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瑞丽 周景春

（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江西瑞金 342500）

中央苏区是由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两块苏维埃区域组成。因为几千年封建制度的统治，中央苏区时期（1929—1934年）的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在“全国文盲数目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状况下，中央苏区所在的赣西南、闽西地区，文盲人数更多，适龄儿童入学比例甚至只有10%左右。发展中央苏区的儿童教育事业，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任务。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儿童教育事业的发展。一苏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实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1］P8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更是强调指出：“执行苏维埃的文化教育政策，开展苏维埃领土上的文化革命，用共产主义武装工农群众的头脑，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实施义务教育制度，增加革命战争中动员民众的力量，同样是苏维埃的重要任务。”［2］P346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苏维埃政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儿童教育。苏区内各乡村都办起了列宁小学，大村独办，小村联办，对所有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列举了兴国县长冈乡的儿童教育情况：全乡4个村，每村都有1所列宁小学，均分甲、乙、丙3班。学生共计186人，占学龄儿童总数的65%。

在中央苏区，根据江西、福建、粤赣3省的统计，在2931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有补习夜校6462所，学员有94517人。在校适龄学生总数约占3省苏区总人口的6%左右，占适龄儿童总数的50%左右。与国民党统治时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10%相比，显然，中央苏区的儿童教育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

一、中央苏区时期儿童教育的特点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赣南、闽西等地区的儿童一直被帝国主义奴化教育思想、封建礼教教育思想和国民党党化教育思想所残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随着中央苏区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苏区的儿童教育从管理工作到具体教育工作都独树一帜，表现出鲜明的特点。

（一）严密有序的教育机制

儿童是革命的新后代，是新社会的建设者，因此儿童的义务教育关系到国家的现在和未来。苏区党和政府在开展儿童教育之初，就制定了严密有序的教育机制，通过出台方针政策、完善管理机构、健全教育法规来具体实施。

1.明确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方针政策。苏区政府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经济文化基础和革命战争需要，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对儿童教育的方针、任务以及内容等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P331总方针表明了苏区教育的新民主主义性质，规定了“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的政治方向，坚持了“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起来”的原则，提出了“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的战略目标，倡导了工农大众的教育普及和教育权利平等。方针提出后，苏区政府以此为依据，开展儿童教育。关于儿童教育的任务，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宣布：“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3］这就是说，苏维埃政府必须对儿童实行义务的“免费教育”。在这里，“义务教育”的对象是入学适龄儿童。1933年10月召开的苏区文化教育大会所通过的《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决议案》明确规定：“苏维埃教育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为着实现对一切男女儿童免费的义务教育到十七岁，但是估计着我们在战争的情况下，特别是实际的环境对于我们的需要，大会同意把义务教育缩短为五年。”［4］在这次大会通过的《苏维埃建设决议案》中，更明确规定：“一切儿童自满7岁至13岁，施以免费的强迫教育，但在某种条件下，能早完成，或不能如期完成规定课程，可以减少修业年限，或增加修业年限。”［5］儿童教育在此原则指导下，以免费的义务教育为核心，来完成这项任务。

2.加强机构建设为儿童教育保驾护航。在儿童教育事业的管理机构方面，中央苏区从中央到省、县(市)、区、乡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系。1931年11月，全国革命根据地的最高教育行政领导机构——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在江西瑞金成立，部内分设的初等教育局和高等教育局负责管理儿童教育事务。省、县两级设教育部，儿童教育部由普通教育科管理，儿童教育的各种教材由编审出版委员会负责。区和乡苏维埃政府设有专职干事，负责管理当地的儿童教育。除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外，苏区的一些团体和协会对当时的儿童教育也起了重要的协调和支持作用，如共青团、少先队、共产儿童团，等等。在团、队组织内，建立了识字班、读书班，开展个别帮教识字；成立列宁室、俱乐部、阅报室，把读报活动与识字活动结合起来。另外，还出版发行《少年先锋》《时刻准备着》等报刊，编印《识字课本》《少队读本》等学习材料及各种宣传品，组织墙报、画报来宣传、配合儿童教育工作。

3.建章立制使苏区儿童教育工作走上法制化轨道。为了把根据地教育工作纳入有组织、有领导的轨道，使各级教育部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瞿秋白、徐特立在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后，制订了许多教育工作的条例法规，如《小学管理法大纲》《小学训练班简章》《小学课程教则大纲》《列宁初级小学校组织大纲》《列宁高级小学校组织大纲》《小学生组织大纲》等多达20余部，收录在1934年出版的《苏维埃教育法规》中。经过不懈努力，中央苏区教育工作逐渐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和健康发展的轨道。为加强对教育事业的领导，中央苏区还建立了由上而下的巡视和报告制度。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设巡视委员会，负责领导和计划巡视工作，省设指导员5到10人，县设指导员1至3人。巡视员直接考察教育机关、学校工作，还向当地党团组织和群众团体及个人征求意见，询问情况，并帮助建立和改造属于教育的组织。

(二)教育工作紧贴实际

1.密切联系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的实际。中央苏区的儿童教育注重联系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的实际，选择有关革命战争的内容，鼓动儿童协助战争的热情。例如，《共产儿童读本》第四册第二十五课《红军好》写道：“红军好，红军好，当红军最荣耀，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享受优待条例十八条。踊跃参加红军去，反动政府快打倒。看明朝，红旗到处飘。”为了配合阶级斗争的需要，宣传革命的道理（包括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方法等），在苏维埃的教材中联系阶级斗争实际的内容也有很多。例如，兴国县苏维埃教育部编的《初级读本》第二十九课写道：“凉风吹我衣，花香扑我鼻，农民苦耕田，豪绅加利息。男女老幼七八口，忙到年终无饭又无衣，层层剥削真难当，若不革命老当奴隶。”正如《小学课程大纲》所指出的那样：“儿童教育与政治斗争的联系，绝不应当机械的限于动员他们参加各种突击运动，还应当从根本上训育儿童，读书讲解和实际行动要密切的联系，有系统的加强儿童的知识能力和对于政治问题的了解。”［6］P118

2.密切结合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实际。苏区教育总方针中关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体现了教育的实际化、劳动化的重要精神。中央苏区的学校坚决贯彻执行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规定：“要消灭离开生产劳动的寄生阶级的教育，同时要用教育来提高生产劳动的知识和技能，使教育和劳动结合起来。”［6］P97针对当时有些地方和学校出现教育与生产劳动脱离的错误倾向，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在《教育行政纲领》中规定：“要消灭过去生产工作和教育工作对立起来的错误；在农忙的时候，要有计划的定期的修业，使儿童参加劳动；除规定参加生产时间外，不得藉口儿童无时间求学而缺课。 ”［6］P238

为了培养苏区儿童劳动的观点和生产技能，在苏维埃的儿童课本里包含了大量有关生产劳动的内容。 《共产儿童读本》第五册第十课的课文《儿童菜园和肥料所》写道：儿童要学习耕田，应该自己建立一个菜园，耕种一切蔬菜，在春天种些南瓜、丝瓜、瓠子，冬天种些萝卜、青菜等，要自己松土播种和拔草……1934年4月3日的《红色中华》对此进行了报道：“万太古坪乡古坪列宁小学，最近发动了全体学生参加春耕，组织了宣传队、讲宣队、唱歌队进行春耕动员，成立了肥料所，由学生收集肥料。并在学校会议上决定每个学生种棉五颗，种树五棵……完全是小英雄们自己动手做的。”［7］在内容的选择上，儿童课本也很重视联系当地的实际案例，《共产儿童读本》第五册第二十课《儿童检查路条》、第三十课《兴国耕田队的组织和工作》，第六册第十课《模范女同志》都取材于当地的真人真事，具有鼓动性和感染力。

中央苏区开展的儿童教育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结束了旧中国几千年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立的旧历史，开辟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儿童培养成为既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的新一代。大批儿童不仅在学校课堂上学习到了文化知识，还成为红色根据地生产建设的主力军。

（三）改革教学方法，推行素质教育

首先，采用启发式教学，激发儿童的政治热情和学习积极性。早在1929年毛泽东在给红军上政治课时就提出了“十项教授法”，其主要核心思想就是实行启发式，废除注入式。“十项教授法”在中央苏区的儿童教育中得到了普遍推广。中央苏区的教育部门，非常重视推广启发式教学。例如，万载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文化部向该县学校发出通知，要求注意教授方法的改良，“采用启发式或问答式的教学方法，反对复古的注入式的教学方法，注意儿童心理，引起儿童兴趣，除教授须采用和蔼可亲的态度使儿童很高兴的来领略外，在课余时必须注意和学生讲故事、做游戏等，已引起儿童的求学兴趣，使儿童视学校如乐园，而不愿躲在家里”［8］P165。

其次，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因材施教。中央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都要求教师运用新教学法时要灵活多样，必须适应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不拘泥于一种教学方法。湘赣省苏维埃文化部编的“语文教学法”中，详细列举了“反对军阀”一课的教学步骤，通过准备、引起动机、观察、质疑、讨论、考验、教生字、理解课文、复习等几个步骤，充分调动儿童的动眼、动耳、动口、动脑能力，生动活泼地进行教学。

此外，中央苏区在进行儿童教育的过程中，不仅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因材施教，还寓教于乐，注意激发儿童的兴趣。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经常组织野外旅行，观察市场交易，写标语或宣传传单，组织演讲比赛、音乐戏剧表演及体育活动等，诸如此类的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法，使教育成效显著提高。

二、中央苏区时期儿童教育的启示

中央苏区开展的儿童教育处于中国革命的特殊阶段，却能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战争环境中蓬勃兴起，这是中国儿童教育史上的奇迹。它所呈现的教育特点有着鲜明的革命性和创新性，是我国教育界的精神财富，对推进我国当前的儿童教育改革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一）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中央苏区儿童教育里关于义务教育的思想，为新中国的义务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宝贵经验。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还存在明显差距。因此，各级政府必须切实履行教育职责，通过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确保义务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实施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加强农村初中特别是寄宿制学校学生宿舍、食堂等生活设施建设。对农村学校超出入学半径，既不能住宿又不能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走读学生，由政府提供校车服务；在师资配备、人才引进等方面，重点支持农村、偏远地区以及城市的薄弱学校，使教育资源配置起到引导和调控教育均衡的“杠杆作用”。

（二）儿童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是苏区儿童教育的特点之一，纵然有当时中央苏区财力匮乏、社会生产需要等因素。但在当代，即使没有这些因素的限制，也仍然应该使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充分提高儿童的创造力和实践能力，这也符合当前我国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实践出真知。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经过实验检验的科学命题。但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我们的儿童教育脱离于社会生活，规避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儿童不能真正地深入于社会实践中体验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他们的动手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普遍不高、不强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唯有与实践相结合的儿童教育，才是鲜活并富有创意的儿童教育。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世纪之问”，同样为我们的儿童教育敲响了警钟。

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应是社会主义儿童教育的基本原则。走进社会、走进工厂、走进农村，这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唯一正确的方向。劳动创造知识，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创造幸福。因此，现代教育要通过生产劳动的结合，培养锻炼当代儿童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也是我们学习和研究苏区儿童教育的意义所在。

（三）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素质教育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然而，我们的教育却在很长一段时期乃至今天，依然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中小学还遵循着“偏重课本学习、偏重知识记忆、偏重教师灌输”这样一种教学模式。因此，我们要借鉴苏区儿童教育经验，对旧的教学体制、教学模式及至教学内容进行全面的改革和创新；倡导和组织儿童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加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倾向；改革和完善考试评价制度，积极探索建立教育质量监测和督导评估体系；建立以人为本的、充分尊重儿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教学体制，在全社会形成共同推进儿童素质教育的强大合力和良好环境。

［1］厦门大学法律系，福建省档案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2］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1931年11月.

［4］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决议案［N］.红色中华，1933—11—17.

［5］《苏维埃学校建设决议案》，1933年10月20日全苏文化教育大会通过.

［6］江西省教育学会.苏区教育资料选编［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7］红色中华[N]，1934-04-03，第170 期。

［8］袁征，谢庐明.中央苏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