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满 赵 辉

（安徽工业大学 安徽马鞍山 243000）

德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形成、发展和人的德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1］P4按照其外延可分为社会德育环境、学校德育环境和家庭德育环境；按照其内涵和构成要素可分为德育政治环境、德育经济环境和德育文化环境。本文阐述了古代书院的选址所体现的德育环境建设思想，并分析了其对于当前校园德育环境建设的借鉴价值。

一、选址于依山傍水之处蕴含的德育环境思想

中国古代著名的书院，大多依山傍水而建。江西白鹿洞书院的楹联曰：“泉石可人，烟霞友我；青山傍屋，绿树盈门。”清澈的山泉从石洞中缓缓流出，令人赏心悦目；天空中云蒸霞蔚，好似可抒襟怀的挚友；书屋依偎于葱茏森郁的青山，门前种满了翠色欲滴的碧树。南宋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的周边环境做了这样的描述：“观其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循迹著书之所。”［2］P4584白鹿洞的周边环境，使朱熹觉得这是讲学、著书的好地方。象山精舍在江西贵溪应天山中，陆九渊说:“兹山之胜，尤在瀑流，……精舍之前，两山回合，又自为一涧，垂注数里，喷薄飞洒于茂林之间。 ”［3］P122

古人将书院选址于依山傍水之处，体现了山水比德思想。“比德”是将自然山水、草木的形貌与人的某些内在品德或道德的对应关系作意象化的比附、暗喻，从而将自然人格化、精神化，人的思想、情感得以物化和对象化。这样，自然的风貌与人的气质便相互沟通，二者在恰适融合的对流运动中彼此化合为一体。“居山水为上”是儒家士人最为理想的环境观，山和水都有着特定的道德象征意义。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依山傍水便是士大夫对于仁、智追求的表现：他们希望自己像水一样博大精深，有宽广的胸襟包容人间万象，有豪迈奔放的气概荡涤世间污浊；像山一样稳重深远，不为外在的事物所动摇，站得高，看得远，宽容仁厚，不役于物，也不伤于物，不忧不惧。所以，文人雅士钟情山水，是一种追求高尚情操的体现。在孔子以后，历代教育家都十分重视以自然山水陶冶弟子的情操，形成了重视学校环境自然美的传统。

书院建筑对山水自然的追求，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德观念的体现。书院为秀美的山水增添了文雅内蕴，而山水又令古朴的书院倍显静谧清幽。山以人重，人以文传，人文融进了自然，自然又变成了人文的一部分，真正做到“情景交融”“天人合一”，充分体现书院的文化生态意蕴。在科技文化尚不发达的情况下，依山傍水的选址蕴含着古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认识，对理想生态环境的描述规划。古人所称的“山屏水障、藏精聚气、钟灵汇秀”的“吉地”，与现代生态学家和景观设计师眼中的“理想景观模式”的要求是不谋而合的，可见中国古人已具备了丰富的地理文化知识和宝贵的顺应自然的生态智慧。如上所述的著名书院，大多选址在靠山近水、山明水丽、土地肥沃、植被丰茂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农耕文化的深层影响。古代中国以农耕为主，在生产力较低的情况下，出于农业灌溉和生活用水的考虑，水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因此对水源的渴求、喜爱和亲近是中国古人生态观念的自然表露。

古代书院多建在依山傍水之处是古代文人追求良好创作环境的体现。山水的选择在士人看来可以感应文章，所谓“山水自然之奇秀，与文章自然之奇秀，一而已矣。山水之体骨形势不一，求其畅适人情而止；文章之体骨形势不一，求其恰肖题神而止，两者理相同而机亦助”［4］P192-193。从引文可看出，古人认为书院选址与士风、文气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书院禀地灵气，有利人才辈出；文人多看奇秀的山水，写出来的文章也会有奇秀的风格，两者在机理上是一致的，且能相互补充。

二、选址于城郊结合部蕴含的德育环境思想

古代书院选址的另一个特点是多处在城郊结合部。古代的城市规模要比现在小得多，目前一些城市中的书院旧址如长沙岳麓书院等在创建时都是在城郊结合部。处于城郊结合部的选址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既入世又脱俗的生活理想，也体现了他们道德追求中仕与隐的矛盾。“出世”与“入世”永远是摆在中国读书人面前一道艰难的选择题。老庄的道家思想与孔孟的儒家思想，几乎是中国文人的两条精神支柱，受着两种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文人时而消极遁世，主张清静无为；时而积极入世，渴望大有作为。这种矛盾在孔子身上就有明确的体现。孔子一方面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5］P77，另一方面却“君命召，不俟驾行矣”［5］P121。

城郊结合部从地理位置上说已离开城市的喧嚣，符合中国古代文人“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追求。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念是古代知识分子隐逸的思想基础。“穷”就是社会动乱、政治黑暗，个人抱负难以实现、积极入世而又不可得的时期，这时道家的消极避世思想占主导地位，文人们纷纷退缩到个人的安乐窝里独善其身。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即使通过“学而优”的途径走上了仕途，往往会因为清高孤傲的处世风格，在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受到排挤和打击，其荣辱穷达变化不定，所以就需要一种不羁于进退的超然人生观，以求得各种旦夕祸福中的心理平衡，所以古代文人把“古逸”奉为最高楷模。书院也就成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隐逸之地。

古代书院多建在依山傍水之处也是古代文人崇尚隐逸文化的一种体现。作为隐逸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士人在游山玩水之际完善自己，体会到深巨的宇宙感和历史感，从而达到与天道的和谐统一，这就是最大的美。这种在大自然中领悟宇宙、历史、人生的精蕴，是儒家和道家的共同点，它最根本的哲学思想是人与自然的亲和一致。因此，古代名流贤人、才子、流放官员乃至功成隐退的高官名士，他们都选择名山胜川作为书院的院址，在领略山水风光的同时，发愤图强，苦读穷理，独善其身，并寓教于乐。依山傍水的选址说明古人充分认识到环境会影响人的成长，宁静幽美的山水和自然恬淡的心境和谐地融为一体，书院环境清幽静谧，有如世外桃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隐逸思想暗含其中。

书院选址于郊外也是古人“天人同体”道德观念的体现，以下以白沙学派为例说明。明代白沙学派的开山鼻祖陈献章首倡默坐观心并筑庐山中随机悟道的行为，是与“天人同体”的思想互为表里的。陈献章认为， “人与天地同体，四时以行，百物以生，若滞在一处，安能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学者，常令此心在无物处，便运用得转耳。学者以自然为宗，不可不着意理会”［6］P192。在陈献章的影响下，出于“此心在无物处方能运用得转”的考虑，白沙学派的弟子为了更贴近自然而使心物融为一体，书院择址均偏离中心区域，而以岭南名山为背景，其建置均依傍僻静幽深之山而构，将道德修养、知识学习与山林怡情养性合而为一，升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归田”“归隐”意识，成为古代山林文化的优秀结晶。

书院多选址在城郊结合部也体现了对学术自由道德观念的追求。书院的办学风气比之官学较为宽松，与官学形成竞争关系。官学兴，则书院的发展受到官府抑制甚至禁止；官学衰，则官府鼓励和支持书院发展。为了避免官府的诸多干预以及制约，书院在选址上力求保持其相对独立性，少建于闹市，而倾向于选择“半依城市半依郊”之处，在城郊获得更大的独立性与发展空间。

古代书院一方面在脱离城市喧嚣、环境幽静之处选址，另一方面又不会离城市太远。这又反映了古代文人的道德价值追求在追求隐逸的同时又有入世的一面。这种积极入世、渴望一展抱负的思想充分体现在文人的山水作品中。诗仙李白一生眷怀的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伟业。杜甫的抱负亦不同凡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他孜孜以求的辉煌境地。即使被视为隐逸诗人的孟浩然其实也是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以他的《临洞庭赠张丞相》为例，“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7］P1638”，此诗展现了洞庭湖的壮阔景象，磅礴的气势中流露了诗人“端居耻圣明”欲一登仕途的迫切心情。古代文人积极入世的思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追求功名富贵，而是要安社稷、济苍生，即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崇高理想。

古代文人从小受儒家的熏陶，信仰孔孟提出的“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达，就是时代和社会赋予士大夫为社会和国家建功立业的机会和条件。这时儒家人生观的入世、进取的积极方面就会占据主导地位。朱熹虽然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阐明了教育的目的是“使之知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8］P169。书院虽然多由私人或地方集资兴建，但在它的发展道路上，却始终或多或少的带有“官学”的痕迹。例如，书院中泮池、泮桥、泮林、文庙等建筑的设定，就是模仿宋以前的官学；教学内容的设定，也多从官学中汲取营养。随着书院的发展壮大，书院的归隐情结越来越淡化。到明清时期，大部分书院官学化，为了方便政府监督管理和考课，很多书院进驻到城市里面，有的甚至和孔庙毗邻而居。

古代书院的选址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认为生命的价值就在于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道德观念，“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响亮宣言，充分表达了积极入世的坚强信念。这一点早在春秋时期的孔子身上就有鲜明的体现。孔子身处礼崩乐坏的大变动时代，一生四处奔走，希望得到国君的信任，治世安民。《论语·雍也》记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5］P91孔子这种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核心的人生态度，成为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中国古代文人心灵的塑造产生了支配性的作用。在这种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很自然地无不以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为人生的价值取向。

三、选址于历史文化遗迹之处蕴含的德育环境思想

书院的选址在注重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强调人文环境，突出书院的学术渊源和对历史文化名人的纪念。我们可从一些知名书院的位置了解中国古代书院在设立场所上对人文环境的重视。白鹿洞书院在唐代时原为著名诗人李渤兄弟隐居读书处。李渤养有一只白鹿，终日相随，故人称白鹿先生。后来李渤就任江州（今九江）刺史，旧地重游，于此修建亭台楼阁，疏引山泉，种植花木，成为一处游览胜地。由于这里山峰回合，形如一洞，故取名为白鹿洞。至五代南唐升元年间，曾在此建立“庐山国学”，这算是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岳麓山自古就是文化名山。西晋以前为道士活动地，曾建有万寿宫、崇真观等。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年），麓山寺创立，至今仍保存完好。东晋陶侃曾建杉庵读书于此。六朝建道林寺。唐代马燧建“道林精舍”。唐末五代智璇等二僧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割地建屋”，建起了“以居士类”的学舍，岳麓书院就是在智璇办学的基础上“因袭增拓”而诞生的。

石鼓书院所在的石鼓山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胜地。三国时期诸葛亮居住在石鼓山，督零陵、长沙、桂阳三郡军赋。因此，后人在石鼓山的南面建“武侯庙”，后改名为“武侯祠”。唐贞观时期衡州刺史宇文炫辟石鼓东岸西溪间为游览胜地，题“东崖”“西溪”四字，刻于东西岸壁上；诗圣杜甫数次在石鼓山上逗留，每次都留有诗作。德宗贞元三年（787年），宰相齐映贬到衡州任刺史，在山之东面建一凉亭，取名为“合江亭”。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大文豪韩愈由广东至湖北，途径衡州，齐映请韩愈为此亭写下著名的《合江亭序》，从此石鼓山名声大振，成为后世文人骚客的“朝圣”之地。宪宗元和年间，衡阳秀才李宽在重修后的合江亭旁建房，取名为“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在此悉心读书，为石鼓书院之雏型。

此外，有相当数量书院的分布和命名同名儒大师的学术活动乃至生平有关。如周敦颐是湖南道县人，曾在广州做官，后人分布广东各处。他晚年定居庐山，为纪念故里的濂溪，称住所为“濂溪书院”。由于周敦颐在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具有崇高地位，后来各地纷纷修建以“濂溪”命名的书院。

古代书院的选址突出其学术渊源和对历史文化名人的的纪念，即“锺名贤之迹”，从德育环境的视角看是注重社会文化环境对书院生徒德育的影响。社会文化环境实际上是人们在精神文化支配下的各种行为关系所构成的社会文化关系，它通过融合人们周围的各种教育因素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思想面貌和价值取向。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的思想认识有导向作用，也会影响人的行为方式。书院选址时注重的学术渊源和文化名人遗迹是社会文化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书院生徒道德品质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书院深厚的学术渊源激发生徒对先贤的景仰之情，提醒自己珍惜这宝贵的学习机会；先贤流芳后世的高尚品德和学术成就使生徒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在学术上刻苦钻研。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和书院有关的先贤们是榜样人物，为书院生徒的人生实践、学术修养和全方位的发展提供全面的指导。先贤们在人生几乎所有的领域为书院生徒提供了相应的参照群体。

四、现代启示

综上所述，古代书院的选址体现了较为丰富的德育环境思想，这些思想能给当代大学的校园环境建设以启发。

其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学应尽量选址于环境清静之处。目前有许多高校位于城市的繁华区域，部分院校甚至建在娱乐城、游乐园、豪华商城附近，校园周围更是歌厅、网吧鳞次栉比。在这样的环境下，商业化、娱乐化的气息盖过学习的氛围，容易使学生误入歧途，对他们的成长不利。现在许多城市有大学城，办大学城也就是办生态城，环境污染、住房拥挤、交通不畅等“城市病”在大学城中应尽量避免产生。教育、科研、师生生活都应保证有良好的环境条件。此外，绿树依依，鸟语花香的田园诗般的优美环境，比闹市区更能激发人们的创造思维。高层次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是释放人们思维潜力的强有力因素。

其二，应着重挖掘校园的历史文化内涵。校园人文环境具有认识导向功能、情感陶冶功能、心理建构功能、行为规范功能和群体凝聚功能，校园的历史文化内涵作为校园人文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为高校德育建设发挥重大作用。许多高校是在历史文化遗迹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建筑的不断出现，一些校园中的历史文化遗迹被毁，校园的历史文化内涵逐渐被人们淡忘，有的大学生对所在学校的校史了解甚少。笔者认为，高校应加强校史教育，让学生了解本校深厚的学术渊源，了解校史上知名人物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德，学生在了解的过程中会受到道德教育。

［1］戴钢书.德育环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朱熹著.刘永翔，朱幼文点校.朱子全书（第25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5］［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明］陈献章撰.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7］［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C］.北京：中华书局，1999.

［8］李安仁，王大韶等撰.邓洪波，刘文莉辑校.石鼓书院志［M］.长沙：岳麓书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