希望，开始进食，吃那些发了霉的面包，那些腐肉和臭鱼。因为他知道，要想获得自由，必须依仗自己的身体，为了它，他选择了令人作呕的食物，选择了继续下去的牢狱生活，选择了忍辱负重。和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不一样，唐太斯此时是一个被剥夺了最起码的人身自由的人，他开始就处于被动的地位：他没有王子的身份，没有可靠的帮手，没有金钱。他除了能让自己的身体更好之外，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过囚犯的生活，等待时机，逃出伊夫堡。他选择的忍辱是为了等待时机，而哈姆雷特是在忍辱中渐渐丧失自己的时机。

（二）唐太斯选择了反抗

“人类的本质是自由的，然而人类必须先成熟，才能达到自由。”[7]与后来的“基督山伯爵”相比，以前的唐太斯拥有的是不成熟的、稚嫩的自由，在爆发复仇的那一刻起，唐太斯的成熟表现于他的反抗之上。这种反抗源于人的天性，但人的一些理性思维却往往对这种反抗力予以否定。“大仲马在小说中力图把主人描写为‘惩恶扬善’的‘天使’，把他的复仇表现为‘崇高’的‘英雄事业’，但这并没有提高小说的意义，实际上，唐太斯是一个完全局限于个人天地的利己主义者，并不是社会的 ‘救世主’，他除了进行报复之外，对社会始终保持着一种中立的态度，只清算了自己的三个仇人就匆匆遁世而去……”[8]浪漫主义的最突出的特征是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在大仲马对《基督山伯爵》的运用中，便附于唐太斯脱离社会帮助的个人报复，穿梭于仇人和他们周围的人来实施自己准备已久的计划。当被冤坐了十多年的牢，失去自由、失去亲人时，人本能的反应就是要让迫害他的人受到惩罚，这种惩罚必须是受迫害的人自己来实施。复仇是人性在另一种环境被激发之后的变异。变异了的人性超出了人类的正常的理性思维的范围，但它表现的正是黑格尔所说的人类首先必须成熟，然后才能达到自由。“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9]一旦这种固有的东西不存在或是被他人夺去时，人也自然而然产生反抗。因此，在唐太斯的思想意识中他必须反抗。

（三）唐太斯选择了基督教下的野心与良心

“卢梭强调信仰的重要性。认为信仰是人类意识的基础，宗教信仰是道德的基础，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存在，因此要有一个道德的社会就应当要有宗教。宗教可以保证道德的实现，宗教使人们把道德放在良心上面，良心告诉我们所应当做的。”[10]在与维尔福的争论中，唐太斯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有“野心”，而他的“野心”就是“我常常听人说起救世主，可我从来没看见过他。我希望我自己能变成救世主，因为我学得世界上最美丽、最高贵、最伟大的事业，莫过于报善和惩恶。”[11]上帝之下的野心在唐太斯看来无可厚非，这种野心也是宗教信仰之下的具体表现。唐太斯自己也说，即使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也要向撒旦要求让自己成为救世主的一个使者。

复仇是一场艰辛的战争，当时光流逝，环境变迁时，复仇之人所要报复的仇人也在发生着变化。当维尔福的妻子服毒自尽时，她同时也毒死了自己的孩子——维尔福的儿子爱德华。看到因自己的报复行为而害死了与他的仇恨无关的人时，唐太斯发现自己“已经做得太过分了！”而在昔日恋人美塞苔丝的恳求下，唐太斯那颗坚定的复仇之心软弱了下来，美塞苔丝说上帝拥有时间和永恒，人却无法拥有这两样东西，唐太斯的“呻吟似的长叹”让他默认了这一差别，使他最终放弃了杀死弗南而多的儿子。

《基督山伯爵》可以说是一部描写主人公唐太斯的心路历程史，不能因为文中的“金钱”曲解主人公唐太斯的自我追求和解放意识。这只是大仲马运用浪漫主义的一种寄托而已，因为他摆脱烦恼，靠的是拒绝正视现实的办法，正如这样一句话：“在灵魂没有找到永恒的居所之前，真正的文学，应该继续担负起寻找人类精神家园的使命。”

[1]肖四新．西方文学的精神突围［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2][苏]亚·德·柳勃林斯卡妞，达·彼·普里茨克尔，马·尼·库兹明．法国史纲［M］.北京编译社译.

[3][法]亚·莫洛亚．三仲马［M］．李桅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4]王诺．外国文学——人学蕴涵的发掘与寻思［M］．科学出版社，1999．

[5][法]大仲马．基督山伯爵（上册）［M］．范超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6][法]大仲马.基督山伯爵（上册）[M].范超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7]肖四新．西方文学的精神突围［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8]柳鸣九．法国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M］.人民出版社，1984．

[10]尹大贻．基督教哲学［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11][法]大仲马．基督山伯爵（上册）［M］．范超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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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531(2014)06-0045-02

魏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