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建设的反思

2014-08-15孙先文张金铣

皖西学院学报 2014年1期

孙先文，张金铣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230000）

1888年，清政府积铢累寸、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拥有25艘舰艇，实力雄踞亚洲第一，却在甲午战争爆发中折戟沉沙，一朝而尽。自成军至覆没，不过区区7个春秋！反思北洋海军建设的缺陷，对于今天的海军建设具有尤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思想建设荡然无存

思想是军队的灵魂。“没有灵魂的军队，自然非走上失败的道路不可”［1］。思想建设对于一支军队能否打得赢，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惜呼北洋海军的缔造者李鸿章，对此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李氏片面地认为“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2］，错误地认为利益是一切行为的归宿。1886年8月，北洋水师部分舰艇前往日本长崎大修，水兵因嫖娼而与当地警察先后2次发生冲突，双方死伤80余人，是为“长崎事件”。“长崎事件”发生后，李鸿章竟然认为：“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3］李氏重功名利禄、轻思想建设的建军思想于此可谓一览无遗。李氏的这种思想，在1888年出台的《北洋海军章程》中也有鲜明体现。综观《北洋海军章程》，洋洋3万余言，对于官员的升擢、将士的俸饷与阵亡后的恤赏作了详细的规定。然而对于维系一支军队战斗力至为重要的思想建设，竟无只言片语。北洋海军思想建设的缺位，集中表现于以下4个方面：

其一，生活腐朽。北洋海军上自提督丁汝昌、下至普通兵士，罕有不嫖、不赌、不吸鸦片者。提督丁汝昌“虽为海军统帅，而平日宿娼聚赌，并不在营中居住。”［4］这样的生活丁汝昌还不满意，乃至于“自蓄家伶，费至三十万。犒犹万盏灯，一夕至八千金”［5］，骄奢淫逸到了极点。上行下效，北洋海军军官也是如此，“生活大都奢侈浮华，嫖赌是平常事”。北洋海军基地刘公岛岛上“赌馆、烟馆林立，妓院有七十多家”［6］，军官们整日沉湎于赌馆、烟馆与妓院，过着极其腐朽糜烂的生活。至于一般军士，也是赌馆、烟馆与妓院的常客。这种腐朽的生活现象伴随着官兵的每一次巡航。史载每年北洋封冻时，北洋“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7］弥漫于全军上下的腐朽生活方式侵蚀着每一个官兵的身心，极大地削弱了北洋海军的战斗力。

其二，贪生怕死。思想建设的忽略，直接导致了部分将士贪生怕死思想的滋生、蔓延。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朝鲜局势日趋紧张，北洋海军部分舰只抵达朝鲜沿海，“船中将领到此，皆战栗惶恐，动辄泣下。”［8］（P812）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前在仁川畏日遁走”，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牙山之役敌炮开时躲入舱内，仅大二副在天桥上站立，请令开炮，尚迟不发，此间中西人传为笑谈……”［8］（P855）北洋海军将士如此贪生怕死，连其缔造者李鸿章也看不下去了，他在1984年8月6日致丁汝昌的电报中训示道：“汝当振刷精神，训励将士，放胆出力。”［8］（P855）遗憾的是，在以后的海战中，北洋海军将士并未“放胆出力”。与其恰恰相反的是，随着战事的发展，贪生怕死之徒愈来愈多。丰岛海战中，操江舰被日舰追上后，未发一炮，即挂出白旗投降。黄海海战中，镇远舰管带林泰曾“隐身右舷挡炮铁牌之后，面白如纸，及日舰艇第二弹至，船身大震，人已不知所云，林匍匐而口求佛佑。”［9］（P172）管带如此胆怯，部下也不例外。史载当时镇远舰管舵之人及另12人则蜷伏于炮塔内避弹，直接影响了火炮的发射，“炮忽不灵，不能如连珠之相接。”［9］（P172）更有甚者，在黄海海战最激烈的时候，“‘济远’‘广甲’‘靖远’‘经远’‘来远’‘平远’‘广丙’未发出任何信号即纷纷退出战场，……北洋舰队大部分军舰在‘致远’被击沉后相继退出战场，主要原因并非因伤不堪再战，而是军心动摇的连锁反应。”［10］北洋海军将士的贪生怕死，直接影响了黄海海战的结局。

在困守威海卫军港的最后阶段，将士贪生怕死之风日盛一日，“是时……兵士畏危，时有叛变及鼓噪之举……军士之恫言不战乃真确之事 ……”［11］（P65－66）当洋员瑞乃尔、泰莱前去丁汝昌寓所劝降时，“玻璃窗外，微露无数水兵之头”，二人的言论，“乃众人所悦闻者。”［11］（P66）此时，贪生怕死已成全军上下的主流。官兵们多次麇集码头，哀求投降。提督丁汝昌别无他法，吞食鸦片自尽。1895年2月12日，北洋海军投降。曾经龙旗猎猎的北洋舰队，最终竟以可耻的投降方式埋葬了自己。而这，不能不说是思想建设的忽略酿造的恶果之一。

其三，贪污盛行。北洋海军将领贪污成风，无所不用其极。1890年来华旅游、考察的英国著名的远东社会与政治研究专家亨利·诺曼在其《近代中国社会》一书中对于提督丁汝昌的贪得无厌进行了真实的揭露：我（指亨利·诺曼，下同）曾经与一个在中国海军中做鱼雷教官的外国人进行了一次很有趣的交谈。……他接着告诉我，他所训练的那些士兵，在总督（应为提督，下同）来视察的时候，必须向总督“进贡”，否则就休想得到总督曾许诺过他们的奖励。……衙门里面所有的衙役几乎都是用钱买来做的，他们要保持饭碗，必须向总督大人定期交上贡钱［12］（P302）。是时，贪污已经深入北洋海军的骨髓，“这样的体制，这位教官接着说，几乎渗透到了所有事物之中。”［12］（P302）贪污公款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个将公款的20%中饱私囊的中国官员被同僚认为是诚实的，而超过这个比例才会被认为是贪婪的。”［12］（P302）贪污之风如此盛行，以至于提督府的衙役头也敢公然向外籍教官索贿，“与我交谈的这位教官大人，当他去衙门里接受勋章的时候，被总督府的衙役头叫住，叫他交60两白银，否则他就无法拜见总督大人。他与那个衙役头讨价还价，最后给了他45两银子。”［12］（P302）

二、装备建设裹足不前

海军装备先进与否直接决定着海战的胜败。早在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就曾经指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13］美国学者马汉更是明确地提出，“战术火力决定海战胜负。”［14］然清廷主政者海权意识淡薄，对于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缺乏必要的危机感和迫切感，海军装备建设裹足不前，尤其是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未增一船”［15］，未再添置新式军舰，整体实力趋于停滞。反观日本，1886年“长崎事件“发生后，日本深受刺激，痛感海军实力逊于北洋海军，举国上下大治海军。至甲午海战前夕，日本海军整体实力已经明显超过北洋海军。

甲午战前，北洋海军军舰舰龄老化，行动迟缓，史载当时“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只，为倭船所不及”，但是“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汊内港。”济远、经远、来远三舰，“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两舰，每小时航速“仅十五、六海里。”而这时的日本海军军舰，“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15］两相比较，日本舰队在航速方面明显优于北洋舰队。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海军的战术火力相较于北洋海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各舰连一门速射炮也没有，但是，日本联合舰队却拥有速射炮155门之多，各主力舰均装备了速射炮”［16］。日本舰队的速射炮“所发炮弹相当于清舰队同一口径火炮3～6倍。清舰队1分钟射击32.8发炮弹，命中3.28发；日本舰队发射193.3发炮弹，命中28.9发。”［17］丁汝昌在战后向李鸿章报告黄海海战时，也多次提到日军火力的优势：日舰“船快炮快，子弹纷集”；“开花子弹如雨，一排所发，即有百余子之多”；“敌弹霰集，每船致伤千余处，火焚数次，一面救火，一面抵敌。”［18］

北洋海军装备建设的裹足不前与海战失利影响甚大。战后，参战将领们在总结黄海海战失利的原因时，纷纷认为北洋海军装备建设的落后是导致海战失利的重要因素。原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在战后检讨失利的呈文中指出：“大东沟之败，非弹药不足，乃器之不利也。”［19］（P403）原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认为：“海军利器在乎船舰，外洋之舰日新月异，所用之炮多系新式快炮，每船至少十余尊。我们船少炮钝，速率又缓，如大东沟之役，敌变动至灵，转瞬一阵……”［19］（P401）原定远舰炮务二副高承锡也说：“战船贵快……如大东沟之战，初则两军，彼鱼贯，我雁行，战至半时之久，彼即分作两队，变为双行鱼贯，顷刻列为左右夹攻；我船迟慢，变化艰难，所以受敌致败”；“此次倭之胜我者，亦以炮多且快也。”［19］（P407）战后日本学者外山三郎也认为，黄海海战“日军致胜的原因，在于采用了能自由机动的纵队队形，充分发挥了速射炮的威力。”［20］可见，装备建设的落后是导致黄海海战失利的重要因素，这是参战将领与后来研究者的共识。

三、军事训练偏离实战

无事之秋，加强军事训练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不二手段。然而北洋海军将领们“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北洋海军的军事训练，“不过故事虚行”，偏离实战，自欺欺人。平时北洋海军军舰、鱼雷艇操演打靶，“惟船动而靶不动。”［19］（P398）就是这样，北洋海军上下对于能否击中靶标依旧没有把握。为了提高打靶命中率，他们不是从实战的角度出发加强训练，而是在打靶前 “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19］（P407）如此训练，自然是“调集各舰，鱼贯打靶，能于驶行之际命中及远。……演放鱼雷，均能中靶。”［21］

北洋海军军舰、鱼雷艇操演打靶偏离，编队训练亦是如此。北洋海军平时操演编队，不是从实战的角度出发，“随意挂旗，示演各阵”，提升舰队因时制宜的编队能力；而是先期预订将要操演的阵式，各舰管驾因此“只须默记应操数式，其余则可置之”［19］（P403），指挥能力低下不难想见。

军事训练偏离实战，操演“徒求其演放整齐。”这样的训练不仅“仍属皮毛，毫无裨益”［19］（P403），而且为害匪浅。黄海海战刚刚打响，旗舰定远号的信旗装置即中炮被毁，整个舰队立刻失去了指挥，陷入了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而这，不能不说是北洋海军将领平时“未尝讲求战事”、战前没有做好相关战斗预案所致。据统计，在1894年的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12英寸口径舰炮发射了197发钢弹，仅有10发命中目标；其余各种口径舰炮发射了482发炮弹，只有58发炮弹击中敌舰。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马幼城垣教授据此认为这“是北洋海军射击本领低劣之证。”［22］舰队射击本领低劣，鱼雷艇官兵则有过之而无不及。黄海海战期间，北洋海军所属鱼雷艇发射了23枚鱼雷，无一击中敌舰，其中“福龙”号鱼雷艇最后一次发射时距离敌舰“西京丸”仅仅相距40米，但是依然没有击中。北洋海军在5个多小时的中日黄海鏖战中，竟未击沉一艘敌舰。战后，镇远舰竟然在自己的军港——威海卫军港触礁，险些沉没。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北洋海军平时军事训练偏离实战。

四、后勤保障严重不力

甲午战前，北洋海军拥有大沽、旅顺、威海卫军港3大基地，共有总理水师营务处、天津海防支应局等10余个后勤部门，负责为北洋海军提供后勤保障。甲午海战的失败，彻底暴露了北洋海军后勤保障的严重不力。

北洋海军舰队“以煤为命脉”［19］（P78），“各船烟煤为行军用物大宗”［23］（P1061）。煤炭是北洋海军舰队的动力之源。然北洋海军基地平时煤炭储备不丰。丰岛海战爆发前夕，李鸿章才指示威海、旅顺基地分别储煤一万吨，以备不时之需。不仅煤炭储备不丰，而且质量低劣，“煤屑散碎，烟重灰多”，不仅“难壮汽力，兼碍锅炉”，严重影响军舰航速，而且“烟重灰多”过早地暴露了北洋海军的行踪。质量如此低劣的煤炭，“以供兵轮且不堪用，况行军备战之时乎？”［23］（P533）此事虽经提督丁汝昌与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多次交涉，但矿务局“续运之煤仍多散碎”［23］（P551）。此外，后勤部门缺乏煤炭补给船，以致北洋海军平时巡洋时，一艘军舰舱储之煤仅仅够其自身之用，有时军舰巡航里程远，则用麻袋装煤堆积于舱面，但是“为数亦甚有限，而操作一切便形阻碍矣。”［23］（P497）若战争突然爆发，则“分防之舰若恃威厂存煤以资接济，而转运前路之舰，有非海军所可自筹耳”［23］（P514），对于北洋海军的机动、作战影响甚大。

军火供应是后勤保障的第一要素。然北洋海军后勤部门供应的军火，质量堪忧，炮弹 “有大小不合炮膛者；有铁质不佳，弹面皆孔，难保其未出口不先炸者。即引信拉火，亦多有不过引者。”［19］（P404）更有甚者，有些炮弹的“药线铁管，仅实煤灰”［24］；有些炮弹是“实着泥沙”［7］（P173）的。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即“有因子不合膛而临时减药者”［19］（P398），舰炮的发射速度因此而大为降低，舰炮发射的炮火威力也大为减弱。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也曾多次击中敌舰，但敌舰竟然无一被击沉，这不能不说与军火质量低劣有着莫大关系。

装备维修是后勤保障的重中之重，但北洋海军装备维修弊端丛生。承平时期，装备维修无章可循，“定远“舰副管驾李鼎新在战后就曾指出：“船应若干年大修一次，宜立定章程，有事时方不致无船可用。”［19］（P411）而且维修部门 “平时修船每以料无工缺为辞”［19］（P414），舰船因此而长期得不到维修、保养，在黄海海战中，军舰上的各种配件“坏无以换，缺无以添”［19］（P407）；“东沟之役，因零件损伤，炮即停放者不少。”［19］（P398）尤其是“致远”、靖远两舰水密门橡胶封条没有及时更换，以致致远“中炮不多时，立即沉没。”［19］（P401）战争时期，装备维修依然不力。黄海海战后，北洋海军“来远”“镇远”“定远”“靖远”“平远”“济远”“广丙”等受伤舰只入坞修理，但旅顺船坞内竟连工匠人手也不足，旅顺船坞总办龚照屿在上报李鸿章的电文中曾云：“‘镇远’‘定远’各伤千余处，余船伤亦甚多，事机在急，必得添匠齐同赶修。”［8］（P1006）更有甚者，“船坞修工均不上紧，非得傅相（李鸿章）严行派人督催，海军不能计日出海”［25］。此外，维修所需的部分配件也无储备。直到10月15日，此时距离黄海海战结束已快1个月了，但是“各船伤重且多，星夜加工修理，都未完备”［26］（P49）直至11月7日，旅顺船坞停工之时，“定远”“镇远”的起锚机尚未配妥，“来远”只修一半［26］（P138）。装备维修保障严重不力于此可见。

北洋海军后勤保障的严重不力，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黄海海战的败北乃至于威海卫军港的覆灭，后勤保障的严重不力，委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