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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近代私家藏书文化刍议

2014-08-15

图书馆 2014年3期
关键词:私家藏书家湖湘

(湖南图书馆 湖南长沙 410011)

中国的私家藏书源远流长,最早可推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其时百家争鸣,学派蜂起,很多人著书立说,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多藏书家。孔子教书育人,广收先世典籍,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他的文献整理活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私家藏书传统流传延续几千年,实际上担负着公共图书馆的部分职能,这种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人的文化传承、知识传播、著书治学有着显著深刻的内在推进作用。

然而受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所限,不同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藏书风貌,藏书文化也呈现不同的地域性特征。自古以来藏书家多集中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如京津地区,江浙地区。据有关学者统计,江浙两省地处富饶,教育文化发达,藏书和好学之士比比皆是,从所查得的全国5045名历代藏书家区域分布来看,浙江和江苏的藏书家数量分别占22.58%和19.19%,〔1〕远远高于其他地方。而湖南地处偏远,明代以前藏书家知之甚少,但湖南藏书事业历史悠久,早在秦代,就有受到历代名儒学者礼拜的二酉藏书洞(在今湖南沅陵县西北)。到了清代,湖湘文化异军突起,湖南的藏书家人才辈出,大大小小的藏书家竟有近百人之多,且出现了闻名全国的大藏书家,“洎有清中叶如安化陶文毅、宁乡刘春禧、道州何子贞、湘潭袁漱六、巴陵方柳桥诸公,皆家富万签,名流四域”〔2〕。何绍基、袁芳瑛、方功惠、叶德辉,更是被誉为近现代史上的“潇湘四大藏书家”。正如龙伯坚雅句:“东洲卧雪碧琳琅,绝品铭心观古堂,我为四家留样本,书林清话话三湘”。

1 湖南近代私家藏书研究现状及其需求

目前对于近代湖南私家藏书的个体分散研究论著颇多,如长沙叶氏藏书研究,袁芳瑛、方功惠、曾氏富厚堂藏书的特色和源流考,以及湖湘私人藏书家的小传等等。专著有专门研究藏书家的,如张晶萍的《叶德辉生平及学术思想研究》、郑伟章的《湖湘近现代藏书家通考》;有关文献内容整理的,如《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等;主要涉及个别藏书家藏书源流、藏书目录和藏书活动的研究,如《清代湖南藏书家简介》、《方功惠碧琳瑯馆藏书刻书考》、《湘潭袁氏卧雪庐藏书聚散考》、《湘潭袁氏卧雪庐藏书考》、《叶德辉的藏书思想与方法》、《叶德辉观古堂藏书述略》、《清末藏书家叶德辉及其学术思想》、《曾国藩富厚堂藏书研究》、《浅谈叶德辉对图书事业的学术贡献》等论文,这些研究成果虽然发掘整理了有关湖南私家藏书的丰富史料, 记载了大量史实, 然而未将近代湖南私家藏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展开全面总结和综合研究,缺乏文化视角的专注。从近代湖南私人藏书家藏书、刻书、校勘、著录、传抄、整理等文献活动,来挖掘出藏书史和藏书思想等深层的文化价值,既要研究物态的图书、藏书楼,也要深究藏书风尚、习俗等心态文化,将近代湖南私家藏书文化放置于社会的历史、文化的大环境中,从更深层次和更高视角来看待其丰富内涵,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地域性文化来探索,这样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2 湖南近代私家藏书兴衰的原因解析

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3〕私家藏书作为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集中文化体现,其兴衰变迁与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息息相关。湖南近代私家藏书之兴衰,乃是近代湖南政治历史地理环境变化的结果。明末清初,大量江西、四川移民因开荒招垦进入湖南,人口从明初1400年的530万增加到民国1913年的2400万,相应地耕地面积从1000万亩持续增加至5800万亩,〔4〕湖南盛产稻谷,水域资源丰厚,有丰富的木材、茶叶、桐油等经济作物和锑、钨、铅、锌等矿产资源,人力的富足加上优厚的自然资源,为湖南的传统农业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此带来了政治和社会的长足发展,近代湖南社会的经济开始呈现现代化发展的趋势。湖南文风兴起甚早,书院教育发达,享誉全国,而清代雍正年间湖南与湖北分闱,具备了独立举办科举考试的资格,此举大大刺激了湖湘学子积极求学,博取功名,以此作为晋升的阶梯。湖南教育事业逐步兴盛,书院遍布全省各州县,官学、义学和学院相对完备。全省有学田73万亩,居全国首位。〔5〕湖南进士、举子等知识阶层迅速增加,加上湘军集团的勃兴壮大,使得湖南士绅队伍急剧膨胀和复杂化,造就了一大批有知识底蕴、有经济实力的人才群体,他们执掌政治、经济、文化和公共事务大权,或是达官显宦,或是鸿儒硕学,或是富商大亨,或是文化巨擘,不仅对湖湘政治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促进了文学艺术、哲学经学、史学地学等湖湘学术研究的显著进步,湖南的文化事业呈现出繁荣景象。

而文献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毋庸置疑,因湖湘文化的发达兴盛,促使这时期的湖湘文献出产繁多,类型多样,较之以前数量上有了质的飞跃。许多湖湘学子致力于著书立说,宣扬一家之学,出现了王夫之这样的哲学家,也有陶澍、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李元度等从政和著述两不误的中兴名将,亦有邓显鹤、邹汉勋、道州何氏、长沙叶氏等专心治学、嗜书如命的文献学家,他们为了自己的著书扬学和爱书情怀,开始有意识地从事先贤典籍的搜集、整理、刊布、流传。这时期诸多藏书家是闻名全国、举足轻重的赫赫大家,如安化陶澍的印心石屋名满天下,聚书十万余卷;湘乡曾氏富厚堂,藏书达三十余万卷;长沙叶德辉的观古堂,藏书二十万卷外;被何绍基赞为“善本莹莹金璧光”的宁乡刘康红豆山房藏书;方功惠“好书有奇癖,闻人家善本,必多方购致之”,终致碧琳琅馆藏书为卷几盈五十万;袁芳瑛卧雪庐藏书则被叶德辉评论到:“所藏两宋、元、明旧堑名抄,皆荟萃南北藏书家,整册残篇而自成一派”;〔6〕还有多藏内府刻本书及武英殿聚版书的湘阴李星沅;金石学颇具心得的徐崇立,所收藏的扇面装册有百余页,苦心裒辑的古籍碑帖达十万余卷。

藏书家辈出,插签万架的近代湖南藏书事业,正是湖湘文化兴盛发达的有力佐证,更是湖湘文化孕育熏陶的结晶,亦是近代湖南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焕然一新的发展局面必然会带来的结果。

3 湖南近代私家藏书文化特性

3.1 藏书风气“勿薄今厚古”

中国私家藏书,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自身浓厚的藏书风气。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佞宋”,普遍重视宋雕元椠,搜奇猎孤,并不惜重金,以倾囊之力得一本宋刻为傲。近代湖南藏书家亦是如此,尽一己之力,网罗四部,嗜好成癖,遇宋刻则狂喜不已。如袁芳瑛藏书丰赡精美,“常州、苏州诸故家藏书以次流布于外,漱六锐意收罗,有见必设法得之,莫能与之竞。江南北旧家典册,以及卷葹阁(洪亮吉斋)、问字堂(孙星衍室)之片纸只卷,皆揽而有之”,〔7〕湖南督学朱肯夫曾赞道:“东南文献精华,盖在此五间楼中”,袁芳瑛的藏书有宋刻《周礼注疏》、宋刻宋印两《汉书》、宋刻本《附释音尚书注疏》、影宋抄本《说文解字》、元刻《纂图互注荀子》、《新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明刻本《宣和书谱》、钱氏绛云楼抄本《开国群雄事略》等等,旧椠名钞,藏书价值之高,为李盛铎赞为二百年所未见。方功惠搜罗尽善,秘籍煌煌,据《碧琳琅馆珍藏书目》著录,有宋版三十九种,元版五十六种,明翻刻宋元本七十余种。

然而湖南藏书风气仍体现出“勿薄今厚古”的新风气,这是湖湘学术经世思潮传统的影响。湖南人既固守程朱理学,又热衷于经世致用之学,提倡“义理”与“经世”合一的治学路向。这种“学以致用、开物成务”的学术方针,使得学术风格呈现出一种实理实事、勇于批判创新的特点。而湖湘学派的学术风格和主要特征是什么?简而言之,它的学风网罗众家,兼容并包,不囿己见,思想开放。它包容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和陈吕实学三家之长,而最终主“实学实用”、“经世致用”之学自成一家以名于世。〔8〕他们强调求真务实,强调实学实用,主张务实践履,这是湖南学子求学问道的自觉追求,也深深影响到近代湖南私人藏书家的藏书活动,他们非盲目“重古”,而是以“朴”、“实”作为自己的治学方向,出现了”厚今”的新风尚。

曾国藩是近代思想文化的主要代表,是正统儒家文化和理学的维护者,其戎马倥偬之余,不忘读书治学,刊书传道,他的家书曾言:“家下书籍用心收着,一本不可遗失。有人借当定限取来……书册愈旧者,愈当珍之,不可忽也。我回家赖此延年。此要务也”,“文正以书籍为延年真万金良药”〔9〕曾氏家富藏书,达三十余万卷,有宋淳化本《前后汉书》各一部、宋版《庄子》、胡三省刻《文选》等罕见秘籍,然而很大部分藏书是出于处理军务和政事的需要,其在军中,公牍私函皆亲理,撰写了大量的奏札批牍和家书日记,同时他非常注重公案文书的整理和收藏,每至一处,首要任务即是整理文书,每收到一道谕旨或起草一份奏稿,均抄寄家中保存,并嘱咐家人“凡我屡次所寄奏折谕旨,家中须好为收藏,不可抛散”〔10〕。在湘军与太平军周旋厮杀之时,曾国藩还特意派人对太平天国的文书进行采编,并要求将收集到的文书资料按太平天国的“官目、军制、礼书及分踞要地、官首姓名及前后伏诛”等情况分门别类,编成《贼情汇纂》十二卷。〔11〕太平天国的制度、律令也在收藏之列。这些文书、奏稿、手稿、日记被保存下来,流传至今,成为曾氏富厚堂非常有特点的馆藏,反映了富厚堂藏书楼“藏为实用”的重要特色。

叶德辉藏书达二十余万卷,“异本重本插架累累,四库应读之书既已遍读,四库未见之书亦随见随读。诸从子继起,益事搜采,所获秘籍互相传抄,世业青箱,五经诒笥,书香济美,家泽延长”〔12〕。叶德辉作为版本鉴别行家,辨版刻之年代,订钞校之精粗,莫不精审确凿,然而其搜书虽有宋元刻本,但从未独尚如此,多次批评藏书风气中佞宋爱古的弊病,尤其重视清人的经义著述,并注重一书版本内容的好坏,丝毫不以四库著不著录为轻重,因此颇为推崇张之洞《书目答问》以清代刊本为主,而不列宋元旧刻的做法。他甚至以咸丰二年(1852)刻的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为镇库之宝。〔13〕叶启崟曾说:“大伯父吏部君幼秉先祖父之训,不读无用之书,收藏四十年,于宋元明钞外,尤好收国朝诸儒家塾精校精刊之本,兴之所至,每有题跋夹于卷中,其中近刻多而宋元少者”〔14〕。他认为明刻、近刻,他人不重视,然而康雍乾嘉优游岁月,不乏版刻精美、印刷精良的善本,这些典籍在经历过战乱兵厄,留存不易,更应该彰显其文献价值。因此他颇为欣赏乾隆年间的舒位、陈文述撰写的《诗坛点将录》一书,穷年搜访乾嘉诗文集一百多家,每得一书,必缀一跋,记述作者生平事迹。“幸勿薄今爱古”的藏书思想,让叶德辉藏书呈现出鲜明特色,正是叶德辉强调实用、实事求是,不拘泥于古制的学术思想的体现。

3.2 开放的藏书观念

甲午战争后,湖南社会和思想文化发展步入迅速激变时期。一大批湖南人面对危机四伏的社会局面,开始求新求变,大胆超越传统,积极向西方学习,维新变法、民主革命和救国图强道路的探索,让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学说大量涌进湖南,湖南成为开风气之先的省份。不仅科技上有了突破性进展,政治上英才济济,锐意革新,改良体制,湖南科举在晚清时期出现短暂的辉煌后也进行了重要改革,废除科举,改书院为学堂,建立居于全国领先地位的近代专门学堂体系,构建现代学制,课程内容和知识的传授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促进了新思想、新知识的传播,开始启迪民智、培养人才的新模式。清末民初的湖南还出现了一股炙热的“留日潮”。同时近代湖南的出版发行业也逐步形成,铅印、石印技术陆续传入,机器印刷业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大大冲击了传统的雕版印刷。湖湘文化中诸多因素的变化对近代湖南的私家藏书和图书馆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光绪年间的校经书院藏书楼和南学会藏书楼,已经大体上具备了近代公共图书馆的性质。其藏书除经、史、子、集等传统图籍外,增加了大量西学和新学书籍,如校经书院章程上规定:学会书楼每日七点钟开门,五点钟关门,五、六、七、八四个月每日六点钟开门,五点钟关门,过迟过早,惟管书人是问。欲看藏书,规制不论何人,皆准上楼游观,惟看书须由公绅给予看书凭单。〔15〕这些学会章程不仅设置阅览时间和图书管理员,允许开放阅览,且对图书的借阅制度、采编工序、借阅手续、保护措施都提出了完善的新概念。1893年在湖南创办了第一个以“图书馆”命名并向社会开放的常德图书馆,1904年梁焕奎、龙紱瑞等开明官绅创办的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则是近代湖南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

而此时遭受兵灾战乱、时局动荡的近代湖南私家藏书已是满目疮痍,日薄西山,或无奈变卖,如王礼培的藏书, “佩初工书画精鉴赏,收藏尤富,以贫困欲货所藏书……方余始识佩初时文采豪华,倾动一世,岂意其垂老困厄一至于斯耶?”〔16〕或毁于火,如叶启发的藏书:“戊寅九月,湘垣兵火,寓舍悉成灰烬。藏书同罹浩劫,毁损十之四五,此书仅存其半。”〔17〕或鬻于人:“惟县人袁漱六太守卧雪庐,以藏书名。而子孙不知宝藏,三、四十年,或散鬻,或持以干请、赠人,今无一册之留贻,良可浩叹。”〔18〕好学敏求之士往往跋涉千里,节衣缩食,恣意置书,却无法逃脱散佚的厄运。旧式藏书楼因其封闭保守的性质和管理传播的局限迅速瓦解,然而公立图书馆纷纷创立的思潮,似乎给孱弱的私家藏书指明了出路。他们或出售,或捐赠,或寄存,以一种开放的藏书观念将这部分珍贵典籍化归公有,以此嘉惠学林,沾溉后来者。如湖南图书馆现藏有清代湘乡王礼培的藏书达七十余种,大多为明清精刻,如宋刻宋元明遞修《陈书》三十六卷、用作四库底本的汪士汉校刻《白虎通》二卷、明刻《两同书》一卷、明吳勉学刻《前汉书》一百卷、明成化十一年(1475)刻《毅斋王先生文集八卷》等等。这种开放的藏书观念,私藏化为公藏,乃是近代湖湘文化激变转型的体现。私家藏书保存历史典籍、传承文化的文化功能被公共图书馆所继承,发挥着更广远的文化传承和传播的意义。

4 结语

尽管如此,客观来讲,私家藏书对于保存传递文化典籍还是具有巨大的贡献。吴晗先生在20 世纪 30 年代论及古代私家藏书的文化贡献时曾说:“中国历来内府藏书虽富,而为帝王及蠹鱼所专有,公家藏书则复寥落无闻,惟士夫藏书风气,则数千年来,愈接愈盛。智识之源泉虽被独持于士夫阶级,而其精雠密勘,著意丹黄,秘册借抄,奇书互赏,往往能保存旧籍,是正舛讹,发潜德,表幽光,其有功于社会文化者亦至巨。”〔19〕

私家藏书保存典籍,对典籍进行整理和研究,编撰了大量藏书目录和题跋,形成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湖南私人藏书家也非常重视目录题跋的编纂和藏书的校勘,文献实践活动和藏书文化的博大精深,及其尊重图书、关怀人文和保护文化瑰宝以及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正是我国图书馆人需要继承发扬的核心价值观。

1.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678

2.叶启勋.拾经楼紬书录.民国二十六年长沙叶氏拾经楼铅印本:2

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香港:统一出版社,1949:2

4,5.刘泱泱.湖南通史·近代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18,25

6,14,18.叶德辉撰,王杰成点校: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一).长沙:岳麓书社, 2011 :89,800,800

7.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北京:中华书局,2008:515

8.杨布生,彭定国.湖湘学派源流与经世致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6) :80

9.(清)钱泰吉.曝书杂记.清同治七年刻本:卷中25

10.(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一.长沙:岳麓书社,1985:273

11.王跃平.从曾国藩收藏实践看其档案思想的形成.档案时空,2006(6):38-39

12.叶德辉.郋园六十自叙.民国十一年铅印本:10

13.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北京:中华书局,2009:40

15.(清)江标等编.湘学报·校经书院学会章程.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48

16.黎承福.复壁书录序.民国徐崇立抄本:1

17.叶启发.华鄂堂读书小识.稿本:1

19.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 .北京:中华书局,1981: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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