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流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上海 200031）

陈潭秋，湖北黄冈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16年就读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1919年在武昌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和董必武、刘伯垂等人创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作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回武汉后，先后任中共武汉地委、武昌地委、湖北地委主要负责人。1923年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为了纪念这位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革命烈士，本文就陈潭秋在中共创建时间的历史贡献做一简要阐述。

一、领导学生运动，将五四运动的星火播撒到荆楚大地

1916年，陈潭秋带着 “沟通世界文化”的理想，考入了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即现在武汉大学）英语部学习。陈潭秋在学习之余，还经常和同学们探讨如何改革教育、改造社会，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让陈潭秋看到了中国未来命运的一线曙光，他盼望中国也能像俄国一样，建立一个 “工人之国”。

1919年陈潭秋在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即将毕业的时候，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消息传到武昌，陈潭秋和中华大学的恽代英、林育英，武昌高等商业学校的李求实等一起，领导了武汉地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武昌高师的同学们在陈潭秋等的领导下走上街头，他们高呼 “打倒卖国贼” “誓死不做亡国奴” “还我山东” “还我青岛”等口号。省立一中、湖北女师的游行队伍及部分爱国市民不断加入游行队伍。他们与恽代英领导的中华大学的学生队伍汇集，形成了浩大的声势。1919年5月12日晚，武昌高师、中华大学等15所学校联合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武昌学生团，公推恽代英草拟学生团宣言及公函等。17日下午，武汉学生联合会成立。次日，武汉学生统一行动起来，3000余人集会游行。陈潭秋带领武昌高师英语部学生，手持 “争回青岛” “灭除国贼” “抵制日货”等各色小旗，沿途散发武汉学生联合会的宣言和传单，并在交通要道搭台演讲。一时间，反帝反军阀政府的怒潮席卷了整个武汉地区。

在武汉反帝爱国运动中，陈潭秋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面对学生运动的滚滚浪潮，反动当局一面饬令各校采取开除、停火断炊、提前放假等卑劣手段进行破坏，一面宣布全市特别戒严。学生们不畏军警的阻拦，冲破军警包围，继续上街演讲。陈潭秋和部分同学，带着传单和演出道具，奔赴农村，通过演讲、唱文明戏等，揭露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罪行，把五四运动的星火播撒到荆楚大地。

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培养出一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骨干队伍

1919年6月，陈潭秋邀集同学，和去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的代表一道到上海参观学习，交流学生运动的经验。在这里，他结识了董必武、张国恩、李汉俊、詹大悲等湖北籍同乡。这批志同道合的湖北青年相聚在上海这座近代国际性大都市里，探讨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董必武还向陈潭秋推荐了 《每周评论》 《新青年》 《新潮》等进步刊物以及 《马克思主义入门》 《政治经济学入门》 《资本论浅说》 《共产党宣言》等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等常在一起探讨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政治形势，认为中国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应该 “搞俄国马克思主义”，要像俄国那样实行 “阶级革命”， 搞 “群众运动”， 搞 “人民武装”。 “要打倒列强，要除军阀，要建立民主制度，……要唤醒民众。”要唤醒民众，就要在工农和学生中做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工作。

同年8月，陈潭秋回到武汉。在经历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在马克思主义等进步思想的影响下，陈潭秋开始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伴随着自身思想的转变，陈潭秋十分重视启迪广大民众的觉悟。他和林育南、肖仁鹄、刘艺祖等同乡，通过演讲、戏剧等形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揭露地主豪绅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卑劣行径，激起了贫苦农民的强烈共鸣，在他们中间播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火种。

为了在青年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革命培养人才，董必武、陈潭秋等克服各种困难，于1920年3月创立了私立武汉中学。学校成立之初就决心要有自己的特色，聘请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来校任教和讲学，一律使用教师自编的白话文教材。课堂上，老师给学生们讲解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残暴统治，分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原因，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介绍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有关社会主义的基础知识，还鼓励学生课后阅读进步书刊，以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陈潭秋就曾对学生说过： “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得十月革命，就等于是聋子、瞎子，找不到路。”

另外，陈潭秋、董必武等还发起组织了新教育社，并组成了湖北职业教育研究社和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了刊物——《新教育》，开办了劳工学校、女子补习学校、识字班、平民学校、农民夜校，以工农群众及其子弟为教育对象，传授文化知识，宣传革命道理。

董必武、陈潭秋等以武汉中学为主要阵地，一批青年师生在他们的教育和引导下，思想进步很快，师生中有5人加入了后来成立的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武汉9位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的中坚力量。这支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的广泛传播和当地党组织的成立提供了组织保证。

三、参与筹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作了重要的准备

1920年6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又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开始积极联络各地共产主义者开展建党活动。同年夏，参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的李汉俊写信约董必武、张国恩在武汉筹建党的组织。董必武即与张国恩、陈潭秋、赵子健酝酿建党。与此同时，曾在广东《惟民周刊》任编辑的刘伯垂由广州回武汉，途经上海时被陈独秀吸收入党，并派他到武汉发展党组织。刘伯垂根据陈独秀的介绍，找到包惠僧、郑凯卿进行商讨之后，又与正在筹备建党工作的董必武、陈潭秋取得联系，共商建党事宜。

1920年秋，经过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等人的精心筹划，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武昌抚院街97号 （董必武寓所）成立。参加会议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等。会议由刘伯垂主持，他首先报告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经过，并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起草的党纲草案交与会者传阅。会上，大家还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俄国革命的小册子。会议经过酝酿提名，推选包惠僧为负责人，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张国恩负责财务工作。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决定租用湖北省警察厅背后的武昌多公祠5号为活动机关，门口挂刘芬 （刘伯垂）律师事务所招牌作掩护。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陈潭秋全身心投入到党的工作中，可以说 “湖北党的工作主要是他负责”。第一，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董必武、陈潭秋等以小组成员为骨干，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活动。先后参加研究会的成员有黄负生、刘子通、施洋等20余人，其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些人还成长为党领导革命事业的坚强骨干。第二，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为了引导知识青年研究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思想，在董必武、陈潭秋等领导下， 1920年11月7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武汉中学成立。团的成员不仅学习《资本论入门》 《共产主义ABC》等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积极投入实际斗争，向人们宣传刚刚学来的真理，反对不合理的旧教育、旧制度。第三，创办 《武汉星期评论》。1921年2月，陈潭秋等发起创办了 《武汉星期评论》，这是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发行的最早刊物。该刊主张改造社会，改革教育，解放妇女，鼓吹劳工运动。陈潭秋不仅是该刊的创办人之一，也是主要编辑撰稿人之一，他的 《“五一”底略史》 《妇女运动》 《快，起来呀！》等重要文章，均发表在该刊上，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第四，开展工人运动。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董必武、陈潭秋通过办夜校、办识字班的方式与工人接近。通过这种方式，董必武、陈潭秋他们向工人宣传先进思想，讲解工人阶级解放的道理。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四、组织工人运动，成为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参与者和领导者

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董必武、陈潭秋等回到武汉。不久，中共武汉区委成立，陈潭秋先后任组织委员、委员长。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上。早在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前，陈潭秋就创办了 “湖北人民通讯社”，他以记者的身份经常深入工厂，调查和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并通过组织识字班等形式，向工人讲解革命的道理，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的觉悟。

在领导工人运动过程中，陈潭秋等十分重视铁路工人的工作，先后派人到郑州、粤汉路徐家棚等地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林育南、许白昊等还在武昌第一纱厂、汉阳钢铁厂、汉口英美烟草厂、裕华纱厂、震寰纱厂和南洋烟厂等地办起了工人夜校、工余学校和工人识字班。陈潭秋和董必武还亲自到校讲课，启发工人觉悟。在他们的努力下，从1922年2月到1923年2月，汉阳钢铁厂、武汉电话局、汉阳兵工厂、羊楼茶厂、扬子机器厂、汉口英美烟厂、武汉模范大工厂等厂工人以及京汉铁路全线工人发动罢工，掀起了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被认为 “以工业中心城市罢工潮而论，当时应首推武汉”。而作为工人运动的组织者、指挥者，陈潭秋常常深入实际，制定策略，具体部署。

在武汉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陈潭秋把工作重点放在铁路工人比较集中的江岸地区，以此由点到面打开工人运动的新局面，为参与并领导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可歌可泣的 “二七”大罢工做了重要的铺垫。陈潭秋首先从物色、培养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入手，指导建立统一的工人组织。著名工人领袖林祥谦、项德龙（即项英）就是在陈潭秋、包惠僧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这两名青年工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1月22日，江岸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林祥谦等当选为俱乐部干事，项德龙为俱乐部文书。同年秋，江岸工人俱乐部改为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林祥谦当选为分工会委员长。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成立，陈潭秋代表武汉党组织以新闻记者身份出席总工会的成立大会。而吴佩孚却以武力干涉，捣毁匾额，封闭会场，抢劫文件。为了反抗军阀吴佩孚的高压政策，京汉铁路全线2万余工人于2月4日举行总罢工。京汉铁路总工会移至江岸办公，江岸成为党领导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斗争的中心，江岸分工会也成为罢工斗争的指挥部。陈潭秋负责武汉方面罢工斗争的具体领导工作。在中共武汉区委和陈潭秋的领导下，江岸铁路工会成立以林祥谦、曾玉良为首的罢工委员会，负责组织罢工事宜。同时，还建立工人纠察队，制定罢工纪律；组织有学生参加的讲演团，以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在罢工过程中，陈潭秋一方面与林祥谦、项德龙保持密切联系，了解罢工进展，研究斗争部署，及时调整斗争策略；一方面发动学联、工团、妇女等各界，声援罢工。2月6日，各界慰问活动达到了高潮，在陈潭秋等组织领导下，武汉18个工团和学联近万人举行慰问大会，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很快引起了北洋军阀的极度仇视，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于2月7日对手无寸铁的工人进行了血腥镇压。当反动军警包围江岸分会办公室时，陈潭秋果断地指挥周围同志撤退到安全地带，他自己却一直坚守在江岸指挥战斗。在这场斗争中，林祥谦、施洋等英勇牺牲。反动当局又公开悬赏缉拿陈潭秋、林育南、许白昊、项德龙等领导人。不久，党组织安排陈潭秋前往安源，继续从事工运工作。

五、积极倡导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这样一个小党刚一诞生就要面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异常复杂而又紧迫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处理与其他党派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要不要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年幼的中国共产党由于自身经验不足，以及对马列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理论认识的局限，还没有建立一套科学的策略体系，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上不得不经历一段曲折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陈潭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一大召开过程中，代表们就如何对待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包惠僧认为 “我们与孙中山是代表两个敌对的阶级，没有妥协的可能”， “我们对孙中山，应当与对北洋军阀一样，甚至还要更严厉些，因为他在群众中有欺骗作用”。而陈潭秋则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北洋军阀根本不能与孙中山相提并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虽有不足，但若是因此认为孙中山比北洋军阀更危险实属不当。应当承认孙中山自组织同盟会以来，所进行的革命活动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孙中山的 “三民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提出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因此为了党的发展，应该联合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去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北洋军阀。陈潭秋说：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是一步登天的，恐怕是要经过一些曲折的道路。我们一面要坚定阶级立场，与资产阶级斗争到底，另一方面对反动统治阶级的人和事也要分一个青红皂白，分别对待。这样我们的党才能得人心，才能站在正义的方面，才能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争取革命的多数。”但遗憾的是，中共一大在通过的 《决议》中仍指出： “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及官僚主义中，在要求言论、出版及集会的自由中，当必须表明我们的态度时，我党应坚守无产阶级的立场，并不准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可见，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即将担负起的领导中国革命的使命时，对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即领导各地党组织开展各项工作，其中领导工人运动成为党的中心工作。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的高潮，二七大罢工是这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但在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下，罢工最终失败了。中国共产党在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到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和凶残的，要推翻反动的军阀统治，单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是不行的，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这就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以反对军阀。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陈潭秋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发言中用自己参加“二七”大罢工的亲身经历和经验教训，再次阐明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1926年蔡和森在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中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他说： “在 ‘二七’以前的工人运动是在勃兴时期，我党同志当时都抱乐观态度，以为可以不经过国民革命而无产阶级可以马上成功。” “但 ‘二七’失败却不同了，马上在工人阶级中引起失望，特别是京汉路的工人，因此影响到党内思想发生变化。”二七惨案，这个严酷的现实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 “工人阶级独立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而还要有各阶级的援助”。中共三大在通过的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指出： “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的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 “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之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大会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促进国民革命的发展。陈潭秋在中共三大闭幕后兴奋地写道： “太阳在空中眼咪咪地笑着，如火的热光在人们身上依恋着，人们气喘着，汗流着!我来了，我来了!欢迎我的顷刻就凉爽了。为何欢迎的人太少呵!电扇呜呜地旋转着说。我来了，我来了!不欢迎电扇的人都欢迎我。它们在热光之中电扇之外向着我唱欢迎之歌。风在广大群众中很骄矜地说。”他把中共三大决议和所制定的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的策略比喻为凉爽的风，预示着新的革命形势即将到来。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样，以广州为中心，革命力量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实践证明，陈潭秋等坚持联合孙中山，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是符合中国革命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主张。

今天，陈潭秋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他为中共创建及中国革命作出的杰出贡献已经载入史册。新中国成立后，他的遗骨被安葬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南郊烈士陵园。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为人民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