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国家阅读节刍议*

2014-08-15

图书馆 2014年3期

（深圳大学图书馆广东深圳 518060)

1 关于是否设立“国家阅读节”的争论

1.1 事件背景

2007年3月两会期间，朱永新委员向大会提交设立国家阅读节的提案，并邀请赵丽宏、王安忆、张抗抗、梁晓声等多位知名作家联合署名。同年3月22日，文化学者余秋雨在其博客上发表《对四个重大问题的紧急回答》，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设立国家阅读节。余文发表后，朱永新针对其中的观点，连续撰写了《余秋雨先生，请不要误导中国人》、《阅读是浪费生命吗？》、《饱读不知饿读饥》等文章回应。

朱、余二位学者之间关于是否应当设立“国家阅读节”的争论，很快演变为一个热点话题。支持朱永新观点者认为，通过设立国家阅读节，可以“呼吁人们重视阅读，提高阅读能力和阅读效果”，同时“对消退国民的心态浮躁，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大有裨益。〔1〕普通民众也对设立阅读节的提议表示欢迎，据新浪网2007年3月的调查，近七成的网友表示赞成设立“国家阅读节”，超过半数者认为该节有助于推动国民阅读。〔2〕也有不少学者支持余秋雨的观点，反对设立国家阅读日。如童大焕《我为什么反对国家阅读日》〔3〕，陈蓉霞《设立阅读节犹如乱树典型》〔4〕等，针对设立国家阅读日可能出现的弊端，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还有一部分学者并未对“朱余之争”发表看法，而是部分赞同或者反对双方的观点。如周泽雄《掂量一下“国家阅读节”》〔5〕，韩石山《也说设立国家阅读节》〔6〕等，对朱余二人的部分观点均提出了批评，提出重拾我国自古以来的阅读传统，才是促进全民阅读的首要问题。

1.2 主要观点

以朱永新为代表的，支持设立“国家阅读节”的学者认为，阅读对于个人的精神发育史，民族的精神境界，以及学校教育和城市发展，均具有决定性作用。通过设立国家阅读节，可以唤醒全社会对读书的重视；在仪式中培育全民阅读文化；实现公民文化权利；推动阅读社会的形成；以及促进社会和谐。〔7〕

与之相对，余秋雨也提出了三点理由，反对设立“国家阅读节”。概括来说：第一，现在已经有4月23日“国际阅读日”，再设立中国自己的阅读节实无必要。第二，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的阅读量不是少了，而是太多。第三，对文化识见来说，更重要的是考察、游历、体验、创造，阅读不是一件重要的事。〔8〕此外，人们对于设立国家阅读节的忧虑还包括，认为阅读属于个人体验，以设立节日的形式推广阅读有“以某种形式的国家意识形态取代个体的经验性阅读”之弊，更为甚者，会转嫁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9〕即使是同对“国家阅读节”持反对意见者，其立论的出发点也往往截然相反。亦有学者认为阅读属于公民的私人领域，不应通过政府治理的手段来规范，政府的介入，可能会使阅读节流于形式，变成不必要的表面文章。〔10〕

也有学者的论点并不针对阅读节本身，而是将关注点放在了对影响中国社会阅读率因素之探究上。如周泽雄认为造成中国社会阅读率持续下降的原因，并非是阅读节或者阅读活动的缺乏，而是传统文化中读书求知的功利主义倾向。韩石山认为造成当前中国社会阅读氛围稀薄的根本原因在于阅读传统的缺失，并不认同周泽雄关于功利主义阅读传统的判断。认为近些年来浮躁的社会环境，才是导致阅读传统中断，阅读率走低的根本原因。

除了讨论阅读率下降的原因，人们也关注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有人认为阅读成本高，阅读机会少，是造成我国阅读率不高的客观原因，因此，与其设立“阅读节”，不如切实提高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水平。〔11〕还有人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了提高图书馆阅读保障率的建议。〔12〕

1.3 分析

不论持赞成还是反对意见者，都无法否定阅读在当今中国社会的重要作用。支持者的出发点在于，从国家层面设立阅读节，可以从制度保障和资源倾斜两方面，给予阅读推广活动更加全面、广泛的支持。而持相反观点者，则大多担心政府的介入，会导致阅读推广活动流于形式，成为表面文章。考察反对意见，我们的确不能否认，阅读节可能无法完全达到设立时的初衷。在执行过程中，也许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阅读推广活动还是不能离开政府的强力支持。不管是从政策资源上，还是物质支撑上，政府都具有其他社会机构所无法比拟的力量。因此，在现阶段的中国，设立国家阅读节，有利于提高全社会对阅读的重视和投入程度，是利大于弊的。即使“中国阅读节”最终得以设立，我们也不能忽视阅读传统的重建。中国阅读传统源远流长。今天，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年人不再将阅读作为人生必修课，并不是我们没有阅读的传统，而是我们对这种传统强调的还不够。因此，在设立阅读节的同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重拾阅读传统，重新唤起中华民族对书籍的热爱。

2 对“国家阅读节”的再思考

我们认为，回答“中国阅读节”是否必要的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中国阅读文化的特殊性，即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的阅读文化中是否具有独一无二的，只被中华民族所吸收的优良传统。显然，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强调要有自己的阅读节，并不仅仅是为了得到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或是获取更丰富的政府资源。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拥有悠久阅读文化的文明古国，阅读活动在今日之式微，折射的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漠视。今天，我们重新倡导读书，设立“中国阅读节”，首要任务就是重新唤起社会大众对于阅读的美好记忆，重拾中华文化中关于阅读的优良传统。这才是从根本上提高社会阅读率，重建书香社会的有效途径。

首先，悠久的图书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财富。我国古代享誉世界的四大发明，其中两项都是关于书籍的。中国古代的图书业，不论是装帧形式，还是流通方式，都深刻地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就连用于书籍制作的工具——笔墨纸砚，也都形成了独立的文化脉络。弘扬阅读文化，首先就应重视对中国图书史的研究与介绍。

其次，对经典阅读的重视。在中国古代阅读传统中，一直强调研读经典著作的重要性。先秦时期，孔子之孙子思在回答儿子关于阅读内容选择时说到：“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以礼、乐，杂说不与焉”〔13〕。汉代以来，儒家学说获得了独尊的地位，故古代所谓经典，一般指儒家经典著作。近代以后，随着社会思潮的变革，人们对经典的定义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20年代，胡适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中开列的书单就包括了《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14〕然从古至今，我们对经典阅读的态度从未发生改变。时至今日，在给青年学生推荐书目时，经典著作仍然占据了绝对比重。因此，继承我国的阅读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鼓励人们重读经典，重新认识经典著作的魅力。

第三，深厚的文本尊重情结。“敬字惜纸”是我国古代文化中的美德。对于读书人来说，书籍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孔子“韦编三绝”，到近代杨守敬、董康、郑振铎等人搜求遗籍，保存民族文化，折射的都是中国读书人对于书籍的热爱。设立中国阅读节，既是对先贤的纪念，也是对中国人爱书传统的弘扬。

最后，独特的阅读文化。不少学者在总结中国传统阅读文化的特征时，都提到了中国人读书的实用主义倾向。〔15〕不可否认，不论是在古代还是今天，读书求利禄，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也是部分学者反对设立国家阅读节的原因。但是，我们也不应因此忽视古代阅读文化中的正面能量。即使在古代，也有不少有识之士能够正确认识读书的作用。宋代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就曾批判过这种风气，认为：“士之读书者，岂专为禄利而己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斯民也。国家所以求士者，岂徒用印绶粟帛富宠其人哉？亦欲得其道以利民也。故上之所以求下，下之所以求上，皆非顾其私，主于民而已矣。近世为士者颇谬于古，往往以读书为资身之货耳，彼又恶知所谓利民者邪？”〔16〕

而不管是哪方面的内容，都是中国阅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对我们今天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