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文格

一

每次回乡，我总要去看一眼堂哥那间作坊，作坊虽小，但那里曾是一个乡间匠人的秀场。如今，作坊成为一架锈蚀的钟表，凝固在某一时段，一动不动。墙面斑驳，布满坑洼，那是时光留下的老茧。

雾幔轻笼的早晨，站在山头眺望村庄，露水里村舍像一张陈旧的木版年画，在风吹日晒中褪去了鲜活的颜色，只剩一层水一样的白光。

炊烟久久不见升起，只有光线轻薄地打在苍白的纸上，风一吹纷纷破碎，那是山村贫血的脸庞。阳光已经困倦，带着浮肿的眼神，在墙根下无力攀爬，泥地里不知是谁留下了隔年的脚印，印坑中布满青绿的苔藓。

仰头遥看，土坡上高大的麻石村碑，已沉陷泥土，面目不清，字迹模糊。那些貌似山寨的屋场，依旧开满梨花、桃花和李花。春笋依旧拱破泥土，刺向天空。

堂哥是祖传三代的木匠，以前每次回乡我都会看到堂哥在作坊中挥汗如雨，吭哧吭哧地刨着木板或木方。动感的堂哥带着一种天然的美感，让我看到劳作的美丽，嗅到汗水的芳香。

刨花带着树木气息，如海浪一样翻卷，像柳枝一样飘飞，我站在作坊内大口呼吸，空气中满是鹅黄的木香。

堂哥虽是出色的匠人，可散落在山野，就像一粒草籽，一生都在风沙里翻飞。世居熏风和畅的农耕乡野，堂哥依凭祖传三代的上等手艺，很长一段时间都活得有脸面，有尊严。婚嫁喜庆、盖居造船、丧葬入殓，家家户户都离不开他精湛的手艺。可是数千年的积淀，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突然沉寂，风起云涌的工业化浪潮，让无数匠人渐行渐远。处在科学技术统治的时代，世界文明的机制和设置在科技的操纵之下，变成千人一面。我们穿一个品牌的服装，吃相同口味的食品，住布局雷同的楼房，用相同款式的手机，科技的强权将人连根拔起。面对一个欲望横流的时代，堂哥纵有出众的才华，绝妙的手艺，也无力为自己构造独一无二的世界。传统匠人被高速的流水线生产模式而挤对，那些铁匠、木匠、篾匠、染匠、漆匠、弹匠、裁缝，他们的背影日渐遥远，他们的动作日见陌生，他们的形象日见瘦小，最终将在乡村旷野中销声匿迹。

我在夏秋时节踏上了回乡的山道，老远就能望见屋后几畦碧绿的菜地，门前一垅泛黄的稻田。一种小桥流水，老树昏鸦的古典意境，浮现眼前。如果回乡的时候刚好是瓜果满园，丹桂飘香的仲秋，能看到山野的天空湛蓝如洗，小河碧清透亮，屋顶炊烟袅袅，几声鸡叫，几声牛哞，那简直是来自天堂的声音。这般唯美的田园无不令人神往，让外人羡慕。可是来此一游的匆匆过客们，蜻蜓点水般的感受，哪能理解天远地偏的山野，哪能看清孤寂落寞的心路。

堂哥有顶好的木匠手艺，大伙都说，如果堂哥愿意出去闯荡，早就是百万富翁或千万富翁。初闻此言，感觉并不靠谱，像是投其所好的恭维，无来由的吹捧，像贪杯之后的胡聊海侃，有点夸大其词，不切实际。

可是堂哥乃山野村夫，一介种地为生的农民，放到城里也只属引车卖浆者流，入不了台面，上不了档次。因此，别人对他压根就用不着吹捧和讨好。说他本可成为千万富翁，那也是有根可寻，有据可依的事。他带出的十几个徒弟，当初个个都是穷光蛋，远行他乡也多半是被逼无奈，当时外出并不敢妄想日后能富贵还乡，只求个温饱，养活一家子老小足矣。

徒弟们年轻，年轻人有梦想，有野心，也有胆识。与众多创业者一样，他们的发迹史就是一部血泪史，毫无传奇性可言。都是从最底层开始，吃别人不能吃的苦，遭别人不愿遭的罪。他们有过皮开肉绽的伤痛，断过指头，受过威逼，遭过谩骂，饿过肚子，睡过坟地。有个别人手指还断过两三回，最后连整只手掌都被机器吞下、嚼碎，成为一摊肉酱。他们没日没夜地加班，从一个普通打工仔开始，一点点掌握窍门，一点点积累经验，直至轻车熟路，练就了本领，再大着胆子出去单干

……

二十多个春秋过去，徒弟们不再是当年的穷木匠，他们在广东一个叫顺德的地方开起了各种名号的家具厂。徒弟成了老板，订单从国内做到了国外，资产从几万上升到十几万，然后再到几百万过千万。每逢过年过节，徒弟们衣锦还乡，带着新换媳妇，开着亮眼的豪车，腆着发福的肚子，上门看望灰头土脸，胡子拉碴的师父。进门率先奉上好烟好酒，再是一番感恩，接着来一番感慨，最后发表一通感想。徒弟们坐在师父贫寒的土屋中，每一句话都透着世事如梦般的吁叹和惋惜。而那间培养过不少富翁的作坊，已经密布蛛网，一派萧条，像掏空的鸟巢，鸟儿已经羽毛丰满，远飞他乡。

站在作坊外，徒弟们免不了要多看几眼，独自温故那段学徒的岁月。当年昼盼夜想，渴望早日拜师名下，祈求纳入门墙，忝列其中。而学成之后又是那样急切，急切地逃离这扇屋门，栖上高枝，寻找更广阔的天地。望着那扇木门，徒弟们有一种隔世之感。他们都是从那扇破烂的木门中走出去的山村匠人，当春天汹涌澎湃地到来时，山村却在一天天瘦弱苍老，但从他们脸上却见不到一丝难过的表情。

二

已近花甲的堂哥，没有太多的想法，自己做了一生的穷木匠，儿子嫌老爸做木匠没出息，彻底与木匠行当“拜拜”。技校毕业的儿子，正好十八岁，骨子里全是与传统格格不入的叛逆，舅舅买给他的长途车票，成为送给侄儿最好的成年礼。

十年的光阴流变，其间有多辛酸和血泪？这个恐怕已无法统计。只有老板那双与众不同的眼睛，尖锐如芒刺，不时扎着一位打工仔自卑的身心。梦想是困境中唯一的安慰，微光始终在头顶隐隐闪烁。28岁，那是冲向“而立”的最后两级台阶，这一年曙光初现，打工仔终于成为五金作坊的小老板。尽管最初的技术和订单都是从老板那儿“剽窃”而来，但对于一个挣扎在底层的打工仔来说，这么做也属被逼无奈，如果只会死心塌地做个打工仔，那将永无出头之日。

儿子两年前结婚，隔年生了孩子，把孩子放回老家来养，显然儿子和儿媳妇都不放心。山村偏僻，远离现代生活，购物、就医、入托全是空白，只有让父母过去帮着看孩子，那才是唯一的选择。

儿子正处在创业初期，小工厂的事情千头万绪，做老板身兼数职：从采购装卸，到进厂加工，验货包装，事必亲躬。什么都得自己管，所以儿子希望母亲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让他们夫妻俩一心打理工厂。

堂哥开始坚决反对，认为养个孩子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不放心送回老家来养，就请个保姆过去。可堂嫂疼爱儿子，更疼爱孙子，请保姆她放心不下，于是夜夜都在枕边吹风，想尽办法劝堂哥与她一块过去。堂哥哪能跟她过去，首先不说舍不得屋舍田土，就连伯父的难题也无法解决。伯母过世得早，伯父一直没有再婚，老人又当爹又当妈，把一双儿女抚养成人，兄妹俩上完了中学，能写会算。后来伯父又让堂哥随自己学了木匠，教读婚配，操劳一世，老人不容易，堂哥哪能扔下老父不管不顾。

说起山村的变化，那是从堂姐出嫁那年开始的。堂姐是山村第一批外出的打工妹，在温州一家服装厂搞刺绣，一做就是八年。八年的时光让堂妹从一个稚嫩的中学生，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大姑娘。那年冬天回家过年，堂姐身后跟着一位瘦高的小伙子。小伙子皮肤白净，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眉眼间充满了怯生生的表情。初次拜见准丈人，小伙子像个犯错的小学生，红着脸、低着头。进门时目光躲闪，进门后站着不敢说话，与现在胆大妄为敢爱敢恨的小青年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一开始这门婚事就遭到了父子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堂哥，像见了八辈子仇人。尽管人家一脸虔诚，备了重礼上门，但他态度决绝，表情冷漠，仿佛别人根本不是来相亲，而是来寻仇。堂哥不给胆小怕事的眼镜男子一星半点的面子，逼着他当晚就要离开。堂姐只好寻死觅活，与堂哥大吵大闹，堂哥这才同意暂且让眼镜男子在家留宿一晚……

后来因此事堂姐与堂哥大吵过几次。堂姐说堂哥心怀鬼胎，怕她远嫁之后撇下老父不管，侍候老父的事就会落到他一人头上。其实堂哥的胸襟并没那么狭隘，他是不忍心妹妹就这么突然离家而去，远嫁他乡，像一朵飘走的云彩，不见踪影。特别是他没有见证妹妹朝朝暮暮的恋爱过程，不了解眼镜小子的底细，心里不踏实。说到底就是不忍割舍这份亲情，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往后相互来往多不方便？最让他感觉别扭的是说话，亲人之间交流起来还要用“广播声”（普通话），一个人离开了乡音，亲情也就显得生疏起来，乡音才是传递情感的密码，丢了乡音，也就丢了故乡。

堂哥没想到妹妹会那样揣摩自己。妹妹的话像一把刀子，戮向堂哥心上，堂哥被戮痛了，像受了内伤，竟没有再去阻拦，妹妹在抗争中获胜，嫁到了邻县。

三

在外漂泊多年的堂姐，最终随丈夫回到了故乡。如今堂姐的儿子已上初中，夫妻俩用打工攒下的钱在老家盖了楼房。房子盖在公路边上，夫妻俩合计着开了个小饭馆，因价钱公道，口味纯正，过往司机绕道过来吃饭，生意越做越旺。堂姐在后院养了鸡鸭，在再远一点的地方养了猪羊。亲家公特别勤劳，种了不少的田园蔬菜，栽了各种瓜果，饭馆用的食材属于自产自销。小饭馆很快就火爆起来，周末或节假日，很多城里人呼朋唤友，成群结队地过来尝鲜。

堂哥看到妹妹一家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心里不免暗暗佩服妹妹的眼力，当年她认准这个戴眼镜的胆小男人可以依靠。姑娘嫁人其实也是一件颇有风险的事儿，几乎称得上浴火重生。不幸的婚姻会毁掉一个人，而幸福的婚姻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堂哥看到了妹妹的幸福，他打心眼里高兴，回想自己当年强烈反对妹妹的婚事，心里便有愧疚，所以当自己想求助妹夫帮助的时候，总感到不好意思开口。

儿子的电话像催征的战鼓，堂嫂还未起程，堂哥的内心就变得复杂起来。伯父身体不好，特别是近年来又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常常会半夜出门，到外面瞎逛，有几次险些跌入水库。堂嫂离家时，堂哥显得依依不舍。两人属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在一张床上睡了几十年，平时从没说过甜言蜜语，可夫妻俩一直公不离婆，秤不离砣，情感全都沉淀在心里。现在堂嫂要远行千里，而且一时半会还回不来，堂哥心里顿感空空落落。

除了感情上的依恋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堂哥不会做饭。尽管堂哥十分能干，无论是木匠手艺，还是干农活，里外都是把好手，可偏偏不会做家务，甚至一碗面条都下不好。堂嫂走的那天晚上，她依偎在堂哥胸前，问他：“我走了，你一日三餐咋办？”

堂哥装着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轻松地说：“放心吧！我和老爹不会饿肚子的！”

堂嫂走了，堂哥像个刚入门的新媳妇：喂猪、做饭、洗碗、洗衣，从头开始，他一样样摸索。开始显得手忙脚乱，很不适应，慢慢也就习惯了。每天早上，堂哥先把煮好的稀粥盛给老爹，自己再凑合着吃点，然后急着出工。

日子一天天过去，惊蛰前后，堂哥把屋后的一垅地翻垦过来了，他赶着季节栽上红薯，种了玉米。菜地减少了一些，他扩种了花生，家里只剩父子二人，蔬菜也吃不了多少，多种点红薯，能当猪饲料，年底卖几头肥猪，这是堂哥家里的经济来源。

门前的水田原来是种双季的，现在家里已经不缺吃了，人工、种子、化肥成本不断上涨，堂哥干脆把双季改成了单季。端午节前，几亩水田全部栽插完了，忙乎了几个月，终于可以歇口气了。

端午节前一天，伯父跟堂哥说，他想吃粽子。当时伯父一听有点为难，包粽子是个技术活，他从来就没弄过，既然父亲想吃粽子，肯定得满足，好在这也不算个难事。堂哥想了想，到村头把徐婶请来帮着包粽子。徐婶比堂哥要小几岁，她儿子是堂哥的徒弟，平时两家关系处得不错。徐婶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这些年儿子在外挣了钱，家境一年比一年好，无论是吃穿，在村里头都属上等水平。她家里有现成的粽子，提了一篮子给堂哥。堂哥再三推让，可徐婶执意要给，堂哥只好收下。那些天徐婶也正有急事要找堂哥。原来徐婶家的小孙子某夜在外受了惊吓，高烧不退，满嘴胡话。村医上门打针服药，可高烧仍持续不退。徐婶六神无主，万分着急，后来邻居给她建议，让她火速去请黄大仙施法。

堂哥一听就明白了，黄大仙是山里的巫师，每次施用法术都得雇请“阳兵”。黄大仙自己称当“阳将”，后面还要跟上“阳兵”，隔三差五就会在山村里鼓捣一回。做“阳兵”必须是阳气十足的精壮汉子，只有威猛强壮的“阳兵”，才能压住阴气。山里青壮年稀缺，堂哥被人家请得多，每次做完会给他酬谢，老人们都知道做“阳兵”的顾忌，因为捉鬼驱邪，会折损阳寿，所以充当“阳兵”被视作积大德的事。

深夜，大仙在旷野中烧香燃纸，时而辅以各种夸张的手势，完毕再朝孩子受惊的方向一通默念。“阳兵”则列队在后，跟随大仙往回直行，无论水塘河沟，还是山峁坟地，均不得绕道。这叫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们沿途大声呼喊，把孩子走失的魂魄喊回家去。

在民间自古就有这样的信仰，人守住魂魄才能安身立命。一个人如果失魂落魄，那将成为无根之草，没法生存。孩子受了惊吓，那就是魂不附体，轻则大病一场，重则危在旦夕。在此之前我从不相信，一个活人还有独立于身体之外的魂魄，还有出窍游走的替身。可当山村空落，疾病缠身之时，我开始相信了，相信所有的生命都伴着如影随行的魂魄，就像受惊的故乡，魂魄已经不愿附体，急需安抚。

四

每到年头岁尾，堂哥的内心就无法平静，既让快乐滋润，又被焦灼牵扯。那些功成名就的徒弟像走秀的模特，轮番登场。他们把豪车停在后山的路边，手上提着贵重的礼品，牵着漂亮的新媳妇，上门慰问师父来了。徒弟放下礼物，稍坐片刻，然后一番安慰劝说，请师父到城里看一看，走一走。

徒弟走了，堂哥拿出包装精致的烟酒，埋头品尝妙不可言的茅台、醇香入肺的五粮液，抽着五元一支的中华香烟。开始堂哥不知道徒弟孝敬他的烟酒价值几许，享受起来显得从容淡定。后来进城逛商店，见到明码标价的烟酒，一看徒弟送过的那些礼品，无一不是让人晕眩的天价。一瓶酒一头猪，一包烟一担粮，堂哥心疼上火。走出商店，他无法平静，像是犯下了弥天大罪的恶人，久久不肯原谅自己。一根香烟能买一盒快餐，真是口食如火化！

当把烟酒慢慢品完之后，一晃已是初秋。忙乎了大半年，眼前已是一派丰收的景象，不久红薯、玉米、大豆、水稻都将采收归仓。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野猪突然疯狂起来。开始是远点的红薯给毁了，再后来成片的玉米也毁了。野猪婆带着野猪崽，肆无忌惮，到处游逛，把整个田野菜地当成了它们的练兵场。

堂哥很着急，可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早年政府对土铳管得松，山里几乎每家都有一两支土铳，几个汉子带一群狗，上山一围，就能击毙几头野猪回来。现在枪支管制严密，所有的猎枪土铳统统被公安机关收缴，山里已找不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猎人。

山寨本来就地广人稀，加上青壮年全部外出，更显沉寂冷清。砍柴伐木的人少了，草木便疯长起来，植被得到了恢复，野猪趁机繁殖，成群结队。

没有见识过野猪的人想象不到野猪的凶猛和厉害。当老虎成为珍稀物种，退隐山林之后，野猪便悄悄强大起来，成为唯一敢与人类对抗的猛兽。野猪有力大无穷的嘴巴，坚固锋利的獠牙。特别是一身被松油树脂包裹起来的皮毛，成为刀枪不入的铠甲，让人百般无奈。村民布下套索，安放铁夹，不曾想，套索被轻易拉断，铁夹上只剩一条断腿。夹断了蹄子的野猪，瘸着三条腿照样在山里自由奔跑，往来如风。这种受伤致残的野猪最为可怕，像个饱受虐待的变态狂，遇上行人它不仅不会避让，还会主动进攻，甚至趁着夜深人静，冲进村里进行报复。与野猪正面交锋的村民非死即伤，那匕首似的獠牙，只要把人轻轻一顶，就将身体破裂，肚腹洞穿，留下两个血窟窿。

毁了玉米、红薯、花生之后，野猪越发狂妄，它们成群出没，开始围攻刚刚灌浆成熟的稻子。这个时候堂哥急坏了，眼看着一年的收成要被野猪糟蹋殆尽，实在没有办法了，堂哥只好采取最原始，也是最笨的土办法——挖地窖，设陷阱。

陷阱设在野猪出没的必经之路上，这一招应该管用。那是一个垂直挖掘的土洞，深度达四五米。土洞不能太浅，太浅了野猪即使落入地窖也能逃蹿而去。为了能捕获野猪，陷阱不但要有足够的深度，而且还要做得十分隐蔽，不露丁点痕迹。地窖的形状像一只葫芦，下大上小，底下布满了锋利的竹扦。

土洞挖好之后，在洞口虚掩一层茅草秸秆，秸秆上再铺一层青绿的草皮作伪装。野猪途经此地，只要一脚踏空，便会一个倒栽葱落入陷阱，无处逃蹿。

堂哥忙碌了半个多月，一共挖了八个陷阱。心想有了这些暗道机关，那些贪吃的野猪应该在劫难逃了。可堂哥低估了野猪的智商，野猪脑子聪明，并不蠢笨。不知它们是依靠灵敏的鼻子，还是招风的耳朵，总之野猪具有极强的反侦察能力。八个陷阱分布在四条不同的要道上，等待着野猪自投罗网。可狡猾的野猪轻易识破了堂哥的诡计，在此出没竟绕道而行，从不中圈套。

堂哥眼看着那些开始泛黄的稻谷，一夜之间毁掉一大片，心疼得不行，几亩地基本毁光了，他再也想不出什么办法。

野猪好像特意与堂哥作对，庄稼毁完了，下一目标对准了碧绿的桑园。家里养的蚕正在关键时期，只需几日就可上簇结茧，可桑园毁了，饥饿的蚕儿昂着无力的头，蠕动着水汪汪的身体，几天后，一身透明地死去，最后烂成一堆臭虫。

看这架势，野猪非要把堂哥逼走不可。辛辛苦苦忙了一年，几乎颗粒无收，再守在这儿与野猪较劲也没啥意思，于是与妹妹联系，决定把父亲寄养到妹妹家。

安排好老父，堂哥松了一口气，他准备到广东徒弟开的工厂去做找点活干。堂哥是个看重脸面的人，马上过年了，总不能两手空空等着儿子来供养。

简单收拾了一下，堂哥在镇上给婆娘挂了电话，告诉她自己准备到徒弟工厂去干点活，家里的庄稼全被野猪毁了，留下来也找不到活路。婆娘让他过去儿子那边帮忙，堂哥说儿子开的是五金厂，他是外行，过去也搭不上手，再加上父子脾气不对路，隔行如隔山，怕越帮越忙，还是去家具厂干活会顺手一些。

对于人过中年的堂哥来说，进城是一次艰难的抉择，这并不亚于一场空前的革命，这场革命既是精神的，也是肉体的。他对城市虽然一直深感怀疑，可最终还是来了城市。

事业有成的徒弟对师父很是敬重，这也难怪，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当听说师父愿意南下广东时，徒弟们乐坏了。为减少师父旅途的劳顿，徒弟们早早订好了机票，请朋友开车送到机场。

这样的远行或许一辈子也只有一次，当飞机在跑道上轻盈地滑行时，堂哥已经如入梦境，泪流满面。他那双一辈子没离开过大地的双脚，突然变得轻飘起来，万物降落到他的脚底，身体像白云一样飘升。飞机在白云机场降落，几个徒弟同时出现在航站楼里，与师父紧紧拥抱……

接风宴选在一家五星级宾馆，徒弟们众星捧月般把师父拥进了豪华包间。一桌子玉器一样精致的山珍海味，令堂哥久久不忍下箸。徒弟们不停地劝酒、搛菜。几圈下来，师父有点醉意，有位心细的徒弟知道不能空腹喝酒，赶紧给师父剥了一只大龙虾。澳洲大虾价格昂贵，生猛异常，肥硕的身子像孩子的手臂，煮熟了还透着一股子野蛮和霸气。

堂哥从未见过如此巨虾，一只大虾就填饱了肚子。闹哄哄的一桌人，不停斗酒调笑，各种来路的黄段子满桌飞。堂哥听不懂那些时尚的笑话，他自然也不便向徒弟们探问，久居山里的师父有点闭目塞听，他感觉徒弟们各方面的本事都远远大过师父了。

吃饱喝足之后，大伙抢着买单，服务小姐拿过单子，告知连同酒水一共三千二百元。堂哥一听立马就蒙了！他急得一蹦而起。一顿饭三千多，这是山里人一年的收入。堂哥身子一抖，立刻满脸不悦，他生气了，指着徒弟大骂起来：“谁让你们如此铺张浪费，是钱多得没地方去吗？！”徒弟们嬉皮笑脸，内心却倍感温暖，知道打是亲，骂是爱，师父永远是他们的师父。

依旧前呼后拥，寸步不离。他们把师父送进了电梯，电梯上升到四楼，醉醺醺的堂哥被徒弟们扶到了休闲中心。堂哥对休闲二字并不理解，他只知道劳累了，那就该坐到树阴下歇歇，摸出烟杆，迎着风，吸上几口。扑面的山风会让人浑身舒爽，就连树叶也在头顶谈笑风生。

他从未去过这种灯红酒绿的场所，走进铺满地毯的过道，望着粉红的灯光，半明半暗的门帘，堂哥好像进入了梦境。长发飘飘，胸脯高耸的技师带来一股扑鼻的香风。技师进门先朝堂哥深鞠一躬，嘴里甜甜地一声问候：老板好！然后请堂哥躺上按摩床。墙上的电视调成了静音，技师开始宽衣解带，钮扣一粒一粒蹦开，卸去了薄如蝉翼的衬衫、短裙……

身穿三点式的技师，肤如滑脂，手如柔荑，指尖像灵巧的小蛇，贴着堂哥紧绷的肌肉游走。一股电流弥漫，堂哥浑身燥热，呼吸粗重，血流加快。

技师非常专业，先从上到下，再从下往上，从头顶到脚底，像勤恳的农夫在田野上春耕，每一个关节，每一个穴位都到边到角。

第一遍按完了，接着开始第二遍。这一遍技师主攻重点穴位，指尖上藏着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挑逗。手指在堂哥身上滑动，当滑到男根部位，那手竟停留了片刻。堂哥终于抵挡不住，体内的雄性激素挣脱了大脑控制，男根勃然而起，支起了帐篷。技师感觉火候已到，伸手解开堂哥的内裤，翻身上马，骑了上去。堂哥像被马蜂蜇了一口，吓得身子猛然哆嗦，赶紧用手抓住裤腰。别别别！声音里满是惊恐和哀求。技师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在这种声色犬马的场所，她还从未见过如此害羞的男人。技师告诉堂哥，这是外面两位老板安排好的，你是客人，他们吩咐要把服务做到位，如果偷懒耍滑将被投诉，老板会炒她鱿鱼！

堂哥攥紧裤腰，很坚决地说：不不不，这个免了！免了！

堂哥匆忙结束服务，他急得满脸通红，逃离般冲出了按摩房，径直穿越过道，找徒弟们问罪去了……

堂哥给徒弟一顿训斥，并宣布如果再这样“侍候”，他立马就坐车回家。徒弟知道师父真的生气了，不敢再给他提供特殊服务。堂哥闲不住了，吵着要到厂里干活，他是出来打工的，不是过来游山玩水，吃喝玩乐的。

堂哥急着要下工厂，他以为只要拿起斧头，推着木刨，拉动锯子，远去的岁月就会重回身边，让他找回曾经的荣耀与尊严。当他走进机声轰鸣，刨床飞转的木工车间时，堂哥傻眼了，埋藏于心底的梦想瞬间破灭。他望着排列有序的机器，方寸大乱，脸一下就阴郁起来，像一片晒蔫的树叶，无辜地悬挂枝头，空负一身才艺。此时，堂哥才明白，城市是钢铁的世界，而乡村才是木制的天地。

时代在急遽变化，让堂哥深感惶然，在犁庭扫穴般的全球化时代，带给人们的远不止乡土的遗失和精神的叛离，仿佛千百年来的积淀一夜之间全部归零，一个国家从精神到肉体被彻底清洗了一遍。堂哥既是一个乡土的失守者，又是一个进城的迟到者，他整整迟来了三十年。

五

伯父的老年痴呆大多数时候属阵发性，清醒的时候与好人差不了多少，但一旦犯起迷糊，他就会做出稀奇古怪，不敢想象的举动。

伯父一生倔强，早年身体硬朗时，他从不服老，只要干得动，他从不求人。可年岁一大，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构筑的堡垒一个个沉陷，城池一座座失守，守军一舍舍退败，最后丢盔弃甲，人仰马翻，不得不进入疾病丛生的王国。衰老是苍天下达的追捕令，谁也逃避不了，就像一场兵不血刃的战争，也像一场无声的屠杀。在每一道肉身面前，岁月总是锱铢必较，针脚细密，从不疏漏，从不遗忘，它将带走能够带走的一切。

空闲时，老人佝偻着腰身，拄着拐棍，在乡道上踽踽独行。每次路过水库坝顶，他总会停下来，望着水面发呆。有风吹来，水上的涟漪像脸上的皱纹，迅速扩散，水可为镜，照着逝去的岁月，原来水老得比人还快。回想起来，一生就在眨眼间，暮年的伯父已把黄昏丢在身后，把往事遗落在路上，只有踢踏不停的脚步声，不时贯入耳膜，他在走，证明他还存在。

堂姐发现父亲走失之后，第一时间就告知了堂哥，堂哥当时没想到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更不理解一个木讷得近乎痴呆的老人，对故乡会有如些强烈的情结。

堂哥在家时伯父也常常半夜出走，不过大多数时候他又会自己回来。因此，他接到电话后没有太过紧张和慌乱，而反过来宽慰妹妹，告诉她不必惊慌，多派几个人到附近找一找，老人家应该不会走远。

伯父一天一夜没有回来，堂姐开始慌张起来，她把店门关了，发动所有亲戚朋友，在方圆十几里内挨家挨户搜寻。不知跑了多少路，问了多少人，可没有半点音讯。

事情过去三天三夜了，伯父依旧没有回来。堂哥在那边已经再也坐不住了，于是连夜买了车票往回赶。

堂哥回来也没有别的办法，同样是没日没夜地寻找，到处张贴寻人启事，通过电视、报纸求助。作了种种努力，可伯父就像人间蒸发，没有留下半点蛛丝马迹。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他能去哪呢？

堂哥一直找到大年三十，仍然没有结果，伯父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堂哥悔恨自责，不能原谅自己，他坐立不安，执意要回自己老家。堂姐一再挽留，让他一起过年，嫂子远在温州，家里冷锅死灶，独自回家会更加孤独痛苦。堂哥执意要走，妹妹怎么也劝说不住，他说自己根本没有一点过年的心情，想着下落不明的老父，他心如刀绞。

腊月的夜晚，寒风扑面，滴水成冰，堂哥踏着夜色，埋头赶路。小径盖满了落叶，脚底像稀泥一样松软，一条坚硬的山道突然变得贫血般虚弱。屋舍越来越近，却没有猫狗的叫唤。堂哥摸出生锈的钥匙，捅进锁孔，门锁弹开的刹那，月光潮水一样，奔扑而来。吱呀一声推门而入，堂哥看到老父一脸笑容，静立在相框中。这一刻堂哥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奔涌，号啕大哭……

除夕之夜，鞭炮此起彼伏，那些在外发达了的人家成捆成捆燃放焰火，爆炸声里飞溅出五颜六色的火光，烧红了山村的夜空。堂哥连灯也懒得打开，他不吃不喝，沉在黑暗里，直挺着身子，躺在满是灰尘的床上。

大年初一，村里有上门互相拜年的风俗，堂哥没有开门，他没有脸面接受人家问好！他从后门溜走，顺着小路，朝山头一步一步攀爬。

这条路直通自家的红薯地，上次他就在这条路上挖了两个陷阱。往坡上行了一段，地上发现有野猪的粪便和脚印，前面的陷阱已经塌陷下去，像一个疮疤，露出了黑森森的口子。堂哥的心突的一声，往上提了起来，他紧走几步，以为落下了一只野猪。

十米、八米、五米、三米，他风快地接近洞口。突然一股刺鼻的腐臭味直冲而来，堂哥用手掩鼻，走近洞口，弯下腰身，往洞底望去。天啦！堂哥声音打颤，忍不住惊呼起来！他只喊一声，就感到双眼发黑，天旋地转，差一点儿就栽下洞去……

陷阱内的伯父已经腐烂，他脸朝下，背朝上，好像在用力往泥土里钻。醒过来的堂哥双腿跪地，抱头痛哭，哭声惊起成群的小鸟。

撕心裂肺的哭声在山村回荡，惊动了村人，一些亲友闻讯赶来。老人的尸体已无法收殓了，亲友们建议，在此遇难，不如就地安埋。可堂哥死活不肯，非要把老父弄上来。他通知堂嫂和儿子连夜赶回，他要给老父做七天七夜的道场。

做道场孝子必须一直跪着，堂哥跪得太久，腰腿麻痹，直不起身来。后来他只好倒伏在地，直至两个鼻孔流血不住，家人吓得乱作一团，可堂哥仍死活不愿起来。

堂哥想狠狠折磨一下自己，惩罚一下自己，以肉体的伤痛来减轻内心的罪孽。可是有些罪孽像子弹射穿了心脏，永远无法消弭。

只有跪在父亲灵前，堂哥才懂得老人的内心，看到了老人隐藏在灵魂里浓郁的返乡趋势，让老人离开山村是他一辈子不能原谅的错误。

守灵七天七夜，道场完毕，可堂哥还是不肯将伯父安葬。亲友担心堂哥悲伤过度，会引起神志不清，不停地劝他，让老人入土为安。堂哥的脑子并不糊涂，他知道人死归土，可他不愿看到自己的老父与故乡一起下葬。

守到第十天，伯父终于下葬了。葬好伯父，侄儿开始启程，他必须返回温州，那里有他的事业。临行前，侄儿非要堂哥一同过去，可堂哥对儿子的话没有一点反应。一夜之间堂哥就衰老了，眼窝深陷，头发白了一半。侄儿在祖父灵位前上了一炷香，磕了几个响头，然后回过头去拉父亲，要他一起走。可跪在地上的堂哥挣脱了儿子的手，很坚决地摇着头，不愿走。堂嫂立于一旁，抹着眼泪，不知如何是好。儿子树桩一样站在父亲面前，他在等待。等了很久，父亲才仰起头，一字一句地对儿子说：“我哪也不去！我决不做游魂野鬼，把自己的尸骨抛在外头！”

儿子望着父亲，无奈地摇摇头。他知道这个山村是安埋祖先的山村，祖先在此以骨击鼓，刀斧碰撞，锄镐飞舞，撞击出难以言说的纷繁秘史。但在新一代人眼里，从来就没有永远的故乡，只要在异乡立稳脚跟，创下家业，无需百年，异乡就是故乡。

作为捣弄文学的人，我渴望为家乡的河流撰一部史记，替萧瑟的村寨填一卷咒经，可我笔力不逮，只能暗自忧伤，一腔空叹。

回想曾经堆砌报端的文字，把故乡当成粉饰情感的意象，出于某种功利性需要，煽情般赞美过故乡。如今我才明白，那些言不由衷的虚情假意，是我对故乡最初的冒犯！这样的文字既像欲盖弥彰的粉尘，又像风暴扬起的沙粒，使乡情有了水分，让血液掺入了杂质。这种骨肉分离的伪装，与真实的精神世界毫无关联。

这些年，故乡像一棵老树，被秋风扫荡了满身的枝叶，那些折落的枝丫如断翅的飞鸟，留下刺目的创口，每一道创口都流着琥珀般的脂液，那是老树黯然神伤的眼泪。

作为一个赞美者，我知道，这是对故乡最大的伤害！凡是赞美故乡的人，并不了解故乡，甚至他内心压根就没有故乡。把故乡当作母题吟咏，只是某种写作的手段与策略而已。

现在，我再不敢赞美故乡了，如果再去赞美，那就将成为无法饶恕的罪人。在车马喧闹的城市，连古老的文字也不再听命于我调遣，全都板起面孔，一脸愠怒，用一种不屑的眼神来讥笑嘲讽一个虚伪者的内心。

每当拿起笔，我就会想起诗人沈苇，从他的诗行中触摸乡土的疼痛：“继续赞美家乡就是一个罪人/但是我总得赞美一点什么吧/那就赞美一下/家乡仅剩的三棵树/ 一棵苦楝/ 一棵冬青/ 一棵香樟/ 三个披头散发的幸存者/三个与我抱头痛哭的病人！”

这样的诗人才称得上真正具有故乡意识的诗人。故乡不应该是挣扎在纸页上的空洞符号，更不是语言盛宴下的乌托邦。这些年，许多被乡土滋养强大起来的官员，反过来用挖机、铲车去征服村舍，用钢筋丛林去围剿故乡。大树进城，田园吞噬，从草根里成长的富豪、艺人、学者，已深深地迷恋城市的逍遥富贵，把虚弱苍白的故乡遗弃在纸上。

面对狂奔不止的时代，真该读一读黄梵的《繁体与简体》，至少能在怀想故乡的词语世界里九转回肠：“繁体适合还乡，简体更适合遗忘/繁体葬着我们的祖先，简体已被酒宴埋葬/繁体像江山，连细小的灰尘也要收集/简体像书包/不愿收留课本之外的东西。”

从甲骨文里镌刻出来的故乡，像碑石一样沉重。现在该重温一下功课了，记往故乡二字的写法。当喧嚣散去，独处异乡时，我会在心底探问：何为故乡？故乡就是故去的家乡吗？马尔克斯在他的《百年孤独》里说过，有一个死去的亲人埋在这片土地上，这就算是故乡了。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说：“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也不能使人脱离脚下的土地，他终归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扎根。”而沈从文却说：“一个士兵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故乡。”

而在大多数人眼里，哪怕是蜗居斗室，跌进尘埃，只要有一个至亲之人，长期生活在身边，一起吃饭，一起睡觉，那便是真正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