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2014-08-15欧阳奇

党史文苑 2014年2期

欧阳奇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当代知名史家彭明较早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他于20世纪60年代就推出了重要成果。在彭明逝世5周年之际，梳理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系统探索，既是对他的一种学术追思，又能为当前相关研究提供某些启发。彭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考察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社会主义者的国情结合历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结合成果三方面。

一、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情况的梳理

通过分析传播的缘起、媒介、影响等基本要素，彭明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情况作了重要梳理，其主要观点有：

1.马克思学说被国人首次提及是在1899年，此后却因国内外原因未能就势传播开来

彭明在1964年就考察了中国人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情况，认为梁启超在1902年所写《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是对马克思名字的较早提及。他的这一发现为 “文化大革命”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代表性看法。1981年，他又根据学界研究的进展，指出1899年《万国公报》所载《大同学》一文应为对马克思的最早介绍［1］。彭明不是这一时间的首次披露者，1979年《也谈早期中文刊物中有关〈资本论〉和马克思译名的记载》就摘录了《大同学》提及马克思学说的原文，但他是这一记载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开启意义的强调者，是使这一发现获得学界广泛关注的推动者。为了宣传这一重要发现，彭明在《马克思学说何时介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几个问题》等文中反复介绍，并考证出某些研究者认为“1899年梁启超在《中国之社会主义》即提到马克思”的观点有明显错讹之处。我国最早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具体时段始终是一个存有较多争议的学术问题，彭明的宣传澄清了研究者和教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疑问或误解。《光明日报》曾先后于1987年、1998年刊发《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同名文章，继续探讨这一问题，但是“1899年说”较之“1898年说”“1902年说”的论证赢得了更大共识。可见彭明学术眼光的敏锐和学术观点的精确。

在明确了我国首次提到马克思的时间后，彭明也较早正面回顾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1902年左右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总结了马君武、朱执信、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评论，继而强调当时资产阶级报刊对马克思学说的这些介绍仅涉及其一鳞半爪，并夹有批评和歪曲，故难以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正式传播。以此为据，他提到毛泽东关于“中国人在十月革命前不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实际上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其真实含义为 “马克思主义当时未能在中国传播开来”。至于中国人了解到马克思后的很长时期内未能全面传播其学说的个中原因，彭明认为主要是国内的阶级基础薄弱和封建思想的禁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思想出现偏颇。他重点分析了第三个原因，也即第二国际的领袖“未能将宗主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当时孙中山申请加入共产国际所遭受的冷遇亦可说明这一点，第二国际的沙文主义态度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尤其中国的传播［2］P446-448。彭明对早期传播状况的回顾，注意到了马克思名被国人知晓后其学说却在此后近20年中迟迟未能传播的奇怪现象，并中肯分析了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完全受十月革命影响，而是内因通过外因作用的结果

说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能不提十月革命的重要影响，毛泽东亦有经典评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研究者却据此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完全归结为异域十月革命的影响。针对这种有失客观的做法，彭明指出：“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他认为，两者的联系表现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道路，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说到十月革命使中国人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刮目相看；两者的区别则表现在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并未迅速传播开来，如邓颖超曾表示“许多五四运动参加者知道十月革命却还不懂马列主义”，所以，“十月革命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不能完全等同［3］P446-448。

在对两者作了区分后，他还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多种原因。他一再提到：十月革命无疑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有利国际条件，但是马克思主义能够迅速与中国工人革命运动相结合，“还应从国内去找它的根本原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根本原因为：中国当时有进行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实践需要、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作用［4］，这些内因通过外因而起作用［5］。彭明结合国、内外的有利条件分析我国接受马克思学说的原因，并强调时代需要、阶级基础、思想水平的主导性作用，这一分析无疑辩证而有说服力。

3.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内容，文化启蒙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双重影响

在阐述“五四运动”这一概念时，彭明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应为其重要内容之一。在他看来，五四运动既是一场爆发于1919年的爱国运动，又是一场始于1915年的文化运动；“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被称为启蒙运动，为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爱国运动推进了文化运动的发展，使“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并逐步在思想领域占据主体地位［2］P440。他提出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排斥在五四运动之外不合乎历史事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为新文化运动的第二阶段，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内容。彭明对五四运动时空和内容的拓展，显然有利于树立五四运动的整体性观念，有助于打破以往教科书将五四运动只定位于1919年那场政治运动的传统做法，“为理解这场运动所具有的全国意义确立了前提”［6］，为理解五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极大促进奠定了基础。

明确了五四运动的内容构成后，彭明评价了其中的文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影响。他认为积极影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勇敢地打破了两千多年来的思想禁锢，表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新觉醒”，启蒙运动对封建文化的大“破”过程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大“立”［4］，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反帝斗争进入新阶段、旧民主主义文化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知识界开始重视工农力量、中国人民将自己的命运与世界命运相联系［7］，因而五四运动在中国三次历史巨变中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又标志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而消极影响为，五四启蒙运动产生了形式主义的偏向，即所谓坏就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的方法到后来就发展为洋八股、洋教条。如王明的新教条和党八股，“一方面是五四启蒙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又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形式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林彪和“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所造成的现代迷信，表明了形式主义的危害，说明了实事求是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必要性［8］P142。彭明对文化启蒙运动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运用中双重影响的分析，新人耳目而不乏科学性。毛泽东曾强调，要了解党史的发展必须研究五四运动材料，因为“现在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比如反对党八股，如不联系‘五四’时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问题弄清楚”［9］。可见，将洋八股、洋教条与老八股、老教条结合起来考虑，更能明了历史的发展，凸显出现实主义偏向的根深蒂固，对于如何有效克服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应用过程中的非理性态度很有启发。

4.“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一个过渡性概念，留日知识分子群体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一支重要的传介力量。彭明率先对这支力量的涵义作了定义。他认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个过渡性概念——从民主主义者（或者其他什么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过渡，也就是说，“同情和拥护十月革命”、有“建立无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的朦胧共产主义意识的五四知识分子即属此类［10］。这一界定在学界引发很大反响，其他研究者就其定义展开了探讨，或反对或赞同。在各抒己见的学术争鸣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举足轻重的群体，获得了研究者的更多关注和思考，而彭明促成这一学术关注上的贡献已经超过了他对这一历史名词具体内容的探讨。

对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后续影响，彭明选取了留日群体，以李大钊、李达、李汉俊为例进行了总结。比如，留日接触社会主义思潮、归国后又从河上肇作品中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11］P344，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在讴歌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中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观点；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新青年》和《晨报》副刊上开辟的“马克思研究”专栏大大推动了其学说在中国的传播［12］P344。又如在日本游学期间接触了社会主义新思潮的杨匏安，为五四时期华南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在《社会主义》一文介绍了欧文、马克思等各家社会主义学说；连载十九次、堪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姊妹篇的《马克斯主义》长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和内容作了详细介绍。另外，于1918年重返日本留学后全力钻研马克思主义的李达，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功绩显著：其《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主经济学说》等译著在国内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彭明还提到：在东京帝国大学求学期间就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李汉俊，有着通晓日、德、英、法等多国文字的独特优势，曾于1919年至1921年间发表了60多篇译文或文章，并为《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作出了贡献。［2］P450-456彭明通过梳理留日知识分子群体在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努力，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媒介力量，总结了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上的重要影响，凸显了日本渠道对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非凡影响。

对于另一位于1901年至1914年五赴东洋求学救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陈独秀，彭明也作过较多研究。他旗帜鲜明地指出：陈独秀在“五四”前和“五四”中虽然以激进的民主派而著称，但这并不排斥他在1919年已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到1920年5月至9月时他已发展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他还提出：陈独秀通过对启蒙运动的倡导、对爱国运动的指导以及他在当时社会和青年中的广泛影响，而成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13］彭明的评述，不仅表明了陈独秀曾经实现过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彻底转变，而且在对五四运动的领导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他的评价无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研究原则。受研究中“出身论”的桎梏，后期有过曲折经历的陈独秀曾被描绘为“从来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事实是，连胡乔木都在其未刊文稿中承认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已是 “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14］。彭明对陈独秀的分析能突破某些定论，也与他采用了人物评价的科学标准相关。在建党时期的陈独秀评价问题上之所以众说纷纭，纷争不断，主要因为对陈独秀思想演变过程的考察要么不划分阶段，要么以偏盖全［15］，彭明将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确定为1920年5月至9月这一整段时间，显然有利于对陈独秀的思想历程作出公允评价，也有助于全面理解陈独秀转变过程的复杂性和时代痕迹。

二、对社会主义者国情结合历程的剖析

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足点。就马克思主义与国情之间的联系，彭明作过形象论述：“任何先进的思想、理论，必须和本国国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或曰具有中国特色。思想、理论好比种子，国情则为土壤。任何良种，如果没有适宜的土壤，也是不会生根、发芽，更不会开花、结果的。”［16］深谙国情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性的彭明，在著作中集中阐述了社会主义者国情结合历程中的某些阶段性突破或曲折。

1.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萌发了国情结合意识

对于1919年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开展的 “问题与主义”之争，彭明较早洞察出了它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蒙效应。他认为，李大钊“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他将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树概括为：一是在论战中揭示了“‘问题’与‘主义’不容分离的关系”，即研究实际问题与宣传理想主义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者应“努力将理想尽量运用于实境”的迫切任务，因为 “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她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17］P480-482。彭明的这种解读，视角独特，凸显了问题与主义纷争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以往的研究者普遍强调这场论争明确了中国革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必要性，却很少意识到它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远影响。实际上，李大钊在这场争论中表明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决心，也检讨了以往在研究主义时对中国实际考察的忽略。他曾写道：“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18］在某种程度上，问题与主义之争可谓中国国情探索中的里程碑式起点，它使李大钊增进了用马克思主义解答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自觉，也使毛泽东在怎样运用主义上获益良多并于同年成立了“问题研究会”致力于实践的考察［19］。

2.在社会主义辩论中对国情作出了初步探索

1920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与研究系政客之间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应走什么道路的辩论。彭明肯定了这场辩论在探索中国国情、确立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上的重要成就。他分析说：关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讨论，是五四时期颇有现实意义的论争，“由于论战双方都以日后中国的发展方向为宗旨，所以，对国情的考察和研究就成为他们的一项共同任务”。尽管双方对国情的涉及深浅程度不一样，结论也大相径庭，但是都将目光投向了对中国发展影响至巨的国情研究上，并在“中国应尽快发展实业，早日走向独立富强”上获得一致。而结论的大相径庭是因为，研究系分子在考察中国国情时，清楚中国受国际资本主义宰割的处境，但在思考发展道路时却忽视了列强的本性，社会主义者则对中国受外来控制的半独立现状有更深理解，因而否认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行性，主张以社会主义来救中国。［17］P493-494在分析了社会主义者在国情结合上的有益尝试后，彭明指出：由于双方受时代、知识结构以及阶级等限制，再加上是以论战形式开展，故争论的武断和失误在所难免。社会主义者作出了无法通过资本主义道路来独立发展实业的科学判断，却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帝反封建性缺乏应有认识，因而过早将其当作革命对象，尚不能懂得中国革命需分两步走的道理。［17］P493-494通过呈现早期社会主义者对中国半殖民地国情的准确分析，彭明揭示了这场论战的时代意义，突出了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重要影响；对社会主义者关于资产阶级双重性认识不足的剖析，则为我们理解土地革命时期“左”倾关门主义思想流毒的历史缘由提供了新思路。

3.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取得了国情认识的重要突破

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的那场论战，彭明亦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作过分析，论述了当时社会主义者国情认识水平与革命道路选择上的内在关联。他指出：社会主义者在那场论战中围绕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性质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它为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产生了党的任务要么为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左”倾判断，要么为等资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成熟再进行革命的右倾“取消革命论”；另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社会仍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有了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引领了中国革命的胜利。［20］彭明的这番分析，突出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在社会主义者国情结合历程中的重要地位，也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与国情结合程度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潜在影响，为理解党史上革命阶段判定中的“左”右倾错误提供了独特视角。毛泽东曾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对社会性质的认识准确有否，直接影响到中国革命道路决择的科学性。党史上某些社会主义者的两次革命论或“毕其功于一役”的倡导，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内在关系的错误理解，更是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不准确判断。

4.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历经了国情结合的曲折

在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历史的分析中，彭明提出，社会主义者在国情结合上历经曲折，这种曲折主要由于没能把握到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的现实”［20］。他认为，当时对新中国国情的认识曲折体现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空想”中。在他看来，空想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虽已有固定含义，但从广义来说，任何不符合实际而在实践中破产的均可名之空想［21］P652；由于人们在确立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以及对其精神实质的深入了解中，都会遵循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11］P80，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科学社会主义后，并不意味着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就成为历史陈迹，如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也经历着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五四时期实验工读互助运动的失败到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而且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从狂热向现实的回归。他提到，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失误为1958年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而整个“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毛泽东急于在中国实现其‘左’倾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产物，是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空想成分，在新的政治环境下的急剧膨胀”［21］P615。他特别提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前仍然存有在新的社会实践中纠正思想和理论中的错误、空想部分，不断探寻社会主义发展新规律的时代任务。彭明着重从“空想”角度，对建设时期国情结合曲折历程的剖析，实际上提出了对国情的认识需要跟随时代和实践不断发展，亦即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现实任务。彭明的这些观点，形成于1990年左右，在当时显然具有很强的创新性，而且引人深思。

5.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中发展了毛泽东国情理论

学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彭明谈到，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指引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就在于它总结了历史经验，把握住了 “基本国情”。而且，在纪念毛泽东的100周年诞辰时，彭明主编的《论说毛泽东丛书》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与毛泽东国情理论作了关联。丛书中的《土壤与种子——毛泽东的国情观》提到：毛泽东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作出了科学分析，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对我国国情进行了有益探索；这一探索对后来的初级阶段国情分析作了重要铺垫，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对毛泽东的国情理论的重大发展”。书中总结道：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判断历经了“四步曲”，从提出“建成社会主义大概要经过五十年”，到诠释“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分为建立和建成两阶段”，转而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加快建成甚至提早进入共产主义”，最后仍然强调 “我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编著者分析说：这一认识从接近现实到走向空想，又从空想返回现实，尽管毛泽东因急于建设社会主义而陷入革命空想论，但经过失误后，作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分析，取得了研究国情的重要成果［22］P155-161。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对毛泽东国情探索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对我国所处历史阶段的全面、系统分析，是对毛泽东国情理论的重大发展［22］P184-185。显然，这些观点是对彭明的“土壤与种子”论、社会主义“空想”说在初级阶段论提出后的进一步发展，它从国情探索和结合的角度为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一脉相承作了生动注脚。

三、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成果的诠释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成果，彭明也作了一些探讨，他认为20世纪的中国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的三次结合，而且结合的成果之一——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多名共产党人为其贡献了理论因子。

1.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在20世纪完成了三次结合

在彭明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20世纪经历了三次结合，而且他根据时代的发展对结合的具体内容作了调整。1983年，彭明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实现了三个结合：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特征的结合，从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形势的结合，从而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3］2001年，彭明再次总结说，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有三次重要结合：第一次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23］彭明对三次结合的先后界定，都体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中的独立思考。他在作第一次总结时，由于邓小平理论尚未正式形成，故只限于对毛泽东思想的梳理，而且，1987年的十三大才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两次历史性飞跃，十五大才明确两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所以，彭明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展的这一学术探索是一种独创。他的两次总结虽与今天形成共识的两次飞跃成果的提法有些出入，但都不失其合理性。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飞跃成果历经了四次理论提升，其中两次就为 “明确 ‘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构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核心理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24］。更有研究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有一个从量变到部分质变，从过程性部分质变到总体性部分质变，从阶段性飞跃到历史性飞跃的过程。”［25］由此可见，彭明将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等理论成果视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重要体现，实际上强调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呈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成果的某些过程性质变或阶段性质变。而他的两次归纳都将党的成立作为首次重要结合，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理论成果之外的实践（或说组织）成果的总结，这种分析更能凸显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划时代意义。

2.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研究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时，彭明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一项众多革命者协力探索的重大课题。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对这一理论体系的最集中、最完整的阐述和概括，而多名早期共产党人也对这一革命规律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探索。他将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的早期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主要归纳为三方面：一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探索。如李大钊在1922年的《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等文中即提出，无产阶级的新民主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组建“民主的联合阵线”来建设人民政府并抵抗国际资本主义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高君宇、瞿秋白、邓中夏则在1922年至1924年间先后论述了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者为无产阶级而非资产阶级。二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如周恩来在1929年就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为中国革命的特征。三是对新民主主义前途的探索。如刘少奇和王稼祥在20世纪30年代都对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必要性作了重要诠释。这些研究成果最早形成于1982年彭明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讲稿，时为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不久。彭明对前述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中贡献的梳理，虽然未能详尽论述，却对历史决议的论断作出了较早解读，今天读来，对于理解早期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贡献不无裨益。

彭明从以上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系统考察，而且，他的相关研究带有几个显著特征：

以文化思想史的考察为突破口。彭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主要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进行的。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多次呼吁，一部完整的现代史应该包含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史等。他指出，经济是历史的骨骼，政治是历史的血肉，思想是历史的灵魂，然而，在现代史研究中思想史仍然是空白。例如，对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和破产过程就缺乏如实研究和反映，可这一问题对于了解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至关重要。他强调，研究现代政治思想史，可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增强用马克思主义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信心。［26］深感学界文化思想史研究力度不够的彭明，先后推出了《中国现代思想史十讲》《从空想到科学——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等力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作了系统梳理。也正是在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全景式梳理中，他描绘了马克思主义怎样在中国传播和运用的具体过程，并揭示了为何能广泛传播和运用的深层原因，许多见解新颖而深刻。

以五四时期为研究重心。彭明为享有盛誉的五四运动史专家，其马克思主义研究亦带有这一印记，他的许多著述都是以1915年至1921的五四时期的人或事为考察的。如他对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地位的考察、对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的考察、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第一第二次论争的考察、对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考察，都属于五四时期的重要内容，对这一时期传播史的重视很有学术意义。沙健孙曾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理解五四运动，也就很难深入理解整个现代中国的历史、现代中国的革命，很难真正懂得中国人民为什么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27］同样，不分析五四时期的历史，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张静如也指出:“引进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前提。没有引进，也就谈不上其他。所以，引进阶段很重要。”［28］P958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被引进到中国来的重要时段，彭明以此为重心开展的研究，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源头和后续发展。

学术观点的动态发展。精益求精是彭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又一特色。他在不断丰富、完善自己学术观点的过程中彰显出了一位历史学家一丝不苟、与时俱进的精神。如在对李大钊与胡适论战的评析中，由于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共党史研究中革命史观的某些影响，他在《五四运动史》中曾提及 “胡适通过宣扬阶级调和向马克思主义发起了进攻”，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斗争的第一个回合”。而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中，他将其认定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后发生在新文化阵营内部的第一次公开论争”，并特别强调两人的友谊并未因这场论战而破裂。后一论述显然更符合历史事实。又如，他在早期的文章中提到，李大钊在留日期间受到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启蒙［29］，但是在后来的研究中，他明确表示李大钊受到河上肇影响的时间是在其归国之后；等等。这些学术观点的进步，无不体现出彭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在不断地作出新思考和新判断的与时俱进精神。

研究与教学紧密结合。彭明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有机结合。他毕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投入了大量精力，1979年还与李秀林、高放等刊发了《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学工作的回顾与展望》，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相关课程开展的经验教训。正是日常的教学工作，给了他很多科研灵感。他在《科学研究是知识更新的重要途径》中回忆说，自己的许多研究选题都是从教学实践中得来的。综观彭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章，数篇载于《历史教学》，且多以问答的形式为教学释疑解惑；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十讲》，则是他多次应邀教授思想史而整合成的论文集，其教学对研究的影响可见一斑。同时，彭明从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使其在课堂的教学中得心应手。例如，以往的教师论及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只讲 “三次论战”，彭明则将空想社会主义的流行和破产，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历程带入教学，学生无不倍感新鲜、备受启发，其研究对教学的促进显而易见。可以说，彭明是教学相长并及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进课堂、进头脑的楷模。正是在日复一日的教学实践中，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也得以扩展。

［1］彭明.马克思学说何时介绍到中国［J］.新时期，1981（1）.

［2］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彭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几个问题［J］.历史教学，1983（3）.

［4］彭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J］.教学与研究，1964（1）.

［5］彭明.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的中国：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J］.史学月刊，2001（3）.

［6］郭若平.多重阐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五四”观念演进之“路线图”［J］.中共党史研究，2009（5）.

［7］彭明.论五四时期的理性精神［J］.历史研究，1989（3）.

［8］彭明.中国近现代史论文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9］“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0］彭明.李大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中共党史研究，1989（6）.

［11］彭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十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12］彭明.李大钊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N］.人民日报，1989—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