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伟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1938年1月，作为国民参政员的梁漱溟来到了延安，与毛泽东就抗战前途、中国社会与乡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一番深入探讨。他们第一次的对话是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毛泽东阐述的持久战观点使梁漱溟深感敬佩，在谈话的最后，梁漱溟将自己7年乡村建设工作经验总结所写成的数十万字的《乡村建设理论》送给了毛泽东，并表示以此书作为第二次谈话的开始。毛泽东、梁漱溟之间第二次的对话从次日下午6点延续到第三日上午，这次谈话的内容涉及近代中国所含之社会问题，即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问题。在此问题上，梁漱溟和毛泽东产生了较大分歧，关键在于两人在中国社会与乡村建设认识上的差别。

一、关于中国社会的观点

在这次对话的一开始，毛泽东就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所体现的是改良主义，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应遵循推翻旧制度的革命道路。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是否是一个阶级的社会”问题认识的不同，毛泽东农村革命思想与梁漱溟改造乡村的观点产生了巨大差别。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勿容置疑是一个阶级的社会。早在1926年，他就撰写了被视为中国革命纲领性文献之一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进行了一个“大概的分析”。按照他的分析，当时的中国社会至少存在着“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中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 “半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等诸多阶级。其中“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 “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 “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 “小资产阶级”包括 “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商人等”，他们又可以据其经济地位分成 “左” “中” “右”三部分，各自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不相同； “半无产阶级”包括 “绝大部分半自耕农” “贫农” “小手工业者” “店员” “小贩”等，依经济地位也可分成上、中、下三个细别，而其革命性因而也有所不同； “无产阶级”包括了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两部分，前者“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革命运动领导力量”；至于“游民无产者”则“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 “这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在对话一开始，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尤其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了其作用。对于毛泽东的观点，梁漱溟提出了质疑，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不是一个阶级社会。对此，他于《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过明确的阐释。他认为： “假如我们说西洋近代社会为个人本位的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那末，中国旧社会可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所谓“伦理本位”，是相对于西方人的“团体本位”或“个人本位”而言。西方人要么强调团体高于个人，要么强调个人高于团体，中国人则既缺乏团体观念也缺乏个人观念。中国人强调的是处于团体和个人之间的东西，即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始于家庭又不止于家庭。 “伦即伦偶之意，就是说：人与人都在相关系中。” “即在相关系中而生活，彼此就发生情谊。” “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也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在伦理关系中的人“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所谓“职业分立”，则是相对于西方社会的阶级分立状况而言的。西方社会至少自中世纪以来就一直是一种阶级分立的社会， “在西洋社会中，中世纪时是农奴与贵族两阶级对立。到了近代，农奴因工商业兴起都市发达而解放；但又转入资本家与劳工两阶级对立。所以西洋始终是阶级对立的社会”。然而中国社会与此前后二者，无一类似。中国长期以来就只有职业方面的分立，而没有西方那样的阶级对立。这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中国“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它还表现在政治方面——中国的政权始终是开放给众人而非垄断于贵族， “与西洋中世比较”，中国“显然是有职业性而无阶级性”。因此，梁漱溟强调中国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基本特性，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使中国社会只能有“周期的一治一乱”，而不可能有所谓的阶级革命。因为“革命都出于阶级斗争，而国家都是阶级统治”，中国并非阶级社会， “斗争之势不成，革命无自而有。所有者只是‘天下大乱’”。

在梁漱溟陈述完自己的观点后，毛泽东则心平气和地说： “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梁漱溟却不以为然，他十分坚决地反驳说： “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看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自此之后，两人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争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

二、关于乡村建设的观点

在中国生产力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与农民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众多改变传统农村的方法中，毛泽东提倡的土地革命与梁漱溟进行的乡村建设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解决方案。虽然二者的出发点都着眼农村，认定解决农民问题是复兴中国的关键，但由于他们在改造农村观点上“革命与改良”的分歧，这就使得他们在解决农民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相悖之处。总的说来，毛泽东、梁漱溟二人乡村建设理论的分歧集中体现在乡村建设应选择的道路与依靠的力量两类截然不同的问题上。

1.不同的乡村建设道路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主张解决农村、农民的问题必须走革命道路。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说：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192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理论。1939年《〈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具有“三大法宝”，其中“武装斗争”是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基于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将 “武装斗争” “土地革命”与 “根据地建设”融为一体，开辟了一条紧紧依靠农民，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而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核心是建设，他强调维护中国国民党政权的主政地位，利用和平手段推进农村改革。因此，梁漱溟反对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去推翻政权、改造社会。梁漱溟之所以反对暴力革命，是因为暴力革命必然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这正是造成中国社会民不聊生的重要根源。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和平的手段和建设性的改良，才能逐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实现国家的民主和富强。

2.不同的乡村建设依靠力量

在乡村建设的依靠力量上，毛、梁二人的观点更是不尽相同。毛泽东认为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迫是近代中国贫穷和落后的总根源。在众多可团结的革命阶级中，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重要因素。因此，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革命，解决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但在梁漱溟来看，中国的乡村建设必须依赖于外力推动，依靠农民自身力量是无法改变中国现状的。因为中国农民茫然无知、积弱积贫，饱受兵祸和天灾的蹂躏，加之封建宗法关系与族长制度的束缚，农民阶级内部无法迸发出先进的革命力量。而中国知识分子最先与外国先进文化接触、拥有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并兼具传统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所以理应将这种改良外力寄托于中国的精英身上，依靠知识分子的力量建设中国乡村。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忽视了改变生产力最重要的阶级斗争力量，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带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实质是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文化改良运动。

3.两种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果不同

毛泽东的乡村革命理论立足于旧中国的实际，找准了中国农村、农民问题根源之所在，抓住了乡村革命的核心——土地问题。毛泽东的乡村建设理论通过彻底变革土地制度，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将农民这个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发动起来并参加到革命中去，从而找到了一条发动农民进行革命的独特道路。因此，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全面胜利。

虽然梁漱溟在山东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也曾引起过较大反响，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以文化为切入角度，只看到农村社会的表面现象，忽视了乡村建设与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的深层次关系，没有抓住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从而直接导致了其农村改革的最终失败。从唯物主义实践论角度分析，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实践结果早已为二人间的争论得出了基本判断。就当时而言，毛泽东与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前途问题所引发的争论并没有得出定论，但十多年以后，这场争论最终有了结果。1950年春天，梁漱溟应毛泽东、周恩来邀请，由重庆来到北京进行交流。他认真思索了当年远赴延安时与毛泽东发生的那场争论，于1951年《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那些转变》一文，对自己两年来思想上的转变作了一个总结。随后不久，他又撰写《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文，文中说道：“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在中国土地改革逐渐迈向成功的事实面前，梁漱溟承认了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为这场十余年前发生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三、毛泽东与梁漱溟观点差别的原因

在近代中国的精英阶层中， “政治改革方向”从来都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从“问题与主义”到“改良与革命”，知识分子间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从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处于西方思想的强烈冲击之下，如何立足现实，平衡中西方文化的复杂关系成为当时知识分子难以逾越的一道鸿沟。要么全盘西化，要么紧守传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免陷入了两极分化的境地。但无论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或是以梁漱溟为主要代表的新儒家学派,又或是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他们都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笔者认为，毛泽东与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上出现的分歧，根本来说取决于二人文化观之间的差异。

梁漱溟曾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就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提出了总体结论，他认为中国当前对西方文化处于全盘承受的状态，这是错误的，应当有选择地保留西方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梁漱溟这一结论表面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本，积极吸收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建设中国文化，但其实质则是绝对整体主义文化论、主观文化论与文化决定论的基本体现，深藏于心中的中西方文化冲突使得他的改良方法只能停留在思想层面而不能落到实处，在面对中国农村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时，他所倡导的新儒家主义不免陷入了改良主义的误区，而片面强调文化改造所进行的乡村建设也不可能真正取得成功。

强调文化的主观性是梁漱溟一贯的思想。他认为，文化只有主观的因，其余都是缘。这种极端的主观文化论集中体现在其文化精英论的观点上。他认为西方、中国、印度各自不同的文化是由于苏格拉底、孔子、释迦牟尼等少数天才最初的人生态度与面对人生问题的不同所至。梁漱溟的这一主观文化论进一步导致了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误区。他认为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着手。与毛泽东强调政治权力、社会条件与经济生产方式的社会改革理论相比，梁漱溟理论的侧重点则是强调思想和文化改革应优先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梁漱溟认为，中国近代各种改革的失败，就是中国文化的失败，文化问题必须谋求文化的解决。所以，梁漱溟认为中国最要紧的是思想之改革与文化运动而不是政治问题。

正是从这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出发，梁漱溟希望通过重建中国文化，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在他的逻辑范畴中，文化观念是构成全部社会历史发展和演变的最深刻根源，从此出发可以解释社会的一切；社会危机、民族危机在本质上是文化危机，单靠文化学术的改革和文化意识的培养就可以造成社会合理化的运动。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这种文化决定论在实践过程中是站不住脚的，作为意识产物的“文化”从来都是由社会生产力所推动的，撇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空谈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毫无意义，这也是梁漱溟等部分中国精英知识分子没能正确理解社会变革需要什么的根本原因。在笔者看来，以思想文化先导来挽救民族危亡无可厚非，但过分夸大文化的作用就使文化失去了其原有的作用与意义。

与梁漱溟解决中国问题的“文化决定论”相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革命实践，对中国革命的前途进行了深刻分析，提出了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使中国革命与乡村建设真正落实到了人民大众手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实践，强调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创新概念，对“古今中西”之争作了历史的总结，正确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主题。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中国近代知识界“文化论争”提供了较为合理的逻辑解释，它批判地吸收了以往“古今中西”之争中的各家观点，是建设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正确道路。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核心的毛泽东文化观在事实上是对以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新儒家学派的文化观的扬弃。在毛泽东的文化理论中，他深刻地指出了文化对于经济和政治的依赖作用与经济和政治对文化的决定作用。在梁漱溟的理论中，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基础，这一根本性错误正是他没能正确解决中国文化重建问题的原因所在。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也说明了其“文化决定论”存在重要缺陷。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特别强调了一定形态经济和政治决定了一定形态文化这一基本概念。从根本上说，近代中国对文化方向的选择是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及各种政治经济结构变动的结果。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抛开政治、经济单独建设文化是决不可能的。

此外，毛泽东的文化观是对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问题的正确理解。梁漱溟对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理解是机械不能变通的，而毛泽东的文化观则带有强烈的时代性，他强调对于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1938年毛泽东、梁漱溟对话的最后，毛泽东提出了梁漱溟过分看重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这一观点。在毛泽东看来，梁漱溟把一个民族的文化当作一个不可分的绝对整体，这使得他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时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性因素与现代西方文化的时代性精华进行有机的整合，最终只考虑到文化的民族性而忽视了它的一般性。

综上所述，虽然当年毛泽东与梁漱溟在窑洞里所进行的争论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但历史最终证明了这场争论的结果。正是由于梁漱溟过分重视文化对于社会改革的作用，强调中国社会的结构特殊性，导致了他在乡村建设上的最终失败。事实告诉我们，抛离土地问题的乡村建设不会成功，梁漱溟与其新儒家学派所坚持的改良主义道路最终没能根本改变中国面貌。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年谱（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