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苏区师资队伍建设述论

2014-08-15孙琛

党史文苑 2014年4期

孙琛

（河南大学河南开封 475001）

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二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当时经济、社会、文化基础异常薄弱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仍坚持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竭力培育发展师资队伍，促进苏区教育发展。近年来学界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主要成果有张耀纶的《鄂豫皖苏区教育史》、赖志奎的《试谈苏区教师队伍建设的基本经验》、徐修宜《鄂豫皖苏区教育述论》、路海江《鄂豫皖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等。本文从师资队伍的聘任管理、职责要求、素质建设、地位待遇等方面，对鄂豫皖苏区的师资队伍建设予以深入考察，进而探讨其历史作用，分析师资队伍建设对于发展苏区教育的重要意义。

一、苏区教育师资队伍的聘任管理

（一）教师的来源

教师是提高教育质量的主力，鉴于当时鄂豫皖苏区师资奇缺的状况，聘用教师并不乐观。如鄂豫边苏区，创办小学达数百所，“但一般都是缺少教师和教材，能识二百字就可以当教师”［1］p88。苏区原有的能胜任教育工作的人员数量有限，一般由经革命群众鉴定、无反动嫌疑的知识分子充任，但其中相当部分为观念保守的“老秀才先生”［2］p561。他们大多教授方法陈旧，难以承担革命教育工作。因此，建立一支革命化、专业化的师资队伍成为苏区教育建设的当务之急。为此，苏区政府广开渠道筹集师资，主要有以下几种：

1.吸收白区倾向革命的进步文化人员。1931年，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广大的吸收非苏维埃的革命群众、文化教育工作人员到苏区来工作”［1］p436，创办学校，充任教师。中共皖西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提出：注意吸收非苏区的进步文化教育人员“来创办学校，建立俱乐部，编制教材等”［3］p399。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和从游击区、白区吸纳的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学习中接受了革命理论，在革命实践中提高了思想觉悟，成为苏区重要的师资来源。

2.改造留用旧学校的教师和私塾先生。在旧有的教育体系中，农村私塾先生成分复杂，普遍带有封建性。苏维埃政府进行全面排查，区别处理。对于传播反动落后思想的富农地主和腐化封建、死守教条的“老学究”，采取清查的政策，将其从教师队伍中洗刷出去；对于成分较好但带有封建思想的教师，则采取教育改造的政策，使之转变为新的人民教师。旧知识分子的改造，为苏区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部分再生资源。

3.输送文化学员到列宁小学任教。苏区政府创造性地采取派任制。列宁学校的教师均由各级文化教育委员会选派，军政干部学校的教师由军事委员会任命。1931年创办的新集师范学校，其学员毕业后由鄂豫皖区苏维埃文化教育委员会分配到各县列宁模范小学任教。在皖西北苏区，1931年9月，少共皖西北特委要求“各地加强列宁小学的领导，特别注意教师的选择”，各级团委要输送政治头脑清晰的干部到列宁小学充当教师。［4］p18来自军、团委的优秀教师，凭借着高素质高学识，成为师资队伍的先进代表。

4.举办培训班培养师资。为满足教育对师资的需求，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乡村粗略识字的人分期培训，加以速成训练后充任教师。在县区，红安、六安、赤城、陂孝、罗北、红安、麻城等县都先后创办了教师训练班，分期培训教师。同时，乡区苏维埃政府也积极响应号召，创办教师培养所，培养红色教师，形成联动效应。1931年，鄂豫皖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在红安县七里坪郭家河创办了一所60人的教师培训班，后又在新集创办了一所师范班。师资训练班在政治上要求教师树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在业务上要求教师学习、研究教材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学习时间为1至3个月，结业时举行考试，核准后及格者发给毕业证书，分派到各区、乡任教。培训班广泛搜罗了各地有潜力的教师，以高效的方式扩大了师资队伍的基础力量。

5.聘请党、政、军干部兼任教师。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对政治和军事教育要求较高的干部学校和红军学校。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是讲课、作报告的不固定形式。1931年2月创办的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后改为彭杨军政学校）和1929年初创办的鄂东北党务干部学校，就曾请当时中央分局及省委领导人沈泽民、徐宝珊、成仿吾、张国焘、郑位三、陈定侯、郑行瑞等到校讲课或作报告。其二是兼职任教的固定形式。1932年创办的新集政法学校，曾聘请苏区政府法庭及保卫局的干部到校任教。除干部和红军学校外，普通红色学校也存在这种情况。在鄂豫皖苏区特色教育体系中，列宁小学每周举行政治课的专题讲座，由党、政、军负责人到校讲演，为学生参加红军创造条件。在潢川县各村普遍办有红色初级小学，“教师均由驻地的红军干部担任”［5］p525。来自党、政、军的干部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兼职教师队伍，他们在苏区教育的发展中起着核心骨干作用，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也是在教育实践中培养和教育工农新教师的重要力量。

这种多渠道筹集和培训师资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区对师资的急需状况，有效扩充了师资队伍，优化了队伍结构，为发展苏区教育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教师的资格

为防止滥竽充数，苏区在挑选教师上提出了资格要求。1927年11月，苏维埃政府规定苏区列宁小学教师应具备下列条件：（1）无反动嫌疑及富农思想者；（2）无封建思想及宗教迷信者；（3）无恶劣嗜好者；（4）有劳动能力者；（5）有阶级觉悟，信仰共产主义者；（6）能通语体文者；（7）明白学校管理者。［6］p571931年8月13日发布的《鄂豫皖区文化教育委员会巡视纲要》在上述基础上又增加两条上岗标准：（1）吃苦耐劳者；（2）能略知儿童心理者。［7］p212根据《巡视纲要》，各县进一步具体化，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等苏区都先后颁布过录取列宁小学教师的资格。例如，1931年10月5日《六安第三区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关于小学教师条件的便函》里附抄的录取小学教师的条例如下：（1）社会关系不复杂的；（2）无反动嫌疑的；（3）对革命有相当认识的；（4）年龄在40岁以上者不能充当教员；（5）有流氓行为者不能充当教员；（6）个人曾充过绅界或混过小差事的不能充当教员；（7）个人信仰宗教的不能充当教员。［7］p216值得注意的是，为保障师资的先进性和革命性，这里提出了年龄限制，使师资队伍进一步年轻化。

继思想品质筛选之后，是更为严格的文化知识笔试筛选。充任列宁小学教师者，均要经过各县苏维埃文化委员会的书面考试。考试科目有三：国文、算学和常识。如常识的试题有：“（1）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哪国人？（2）落雪不冷化雪冷。何故？”等等。［8］p1461931 年六安中心县委在独山举行教师考试，有50多人参加，由六安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持，考试内容为作文、政治、教育法，问题设计如“什么是注入式？什么是启发式？”成绩合格者被分配到六安所辖九个区各列宁模范小学任教。［7］p66此类考试经常举行，训练教师，以适应小学教育的发展。

资格制度的实施，是教师聘任程序走上规范化轨道的重要保证，有利于在师资队伍里形成良性循环。经过资格审查，苏区师资队伍在质量上初步得到保障，迈出了提高苏区教育质量的第一步。

二、苏区教育师资队伍的职责要求

在苏区特色教育的背景下，苏区各级学校对教师职责提出了具体要求。主要包括：

（一）主职教学

专事学校教育，是教师最主要的任务，而教学方法是教学的关键。在这方面，许多教师还很落后，“每天死板板的不能引起儿童对学习的兴趣，更谈不上提高儿童自动研究的能力”［1］p488，因此要求教师改良过去的教授方法势在必行。1931年《鄂豫皖区文化教育委员会巡视纲要》对教师教授课程提出了具体标准：（1）免去了死背方法了没有；（2）教师懂得设计教学法否；（3）教过的书是否学生都懂得；（4）教师是否依照儿童的程度去教；（5）教师教时的语言是否通俗；（6）教师的教材是否丰富；（7）教授时学生精神是否振作。［7］p213这些标准旨在引导教师用新的设计教学法取代注入式教学法，要求教师因材施教，充分挖掘教学资源，将教学技能与学生学习效果有机结合，“提倡注重内容的深入理解，使学生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7］p103。教师根据学生特点和课程性质创造了许多实践性的教学方法，如启发式和讨论式，收到了显著的教学效果。在工农业余补习学校中，教师讲课注意文化和技术知识的兼而有之，密切结合生产实际，向学员传授技术和实践经验，深受学员欢迎。另外，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紧密相关，教师要采用耐心说教的方式找学生谈话，若学生有犯规行为，也要进行说服教育。

（二）编写教材

教材是教学的参照，苏区教材大部分由省苏区文化委员会统一编印，但也不乏教师参与编写的案例。鄂豫皖苏区平民学校，根据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共四大会议精神，联系苏区斗争实际，由区、乡文化委员会组织教师自己编写政治、语文教材。红安列宁小学，语文教材最初为教师编刻，后采用统一编印的列宁高级小学语文读本。岳西县大岗岭红军小学教师亲自编写《先苦后甜三字经》作正式教材，取代旧教材如《三字经》《四言杂志》和《百家姓》，并编有《十恨》和《来救星》等作唱本用。《社会常识》《自然常识》和《算术》均是由鄂豫皖省赤色教师联合会组织列宁高级小学教师编印。作为集知识研究与传播于一身的教师，凭借教学第一线的优势，编写的教材切合实际，具有广泛的教育意义。

（三）支援革命

苏区学校的存在发展和根据地唇齿相依，这就意味着苏区教师有别于国统区教师，他们不仅要教育学生，还要建设苏区。因此，苏区政府除限制教师的条件外，还对教师职责作了规定，即教师在教学工作之余，还须参加读报班、识字班、演讲所等社会工作。非文盲的基层干部，倾向红色政权的开明士绅，以及非贫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均被派充识字班的文化课教师，小学教师也要担任部分教师。［8］p146教师要热心帮助工农作智识运动，积极参加苏维埃各项活动。例如，皖西潜山县汤池区的识字班老师，白天教列宁小学，晚上还要发动童子团团员作识字小先生，教群众识字、唱歌。此外，教师还直接参与研究工作，支持革命。例如，彭杨军政学校无线电专业的师生课外打听缴获的通讯设备，挖掘电台、发电机等运回学校。教师一边拆洗、检修、组装，一边讲解，师生共同完成设备修复，建成了鄂豫皖苏区红军的第一部电台。［9］p309—310许多教师更是直接参与支援前线的工作，充实救援队伍，如“帮助红军家属打柴挑水、站岗放哨、抬担架运送伤病员、慰问伤病员等”［10］p171。

（四）从事宣传

作为文化工作的桥梁，教育更应走出校门，扩大宣传影响，防止闭门造车。1931年《鄂豫皖赤色教师学生代表大会决议案》补充决议中指出：“各教师应经常与（以）日常的生活中所有的材料，如卫生、反宗教迷信和学校中的一切情形、工作的经验、成绩、错误，在各种报纸上发表以扩大文化工作”。［1］p490此外，以文艺形式的宣传收效更甚。以《唱歌》为例。该唱本由区、乡文化委员会组织教师编印，收集苏区流行歌曲，多数为顺口溜和民谣，易懂易记。例如，《国际歌》《少年国际歌》《土地革命歌》《穷人调》《八月桂花遍地开》《红军歌》《保卫苏维埃》《反“围剿”歌》等［9］p304，通过诉苦鸣不平的方式，号召农民团结斗争，参加革命，推翻旧政权。［11］p45这些歌曲在苏区广为传唱，老少皆知，宣传效果可见一斑。通过教师协助宣传工作的开展，苏区教育实现了由点到面的普及。

（五）勤工俭学

受经济水平限制，苏区教育经费有限，这就要求教育必须坚持勤俭办学的原则。除群众募集外，教师要带领学生参加劳动，动手开荒耕种，砍柴采茶，饲养牲畜，开源节流，解决蔬菜、油料、粮食等基本物资的供应困难，改善师生的生活条件。在硬件设施上，“学校的体育场地、器材，均是师生自己动手修建、制作”［8］p542。业余补习学校经费紧缺，灯油费、粉笔费匮乏，教师就提倡学生用削尖的树枝在地上、沙盘上写字，以此勤俭办学。这种教学和生产结合的理念，在响应教育生产化号召的同时，创造了必要的物质财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育经费的压力。

对苏区教师提出职责要求，适应了苏区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使广大的教师将个体融入集体，发挥最大限度的能力与优势。对教师自身来说，他们不仅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而且还极大地提高了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12］p84，学校职能和社会职能达到有效结合，实现了教师价值最大化。

三、苏区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建设

（一）教师的进修培训

苏区对师资不仅有数量上的急需，更有质量上革命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要求，组织教师培训进修，是提高教师业务水平的有效措施。在《鄂豫皖赤色教师学生代表大会决议案》推动下，苏区人民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委托列宁高级学校定期举办教师学习班，1931年至1932年7月共举办12期，每期65人，时间1个月。各县教师培训进修学习主要有两种类型：一为针对乡村列宁初等教师的培训；一为针对县列宁高等小学和列宁模范教师的培训。前者是培训教师摒弃封建教育，学习先进的教书和管理方法，形成对时事政治的正确认识。1931年鄂豫皖文化教育委员会通知里就提到“应尽可能开办短期教师训练班来训练教师，并应选择比较进步、懂得教授法的教师充当流通教师，改进各学校教授和管理”［1］p457。后者则是通过培训“把成分好的工农分子送到省苏维埃训练班来作一个长期的培养”［13］p11，坚持职业化发展，专业化培养，以解决师资匮乏的困难。通过培训进修，教师知识结构和教育观念得以更新，业务水平和熟练程度得以提高，拓展了师范教育的功能，从而保证了苏区的教育质量。

教师培训极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教育、教学的能力。培训的目标和要求明确了这一点：提高教师政治觉悟，领会生产化教育关键在教师；树立教师为革命而教学的思想；改革旧的教学方法；增强教师民主意识，培养学生担负革命工作的能力；要求教师参加文化团体和反帝组织，培养革命意识。［9］p313由此可以看出，培训进修是对教师职能的明确和强化，是提高教师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整体水平的有效方式。理论联系实际，实际指导教学的理念使苏区教育呈现出革命性和系统性，为其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教师的业务管理

为了团结教师，充分发挥积极性，更好地建设鄂豫皖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巩固扩大根据地，1931年8月，苏区政府在新集师范学校召开“赤色教师、学生代表大会”，决定省、特区、县成立赤色教师联合会，形成一个省、特区、县、区、乡的组织系统，并制定简章，各级执委会分设主席、组织部、宣传部、学术部和编辑部。［1］p481各部门各司其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组织教师同学生参加革命斗争。简章还要求教师加强政治和业务学习，注意积累生活教材，结合学校工作的实际总结经验教训，以扩大文化教育工作的社会影响，并通过联合会组织教师相互交流经验，开展教学研究，提高教学质量。1932年，皖西北成立赤色教学联代会，在宣言里明确指出召集代表大会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检阅过去文化教育工作的缺点和错误，规定新的工作方针；一是团结革命的教师和青年群众，运用马列主义同反革命政治派别作斗争。［7］p223

在师资的考评方面，苏维埃政府对教师的教学情况实行定期检查制度，并建立优秀教师表彰制度。通过考核评选成绩突出的先进教师，召开大会向模范教师发奖，宣传其先进事迹。例如，红安二程区周氏祠列宁小学教师周书亭曾三次被评为县模范，得到县苏维埃政府的物质性奖励：竹布长衫一件，细草帽一顶，毛巾一条，布鞋一双。［7］p105精神鼓励配合物质奖励，一方面是对教师成绩的肯定，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激发了教师的进取心，为评先评优注入竞争意识。

（三）教师的思政教育

技能的培训和组织的管理是师资队伍基本的素质建设，在提高教师质量的前提下，怎样加强对教师的引导，成为素质建设的重要课题。在此问题上，思政建设显得尤为必要。苏区首先在教学管理方面进行改革，要求教师以平等身份对待学生，禁止体罚，创建平等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以配合、促进教学方法的改良。端正教师的教学态度，这是发扬科学教育观的体现，也是思政教育最基本的要求。

苏区还特别注意提高教师的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采取报告会、座谈会、评议会、编发政治知识小册子等形式，使教师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交流教学经验。要求“每个教师在每次会议以后必须要加紧对政治问题的研究”［1］p487，以深刻理解苏维埃这个概念。各级文化教育委员会也编印政治教材供师生阅读，内容一般是选编的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方针政策、政治宣传资料及苏区报刊上的材料。政治学习通过拓宽教师视野，加强革命意识，使苏区教育避免了革命与教育脱节的危险，落实了与时俱进。

另外，在“教育不独生产化，还要政治化”［1］p490的特殊时期，《鄂豫皖区赤色教师学生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文委会还号召教师同学生积极参加反帝大同盟、反宗教大同盟等组织，了解帝国主义阴谋，认识宗教迷信本质，反对封建制度。［1］p489这是对教师反帝反封建提出的文件性要求，是思政教育的最高层面。

思政教育效果显著，在师资队伍坚定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上立竿见影。在教师群体中，革命化成为主流，相当部分教师加入共产党，甚至为掩护地下工作或反“围剿”而以身殉职，大部分后来都走上了从军从政的道路。县以上列宁小学教师和干部学校教师，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其中不乏受过中等以上学校教育的人才。例如，新集县苏箭厂河列宁小学党员教师吴立子、刘亚婷等，都是在武汉获得中学学历后受党的感召和派遣回家乡执教的。［14］p78

四、师资队伍的地位与待遇

（一）教师的政治地位

由于缺乏经验，1931年到1932年，掌权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以“肃反”的名义残害知识分子，使“许多能教书的做了改组派，走的走了，杀的杀了”［1］p168，给革命、给苏区的农村教育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失。因此，在对待教师问题上，首要工作就是摆正对教师劳动的认识，纠正“左”倾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为鼓励教师安心教学，搞好教学工作，苏维埃政府十分注重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坚决反对轻视革命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承认教师的劳动，规定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中间的一份子。教师一经任命，政治上即与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同等待遇，参与政权建设，在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15］p78，同时可以“和体力劳动者一同参加工会的选举”［14］p78，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例如，1930年4月13日，皖西六安地区选举产生的132名苏维埃代表中，小学教员占5人。由此，教师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也有力地推动了苏区尊师重教良好风气的形成。

（二）教师的物质待遇

在政治上落实教师地位的同时，苏区为解决教师的生活困难，还切实关心和改善教师的物质生活。

首先，发给劳动工资并适当提高待遇。在这方面，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劳动工资根据经济和财政状况而定，主要采取薪金制，高低有别，其他物质待遇则有生活物资补助和金钱补助之分。有些地区教师可以享受免费的生活物资供应。例如，鄂豫边苏区在1930年曾规定，“教师的柴米由乡农负责承担，薪水由百五十串至二百串”［1］p71。外地教师食用油粮，由学校所在地之苏维埃政府供给，并发给少量薪津，村农民学校教师，由村苏维埃每月发给30—40斤大米。有些地区则直接以金钱补助的形式提高教师待遇。例如，1930年创办的宣化列宁模范学校，教师在享有24块现洋年工资的同时，每月还可领取与苏维埃工作人员相等的津贴费，待遇相对优厚。这种金钱补助，虽不如生活物资实用性强，但实际上增加了教师对金钱的自由支配性。还有些地区则是两者兼顾。例如，在皖西苏区早期，六安、英山等县“每月还发给教师少量的零用钱”［15］p78，或发有烟叶，且教师所有生活负担均由学校负责。1931年起，苏区教师的工资实现统一并逐渐稳定。鄂豫皖区文化委员会发出了第十二号通令，规定：初级小学以上的教师，不分本地外地，一律发给劳动工资，工资数额每人每年二百五六十串上下。［16］p168按照当时货币流通状况，每串铜钱为1000文，折20文的铜元50枚［7］p105，此数额高出一般雇工工资一倍多。

其次，教师还享有分配土地的权利。政府分给教师土地，对于缺乏劳动力的教师家庭，由地方政府组织群众、农会代耕，或本校学生帮助耕种，解除教师后顾之忧。生活上关心教师，教师生病，政府给予相当部分的医药费补助。教师外出学习开会，政府则供给口粮或膳食费。这些举措为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大大调动了苏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提高了教师革命觉悟和工作水平，也对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苏维埃红色师资队伍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师资队伍的建设，对鄂豫皖苏区的文化、教育、革命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教师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引导着苏区广大人民群众领会革命精神，接受知识教育，使之文化水平、政治思想觉悟程度得以普遍提高。一方面，师资队伍在培养革命人才上功不可没，其教育的学生后多成长为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游击队的领导骨干，晋身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教育者和学习带头人，从而强有力地推动了鄂豫皖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为人民群众在文化上彻底翻身立下了汗马功劳。另一方面，师资力量的加强为各级各类干部学校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代表性的有鄂东北党务干部学校，鄂豫皖苏区列宁高等学校和皖西北特区干部学校。教师在革命教育工作中，自觉地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将自身融入苏区的建设中，密切了学校和社会的联系，为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倾力贡献。另外，教师通过联合会形成一个紧密的组织，在废除旧的教育制度，打破腐朽教育思想，建立新型教育思想、改革教育方法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二册）［G］.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2］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册）［G］.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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