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燕琳

（甘肃政法学院 人文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敦煌变文的语言上承先秦两汉的文言用语，下启宋元的白话口语，在汉语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关于变文的概念，季羡林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中作了解释：“变文，俗文学讲唱故事类作品体裁之一。亦可称变。”变文大约产生于初唐时期，11世纪初因宋真宗明令禁止僧人讲唱变文而渐趋于湮没。自从1900年敦煌变文被发现以来，历经数代学者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查漏补缺，学术界对变文中称谓语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薄弱环节。况且，作为连接古代汉语与近代汉语的一座桥梁，变文中丰富而多样的称谓，无疑是考察汉语称谓语发展的珍贵资料，对其特点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挖掘，不仅在语言学方面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而且在弘扬传统道德、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敦煌变文研究概述

敦煌变文的语言介于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之间，在整个语言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对其语言现象进行全面细致地梳理、归纳、比较和研究，探寻其语言的发展演变过程，以期能从中描绘出整个近代汉语共同的语言特征。因此，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敦煌变文被发现以来，无数学者对其倾注了大量精力，作了很多整理和研究工作，特别是近十年，敦煌变文语言研究成就斐然。

综观20世纪敦煌变文的研究成果，除了文学性的整理研究，更多学者根据这些俗文学作品中保存的唐五代白话语料，进行词汇考订和语法探究，重点围绕变文语料的整理、变文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研究，以及通过研究变文的语音，来考察唐五代时期西北地区的方言。而近十年，敦煌变文语言研究则更加侧重敦煌变文词汇的研究——因为变文语料中保存大量唐五代时期的口语或俗语词，大都是在上古文献中不常见甚至没有出现过的词语，加之对整个近代汉语的研究本身较为薄弱，所以词语的考释工作尤显必要。目前，学者们在疑难词考释、常用词研究、俗字俗语词考证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总之，近百年来，敦煌变文在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可谓日新月异，在前辈的指引下学术界对变文语词的考释工作愈发精细，对变文的语法、语音方面的研究更加细致，特别是对语料的整理已渐趋完善。但是，严格来看，敦煌变文的语言研究，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正如，陈明娥在《20世纪的敦煌变文语言研究》中所阐述：“注重个案的描写和分析，对变文语言现象的系统性研究不够。”注重对变文中某类词语或某些俗语词进行静态描写和分析，虽有助于读者掌握和了解变文中的讲唱内容和表述特点，但并不能从历时的角度来考察这一时期语言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原因，并且会造成某些研究工作的重复，造成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

此外，与变文语言研究的其他方面相比，数十年来，学术界对于变文称谓语的研究略显薄弱，迄今为止，除了为数不多的学术论文有对变文中的某类称谓语的探讨，鲜有学者对其称谓语展开全面、细致、深入地整理、归纳、分析与阐释。造成这种情况有多方面原因，比如，称谓语自身的繁多庞杂，历代学者对称谓语研究的忽视，等等。但是，变文中丰富而多样的称谓，无疑是考察汉语称谓语发展的珍贵资料，对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必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敦煌变文称谓语的特点

敦煌变文中出现的称谓语非常丰富，涉及面非常广，包括人称代词、亲属称谓、拟亲属称谓、敬谦称谓、身份称谓、行业称谓，等等。在先贤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书中人物在交际中使用的具体称谓语进行收纳、归类，进而分析、甄别各自语义，总结使用场合、使用规律，我们可以看出，敦煌变文中的称谓语大致呈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1.变文中呈现的词缀相当丰富，构词能力强。据陈明娥统计，敦煌变文共出现典型的词缀达30个。（陈明娥.敦煌变文词汇计量研究[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在构词能力上，尤以前缀“阿”的构词能力最强，显现出以“阿”字为前缀的称谓语在唐代活跃的情况，尤其是在亲属称谓语的表现上，有“阿娘”“阿婆”“阿翁”“阿耶”“阿耶娘”“阿姨”“阿姊”等，其中尤以“阿婆”一词出现的频率颇高。

2.变文中出现了自称之词“某”“某甲”“某乙”。《汉语大词典》中解释：“‘某’自称之词。指代‘我’或本名。旧时谦虚的用法。”在变文中，“某”“某甲”“某乙”用于自称之词，且“某乙”的使用频率高于“某甲”。根据吕叔湘先生的研究，从唐朝起，称谓语有一个舍“某甲”而用“某乙”的趋势，由此可知，变文中已呈现出自称代词由“某甲”向“某乙”转变的过渡性特点。

3.“阿奴”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在变文中出现。“阿奴”在《汉语大词典》中解释：（1）尊长对卑幼者以及夫妻间的昵称。可用于“兄称弟”“父称子”“祖称孙”“帝称后”以及“夫妻互称”。（2）对自己的谦称。在变文中，“阿奴”用于对自己的谦称，不分男女尊卑。蒋礼鸿先生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里面解释说：“奴，孥，阿奴第一人称代词，和‘我’相同，男女尊卑都可通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第1页）

4.变文中存在大量的佛教专用称谓。在变文中有大量与宗教相关的行业性称谓，例如阿罗汉、比丘、比丘尼、大比丘、维摩、菩萨、菩提、如来、三宝、观音等，这既表现出当时社会崇佛的现象，同时也说明变文在当时具有宣传教义、宣讲佛经精义的用处。

三、敦煌变文称谓语的研究价值

（一）敦煌变文称谓语对于语言学研究的价值

汉语中的称谓语，具有丰富性与复杂性，而且，随着时空与阶层的不同、交际语境的不同、人与人之间亲疏的不同，其呈现的语言层面也不同。但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文言文献中，由于口语难登大雅之堂，古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称谓语，很多后人难以目睹。近代，随着敦煌文书的面世，其中通俗的变文说讲故事，为现代学者研究唐五代时期口语中称谓语的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而且，变文中人物众多、身份复杂，彼此间交际相当频繁，所以称谓语的使用数量和出现频率相当高。再者，唐代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社会经济与文化都极其发达，与世界各国的交流频繁，而作为思想文化交流传播工具的语言无疑也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其语言可以说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因此变文中不断涌现出大量新的称谓语。具体而言，敦煌变文称谓语在语言学领域研究的价值，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敦煌变文的鲜活丰富的口语性。作为唐五代时期的俗文学资料，敦煌变文吸收并保存了当时大量生动的口语，是我们研究唐五代时期语言系统不可多得的语料。包括敦煌变文在内的敦煌俗文学中的作品，“大部分出自无名的下层文士、边客戍卒、青吏书手、歌妓乐工、僧侣教徒之手”，是唐代用来宣读佛经故事、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的说讲“底本”，其说讲的对象主要是底层的老百姓，所以这些作品一般会选择最接近口语的语言，具有浅显、通俗、生动的特色，且经过文人修饰的可能性很小，就此来看，敦煌变文应该是保留了那个时代原汁原味的口语，其中记载的大量的称谓语，同样也应该是当时民间广泛流传并使用的称谓。

其二，是敦煌变文语料的真实性。敦煌变文作为唐五代时期的讲唱文学的代表，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语言使用的实际状况，可以作为反映唐五代时期语言和社会现实的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而且，从敦煌文献封存直至上个世纪被发现，其间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丝毫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从而保证了资料的真实无误，这是其他传世的文献资料不能比拟的。何况，敦煌文书中部分文书还保留了题记，据此可用来推断具体的写作年代。因此，敦煌变文在时间和空间都能定位的情况下，对于研究唐五代时期称谓语的变化、发展，具有宝贵的学术价值。

（二）敦煌变文称谓语对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价值

戴庆厦在《社会语言学概论》中说：“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的身份角色的称呼，它反映着一定社会文化或特定语言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对称谓语进行研究，可以让我们从中了解一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和民情风俗。

通过对敦煌变文称谓语的梳理和研究，发现敦煌变文中称谓语的使用，主要遵循三大原则：长幼有序、尊卑有别、敬人谦己。在人际交往中，称谓语的使用常常能反映出交际双方在家庭或社会中拥有的身份、地位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特质，即人的社会性，而作为语言构成部分的称谓语，对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职业、身份、地位、年龄等属性都具有指示功能。

1.长幼有序。所谓长幼有序原则，即：交际双方根据各自辈分或年龄大小，选择使用相应的称谓，长者在上、幼者在下，以此体现出人物在家族中的地位与角色。亲属称谓语是最典型的例子。在变文中，尽管人物之间的亲属关系错综复杂、琐碎多样，但交际双方根据各自在家族中的辈分及排序，严格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来选择相应的称谓，充分体现出我国古代社会封建伦理观念在称谓语中的反映。

2.尊卑有别。所谓尊卑有别原则，即：交际双方根据各自的身份及不同的社会地位，选择使用相应的称谓语，对地位高者必须用“尊称”、地位低下者则用“卑称”，充分体现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在变文中，这种“尊卑有别”的称谓原则使交际双方的等级差别与相互关系一目了然，在本质上体现出了古代社会的不平等性。

3.敬人谦己。所谓敬人谦己原则，即：交际双方指称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人时要用“谦称”，反之，指称他人或与他人相关的人时要用“敬称”，突出体现了古代中国的礼仪特点，即“夫礼者，自卑而尊人”。变文的称谓语中，这种“敬人谦己”有突出反映，就是人际交往时敬谦语素的使用——称呼对方，称谓前一般要冠以“老”“大”“长”“尊”等语素，以示尊敬；称呼己方，称谓前一般要冠以“家”“小”“愚”“卑”“贱”“贫”等语素，以示谦恭。“敬人谦己”原则在称谓中的普遍使用，一方面折射出古代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儒雅谦逊的文化精神与语言交往中的文明礼貌规范。

（三）敦煌变文称谓语研究的时代意义

纵观敦煌变文中的称谓语，虽然带有深厚的封建色彩，但去芜存菁，这些称谓语的使用，也颇能体现出传统道德“克己复礼”的修养方式。作为“礼”的外在表现形式，变文中称谓语遵循的“长幼有序”“尊卑有别”“敬人谦己”原则，其实折射出中国古代社会重视人伦道德的文化心理，并因此构建了古代中国的社会秩序，塑造了华夏子孙优秀的民族品德，成就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美誉。因此，作为传统道德观的外在体现之一，对古人称谓语的研究，既能从中了解并学习其折射出的礼仪规范，结合现代社会的行为习惯和现代汉语的称谓习惯，将其自觉应用于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又能在汲取传统道德的营养中赋予其符合时代特征的新内涵，使之成为现代社会道德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1]郑阿财.敦煌变文中称谓词“阿婆”综论[J].浙江大学学报，2007（5）.

[2]陈明娥.敦煌变文词汇计量研究[M].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

[3]陈明娥.20世纪的敦煌变文语言研究[J].敦煌学辑刊，2002（6）.

[4]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校注[M].中华书局，1997.

[5]洪艺芳.敦煌变文中“阿”前缀的亲属称谓词[J].敦煌学辑刊，2010（2）.

[6]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概论[M].商务印书馆，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