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娜

（中共丹东市委党校 辽宁 丹东 118000）

“群众路线”这一概念，最早见于党的文件，是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批示信中，提出 “关于军中的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中央在给毛泽东、朱德等人的信中作出这样的批示，并非凭空而来，是根据了毛泽东等人在井冈山时期多次报告中，有“群众割据” “群众斗争” “群众基础”等类似的提法，将红色区域的群众工作，上升到群众路线的高度。因此说，党群众路线的实践，源自于井冈山武装割据时期。边界党和红军将大量精力放在群众工作上面，虽然还没有形成 “群众路线”的名词，但在实践上早就这么做了。党和红军始终把广大的工农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与他们保持了最密切的联系，首创了一条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从而形成了党的生命线。作为井冈山精神的重要方面，群众路线的内涵体现在下列方面。

一、行动上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取最根本的利益

对于湘赣边界的劳苦大众来说，他们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了要获得最广大工农群众作为自己伟大的同盟军，就一定要从根本上为他们谋取最大的利益，而这种利益的直接体现，就是让他们得到土地。因此在井冈山的武装割据中特别重视解决农民土地的分配。边界党和红军注重于把农民的最根本利益与革命的主要任务结合起来，组织农民在斗争土豪劣绅、没收他们浮财的基础上，将所有土地集中起来，按人口平均分配。井冈山的分田运动，是一场史无前例，完全由自己创新的土地分配运动。各地的红色政权对分田采取了三种原则办法：一是以乡为单位实行分配；二是按人口平分，男女老幼一律平分，但也有少数地方实行“小孩老人得大人之半数田”的做法；三是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然后造册登记，插牌到田。平原地方的农民一般分到水田二亩，山地农民分到一亩至五担谷子左右的水田。农民们高兴地说： “共产党真正好，一下把这么多田地送给我们，真是盘古开天地没见过的好事！”地处桐木岭的白银湖乡，全村农民在庆祝 “完禾”这天，由草药郎中邱启山带头喊出了 “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这一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最强音迅速在各地传开、喊响，表达了广大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衷心拥戴。

边界党和红军还考虑到了广大群众生计的实际问题——住房、柴米油盐、疾病卫生、婚姻、文化教育等等，千方百计地为他们办实事。无怪乎井冈山的群众把共产党领导的各级工农兵政府，亲切地称为 “埃政府” （客籍话的 “埃”，为 “我”的方言，即我们自己的政府）。

二、思想上树立群众利益高于一切、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观念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局部执政的红色区域。井冈山的各级红色政权，一个突出的特征是确定了工农政权的性质，树立了由工农群众当家理政的地位。这种性质的表现点，是各级政权机关的成员以及一切服务于它的人，绝大多数来自工农阶层。

从1927年12月起，边界党和红军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建立起乡——区——县——湘赣边界四级红军政权。当年6个县工农兵政府当中，有5个由农民担任政府主席。他们是遂川的王次淳、宁冈的文庚宗、永新的彭文祥、酃县的徐鼎燕、莲花的刘仁堪。只有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主席是工人出身的谭震林。在县级以下，边界六县有230多个区、乡红色政权。资料显示，这些红色政权的主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人出身，都是经过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以原宁冈县为例，全县39个乡工农兵政府，其中农民担任主席的有31个，其余8个由工人、知识分子担任。这就凸显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特征。

政权建设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是阶级属性，这一属性决定着政权的性质，反过来也影响到政权的性质。边界党的红军所以能够取得 “工农武装割据”的胜利，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是顺应民意，赢得民心，争取到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实现工农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政权的原则，使广大群众摆脱了千百年来政治上受压迫的命运，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一切方针、政策的制定都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

边界党的红军要把湘赣边界的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除了持之以恒地坚持为群众谋取最大的利益外，还从一切方针、政策、纪律的制定方面，切实保障和维护群众利益。

秋收起义部队转向井冈山进发的路上，在执行群众纪律方面存在着旧式军队习以为常的现象，有的战士闯进老百姓家拿东西，或跑到群众地里掰玉米、扒红薯。毛泽东等人非常注意这样的问题，在荆竹山的 “雷打石”向官兵们讲话，宣布了 “三大纪律”，其中第三条是 “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1928年1月上旬，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在执行群众纪律方面又出现一些情况，如有的战士在商店向老板变相敲诈，睡过的门板、稻草不归还，以筹款为名向群众勒索等。1月15日，部队在李家坪召开大会，毛泽东代表前委宣布了 “六项注意”。这六个方面都是为群众利益考虑的，从借门板、铺草到做买卖、请伕子等都作了纪律规定，形成了保障群众利益的纪律机制。

作为红军的重要政治原则，产生于1927年12月底的工农革命军 “三大任务”，其中第三条就是 “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这里所指的宣传、组织、帮助三方个方面，包含了红军开展群众工作的全部内容，突出的特征是广泛发动群众、密切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边界党的红军坚定不移地秉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在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集中群众的智慧，坚持群众路线，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诞生于1928年1月中旬的 《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施政大纲》，就是生动的例证。 《大纲》共有30多条，涉及到政治、军事和对群众密切相关的问题——土地、农业生产、工商业等各个方面。毛泽东还对 《大纲》作了文字修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代替一些深奥的语句。

又比如，在湘赣边界党的 “一大”期间，会议制定的七条政策，其中三条是纳入在群众路线范畴的——“深入割据区域的土地革命”； “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 “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割据”。这三条政策充分反映边界党的红军坚持群众路线思想的本质，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最早源自于井冈山斗争时期。

四、作风上贯彻一切依靠群众、以群众为主力展开割据斗争的工作方法

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征战赣南之前，发布了由朱德、毛泽东签发的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内中有四句话： “红军宗旨，民权革命”； “革命成功，尽在民众”。这四句通俗易懂的话是对红军 “民权革命”宗旨的宣传和诠释。

依靠群众，得到群众的倾力支持，就能取得武装割据的胜利。1928年7月下旬，红四军大队被湖南省委的错误指示拉往湘南，江西敌军乘虚派出11个团的重兵进入永新。把守永新的红军只有第三十一团，在强敌压境的严重情势下，毛泽东、何挺颖等与永新县委制定发动群众共同抗敌的战略方案。各级红色政权进行紧急动员，最大限度地把群众组织为23个赤暴团，总人数在3万以上。1个团的红军在3万多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昼夜地打击敌人，使之每天都有伤亡，寝食不安。许多敌兵抱怨说： “进入赤区，就像到了一个敌国！”永新困敌，将11个团的敌军围在永新县城30里内达25天之久，创造了群众战争的奇观。

发生于1928年8月30日的黄洋界保卫战，更是人民群众配合红军以少胜多、勇于胜利的典范。在两个连的红军从永新赶回来之前，茅坪、大陇、乔林、桃寮以及大小五井等乡的群众，紧急动员起来，赤卫队、兼动队开到山上布置五道防线，妇女和老人小孩连组上山砍毛竹，每个人削好500枚竹钉，再排到指定地点埋设。在红军的阵地上，山山坳坳红旗飘扬，呐喊声不断，守山军民越战越勇，斗志昂扬地迎战3个团的敌军。最后红军的一发炮弹落在敌人指挥部爆炸，湘敌以为红军主力已经回山，更是军心混乱，退到乔林后第二天抬上伤兵宵遁。红军两个连在几千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取得了击退湘敌3个团，保住根据地的胜利。

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热情和伟大力量。边界党和红军的一切斗争，无不得到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井冈山人民奉献了自已的一切，许多人不惜用鲜血乃至生命来捍卫工农革命的大业。可以这样说，党和红军心里时刻装着群众，胸怀坦荡，切实为群众谋利，而群众怀着拥戴之情，倾尽最大的可能支持红军。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史实无可争辩地表明：井冈山武装割据时期，边界党和红军是始终不渝地、义无反顾地为人民群众的利益着想，任何时候不脱离群众，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因而赢得了广大群众对共产党、对红军的衷心拥戴。与此同时，党的群众路线也在井冈山开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