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李

（厦门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361024）

山水诗的发展深受玄言诗的影响已成定论，而诸多文学史更直接将山水诗视为玄言诗的产物，如曹道衡、沈玉成在《南北朝文学史》称：“谢灵运的山水诗保存了玄言的外貌，但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新的机体，是从东晋到南朝玄言诗发展过程中的一次质变。”［1］（P35）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里说：“东晋玄言诗中却又酝酿着一种新的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山水诗的萌芽。”［2］（P353）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中也提到，“说山水诗是玄言诗的改变，毋宁说是玄言诗的继续。”［3］（P276）那么山水诗真的脱胎于玄言诗吗？其实，山水诗有其自身的酝酿、萌芽、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玄言诗只是影响它的因素之一，两者不可混同。

一、山水诗的发展轨迹

王士祯在《渔洋山人文略》里有这样一段评述：

《诗》三百五篇，于兴观群怨之旨，下逮鸟兽之名，无弗备矣，独无刻画山水者，间亦有之，亦不过数篇，篇不过数语，如“汉之广矣”，“终南何有”之类而止。汉魏间诗人之作，亦与山水了不相及。迨元嘉间谢康乐出，始创为刻画山水之词，各穷幽极渺，扶山谷水泉之情状。昔人所云“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者也。

他为山水诗的发展勾画出一条大致的线索，虽然并不完全准确，但仍有值得参考之处。正如王士祯所说，早在《诗经》里就存在着零星描摹山水的片段。引文提到的“汉之广矣”出自《诗经·汉广》：“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描写汉水和长江的宽广奔腾；“终南何有”出自《诗经·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终南何有？有纪有堂”，描写终南山上的树木。《诗经》中其他篇目也散见类似陈述，如《伐檀》中的“河水清且涟猗”“河水清且直猗”“河水清且沦猗”，《节南山》中的“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节彼南山，有实且猗”，虽然描写都很简单，且只起到“起兴”的作用，但已经可以看作是山水描写的滥觞了。同样，《楚辞》中也有不少有关山水的描写，如《涉江》：“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等等。

魏晋时期却并非如王士祯所说：“汉魏间诗人之作，亦与山水了不相及”。以曹操为例，其《观沧海》一诗：“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完全可以视为成熟的山水描写。之后有陆机的《赴洛道中作》：“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左思的《招隐诗》：“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亦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诗歌中包含大量对山水的描写，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与之后谢灵运的山水诗已经比较接近了。因此可以大胆推测，如果没有玄言诗的兴盛，或许不用等到刘宋时期，山水诗便能成为诗坛的主导。然而东晋玄学盛极一时，玄言诗一枝独秀，打乱了山水诗之前自然发展的进程，压制了后者的成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山水诗的发展出现了断层，它只是完全被玄言诗遮蔽了而已。刘宋的山水诗并非东晋的玄言诗的直接产物。两者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诗歌，不可能彼此替代。

二、玄言诗对山水诗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玄言诗虽然对山水诗的发展一度造成了阻碍，却不能简单地将二者对立起来。《文心雕龙·明诗》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而山水方滋。”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于此段下说：“刘勰认为宋初山水诗的兴盛，正是对萌芽于正始、滥觞于江左的玄言诗的否定。”［4］（P208）其实，刘勰所言只能说明山水诗继玄言诗之后出现，二者在时间上存在先后之别，但并不像詹锳所说的那样，山水诗否定了玄言诗，把山水诗完全视为玄言诗的对立面。王士祯的评论：“迨元嘉间谢康乐出，始创为刻画山水之词”，也没有看到山水诗与玄言诗的关系。他认为，山水诗是谢灵运的首创，似乎山水诗在谢灵运笔下就突然凭空产生了。这种将玄言诗和山水诗截然两分的观点，无疑是片面的。事实上，玄言诗自身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对山水诗的成熟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玄言诗在东晋发展到顶点，同时也走到了尽头。诗歌在囿于空谈玄理多年之后，自然要求突破原有的范式寻求新的出路。虽然短期内无法跳出谈玄的内容，但已经开始摆脱空谈的形式，而将目光投向了山水。例如在王羲之、孙绰等人的兰亭诗中已有不少描摹山水的成分。兰亭诗乃名士游玩山水之作，且皆以《兰亭》冠名，所以诗歌要完全撇开山水空谈玄理并不现实。四十一首诗作基本上没有纯粹谈玄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提到了游玩一事。最大的不同在于写景的多少。孙绰诗云：“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携笔落云藻，微言剖谶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从诗中出现的意象看来，“风”“渚”“云”“莺”“竹”“游鳞”等大部分都是对兰亭风景的描写，只在诗末缀上了玄理的尾巴。王徽之诗云：“散怀山水，萧然忘羁。秀薄粲颖，疏松笼崖。游羽扇霄，鳞跃清池。归目寄欢，心冥二奇。”结构与孙绰诗如出一辙。王叔岷《文心雕龙缀补》里说：“案谢灵运诗喜用老、庄，而此云‘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者，盖山水诗化庄、老入山水，一扫空谈玄理，寡乎淡味之风也。”［5］（P321）其实化庄老入山水并不是谢灵运的首创，至少在兰亭诗作中已经有先例了。王彬之诗云：“鲜葩映林薄，游鳞戏清渠。临川欣投钓，得意岂在鱼。”一句“得意岂在鱼”暗示出诗人所向往的是垂钓背后的山水之乐，含蓄而有意味。谢万诗云：“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萝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响，条鼓鸣音。玄崿吐润，霏雾成阴。”上虞华茂诗云：“林荣其郁，浪激其隈。泛泛轻觞，载欣载怀。”此二首更没有明显的玄言痕迹，而以单纯的山水描写表现诗人愉快的心情，隐藏着对山水的向往。当然，兰亭诗中也有没有直接写景之作，如曹茂之诗云：“时来谁不怀，寄散山林间。尚想方外宾，迢迢有馀间。”孙嗣诗云：“望岩怀逸许，临流想奇庄。谁云真风绝，千载挹余芳。”但这并不属于兰亭诗的主流，而且，比起枯燥乏味的其他玄言诗作也显得清楚易懂得多。当然兰亭诗尚无法与谢灵运的山水诗比肩，二者在描写山水的自觉程度上有很大的区别：兰亭诗人笔下的山水描写只是谈玄说理的手段而非目的，大谢的山水诗则纯粹得多。由于孙绰等人处在玄风最盛的东晋，他们大多数作品仍逃不出玄言诗一贯的套路。兰亭诗虽然从手法或者内容都嫌幼稚，诗中的玄理与景物描写的结合仍嫌生硬，给人勉强拼凑之感，但却为山水诗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从主观的角度来说，玄言诗关注和欣赏山水，目的并不是真的把山水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而是将人们的视线引向山水之外，把山水变成传达玄理的媒介，从而阻碍了山水诗的正常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客观的效果上人们描写山水的笔触越来越细腻，手段越来越高明，视野也越来越开阔，总体上呈现出有利于山水诗的局面。随着玄言诗中山水描写成分的增多和技巧的成熟，处于被压抑状态的山水诗渐渐从玄言诗的束缚下挣脱出来，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发展进程。

三、原因探析

那么为何玄言诗能在客观上促进山水诗的发展呢？这其中包含着历史的必然。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儒家思想强调礼仪制度的建设，符合统治者的要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礼乐制度的需要逐渐演变成对它的迷信，汉儒各方面都体现出对“有”的过分重视。无论是西汉、王莽时期或是东汉，绝大多数时间里统治者都热衷于礼乐教化和灾异祥瑞，但并没有阻止汉朝走向灭亡。直到此时人们才开始反思政权的得失，其结果便是认识到制度只是表面形式上的“有”，治国安邦更需要“有”之后的“无”。所以，儒者们开始借用道家学说来弥补自身的漏洞。

王弼在注解《老子》时就提出：“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成也；礼敬之清，非用礼之所济也。载之以道，统之以母，故显之而所尚，彰之而无所竞。用夫无名，故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认为要成就仁义礼，必须抓住仁义礼背后无名无形的本原。无名无形显然属于道家的理论范畴。但王弼推崇老庄，并非为了光大道学，只是为了巩固儒教罢了，因为道家“绝去礼学，兼弃仁义”的基本思想完全有悖于儒教的核心。简单地说，玄学是综合了儒道两家学说的哲学，以道为本，以儒为用。所以东晋玄学大盛，必然会引起人们对道家思想的关注。

道家一向以自然为宗，如《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天地》：“同乃虚，虚乃大。喙鸣，喙鸣合，与天地合一。”将天地自然作为道的根本。山水正好可作为天地自然的代言人，成为“道”外在的生动体现，那么东晋名士将眼光投向山水便在情理之中。《庄子·逍遥游》中提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葛洪《抱朴子内篇·登涉》也说：“为道合药，乃避乱隐居者，莫不入山。……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山小则神小。”都将山川视为神仙居所，名山大川被赋予了各种灵性。道家以自然为宗，以山水所在为修身养性的绝佳之处，那么将描写山水作为谈玄的手段便在情理之中了。随着玄言诗的进一步发展，诗中描写山水的技巧也一步步地发展成熟，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山水诗的兴起。

综上所述，把山水诗和玄言诗截然对立，或者简单认为山水诗脱胎于玄言诗的看法并不正确。山水诗的历史源远流长，自《诗经》起已经出现端倪，魏晋时期渐成规模。到东晋虽为玄言诗所掩盖，但历经百余年之后，随着刘宋初期谢灵运大量创作山水诗，加之其诗作颇具艺术价值，帮助山水诗获得优势地位，取代了曾经风靡一时的玄言诗。山水诗和玄言诗是并列的两种诗歌类型，它们的发展轨迹虽有交叉，却从没有合为一体。在两类诗歌的此消彼长过程中，山水诗以其特有的魅力在东晋末突破玄风，取代玄言诗而成为诗坛主流。

［1］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3］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

［5］刘勰，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