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杰 张亚斌

（第三军医大学 重庆 400038）

军队参与处置国家重大突发事件是和平时期人民解放军的一项重要职能。改革开放以后，面对各种突发事件频发的新情况，江泽民强调指出：“全军广大指战员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既要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又要准备应付国内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的安定。”［1］P29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强调在坚持我军基本职能的基础上，以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形式赋予人民军队新的职能和任务，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部队应对危机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全方位保卫国家安全。

一、我军在参与处置国家重大突发事件中发挥主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军队具有高度集中、反应迅速、组织性强、纪律严明的特点，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在政治、组织、力量、行动等方面，不仅有武装集团的优势，也有专业突击优势，既能发挥稳定局势的政治作用，又能发挥化解危机的突击作用，满足处置突发事件时限性强、节奏快的需要。因此，军队参与处置国家重大突发事件日益成为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方式，军队发挥着主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一是稳定社会作用。突发事件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来得突然，而且情况复杂。事件一旦爆发，其破坏性的能量就会迅速释放，并呈快速蔓延之势，解决问题的机会稍纵即逝，如果不能采取果断措施进行处置，事件将会迅速扩大、升级，造成更大的危害和损失。因此，重大突发事件常常会引发社会和群众的恐慌，甚至影响局部地区的稳定与安宁。而军队的投入不仅有利于协助党和政府有效处置突发事件,而且能够迅速控制事态、稳定民心、恢复秩序、减少损失。1989年3月，拉萨发生骚乱，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街头肆意横行，狂呼“独立”口号，打、砸、抢、烧，甚至冲击政府机关，向公安人员和武警开枪射击。人民解放军迅速在拉萨实行戒严，果断平息反革命骚乱，有效维护了西藏地区社会稳定。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军队19所定点医院（包括小汤山医院）共收治军地“非典”病人1102人，治愈率达96%，对扭转全国疫情扩散，稳定国内的严峻形势，增强国外对我国政府战胜“非典”的信心起到了关键作用。

二是突击救援作用。军队在参与处置国家重大突发事件行动中，大量的、经常的是执行抢险救灾任务，并发挥着突击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军几乎参加了所有重大灾害的救援行动，特别是在1987年大兴安岭灭火，1998年南北三江流域抗洪，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抗击南方部分地区雨雪冰冻灾害、汶川抗震救灾，2010年青海玉树抗震救灾、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救灾，2012年云南彝良抗震救灾和2013年四川芦山抗震救灾等重大抢险救灾行动中，人民解放军用鲜血和生命确保了抢险救灾的全面胜利，在拯救灾民生命、保护灾民安全、减轻灾害损失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比如，汶川抗震救灾，军队和武警部队共出动兵力14.6万人，动用各型飞机和直升机4700余架次，车辆53.3万台次，救出生还者3338人，转移受困群众140万人，运送和空运空投救灾物资157.4万吨，派出210支医疗队、心理救援队和卫生防疫队，巡诊医治受伤群众136.7万人。

三是技术支撑作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改革开放以来，我军参与处置国家重大突发事件的实践证明，坚持依靠科学、运用科学，把科技的力量与顽强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既充分发挥人的能动精神，又充分发挥科技的重要作用，使科技成为战胜灾难的强有力支撑，这是我军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攻克道道难题、化解种种风险的一条重要经验。1998年的九江，在大江决口的危急关头，我军专业抗洪工程分队采用“钢木土石组合坝封堵决口”新技术，在决口流量每秒300多立方米的情况下，82小时成功封堵大江决口，创造了大型江河堵口截流成功的奇迹。2003年春夏之交，“非典”疫情全面爆发，军事医学科学院迅速组建了一支强有力的医疗攻关队伍，以团队精神和整体优势，查清“非典”致病元凶，揭开了“非典”的真面目，为战胜“非典”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汶川抗震救灾，我军投入了包括战场感知、信息传输、搜索救援、医疗救助等各种高科技装备。先进的挖掘机、百吨液压顶、生命探测仪等在搜救被困群众中发挥巨大威力；专业救助直升机、野战方舱医院、远程医疗网等在与死神争夺生命的竞赛中立下汗马功劳。处置重大突发事件，情报信息十分重要。1998年抗洪抢险中，空军出动飞机对“三江”受灾地区进行程序航拍，海军航空兵运用机载合成孔径雷达系统，不间断实施飞行遥感监测，准确、及时的情报信息为党中央决战“三江”的决策指挥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二、我军参与处置国家重大突发事件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了强力保证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改革开放以来，在参与处置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的斗争实践中，我军始终坚持听党指挥，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从而取得了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斗争的伟大胜利，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升执政形象、赢得人民群众的高度信赖和支持提供了重要力量保证。

反观世界上一些执政党丧失政权的惨痛教训，为我们提供了深刻启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政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历史教训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十分惨痛的教训，就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对军队的领导工作非常薄弱，对国内的政治动乱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敌对势力的逼迫下，实行“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自动放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结果关键时刻军队临阵倒戈，甚至还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导致党的执政地位丧失，社会主义红旗落地。2003年以来，中亚地区一些国家相继发生“颜色革命”，如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黄色革命”等，造成了严重的政权危机，国家局势陷入动荡。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反对派制造动乱之际，军队保持所谓“中立”，危急关头无所作为。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丧失政权的惨痛事实告诫我们：不掌握军队的政权是不稳定的政权，军队始终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

新世纪新阶段，美国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心存疑虑和芥蒂，它们顽固坚持冷战思维，把中国看成是继苏联之后的新的敌人，必欲“西化”“分化”而后快。它们经常在人权、军贸、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问题上攻击中国，制造麻烦；利用信息化和网络等现代传媒手段，竭力推销西方那一套政治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重点对我军进行思想渗透和攻心策反，竭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观点，妄图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企图动摇党的执政地位。从一定层面上说，我国非传统安全领域突发事件发生的概率大于战争，危害和影响不亚于战争。处置得当，对内可凝聚人心、巩固执政地位，对外可树立形象、捍卫党和国家的利益。反之，则会使国家蒙难、人民生命财产受损，将直接冲击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稳定，干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各种敌对势力也必然趁机作乱，挑战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甚至动摇我们党和国家政权的基础。因此，军队参与处置国家重大突发事件，已经成为事关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的重大问题，是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和我党执政地位的力量保证。

三、我军参与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供有力战略支持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与核心，没有经济安全，便没有政治、科技、军事、社会等的安全。改革开放以来，我军通过处置军事冲突突发事件、协助地方维护社会稳定、参与处置重大恐怖破坏事件、参加地方抢险救灾、参与处置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等，用实际行动为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国际国内安全环境，保卫和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安全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据统计，2012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3.87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我国的海外经济利益已经遍及世界各地，海上航线则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生命线。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对外贸易量大约有95%要通过海洋运输来完成，每年有超过1亿吨的进口石油通过海洋源源不断地输入国内。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与欧盟的贸易90%以上依靠海运，最便利的航线就是“亚丁湾—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一线。我国每年往返于中东、北非地区的商船有4000～5000艘，这些商船大都要经过一些海上冲突和危机频发的地区，安全形势非常严峻。无论是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还是亚丁湾、索马里，这些水域大都是海盗活动猖獗的地方。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一些商船及海员常常被海盗劫持，不仅物资被海盗瓜分，我们往往还要通过外交途径甚至花费重金赎回这些海员。可见，海上交通线不仅是国家的战略经济大动脉，也关乎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核心利益。为了维护海上通道安全、捍卫国家利益，中国海军果断实施远洋护航，挺进“深蓝”。2008年，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由于连续发生了海盗劫持中国商船事件，于是中国海军南海舰队派出包括2艘驱逐舰和1艘补给舰在内的联合舰队，于12月26日从三亚启航，奔赴预定海域执行护航任务，这是中国海军组成护航编队首次赴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截至2013年8月8日，中国海军已经派出总共15批护航编队奔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交替执行护航任务。在波诡云谲的浩瀚大洋上，人民海军以高昂的士气和无畏的精神英勇护航，他们驱走了亚丁湾上密布的阴霾、黄金水道上四起的狼烟，“为战略通道护航、为祖国利益护航、为人民安危护航”，他们的英雄壮举镌刻于一望无际的深蓝海域。

［1］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