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季

一

盛可以因为跳脱了所谓的“美女作家”“身体写作”的怪圈而让文坛体会到了一股脱俗之气。她的文字以真实和深刻见称，在对人性之恶的展示上，她从来不遗余力，因为在她的艺术观念中，“善的东西是浮在上面的，而恶是沉下去，因而也是更值得探索”。①因而在其理念指导下所创作的小说风格也就凌厉、凶猛而尖刻。这种风格如“自始至终闪着寒光的刀子”②，“在最隐秘和最不可人处手起刀落，然后捧出血淋淋的一块块器官和肉体”。③又如“照妖镜”：“面对这样的一个人，哪怕你和她远隔重洋，也照样有可能在她的照妖镜里露出原形。”④盛可以的文字有多恐怖？在理性和不动声色中，盛可以将世界的表象解构，剩下了一堆枯骨，而她作品中的关键词无外乎阴谋、残忍、懦弱、恐惧、嫉妒、撕裂、背叛……她甚至更像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医生：将病人的肚腹剖开之后，她躲在阴暗的急诊室里欣赏着病人的伤口，根本就不去考虑应该及时地将伤口缝合好，她戴的手套上还一滴一滴往地板上淌着血，她有可能还要把淌血的声音当做音乐声来侧耳倾听，但对于那可怜的病人，她就是不管。⑤

这样的比喻让我们联想到一个现实主义者的困惑：小说究竟是用来鼓舞生活，还是用生活来捅自己一刀，在欣赏完伤口之后，垂头丧气地离开？雨果面对同样的问题，就曾经说过：不要任意把人民的创伤暴露出来，当你没有办法医治这些创伤的时候。⑥这句话是说给左拉听的，先不论它是否适合当代中国的文学语境，但同样作为暴露社会创伤的医生，小说家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否应该融入于作品中？很明显，盛可以作为一个“不管病人的医生”，她并不想去追究这些创伤的本质，也不想扮演一个道德仲裁者：“在我的写作里，我不想有任何道德的立场。”⑦在《北妹》中，盛可以虽然一阵见血地指出了底层女性的颓败与苦难，但却持有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让人不寒而栗；《道德颂》中，弥漫着“爱欲的颓败和消散”⑧，婚姻道德的界限被模糊，剩下的只有“撒旦的诗篇”⑨，从而“呈现心灵的悸动”⑩；《致命隐情》和《心藏小恶》中，底层人民内心中的愚昧和恶被渲染得淋漓尽致；《白草地》中，那一杯生理盐水不仅阉割了性欲，更阉割了生活的希望与人性的良知。在盛可以笔下，不外乎这些透着矛盾与冲突的悖立视角：一方面是对底层人民的深刻同情，另一方面则是一种与整个世界敌对的反叛姿态；她巨细无遗地展露人性深处的一切罪恶，同时也展现出企图改造这种罪恶的一切的可能性难度。

《墙》⑪这篇短篇小说在盛可以的诸多小说中显得格格不入，恰是因为它的幻想成分和不多见的温情。从艺术层面来说，小说遵循标准的双线结构，主线副线交叉相得益彰；作品主旨清晰，语言细腻、温润，人物关系纯洁而美好，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篇“标准小说”。“标准”这个词并不费解，它在这里意味着正面、向上和圆满。这在以剑走偏锋求胜的当代文坛中，可谓是太“出格”了。但尽管《墙》没有秉承盛可以一贯的泼辣风格，却也透露出更容易被人们忽略的，但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作者真实的创作倾向。正如上文所说，盛可以一直在以文字对抗整个社会，她时而冷峻，时而残忍，但是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则更具有穿透整个心灵的力量。

《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主人公顾卫星是一个建设局的小公务员，参与到古街拆迁的工作中。在工作进行中，他怀念起儿时的美好时光，对陪伴他成长的古城墙生出了恻隐之心。在古街里他偶遇了儿时的同伴郝美，两人产生了爱情，在得知郝美正是拆迁的支持者和设计师之后，他挣扎在爱情与事业之中。在顾卫星的坚持和感化下，郝美修改了设计图纸，保留了古街的大部分，“外墙翻新，部分改造”，故事至此取得了圆满的结局，顾卫星“这位跨着良马、披着浪漫斗篷的堂·吉诃德雄心勃勃，令夜晚的小院变得天宽地广”。

堂·吉诃德这个典故用得绝妙。将个人奋斗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一向不是一个专业作家热衷的事。盛可以更偏向发掘人骨子里的一种浪漫与偏执，一种文化的坚守。这跟政治是无关的，但又确实是靠血淋淋的政治影射出来的。拆迁这个命题，牵扯出一系列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伤痛，而堂·吉诃德式的幻想与执着又使题材脱离了政治概念的狭隘，进而上升到“信仰”的范畴。在这一点上，盛可以的塑造是成功的，如果忽略掉短篇小说里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单薄，我们会发现，面对一件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一种完满的结局会更让人沉默和叹息。

二

什么是信仰？中国人的信仰在哪里？这已经是被讨论滥了的一个问题。至少在《墙》这篇小说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陈词滥调”，和一些关于中西文化的冲突。在顾卫星眼里，信仰就是将右耳贴到城墙上，聆听过去的历史，“仿佛进行某种仪式”。在郝美的眼中，信仰就是住上大房子，不用倒便盆，是美国式的以人为本。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取向，在一开始就碰撞出激烈的火花。如果说这是作品的第一个层面——表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那么第二个层面就是表现历史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冲突。中西之间，新旧之间，我们该如何取舍，这古老的城墙就象征着历史，推翻历史就是“与语言切断联系，未来的时代将会变得黯哑”。在这一点上，盛可以是抱着怀旧的态度，至少表面上如此——但是细读作品，我们发现作者的态度其实很微妙。

首先，作品真正的主人公到底是谁。是“中国当代的堂·吉诃德”顾卫星吗？为了阻止拆迁，顾卫星煞费苦心写了一个报告，“竭尽所有才华，用优美的词语描述了仿宋街百姓的诗意生活与恬美安宁”。然而这份报告根本上不了会议桌，“它像一条缺氧的活鱼被晾在领导的办公台面，它奄奄一息的样子令他羞愧难当”。顾卫星的尝试是失败的，他只是一个失意的、没经历过真正的生活却又为生活所逼的、离了婚的小公务员。尴尬的身份注定了他只是一个“白日梦患者”。他没有什么真才实干，却又满脑子文艺青年的浪漫念头，面对商业化的社会和权力话语系统，他几乎是接近于被淘汰的一类人。他家境不差，却循着父母安排的道路，没有选择文学，而是学了管理，继而当了公务员，没有自我意识地走下去，结果碌碌无为，甚至失去了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说，顾卫星后来对于拆迁的一番作为，实质上是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反拨，是对这个消磨他存在价值的社会的一次反抗。这是顾卫星与“堂·吉诃德”之间的共通之处——对于这个荒诞世界的卑微反抗者。

然而，顾卫星最终实现反抗目的的途径并不是通过别人，正是与他有着巨大价值观冲突的郝美。郝美在这里一直是作为一个完美的象征品，一个抽象概念上的主体。郝美生长在落后的古城街道中，吃够了作为底层民众的苦难，她父亲早逝，自己和母亲度过了那段树下倒马桶、昏暗光线里缝衣做饭的日子，“她家显得有点凄冷，屋里简陋，室内光线微弱，也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唯有郝美像珍珠一样放光”。郝美通过努力，去美国选修了自己热爱的建筑设计，如今学成归来，成为了古城拆迁的设计师。然而见过世面的她依然保持淳朴与活力，“她梳着漆黑的马尾辫，穿着白色棉质背心、牛仔裤，脚下是白色匡威运动鞋，两条腿弹簧似的穿过马路”。漂泊的经历让她与顾卫星惺惺相惜以至于相爱，而她也曾斥责顾卫星：“说着诗意和田园的，就是你们这种没住过破房子、没吃过农民苦的人。”郝美身上焕发出来的蓬勃生机，以及那种自我奋斗的坚韧品质，赫然成为了照耀在顾卫星无痛呻吟之上的光芒。从这个意义上说，郝美才是作品真正的主人公，郝美两字也谐音“好美”，她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实现了顾卫星阻止拆迁的愿望这么简单。这个“设计师”并不是盛可以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包含着作者的一种人文期待。作者通过这样刻意安排的完美结局，就是要告诉人们：凌驾于底层人民意志之上的所谓崇高理想，都只是自我欺骗；真正的现代化并不是单纯抛弃历史，不是单纯追求商业利益，同样不是借助历史沉浸在自我满足的意淫之中而抛弃了与社会底层民众之间的联系。郝美既鄙夷顾卫星的不切实际，却又是能够真正理解和尊重顾卫星的人；她对于顾卫星幻想的支持，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她的“以人为本”观念的开放性和正确性。

因此，盛可以的价值偏向和强烈的人文关怀在这里可见一斑。而这部作品的温度，在对郝美的赞颂中逐渐升温。顾卫星儿时的梦想，那个映在窗子上的身影——让他长大了都念念不忘的类似信仰的东西，正是郝美。这就是两种价值观的结合点。爱情和事业的矛盾、两种不同文化的矛盾、现代与传统的矛盾，都在这里消弭，取而代之的是对“爱”和“梦想”的坚持。

作为一个常冷眼旁观、把玩别人伤痛的作家，盛可以在《墙》中展现的温情确实令人讶异。当然，作品中也不乏对于时代的“点醒”，如暴力拆迁的问题，公务员滥用职权的问题，城管执法的问题等。不过在结局的映衬之下，这些都成了历史进程中一缕飘渺的烟云，是体制下的不可避免之痛。盛可以绕过了“体制”，从人的内心去追寻一条文化终极的出路，不可不说是另一个“堂·吉诃德”。

三

盛可以曾经说过：“文学需要冒犯的力量……以知识和思想进行冒犯的力量是巨大的。”⑫在《墙》中，她到底冒犯了什么？为什么她一反常态地打起了温情的旗帜？

在《缺乏经验的世界》中，盛可以做了一句精辟的总结：当人们以经验自居时，不知还有几人识得缺乏经验的妙处。这句话可以用在两性关系上，亦可用在文学创作和对世界的态度上。堂·吉诃德在无数次惨痛的经验教训面前，忏悔了自己阅读骑士小说的罪过，同时也放弃了自己作为英雄的权利——用基拉尔的话说就是，人物临终否定了他的介体，而否定介体就是放弃神性，就是放弃自负。⑬而我们现在的世界，同样是一个充满负性经验的世界，无数个堂·吉诃德在经验面前败下阵来，人类的价值观时刻处于一种混乱、颠覆的危险之中。在《墙》中，顾卫星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在人生已经失意、没有诸多可能性的34岁，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显然，这种行为本身，就冒犯了绝大多数人的经验。当生活给予人的思维定势就是你不可能战胜这个世界时，一个在城墙里听见历史的孩子，就显得特别珍贵。盛可以跳出所谓“常态”，将对经验的憎恶灌输进顾卫星的体内，换来了这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与堂·吉诃德一样拥有着荒诞与崇高的双重特质。康德认为崇高是“通过对生命力的瞬间阻碍、及紧跟而来的生命力更为强烈的涌流之感而产生的”，⑭它根植于人的主体意识当中，某种强大的阻力与人的主观经验发生了碰撞并激发出一股内在生命力，崇高感就产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崇高恰恰是对经验的反叛。

小说中提到，顾卫星是看了《霍乱时期的爱情》才回到古街的，我们无法断定这部作品给了顾卫星，或者盛可以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对爱情与死亡的一种凌乱的冲动是将顾卫星与城墙、古街、童年、历史、自身命运联系起来的纽带，而这种纽带因为郝美的出现而更加牢固。因此，当我们无端揣测顾卫星为什么故作崇高地阻止拆迁时，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看似可笑的结论：因为爱情。这与上文的郝美是顾卫星信仰的结论并不冲突，它恰恰证实了作者的创作观念——盛可以并非有意宣扬什么民族责任感，历史负重感等，而是循着人性的轨迹刻画出了这种“崇高”产生的历程。爱情正是顾卫星主观意识中的生命力的暗涌，而拆迁正是外部的一股强大阻力。

在温情背后透着崇高的力量，这是对这部作品最好的总结。很多时候，我们的力量不是来源于经验，而是来源于一种经验之外的震撼力。它可能来源于一本《霍乱时期的爱情》，也可能来源于路人举手投足间的一个细小动作。盛可以将此类题材的传统宏大叙事解构，渗透在细微的爱情生活中，并披上一件浪漫主义的外衣，其背后却是关于国家命运、人性寻根的深度思考。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作品在某些地方仍然显得“幼稚”，但是这种“幼稚”背后，是盛可以抛开凌厉辛辣的外表，返璞归真后的一副天真姿态。正如她近来在谈到自己风格有变化时所说：“我喜欢变换风格……风格这东西，和年龄阅读以及不同时期的思考都有关系，但有不变的核心，那就是对人性可能性的无尽挖掘，让通往幽暗的小径以及深邃之处的幽暗都变得明亮与真实。”⑮在堂·吉诃德式的生命冲动中，我们可以看见那“明亮与真实”的人性。

再回到我们最初讨论的“社会问题”上。对于这个问题，雨果对左拉有误解，我们对于盛可以也有误解。当我们认定一个作家的使命不仅仅是“暴露问题”而是医治问题的根源时，显然我们对于作家抱有了太高的期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没有了影响生活的力量。文学既可以来源于生活、再现生活、模仿生活，也同样可以“表现”生活、激励生活并改造生活。盛可以2011年完成了《墙》，在2013年，她的家乡就上演了现实版的《墙》。湖南益阳兰溪有两百年历史的枫林古桥，被当地政府修缮，结果面目全非，甚至上面的石麒麟也被怀疑掉包。为了保护古迹，盛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与影响力与当地居民一道进行了维权运动，直接叫板当地政府。活动持续了近一个月，终于被上级有关部门关注，事情以发出“整改通知书”的方式得以初步解决。⑯在这件事情上，盛可以身体力行，实践了自己在《墙》中所展现的文学理想，让生活充满了文学的力量。

显然，我们可以将作品中的社会责任感与作家本身割裂开来，却无法把作家与生活割裂开。现实是文学最深厚的土壤，也是最终的归宿。中国近几十年文学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风格逐渐“向内转”，关注于人的内心世界，往往割裂开文学与现实的联系，强调现代人精神的迷惘，强调一切的负性经验，强调人的悲剧命运，强调私欲和恶；然而，文学是不应该排斥“正能量”的，虽然私欲和“恶”在客观上成为历史进步的“杠杆”，但人在介入历史的时候却不能主动地将恶奉为自己的实践原则，而应当以善的努力、对恶的批判的姿态来介入。⑰凡是文学中暴露出的一切“苦难”，若不能激励人在现实中追求更好的未来，那么这种“苦难”也就全无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已经摆脱了“崇高”，摆脱了“上帝”，摆脱了人的神话。我们冒犯了既往的一切的规则，而同时也应该有所坚守，正如盛可以一样，扮演一个全无经验的堂·吉诃德，只为了坚守心底的那一份爱与美。风格可以变化，但变化的风格之中，能永远感受到那颗湿润、纯真、幻想、勇敢和悲悯的心。

注释：

①盛可以：《文学在当下的艺术可能性——第三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纪要》,《南方文坛》2005年第1期。

②⑤汪政、晓华:《小说在谁的手里成为刀子——读盛可以的短篇小说》,《当代文坛》2007年第2期。

③吕雷：《追寻现代人感觉认同的轮回——从“新感觉派”到莫言再到盛可以》，《南方文坛》2009年第3期。

④李修文：《盛可以在她的时代里》，《南方文坛》2003年第5期。

⑥[法]让·弗莱维勒著，王道乾译：《左拉》，平明出版社1955年版，第35页。

⑦盛可以：《盛可以小说创作对谈录》，《河池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⑧李敬泽：《“我”或“我们”——<道德颂>的叙述者》，《当代文坛》2007年第2期。

⑨董外平、杨经建：《撒旦的诗篇——评盛可以长篇小说<道德颂>》，《理论与创作》2009年第2期。

⑩金理：《呈现心灵的悸动——以盛可以的<道德颂>为例》，《小说选刊》2007年第2期。

⑪盛可以：《墙》，《创作与评论》2011年第1期。本文对原文的引用，如无特殊说明，均出自此。

⑫盛可以：《缺乏经验的世界》，深圳出版集团、海天出版社2012年版，第210-211页、第64页。

⑬刘佳林：《纳博科夫与堂吉诃德》，《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

⑭[德]康德著，邓晓芒译：《批判力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

⑮曹淑贤：《盛可以访谈录》，《时代文学》2013年第11期（上）。

⑯哲贵：《意外盛可以》，《文艺报》2013年 5月 27日。

⑰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史（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