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三定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希望作家自觉深入生活，接触基层，关心时代，关注现实，关爱民众，以创作关注和参与现实变革，以作品感应和表现时代，从而反作用于社会和时代。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多年，岳阳的文艺创作成就卓著，影响巨大，不断产生出有全国、乃至国际影响的重要作品和重要文艺家，岳阳的文艺家被人们誉称为“文坛岳家军”。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要精髓，也是岳阳文艺家们自觉追求、努力实践并已逐渐形成的重要特点和风格。

一

积极关注和参与现实变革的精神，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要精髓；同时可以说，其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文化因子，在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岳阳渊源有自，源远流长。

爱国诗人屈原的《离骚》等诗篇写于岳阳的汨罗江畔，他自己也选择了汨罗江作为最后归宿。屈原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积极参与现实的变革和斗争，殷切希望楚王不要效法夏康、五子和后羿，应该像那些贤明的君主，明修政令，任用贤才，使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但现实太黑暗，他苦苦追求的理想完全不可能实现，“哀民生之多艰”“哀吾生之无乐兮”，其忧国忧民之思愈来愈浓重，最后达于极点，便以身去殉理想。屈原这里也许是积极关注和参与现实变革精神的最早的源头。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官朝廷，就为百姓而忧；贬官江湖，就为君王而忧。进退皆忧，宠辱不计，始终以天下国家为重，满怀担当意识，保有对现实社会的参与精神，这就是屈原、范仲淹等开创的岳阳文化精神的重要内核之一。近代的岳阳籍志士郭嵩焘、左宗棠，现代、当代的岳阳籍文化名人（主要是文学家） 如李六如、彭家煌、刘大杰、康濯、李锐等身上的积极关注和参与现实变革的精神与传统的岳阳文化精神可谓一脉相承。

二

新时期岳阳文艺家们总是自觉追踪社会发展的轨迹，努力主动把握时代的脉搏，热情表现现实的变革和发展。

岳阳文艺家的戏剧创作在自觉关注现实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甘征文的大型花鼓戏喜剧《八品官》(1982年)以“文革”结束不久为背景，写刚获平反的刘二，毛遂自荐担任苦竹坳谁也不愿当的生产队长（所谓“八品官”），领先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他富于进取，敢作敢为，与爱人、岳丈和社会上的其他人发生了一系列矛盾冲突，最后导致夫妻离婚。但他能诙谐幽默地处理好各种矛盾，使贫穷落后的山村发生了根本变化。段华、张敦云的花鼓戏《镇长吃的农村粮》(1989年)写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湘北湖区某小镇，有一位吃农村粮的镇长何土，新上任不久，遇一位渔姑状告中共镇委书记之父石爹欺行霸市。何土秉公执法，对石爹处以罚款，因而引起了不少风波。但何土忍受各种非议，很好地处理各种矛盾，终于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吴傲君的《将军谣》(1991年)是一部纪实性戏剧作品，剧作写平江藉老将军喻杰上世纪七十年代离休后，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故乡——平江县丽江村安家。他见到家乡亲人的贫穷，怎么也不能安心休养，不顾高龄，带头捐款，修建水电站，植树造林，造福后人，并坚决与腐败现象作斗争。主人公喻杰是个充满现实关怀，有自觉使命感、责任感的新时代的英雄形象。吴傲君的花鼓戏《老骆轶事》 （2007年） 一剧中，“洗脚”“擦鞋”

住院”“吃饭”“开会”等这些当今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东西分别成为各幕的小题目，使人觉得剧作写的就是当下的社会生活，给人鲜活而真实的明显感觉。

岳阳小说家们的创作同样自觉地贴近现实，努力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彭见明的成名作《那山·那人·那狗》(1983年)写老乡邮员几十年来都跑这趟二百多里的邮路，现在要让儿子接班了，他先给儿子带班，领儿子走路，教儿子尽职。父亲、儿子同样地爱山、爱乡邮、爱乡亲。父亲教育儿子，儿子体贴父亲。这里写的是深挚的父子之情，更是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翁新华的中篇小说《再生屋》(1986年)从一个侧面生动而深刻地展示了几十年乡村的变迁发展和社会世态，乡村缓慢、滞重的外表里蕴蓄着变革、发展的内力，让人感慨系之。彭东明的中篇小说《故乡》(1987年)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把一幅幅由细节和情景组成的生动社会画面逼真地展现出来，革命老区惨烈悲壮的历史、苦涩沉重的现实都在这些画面中得到了具象生动的显现。读《故乡》不由人不生忧患，不由人不动感情。杨亚海的长篇小说《边关》 （2011年） 着力描写的，主要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场西南边境自卫还击战初期的一次收复失土的大战斗。作品充分地写出了我方被迫自卫还击作战的正义性，逼真地写出了战争的残酷和惨烈；特别是成功地塑造了岑西（出场时是营长）、老猛（出场时是一连连长）、老骚（出场时是二连连长）、老儒（出场时是三连指导员）、老三（出场时是副营长）多个血肉生动的当代硬汉军人形象。真诚爱国，对祖国绝对忠诚，视戍边卫国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和天职，是他们共同具有的精神境界；“打仗不怕死，跟敌人搏斗不要命”，是他们共同具有的英雄气概；经过了长期的刻苦训练，身体素质好，军事技术过硬，是他们共同具有的军事基础。上述人物形象突出地表现出当代硬汉军人共有的素质和气质，洋溢着时代精神，感人至深。

阮梅长篇纪实文学《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 （2011年） 对当代未成年人心理危机展开全面调查和深入研究，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由于阮梅出自真诚的爱心，发现了被一般人所忽略了的当代未成年人的心理危机问题，她毅然提出：我们有责任在孩子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他一缕关爱的眼神、一条中肯的建议、一段时间的特殊关注，以此来阻止其心灵的一路陷落，直到孩子艰难转身、孩子的梦想开始轻舞飞扬。于是，阮梅创作了这部优秀的长篇报告文学，用以表达她对重要社会现象的热切关注和对普通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真诚关爱。李元洛（李元洛曾在岳阳度过了他的青、壮年时代）作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60岁后以散文创作为主，近年又写了不少诗歌，组诗《幕阜山八咏》本来是他2012年盛夏到幕阜山避暑休闲的所见所感，可在他的诗作中，我们看到幕阜山既是风景无限的美的天地，同时也是让人“未敢忘忧”的圣地。中国将士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幕阜山上与日本侵略者浴血战斗，幕阜山所在地的平江可以说整个县都是革命圣地，李元洛于是情不自禁地写出了《山呼》一首：“千山肃立不知名，依旧沙场秋点兵。似听声声声怒吼：苍天还我‘大将军’！”李元洛在幕阜山避暑、休闲、赏景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刚正不阿、为民请命、誓死不肯低头的“彭大将军”。李元洛身上流淌着的是屈原、范仲淹等中国传统文人的血液，所以，不经意间，他的人文关怀、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就自然地流露出来了。

三

岳阳文艺家们在主要描写现实题材的同时，也描写历史题材。岳阳文艺家们所写的历史题材、甚至传说题材的作品，总是具有超越具体时空的深广的社会意义，可以说，他们写的既是历史（传说），也是“当代史”。

陈亚先特别擅长于历史剧的创作，他的

《曹操与杨修》(1987年发表，以后多次修改)绝不是被动地再现历史，而是融入了作者独有的人生体验和对社会的深沉思考。他所塑造的曹操形象，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曹操，同时表现了曹操所代表的“一般”(中国封建帝王性格的本质概括)。曹操杀杨修既是曹操个人去杀，也是封建制度、封建文化形成的合力去杀。曹操杀杨修，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封建专制主义对自由和独立人格的虐杀。这样，曹操与杨修的矛盾就具有了超越其自身的深广的概括意义。吴傲君等的新编历史传奇剧《喜脉案》(1985年)是个取材于野史的喜剧作品，剧作结尾的“大团圆”当然令人高兴，它的诙谐有趣也令人忍俊不禁。然而，我们从喜剧的氛围中同时看到了人世的艰险，看到了在专制主义者面前普通人的卑下与无奈；特别是作品中胡植、柳怀玉和公主最终的化险为夷，主要还是有赖于李珙“死人说活”的假话，这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深深的悲哀与忧愤。曹宪成的《今上岳阳楼》（2010年）写的人物虽然是范仲淹、滕子京等古代人物，但引起我们的联想和思考却完全是现实的、时代的。《今上岳阳楼》促使当今官员反思如何处理“尊上”（遵从、甚至盲从上级）与“从下”（尊重老百姓、顺从下层民意）、“做政绩”与“干实事”等方面的矛盾冲突。陈亚先写鬼神界的京剧《阎罗梦》 （1990年），表面上写的是超越现实的阎王殿，但实际写的是现实的人生世界。

四

当代著名作家何建明说：“为人民写作应是作家的根本使命。”（见《文艺报》2012年4月9日）岳阳文艺家们正是在自觉承担“作家的根本使命”。在岳阳文艺家的心目中，人生和社会、民族和人民永远是第一位的，永远是高于艺术的，所以他们基本上是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阮梅在开展纪实文学创作前，总是先认真开展细致、全面、系统的调查，充分地获得第一手材料。据著者自述，为了写作《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到湖南、湖北、四川、河北等4省28所大（中）学、7所脑科医院、康复医院进行走访调查，接触了一千多名师生、二百多名患者及其家属。在这段时间里，著者与学生有过彻夜长谈，以患者身份住过康复医院病房，假以实习医生的身份跟班坐诊过心理咨询门诊，随医师回访过愈后的患者。正因为著者下了调查了解的真功夫，因此其报告文学作品能给我们提供大量真实、鲜活的典型案例。《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给我们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以材料说话，以事实说话，以案例说话。

诗歌创作的艺术形式在新时期是最富于变化的，有时简直令人眼花缭乱，但岳阳的诗人们始终不赶时髦、不趋流俗，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真诚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其中的代表杨孟芳的诗写得很精炼，也易懂，在乡亲母爱的执着表现中，既揭示出传统情感与现代意识的矛盾冲突，也探寻其间的契合点、互补性。当然，岳阳文艺家们也追求艺术的变革和创新，但绝不搞“为艺术而艺术”，绝不搞纯形式的花样翻新，他们在形式上探求和创新的目的是为了内容表达的需要。对于他们来说，形式美并不在于形式本身，而在于表达的自由，即能自由地表达内容。岳阳的军旅诗人王维（曾任岳阳军分区司令员）的诗集《剑语琴音》 （2012年）既有对军旅生涯的真实描绘，更有对军旅生涯的真情咏叹，后者集中地表现在作者对祖国、对人民、对军队、对战友的真诚热爱与无比忠诚。王维诗作的语言特点是自然流畅，没有半点雕琢痕。收入《剑语琴音》中的《军营随想曲》 （写于1980年中秋） 中写道：“清波荡野草，绿色萧萧，黄色飘飘，小丛枝垂果频摇。白云赴凌霄，谁去悄悄？谁来悄悄？大阔天穹日归早。”把军营描写得如此美丽、温馨、富有诗意，这里显然是着上了作者挚爱军营的“我”的色彩的。《军营故乡》 （写于1978年6月），其标题就深情地将“军营”当成了“故乡”，该诗最后一节写道：“我爱着粤北的山乡，她是我的军营故乡。我愿为她的未来祈祷祝福。为她美好的新生活，奉献自己的力量。”“我”到军营不是做客、不是做短暂的停留，“我”已视军营为“故乡”，“我”已和军营融为了一体。《义愤填膺》（写于1981年3月）前面的小序写道：“已是八十年代，看报道公园一游人不慎落水，好战士奋不顾身下水营救。就在岸边，一群败类，不但无动于衷，却还大喊：‘大兵，立功的时候到了。’道德沦丧恶劣程度，令人义愤填膺。”诗的最后两节写道：“嘲笑者们，有胆量，就来经历血火的考验，与我们一起，在生离死别中同行！”“不是随意夸口，也不是危言耸听。一刻没有我们，人民军队，祖国卫士；靠你们，这帮没有灵魂的软骨头；祖国母亲，那还会有一秒种的安宁！”作者出自对人民军队的真挚热爱、出自身为人民军队一员的自豪，挺身而出，怒斥道德沦丧者，激情奔放，痛快淋漓，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