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佳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64）

在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C.S.Pierce）提出著名的符号三分式之后，符号学就从封闭的结构主义走向了开放式的后结构主义。这使得在20世纪的后三十年，符号学研究取得了突破式的发展。在美国，西比奥克（T.A.Sebeok）建立了动物符号学（zoosemiotics），将符号学研究的范围大大扩张，从而开启了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研究的潮流。为了重建生物符号学的历史，西比奥克对爱沙尼亚裔德国籍生物学家乌克斯库尔（JacobvonUexkull）的环境界（Umwelt）理论进行了重新考察。这种对生物意义世界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20世纪90年代，学界已经出现了好几本这方面的期刊，并举办了生物学年会。较之生物符号学的快速发展，生态符号学研究的进展却相对缓慢。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莫斯科的生物学家们就开始了建立这门子学科的准备工作，但 “生态符号学”（ecosemiotics）一词却是直到1996年，才由德国符号学家诺特（WinfredNoth）在《生态符号学》一文中提出——它指的是对生命体和其环境之间相互符号关系的研究。自那时起，生态符号学在不到二十年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初步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①关于生态符号学和生物符号学的区别，详见卡莱维·库尔、彭佳《新塔尔图研究：继承、融合与推进——卡莱维·库尔教授访谈》一文，载于《符号与传媒》第6辑，2013年发表。本文试图对生态符号学的历史进行系统的回顾，并说明其发展的不同面向，梳理塔尔图生态学的发展脉络，以期对这门日益兴起的子学科作出初步的评述。

一、生态符号学的开端：两个方向的争论

早在20世纪80年代，莫斯科生物学界就开始了对生态符号学的探讨，这些探讨是和塔尔图的符号学家们共同发起的［1］。在诺特提出“生态符号学”一词的同年，著名的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了由德斯寇拉（PhilippeDescola）和帕尔森（GisliPálsson）主编的《自然与社会：人类学家的观点》（NatureandSociety: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s）一书。该书收录了两篇涉及生态符号学的重要论文——尽管文中没有明确地提到“生态符号学”这个词。其一是瑞典隆德大学（UniversityofLund）人类生态学部的教授霍恩伯格（Alf Hornborg）的论文《作为符号学的生态学：语境主义者的人类生态学范式纲要》（“Ecologyassemiotics:outlinesofacontextualistparadigmforhumanecology”）。他在文中指出，人类生态学中一元论和二元论的对立结构，是和经济学中实质主义者与形式主义者的对立相对应的。二元论强调的是客观化和去语境化，而一元论是语境主义者的立场，它考察社会内部的根植性，通过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的意义关系的探讨，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路径。这种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的意义关系探讨，显然是属于生态符号学的研究领域之内的——霍恩伯格本人也是将整个生态学作为符号学来进行分析和讨论的。在该文发表后三年，也就是1999年，霍恩伯格发表了另一篇重要论文：《金钱与生态系统崩溃的符号学》（“Moneyandsemioticsofecosystemdissolution”）。在该文中，他继续使用生态符号学的方法来讨论经济学与生态学的交叉问题。他在文中指出，金钱是现代性的符号意义关系的载体［2］。这种探讨生态与经济、文化之间符号关系的方法，后来在文化生态符号学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自然与社会》中收录的另一篇与生态符号学研究相关的论文，是德斯寇拉的《建构自然：符号性的生态和社会实践》（“Constructionnatures：symbolicecologyandsocialpractice”）一文。该文质疑了文化生态学者们将每一个社会视为与环境密切适应的内部平衡系统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源于西方文化对于“自然”的定义，从而导致了与文化相对主义相应的生态相对主义，而这是与自然这个概念的广泛性相悖的［3］。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生态符号学从一开始就开展了宏观的生态符号系统研究与微观的地方性生态符号学研究两个面向。

1998年，诺特和塔尔图大学的著名符号学家卡莱维·库尔（KaleviKull），在期刊《符号系统研究》（Sign SystemsStudies）的同一期上分别发表题为《生态符号学》（“Ecosemiotics”）和《符号生态学：符号域中的不同自然》（“Semioticecology:differentnaturesinthesemiosphere”）的文章。库尔在文中将“符号生态学”（semioticecology）定义为人与生态系统的符号关系研究，后统一改称生态符号学。这标志着生态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分支正式出现。从这两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态符号学从一建立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研究所有生命体和环境的，偏向生物符号学研究的方向；研究人与生态关系的，偏向人类生态学的方向，主要讨论文化与自然之间经过符号调节的关系。在《符号系统研究》2001年第1期的专题号 《自然符号学》（由库尔和诺特共同主持）所收录的23篇论文中，也可以大致遵循这个方向进行分类。然而，正如库尔所预言的，后来的生态符号学研究主要是朝着第二个方向，也就是文化生态符号学（culturalsemiotics）方向发展的。库尔在文中这样写道：“第一，根据诺特提出的定义，在很多情况下，生态符号学和生物符号学，或者说乌克斯库尔的环境界学说之间的分界并不是很清楚。诺特以生态符号学的名义囊括了所有生命体，包括人类和非人类。与环境互动的符号学方研究方面，包括了内环境符号学研究，即认为环境也可以是内机体（intraorganismic）的。在这个意义上，诺特的术语包含了生物符号学在最近十年的发展中建立起来的领域，由此，生态符号学就成为了生物符号学的同义词。第二个原因是，我相信生态符号学可能成为一个很大的、重要的研究领域，并具有相当的实际应用。这就是主体性的人类生态学（这里的‘主体性’意义是乌克斯库尔所赋予的），或者换言之，是人类生态学朝符号学的延伸，是符号学视角的人类生态学。”［4］库尔的观点在生态符号学的发展中得到了验证：由于诺特所提倡的生物生态符号学（biologicalecosemiotics）在研究领域上和生物符号学有过多重合，很快就被后者所覆盖和淹没。而文化生态符号学，则得到了很大发展，在不同的研究方向上都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二、文化生态符号学的几个研究方向

现有的文化生态符号学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向。（尽管下文提到的部分研究并未明确指出自己属于“生态符号学”的范畴，但无论是从方法论、研究进路还是从研究内容上看，其都属于生态符号学研究。）

1.从生物符号学的奠基人乌克斯库尔所提出的环境界（Umwelt）理论，以及西比奥克的生物符号学角度出发，根据对主体世界中人类本身和自然的关系如何安置，文化元语言与人类感知自然的方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的不同，又可大致分为三个研究方向。

（1）人类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角度：研究文化对自然进行模塑（modeling）的方式，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最为普及，和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民族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等领域多有牵涉，跨学科性较强，成果也较为丰富。但由于涉及的学科较多，它的界限划分较为模糊，属于民族符号学（ethnosemiotics）和生态符号学的交叉领域。

（2）文学符号学的角度：讨论自然的符号意义在文学书写中的变迁，或者文学和生态在拟态模式上的类比性。这个领域的研究，有时被认为属于生物符号学的范畴。但事实上，文学生物符号学研究的是文学思维与生物反映机制之间的对应关系，而文学与生态的相互拟态，则应当纳入生态符号学的研究范畴之内。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台湾学者张汉良的论文 《寄生符号学刍议》（“Notestowardsasemioticsofparasitism”），其中引入雅柯布森、艾柯等人的符号学理论，论及生态系统与文学关系的相互拟态，论证十分严密［5］；台湾学者叶玉慧的论文《国家文学的生物学架构：新加坡作品举隅》（“Towardsabiosemioticmodelofnationalliterature:samplesfromsingaporeanwriters”），延续了这种将比较文学与生态符号学进行联接的传统，用生物学上的结构耦合（structuralcoupling）概念来论述新加坡国家文学的深层结构，令人耳目一新［6］。

（3）文化和社会符号学的角度：讨论一个文化体系中的人如何自我安置，如何调节自我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代表性研究如《映现世界：文化的社会符号学进路》（MappingTheWorld:TowardsaSociosemiotic ApproachtoCulture）。该书是塔尔图大学的生态符号学专家兰德维伊尔（AntiRandviir）的著作。作者将生态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和空间研究相结合，对比了现实和符号现实（semioticreality）中的空间关系，论证了世界观对于符号世界之形成以及如何定位自然所起到的作用［7］。 特纳（MonicaTurner）等人的著作《理论和实践中的景观生态：模式和过程》（LandscapeEcologyin TheoryandPractice:PatternandProcess）采用的也是生态符号学与文化空间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景观生态的生成进行了细致的辨别和分类，重点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景观中的体现加以分析，并与文化生态进行对照和讨论［8］。

2.从全球生产传播体系的符号学角度出发，考察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对局部生态，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生态系统和文化符号系统的破坏，由此追问人类在面临环境危机时所应负起的伦理责任。在这个方向上，也可分为两个研究向度。

（1）伦理符号学的角度：讨论当全球化使得世界成为全球生物符号域（globalbiosemiosphere）时，他者理论和对话理论对人类负起生态责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代表人物为庞齐奥（AugustoPonzio）和佩特丽莉（SusanPetrilli），相关论述见他们的合著《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符号开放网络中的解释路径》（SemioticsUnbounded:InterpretativeRoutesthroughtheOpenNetworkofSigns）和《全球视野中的符号交叉路口：伦理符号学和责任》（SignCrossroadsinGlobalPerspective:SemioethicsandResponsibility）。他们在书中指出：全球传播使得地球成了同一个符号生物域，在这个整体中，人类作为唯一可以对符号活动进行反思的符号学动物（semioticanimal），对其他物种以及整个生态界负有终极责任。

（2）从符号传播理论出发，讨论生态和符号传播的双重破坏对局部生态带来的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性观点是波斯纳（RolandPosner）的“符号污染”（semiotic pollution）理论。该理论认为，环境污染和符号传播过程的污染是相对应的，并将“符号污染”分为对渠道的污染、对符号物的污染、对能指的污染、对所指的污染、对语境的污染、对信息的污染和对符号的污染。另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霍恩伯格（AlfHornborg）的“符号流动”（flowofsigns）理论。该理论指出，生态系统中同时存在着符号流动与物质、能量的流动，在一个失衡的、受到破坏的生态中，这几种方式的流动都会陷入混乱中。它们之间的有序关系被打破，知识符号系统的传播被“去语境化”（decontextulalised），人们对自然符号的感知方式也会发生改变。

3.研究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之间的相互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是罗勒普斯托福（Andreas Roepstorff）等人主编的 《想象自然》和赫斯·卢特奇（ErnestW.B.Hess-Luttich）主编的《生态符号学文集》（Eco-semiotics）。这两本论著引入了西比奥克后期学术思想中的全球符号学（globalsemiotics）理论，探讨整个符号网络中的生态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对应关系和相互影响，所论及的内容受生物符号学影响较大，但有时过于技术化和模式化，具有较为明显的自然科学特征。例如，库尔等人的论文《当文化支持生物多样性：以树植草坪为例》（“Whenculturesupportsbiodiversity:thecaseofthewoodedmeadow”），就对人们对自然景观的设计和管理与该环境中生物多样性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论证了树植草坪在爱沙尼亚自然传统中的持久影响［9］。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应当是一个彼此互动、交互影响的过程，在这方面，还有待符号学家进行深入的研究。

三、塔尔图的生态符号学研究

上文已经提到，以库尔为代表的生态符号学研究在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塔尔图的生态符号学家在他的影响下，在这方面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塔尔图的生态符号学研究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塔尔图的生态符号学家关注的是微观的生态环境和人类文化之间的符号意义关系。他们声称，生态符号学应当从“地方性”（locality）入手进行考察，以此为基础，探讨自然书写中的局部自然和具体的自然环境之间彼此影响和形塑的过程。这是一种将历时性呈现转化为共时系统的考察方法，也是典型的符号学研究方式。

第二，“文本”（text）是塔尔图—莫斯科学派（Tartu-MoscowSchoolofSemiotics）的核心概念，它本来是指任何完整的意义和功能单元［10］。在新一代的塔尔图生态符号学家这里，它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用以指表现自然的文本和自然环境中有意义的符号单元。塔尔图的研究者们试图突破生态研究和生态文学研究之间的隔阂，将自然看作意义本身的呈现和文学文本表现的综合文本，从而建立一种跨学科的符号学。应当说，这种尝试是具有新意的。

第三，将语言视为模塑系统（modelingsystem）。生态符号学家对命名（naming）是如何影响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认知这一问题充满了兴趣，库尔将其称为“一度自然”（firstnature），认为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是建立在各种语言的不同命名体系基础之上的［4］。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也就和民族语言学紧密结合起来。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塔尔图的生态符号学主要是一种跨学科的、微观的符号学研究。它是对塔尔图—莫斯科学派文化研究范式的一种深化和发展，而且和民族符号学研究具有较高的交叉度，其间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寻和考察的领域，值得符号学研究者进行更多的思考和讨论。

［1］See Kalevi Kull.Semiotic ecology: different naturesin the semiosphere ［J］.Sign Systems Studies，1998（26）.

［2］Alf Hornborg.Money and semiotics of ecosystem dissolution［J］.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1999（4/2）.

［3］Philippe Descola.Construction natures：symbolic ecology and social practice ［C］//Philippe Descola，Gisli Pálsson （eds.）.Nature and Societ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London: Routledge，1996.

［4］Kalevi Kull.Semiotic ecology: different natures in the semiosphere［J］.Sign Systems Studies，1998（26）.

［5］Han-liang Chang.Notes towards a Semiotics of Parasitism ［C］// Han-liang Chang.Signs and Discourse:Dimensions of Comparative Poetics.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2013.

［6］Yap Geok Hui.Towards a Biosemiotic Model of National Literature: Samples from Singaporean Writers.Taibei: Taiwan Univesity，2005.

［7］Anti Randviir.Mapping The World: Towards a Sociosemiotic Approach to Culture.Tartu: Tartu University Press，2004.

［8］Monica G.Turner， Robert H.Gardner， Robert V O’Neill.Landscape Ecolog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attern and Process.New York，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Verlag，2001.

［9］Kalevi Kull，Toomas Kukk，Aleksei Lotman.When culture supports biodiversity: the case of the wooded meadow［C］// AndreasRoepstorff，NilsBubandt，Kalevikull （eds.）.ImaginingNature:Practicesof Cosmology and Identity.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2003.

［10］彭佳.另一种文本中心：回应尤里·洛特曼的文本观［J］.符号与传媒，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