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 露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30）

“文革”期间，冯骥才在文学创作中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和转型，但并没有本质的转变他对市井生活的关注和对人文文学的倾心，作者写作的目的是想克服中国民族性格中的顽固惰性，从而冲出文化怪圈，再造民族性格。正如他以为的：艺术家的工作便是区别别人也是区别自己的再创造。

冯骥才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有深切的关注，他的作品承载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审视，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恋，这一切都是通过对天津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达到的。

一、冯骥才“市民世界”的文化背景

谈到冯骥才的“市民世界”，可以找到一个理解的切入点，那就是“城”与“人”的关系。冯先生始终关注“文化”问题，即作为“城”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因素的蜕变，他习惯于用“文化”来分割不同阶层人的世界，他描写的中心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

“京派近官，海派近商”，天津在开埠前一直兼具商埠和军事卫所两种功能。虽紧邻北京，但文化上却远远落后，这大半因为明清两朝文人都只把天津作为进京途中的客栈，没有久留意向，也就很难把文化的种子埋在这块土地上。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各路曲艺艺人汇聚津门，表明了天津底层平民的庞大和他们渴求精神娱乐的迫切。在这里，左右城市文化方向的是喜欢曲艺、评书的各色平民，最终，这个城市终因缺乏精英文化的有力介入，而成了平民文化自由滋长的苑地，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平民文化又强烈地排斥外来的平民文化与精英文化，逐渐使本地文化在燕赵文化板块中成为一个“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