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湖南文理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高飞

上课的时候我喜欢提“自由”二字，有学生质问我：都自由了，岂不乱套了？

我回答他，自由恰恰是最讲规则的。

这种对自由的担心在中国人中间很普遍。很多人把自由等同成了不听话、自由散漫、不讲纪律、无法无天的代名词，因而不能给国人以自由，要有规矩，否则会天下大乱。这实在是对自由与规则的最大误解。

当然规则有两种，有一种规则是由少数人或统治者制定的规则，是少数人意志的反映，凌驾在普遍的意志之上。这类规则不具有普遍性，制订规则的人自己往往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民众有遵守的义务，却没有相应的权利。如规定民众必须接受某种统治，这样的规则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所享有的权利不一样，获得的自由度不一样。听过这样一件事：一学校校长要全体教师赶到十公里外的地方开会，等教师们全都赶到后，他马上宣布散会。大家感到奇怪，他说，我没事情安排，就是看大家听不听话。这种规则是命令与服从，是等级秩序的体现。桃园三结义，大家都称兄弟，但兄弟是有等级的：刘备是老大，他定规矩，他说了算。梁山一百单八个好汉，平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坐的时候也严格地划了等次。中国有句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而在一个没有民主平等观念的社会里，有权用规矩划圆的往往是老大。这种规则体现的是少数人的“自由意志”，不具有普遍性，不能为人发自内心地遵守，只能靠强力加洗脑。强力之下，权力者虽把稳定看得重于泰山，但其实社会的不稳定根源，正在于此。

这种规则与自由是对立的。虽然专制者也追求自由，但他只看到个人或统治者的自由。将自己的自由建立在牺牲他人自由的条件下，它必然会走向自由的反面。因为一旦你剥夺了别人的自由，那么你就不得不依赖权力来维系这一切，从而成了权力的奴隶，这也意味着你失去了某种自由，哪怕你乐在其中，也不过是坐在火山口上，不知道火山哪一天会喷薄而出。再以言论自由为例，一旦独裁者剥夺了民众的言论自由，他从此便不得不重复着自己编织出来的那一套谎言，自己的言论也失去了自由。因而，剥夺人的自由是不具有普遍性的，正如说谎不具有普遍性一样。费希特所说：“只有意识到他人自由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把别人看做奴才的人其实自己就是奴才。”这就是理性的绝对命令。

还有一种规则是理性的产物，普遍的规则具有普遍的理性，普遍的理性一旦与普遍的自由结合，便达到了自由与规则的统一。这种规则可以称为自由的规则，体现的是人的自由意志，这一自由意志是具有普遍性的。现代法治社会的法律即属于这类规则。法律是公共理性的体现，目的是为了保障人的自由，而不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法治即理性的自治，自由即法律下的自由。社会的稳定，需要一个好的规则，其目的不是为了取消人的自由，而是以追求自由为目的。规则使人意识到自己的自由，也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规则只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在这种规则下，所有的人都同等地享有自由，每个人可以追求个体最大限度的自由，却又不得对他人的自由造成侵害。因而规则的作用，是设立人与人之间、群己之间的界限，保证每个人对自由的行使以不侵害他人的自由为限，从一个更为普遍的意义上保障个体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

在教育里面我们通常讲的一种规则是纪律，中国人特别强调纪律。在好的教育理念下，纪律的目的恰恰是为了自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一点。有一种人把纪律当成一种权威的表现，让人听话服从，让人整齐划一。课堂上让小朋友双手背在背后，就是追求整齐划一观念的表现。提这种要求的老师不懂得纪律要求应当是为了孩子更好地上课，是以不让孩子影响到他人为限，也就是说，学生上课只要不吵闹影响他人就行了，非要让学生双手背后，坐得笔直，是教育者权力欲扩张的体现。

如果纪律不是为了保证自由，而是为了纪律而纪律，纪律本身成了目的，人们不知道遵守纪律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什么，只是因为知道自己必须听话，必须遵守纪律，否则可能会受到惩罚。这个纪律就异化了，变成了扼杀人天性的东西，成为压迫人的力量。这种纪律培养的是服从人格，与要培养自由独立人格的教育背道而驰。

当我们发现规则与纪律都是出自我们的自由意志的时候，我们才会发自内心地自觉遵从这些反映人类普遍意志的规则，这就与人类的道德律令统一了起来。康德在《实践理性的批判》中说：“道德律是自由的认识理由，自由是道德律的存在理由。”很少有中国人从自由的眼光看待道德准则。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康德认为，只有当我们遵守心中的道德法则时，我们才是自由的，因为我们遵守的是我们自己制定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准则。

这种情况下，规则就成了自由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就是人自己对于自己的规定，因而自由就是自治，就是自律。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达到了自由与道德的更高的境界。这种境界，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正是自由与自律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