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皮佳佳

一

郑维平看到她的时候，时钟突然停了下来。阳光拥挤着，仅仅给她镶上一道金色的轮廓，就把她推了进来。而她像一幅没有完成的肖像画，带着几笔简单的线条，犹豫着从画纸上走下来，不安地交叉着双腿，脸上梦游般的微笑。从前她在酒吧里，穿着短短的女仆裙，应着音响里的鼓点踏步走来，讨好着向客人推销一种新牌子的啤酒。客人点头之前，她会隐约把右腿盘到左腿上再放下来。又或者她在夜总会的房间里，那时她已经穿上了模仿学生的格子裙，但胸部低敞着。她对着沙发示意着自己的清纯，下意识间双腿又交叉起来。

但同时，她也是郑维平记忆里那个白色裙子的女孩。那天她被带进派出所的时候，套着一件大大的白色衬衣，里面的短裤被遮住，使得她看起来像是没有穿下装。郑维平看着衣角下修长的腿，突然他看到了大海，他所能想象的快乐都在他面前展现，深碧漾着粼光的海面，延伸着在天边成为一道弧。那双腿欢快地踩在沙滩上，潮水鼓着泡沫淹没了脚踝，又抚摸着脚的线条退去。

本来，郑维平正要开始糟糕的一天，同他此前的无数天一样。走进派出所的大门，他不用抬头，就知道接待台那里坐了几个苦情的报案人。一个女人惊慌失措，睫毛膏被眼泪冲得稀松了，如几条苍蝇腿悬挂在扑扇的眼上，配合着她颤抖的控诉，“…只是…我的包更贵一些。该死！他把钱拿走至少把包扔回给我吧！”一个无力的头瘫在台面上，低沉得像从地狱里冒出的声音，“三天没有吃饭了，我不认识字，也不认识路，钱都没有了。”里间的凳子上则一定拷了几个鼻青脸肿的男人，双手动弹不得，还不忘睁着惺忪的醉眼，互相吐着口水。这一幕，郑维平昨晚在家吃饭的时候就想到了。郑维平讨厌一切节日，因为节日里人们就喜欢外出聚餐，而骨子里潜藏的暴虐也在酒精的催促下挥发出来。昨天在母亲家里，他看见儿子正玩耍着中秋节的灯笼，他意识到又是一个节日来临，眼前马上浮现出夜市里吆喝着、端着酒瓶的男男女女。一个醉汉站起身来，刮到了邻座女人的新衣，于是月饼、啤酒、烤鱿鱼开始交战，接着是骂声、拳头声、牙齿落地的声音，奏成街头的节日交响乐，演奏在城市夜的上空。

他厌恶地扫了一眼，就径直往二楼走去。楼梯中间有一块警容镜。突然手机响了，一个信息发来，“郑警官，我不怕！调解个死人头，我就要告，不还钱，好啊！我要告到他家破人亡！！”他只觉得头脑嗡嗡作响，抬起头，一对乌青的眼袋挂在镜子上方。

他冲着镜子狠狠地瞪了一眼，转身打开铁门走上去。每次走过这个铁门的时候，他会下意识地叹一口气。那天他坐在接待台，走进来一张脸，上面写着冤屈。看见郑维平的时候，那张脸停了一下，张开嘴想说什么，但始终没有说出话来。后来他凄惨地看了所有人一眼，开始奔跑起来，一直奔跑到五楼楼顶也没有停下来，直接跑出了栏杆，以死亡诉说痛苦。那位所长因此事撤了职，其实所长也很冤枉——这本来跟派出所没有什么关系。他在工厂里因事故受了伤，想要一份工伤赔偿，但把所有能找的地方都转了两圈之后，他还是不知道如何讨来那份应得的补偿。如果没有钱治疗，他也只能等死了。本来他可以在很多地方跳，比如在工厂楼顶或是高压电线塔上，但最后不知道为何他选择了派出所。从那以后，全市派出所的二楼都装上了铁门。

当他换好衣服走下楼，看见白衬衣的女孩时，他的世界停了下来。

二

同事努努嘴说，那就是台湾商人包养的情妇，这事情你跟的，交给你了。

郑维平突然生气了，火辣辣的嫉妒从胸腔烧到了口腔。那个台湾商人？照片上看至少有六十了，秃顶眯着一双色眼。他凭什么与她有关？

几天前，台湾人秘书来报案说老板失踪一个月了。派出所对失踪的事情见得太多了，很多无法立案。有老公过来说老婆失踪了，实际是跟隔壁卖五金的男人跑了。还有父母焦急地说是孩子不见了，其实他们二十五岁的儿子偷了户口本跟女朋友登记去了。而据秘书说，老板之前也“失踪”过，两个月家里和公司都联系不到他。回来的时候一脸红光，支支吾吾说是突然想到南美洲去探险，而探险的地方没有通讯设施。但这台湾人是本地著名企业家、纳税大户，又是市台商协会的副会长，派出所自然也要重视一些的，虽然没有立案，还是例行找些人来调查。

女孩被问的时候，除了偶尔交叉一下双腿，一直低头玩着手指甲。问到姓名的时候，她脱口而出的“小兔”让郑维平的嘴角牵动了一下，他甚至想抚摸她的头发，就像抚摸一只小兔那样。但她紧接着反应过来，又吐出了另一个名字“卢月玲”。后面的问题，诸如年龄、职业、籍贯，郑维平不用问，她也很熟悉地回答出来。郑维平马上明白了，她也曾经无数回被带到派出所，被这样问询过。这个名字也让台湾人柔软过，那时台湾人的手指在一排站立的女孩中巡游着，停在她身上的时候，她略微羞涩地报上了“小兔”这个名字。后面是略带惊喜地接受了台湾人的条件，让她住进一间装修齐全的公寓，每个月一万五千块的零花钱，他每个星期来一两次。两年后，她还拥有了一辆小车，房子也写上了她的名字。

问到这里的时候，郑维平在脑中计算了一下自己的工资，他听见自己的牙床咯噔响了一下，然后就听见自己说出一句“好好的为什么要这样”？

这略带抱怨的问询让女孩抬起头，惊异地看了郑维平一眼。反问郑维平这有什么不好？

“这有什么不好？”郑维平也在心里问自己。随后他告诉自己还真没有什么不好。自己这表面光鲜的职业，实际就是个苦力，永远不会结束的案件，永远盼不到的假期，这般累死累活，还不如人家往床上一躺，眼睛一闭。这样的职位要是公开招聘，估计报名的人都能把这间办公室挤满了。

郑维平当了二十年警察，所有人生理想都跟着他的肌肉萎缩了。如果问他最大的梦想是什么，他会说是拿到整整七天的假期，然后约上朋友狠狠喝一顿酒，在床上躺三天，不管睡不睡得着。实际上，他裤袋里那张请假条，写于半年前，现在还没有送到所长办公室。在脑海里他无数次演练了那个场景，他应该故作轻松地、甚至是很无所谓地迈进办公室，扬扬手中的纸条，说是孩子已经期盼了很久的旅行，正好也给孩子过生日。而他相信，所长的脸色肯定不好看。谁都要过生日的，就你郑维平的孩子要过生日吗？所长女儿高考的时候他还在值班呢。每个民警都是上两天正常班值一天班，你放假意味着别人就要替你值。值了十多年班，头几年郑维平看见块木板都想倒下去，走路也能睡着，在家休息的时候可以从日出睡到日落。后来他学会了抽烟，似乎也不那么困了，前晚跟人吃宵夜到三点，第二天照样值班熬夜。过了四十岁，他觉得人开始飘忽了，疲惫了，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体检的时候血压、血脂、尿酸以及所有指标都醒目地打着向上的箭头。晚上在床上来回翻了几十遍还睁着眼，干脆起来给自己泡一壶茶，坐在阳台上发呆，对面楼顶上空还能看见几颗不太明亮的星星，夜风吹落了衣架上的一条裙子，盖在他肩上。他的记忆被吹回了中学时代的那个夜晚，树影下他和白裙子的女孩勾着手，那条路很长很长，而他期望更长一些。

面前这个女孩子，只是坐在那里，就一下把所有关于白裙子的记忆送到郑维平面前，似乎还带来了那晚香樟味的空气。郑维平不自觉把身子往前移，想要把这香气辨别得更加分明一些，而他的那丝迷醉正好迎上了女孩疑惑的眼神。他开始悲伤地感到，这不是从前那个穿白裙子的女孩。虽然她也一样年轻、美丽，在她不安的时候，眼睛里依然有着孩子般的稚嫩。虽然他努力把她的影像投射进回忆中，但回忆一次次发出错误的警告。他不得不再次挺直身体，清理了一下喉咙，问她最后一次见到台湾人是什么时候。她回忆了时间，并说是下午来晚上走的。台湾人每次来也没有固定时间，走的时候她也不会多问。不过他是有一个多月没有来了，还以为他回台湾了。郑维平看着她若无其事的样子，心里突然冒出一个问题,“她喜欢他吗？”随即在嘴边轻轻哼了一下，回答自己“怎么可能会喜欢”。想到这里，脸上泛起了一道不动声色的笑容。

这笑容在小兔眼里变成了鄙夷。以前在夜总会的时候，她就进过警察局，面对这身制服，接受审问和教育。她们一群姐妹学着香港电影，管这些警察叫“差佬”。看到面前这个差佬的表情，她有些不服气，就以加倍的鄙夷望了过去，仿佛在说，“你也不比我高尚多少！”

“她在看不起我？”郑维平有些错愕，“也许吧！我又有什么好值得高尚的。我这样子，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时间久了，自己的工作，或者是事业吧，就像放完了烟花的空筒，再也无法给自己探索的欲望和惊喜，没有了原始的鲜活性，剩下的就是空洞。郑维平想，如果仅仅无聊，他还可以麻木地过下去。但这疲累的奔走，有时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做些什么，更何况还要清醒着面对残忍的切割。每天面对着别人的哭诉、抱怨、歇斯底里的嚎叫，时常也看到血淋淋的伤口，还有死亡。虽然他对这一切已经习惯，然每经历一次，他都觉得自己沉沦了一分，沉沦进永远灰暗无边的泥沼。

抱怨并不会受到怜悯。那天刚值完班，捧着昏胀的头，他想着要去给儿子买一辆山地自行车。门口进来一个女人，镜片后面的眼睛在闪着光。并不像其他报案人那样惊慌失措，她谨慎而老练地走向了郑维平，说是发现有老虎机藏在她那个小区。

郑维平连话都懒得跟她说，指了指接待台。而女人偏偏不听指挥，唠叨着说已经打过多次电话了，但是总不见出警，这警察到底还做不做事了！郑维平的头更加昏胀，只听见女人嗡嗡的声音，他恨不得一掌把她的嘴拍上。

“走走走……什么豆丁大的事都来找派出所，你们这些人真是吃饱了没事干！”郑维平忍不住发了句牢骚。

“你的意思是老虎机不关你们派出所的事？”眼镜后面的光更加闪烁了。

当天晚上，郑维平第一次在电视上看见了自己，旁边还配了一个巨大的标题——“派出所民警声称不管老虎机”。

他在惊诧中明白过来，从沙发上腾跳起来，气愤地将手中的遥控器砸向了电视。早就该想到！早就该想到！他痛苦地自语着。她明明就是一个记者，那个架势，那种设置圈套的话语模式，还有她衣服上别着的针孔摄像机。

第二天早上，郑维平屈辱地踱着步子走进派出所，他感到周围的空气慢慢地凝固着，成为无数的墙把他挡在原地。他奋力地呼吸着，努力推开无形的墙。而越往前行走，那些墙将他堵得越厉害。

一个女人在大厅里东张西望，拿着手机摆弄着。

空气突然疏散开来，警惕的钟声在郑维平脑中响起。“你在做什么？”郑维平大吼一声。

女人的手一震，张着嘴没说出话来。

“你在拍照！你在偷拍！是不是？”郑维平一把打翻了手机，上面贴着的五彩水钻散落一地。

女人吓得瘫在地上哭起来。

然而这次他错了。这女人是镇公安局长的太太。前一天，单位的临时工说丢了证件，她微微一笑，帮助别人是她一向乐意做的。第二天她走进了派出所，她发现自己竟然是第一次来派出所，这让她兴奋难耐。最近她迷上了发微博，于是出外吃饭时盘子里的小包子、剪头发落在地上的青丝、老友相见时脸上的皱纹，都成了她微博里的图片和多愁善感的语言。第一次来派出所当然是要拍照留念的。她拿起自己的新款手机，从斜上方45度角，还在腮边比划出剪刀手，准备拍一张小脸大眼睛的照片。而她努力做出的萌态还来不及定格在手机上，郑维平就出现了。

后来，郑维平并没有领到他想象中的惩罚或是斥责。局长太太说是看到了郑维平的眼神，让她永远也忘不了。那双眼睛疲惫地睁着，散出淤泥塘里腐朽昏臭的气息。眼神里的绝望让她看到干涸塘泥上躺着的一条鱼，在太阳的酷晒下一点点被烤干。这让她害怕又心疼。“他是真累了！”局长太太说。

三

郑维平盯着白衬衣下的大腿远去，心里暗暗惆怅了很久。直到一只厚重的手掌拍在他肩上，小兔的大腿才从视线中消失，取而代之一张黝黑的脸。“这张脸应该摆进宣传栏。”大家都这样说。郑维平也像大家一样，叫他黑强。黑强脸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写着正义，赭黑的面色更像在血海腥风的熔炉里锻造出的精钢。当年招警面试的时候，他才迈进门，考官们都满意地点了头。

郑维平最怕跟他搭档去办案，因为他真的“不要命”。郑维平怀疑他看了过多的武侠小说，以为从悬崖上摔下来或是一剑刺来，英雄总是不会死的。郑维平有过接近死亡的经历。他永远记得那天的雨，还有空气里诡异的气息。在一个小巷里，他倚着生锈的下水管，望向五十米前方跟踪的毒贩。他突然为这过分的顺利感到不安，那个背影转过身，一个笑容绽放在潮湿的空气中，接着一颗子弹从郑维平的左头皮擦过，带走了一小片皮肤，还有他积蓄了几十年的勇气。郑维平感到全身的血液倒流，从头顶到脚底冰凉。他已记不得后来是怎样翻滚着或是狂奔着逃走，只记得那个瞬间他看到了儿子的脸，还有他差点跌进的漆黑深渊。

那次后，郑维平变得敏感而畏缩。每次任务前，与那颗子弹接触的感觉都会重新变得清晰起来。于是，他每次鼓起的勇气就像刚刚沸腾的汤锅，才冒出几个泡泡，心里的阀门就立刻宣布煤气用完，将那丝火光掐灭了。

有次，他下班坐黑强的车回家，远远看见两个男人骑着摩托车。一个妇女的包被拽了下来。郑维平装作没有看见，黑强却一脚油门跟了上去。两个男人丢弃摩托往山坡上跑，黑强跳下车也跟了上去，郑维平瞥见一人后腰上别着个长条状的东西，他的汗开始冒出来，颤抖的手竟然解不开安全带。后来黑强徒手将这两人抓住了，也付出了右腿骨折的代价。

黑强又往郑维平肩上狠拍了一掌，才把郑维平远去的思维震回来。黑强说已经锁定了被拐卖少女的位置，马上就跟郑维平出发去解救。三天前，一对在镇上开拉面馆的夫妇来报案，说是十五岁的女儿刚从青海过来，半夜上网聊天，父亲打了她一巴掌，第二天早上就不见了。从来不及关掉的QQ记录上，黑强发现了一个拐卖少女的惯犯。

穿过几个遍地垃圾的小巷，他们来到一幢镶嵌着肉红色瓷砖的出租屋。管理员试探性敲门，说是水管坏了。屋里沉默了很久后，门缝里细细溜出一声窗框的吱呀声。大家犹豫之际，黑强已经后退了两步，猛的飞起一脚踹开了门。郑维平连忙冲进去，看见了缩在角落的少女。

郑维平带着少女走出来时，不见了黑强。只感觉阳光明晃晃的，很多人围拢在楼前，整齐的目光形成一束聚光灯，追随着楼顶两个跳跃的影子。当郑维平也加入聚光灯的时候，他失声喊了出来，“你个神经病，人都救出来了你追个鬼啊！你以为你很威风吗？”刚才郑维平冲进去的时候，黑强已追着爬窗逃走的嫌疑犯登上了楼顶。连绵的出租屋楼顶成了他们的赛道，两人在肉红色的墙体间冲刺，忽而停顿，再是凌空的跨越。黑强的每一次跨越，都像搬了一块石头砸在郑维平心上。很快，两人变成了远处模糊的影子。郑维平的视力不太好，忽见一块黑云状的东西坠落下来，他的心瞬间崩溃，心上碎裂的石头把他压倒在地上。眼前似乎出现无数黑色的袖章，正中间黑色的挽帘，大大的勋章挂在黑强的照片下面。他的鼻子里涌出两股硫酸般的液体，刺得整个面部都开始抽搐起来。

郑维平用手狠狠定住脸部的抽搐，让自己的眼睛摆脱幻想的迷雾。他扯着少女往坠落的方面跑去，直到他确认那只是一个黑色的铁桶，才慢慢停下来。冷的汗覆过他的眉毛，长长舒过一口气后，他看见了喘着粗气走来的黑强。

他的鼻子又酸了一下，冲上去一拳打在黑强厚实的胸上。黑强哎呦了一声，沮丧地说还是让那个衰人跑了，又大声嚷着肚子饿了，让郑维平请吃烧鹅濑粉。

回到家，老婆正弯着腰试内衣。看见郑维平进来，她羞涩地转过身去，又叫郑维平过来帮着扣扣子。内衣很性感，幽幽的黑色蕾丝。郑维平尴尬地想到，他已经很久没有碰过她老婆了。这显然是老婆发出的信号。他老婆长得秀气，又很温柔，他再晚回来，也从来不多说一句。两人是相亲认识的，结婚的时候，每个人都说郑维平太有福气了。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郑维平淡漠了这一切，就像每天端着的那碗米饭，再怎么吃都是那个滋味了。而此时，一个如此熟悉的肉体带着如此挑逗性的符号，反而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他颤着手，怎么也扣不上。当他从背后抱着老婆的时候，他开始幻想小兔内衣的颜色。

四

过了两天，台湾商人的老婆哭着被人搀进了派出所，陪同的有当地台商会的会长和镇领导。她收到一个短信，“亲爱的，我这段时间有事去外地，暂时不会回来。”他老婆一看这个短信就开始嚎啕大哭，因为他从来不会叫她亲爱的，而这解释只有一个——发短信的不是她老公。

所里成立了专案组。经过初步调查，可以确定台湾商人还在国内。平时他住在公司楼上的公寓里，偶尔去小兔住的丽景小区。公司监控显示，他出现的最后一天驾着奔驰车离开了。就是那天，丽景小区出入车记录显示，他大约下午2点左右进入小区，凌晨2点又驾车离开了。这之后，他的朋友同事再也没有见过他，手机也从那天开始处于关机状态。郑维平想要调取丽景小区里的监控录像，但这个小区是镇上比较老的小区，物业管理也不规范，仅有的几个摄像头在一个月前就坏了，一直都没有修好。通过调取小区门口的摄像头资料，他们发现了那辆黑色奔驰车。凌晨2点出来后，驶上西松路，接着拐向了翠榕路，又驶向了大井村……但是，在大井村的角落最后闪现一下后，就驶入了一块监视盲区。这里与邻市交界，整一片地区没有监控设备，很难判断车子的去向。

外围的调查也初步有了些结果。台湾人平时除了生意应酬，社会交往也不多。有民警提出会不会是生意不善，故意携款潜逃。但台湾人没有事先转移资金，公司的运转也一切正常。不过，最近这几年经济不太景气，台湾人经营着传统的玩具加工行业，利润已是非常微薄。据秘书反应，老板这一年心情不是太好，四处筹划着投资新的产业。本来已经谈好了一个电子商务的项目，但银行贷款方面不太顺利，这段时间正跟邻市一个老板谈借款的事。

专案组把侦破重点放在了两个方向，一个是邻市的老板，另一个就是小兔。“她的表现会不会太平静了一点？”副所长意味深长地说，“她与台湾人同居这么久，现在这个人突然消失，她连一丝惊讶都没有。”

郑维平负责跟踪她，并调查她的社会关系。小兔不太出门，似乎睡到十二点才起床，揉着眼睛到小区门口吃一碗米粉，又懒懒地走回去。周末的时候，她会开着那辆红色的酷派跑车到商场逛街。跟在后面的郑维平，望着前面略有些跳跃的身影，他会产生错觉，以为自己还是那个留着分头的少年，跟踪白裙子的少女，这实在是一种美妙的享受。第二个周末的时候，他以为她又会把车开到商业区，红色跑车却拐向了另一个方向，在一个小区门口，车速明显放慢，甚至可以让人看出驾车人的犹豫。但最后，跑车没有向右拐进去，又加速前进了。路过的时候，郑维平斜眼看向右边，记下了“半山鹭岛”的名字。

随后的调查证实，小兔在那里租了一套公寓，但住在里面的是一个叫张志辉的年轻男人。这故事一点都不新鲜，警察们早就见惯了。一些有钱的香港、台湾商人包下年轻的女子，不知是为了弥补心理还是生理的失衡，某些女子又花钱包下几个年轻的男人。

“长得还是很清纯，想不到，胃口不小。”黑强从半山鹭岛回来后说，没看到郑维平的眉头皱得很紧。

临近中午的时候，所长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镇上一间工厂经营不善，老板携款逃跑了，供货商拿不到货款，工人还欠着两个月的工资。找不到老板，工人们就跑上街堵了马路。维持秩序的时候，郑维平又开始烦躁起来，甚至在一张“讨厌”的脸上推了一把。后来工人们被劝说回厂，路面安静下来。郑维平他们还没有撤离，坐在工厂门口的凳子上吃起了盒饭。离他们十米远的地方，守候着一群背着麻袋的老头老太太，眼睛牢牢盯着他们手上的矿泉水瓶。

黑强调皮起来，跟大家说：“我们来打个赌，看看那帮老人家中谁跑得最快，输了请吃饭。”

反正待着也是无聊，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无聊的游戏，确定各自人选后，他们走到了一边。就在他们刚刚离开的那一瞬。老人们如同听到号令枪的赛马，甩开马蹄，朝着矿泉水瓶的终点线冲刺而来。而大家把眼光集中在了最矮小的黑马上。白发黑衣的老太太表现实在太抢眼，因为个子矮小，出发前她全身微蹲，将力量集中在腿部，再猛的一跳，跳出了一米远，抢在了众人的面前，最后再一个紧急刹车，以半跪的形式扑向那堆矿泉水瓶，如抱向久别的孩子，将最大量的瓶子抱在了怀里。

“比基地的警犬跑得还快！”黑强大声评价，“看不出来啊，阿婆胃口真大。我们都输了。”

人群笑倒了一片，有人把嘴里的饭都喷了出来。只有郑维平不笑，冲黑强扬了扬拳头，“有什么好笑的，一点都不好笑。”

五

经过进一步调查，原来并不是黑强开始想的那样。张志辉是小兔的表弟，在一家夜总会做服务员。以前小兔的父母也住在这里，去年回老家了。平时张志辉跟小兔没有多少来往，案发那天也一直在上班。

似乎又断了一条可能的线索。大家都觉得沮丧，只有郑维平的心情明朗起来。开完会起身的时候，他竟然还哼起了歌。随后他立刻意识到了这荒唐的行为，连忙偷眼看了看周围的人，怕让别人看到。他感到有些恐慌，竟然不知道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他知道，这摇摆的情绪都是为了小兔，这个只见过一次的女孩。难道是她真的像初恋的女友，郑维平这样怀疑，但他已经记不清初恋女友的样子。为此他还破例去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他想去看看从前那个高中的女同学，为这奇怪的思绪找一个出发点。

真的看见初恋女友的时候，他后悔了。他宁愿保持脑中那个最初的模糊影像。他早该知道，时间就是这么残忍的，可以把一切美好的东西变得让人目瞪口呆。当然，他也知道，自己也是惨不忍睹的。唯有在这个时候，两人才清楚地从对方眼中看到，时间真的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于是，两人在对视几分钟后，就坚决错开了眼光。后面，他始终一言不发，歪在椅子上，听同学们讲中年男人的笑话。有人说现在流行摇微信找艳遇，有个中年男人在微信上认识一个女人，两人才来往几句，就仿佛前世有约，于是相约去开房。那个男的穿上最漂亮的西装，满心期盼地走进房间，发现里面那个竟然是自己女儿……惹得大家一阵狂笑。哄笑中一个同学走进来，戴着一副墨镜。大家笑得更带劲，说是大晚上黑漆漆戴个墨镜，不是去犯罪就是神经病文艺青年。

郑维平看着他，脑中闪过一道光，像是拿电焊把两条神经焊在了一起。他兴奋地丢下同学往派出所跑。

他再次调出录像，在这之前他隐约感觉到有些怪异，这下他想起来，从门口的录像可以隐约看到，台湾人进小区的时候是打开遮阳板的，到了凌晨出来的时候，车子的遮阳板竟然是放下的。由于录像不太清晰，无法辨认开车人的脸。但仔细查看，开车的人虽然穿着同样的衣服，但出来时似乎还戴着墨镜帽子。这个细节很值得怀疑，谁会晚上出来还把遮阳板放下来，而且戴着墨镜帽子，除非是想掩饰什么。如果作一个大胆而合理的推测，台湾人进了小区后，实际上并没有出来，而是有人冒充他开车出来，为了避免被认出，就将遮阳板放下，还用墨镜帽子来掩饰。如果是这样，再大胆假设一下，台湾人真的是在小区遇到什么不测，那小兔的住处将可能是第一现场。

对于专案组的人来说，这是个值得兴奋的线索。另一组同事在邻市的调查没有结果，目前也只有这条线索可以追查了，郑维平的怀疑获得了一致认可。

小兔惊慌地看着郑维平和黑强，听到他们要搜查的决定，她的脸没了颜色。随着小兔极不情愿挪开的步子，郑维平斜进了门。一眼，他就看到了客厅里白色皮沙发，特别是上面铺着的粉红色绒垫，还有茶几下面，铺着同样颜色的一块毛毯。这让郑维平开始恶心甚至愤怒，还有卧室里那粉红色的床单，他迈进房间的时候眼睛就有些喷火，这上面该有多少罪恶。

郑维平想象着，台湾人流着口水，把她推倒在这些粉红色上面，粗黑的手像蜥蜴爪子摄住她的大腿，如同捉住一只肥美的虫子。那丑陋的身体就这样压在她身上，喉咙里咕噜噜滚动着浊痰，脸部因兴奋而扭曲着……他恨不得马上喷出眼里那把火，把那个丑陋的身体烧掉，烧成一捧灰，再吹落进粪池。然后……不，他不会扑上去，他会小心地走到她身边，牵着她的手慢慢走到窗边，那里正好有一束泛着尘埃的阳光。他想跪在她脚边，把头枕在她膝上，从指缝里看着半透明的泛着青色血管的皮肤。

打开卧室一个抽屉，满满叠着粉红色内衣，棉质的，没有过多的装饰，其中一个印有淡的樱花图案。郑维平悄悄把手指放在花瓣上抚摸了一下，很柔软，也许她的肌肤也是这样的感觉吧。

小兔迟疑地靠在阳台栏杆上，交叉着双腿，眼睛睁得圆圆的，随着他们的动作流转。南国的深秋依然晴朗温暖，风吹过的时候，将她短短的裙子扬起来。

郑维平从半开的房门看出来，这一幕突然让他想流泪。他觉得不管眼前是个什么人，这个样子真美。他们的目光在这一刻认真地对视了几分钟。郑维平分明感到，他的心室慢慢张开，像一朵莲花，她在莲花上面。就在这几分钟，郑维平完全确认了她的无辜。他相信她的眼睛，那样的眼神不会带来罪恶。

六

就像郑维平想的那样，仔细搜查后，他们并没有发现特别的线索。离开之前，郑维平再次扫过她的眼睛，他想要在那里寻找一个答案，关于她的过去。他在想象中已经为她编造了一个伟大的故事，让她从小辍学，父母双亡，为贫困的家庭出外打工，并牺牲自己的身体。

然而事实并不如郑维平编写的那么诗意。小兔虽然生在农村，但她的父母健在，家境不算贫穷，且她是家中的独生女，除了没有父母的陪伴，童年应该拥有的零食和花裙子她并不缺少。

小兔的父亲年轻时跟着村里人南下打工，在一家电子厂做芯片焊接，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同乡的女孩。等到女孩肚子大的时候，他们回老家办了酒。生下小兔后，父亲留下他们母女又回到工厂。老板发现，他焊出的芯片几乎没有瑕疵，用的时间比别人还少，就给他加了工资。后来有个电子厂来挖他的时候，老板又因为他的忠心加了工资。除了每个月寄回去的钱，他还有余钱到工厂门口的小店买烟抽。而他买烟档次的提高、以及越来越豪迈的声音引起了小店老板娘的注意。在一次找零钱给他的时候，她的身子也顺势凑了过来。身上涂抹的廉价香水气，混杂着刚炒好的辣椒味以及小孩的屎尿味，着实让他浑身精神一振。母亲从同乡诡异的对话中察觉到不妙，立刻丢下刚刚学会走路的她，把衣服匆忙塞进一个旅行袋，回头叮嘱了外婆几句，就动身跟父亲团聚去了。头几年，父母还是她等待过年的理由，伴着过年的糖果和新衣服。慢慢的，她也无所谓了，至少表面是无所谓的。每次外婆问她想不想爸爸妈妈，她撇着嘴把头一歪，大声说“不想”，好像他们只是一个名词，一个挂在外婆口中的念叨。

有一年小学暑假，父母把她接到了这个城市，住在他们租的一间出租屋里。见了面，他们也没有熟悉起来。父母一早去上班，就把她关在出租屋里看电视，等到下班回来，依然跟着父母看电视。他们同时沉默地盯着屏幕，看着广告里一家人张开双臂仰望着蓝天，他们也没有多看彼此一眼。隔壁又传来哭闹声和争吵声，那对年轻的父母打骂着四岁的儿子。

等到星期天，楼下老乡说怎么不带孩子去公园转转，他们这才想起来，把她带到了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公园里有一个大湖，她第一次看到各种动物形状的小船，天鹅、鸭子、熊猫在里面漫游着。她想坐在天鹅的背上，父母也大方地答应了。当她骄傲地走向天鹅时，她看见旁边一个小女孩正在撒娇，母亲蹲在她面前摸着小脸，“selina，听妈咪话，不要坐船了,好不好？那个船好土的，是妈咪小时候坐的。妈咪带你去香港海洋公园坐过山车，看海豚表演……那个船脏，只有脏脏的小朋友才去坐，我们不坐，你看大姨从香港给你买的新波鞋，弄脏了多可惜。”

“波鞋”是什么鞋？小兔好奇地朝小女孩的脚上望去。其实那就是一双运动鞋，但这运动鞋特别洋气。和小兔的白胶鞋不同，那双鞋有着厚厚鞋底，饱满的鞋面，蓝色的镶边和鞋带，后面还有一排字母。“波鞋是不是可以踩在波浪上面的鞋？”小兔鼓起勇气问那个小女孩。小女孩没有回答，冷笑着哼了哼，两个眼珠望天上一翻，转身就走了。

小兔鼓着嘴回到出租屋。晚上她做了一个梦，有个穿着漂亮红裙子的女人来敲门，打开门后就把小兔抱在怀里，说小兔是她失散的女儿，现在要带小兔走，还要给她买一件同样的红裙子。小兔被抱在怀里的时候，偷偷低下头，看见那女人也穿了一双漂亮的波鞋，她觉得很满意。这时候，她被吵闹声给惊醒，又是隔壁的那家人，还有那个男孩的乞求声，“求求你们，爸爸妈妈，会打死我的。”小兔跑下床，打开门，他看见那个男人正用皮带扣抽打着男孩，男孩已经跑不动了，眼睛鼻子肿成了一片。他的父亲还没有停下来，接着一脚把男孩踢下了楼梯。小兔想起村里那些男孩，他们捉到蜻蜓后，就把蜻蜓的腿一条一条拔下来，最后笑着用鞋底把残躯踩扁。

第二天小兔跟父母说要回老家去，这里不好玩，还不如回老家捉知了。也就是这一天，她听说那个小男孩死了。当时他父亲哭了，他说他真的不知道这样会打死孩子，以前他父亲也是这样打他的。

她本来成绩不算太好。过了初二暑假，外婆发现她完全不想去学校了，整天坐在床上发呆，晚上时常尖叫着醒来，问多了她又发火摔东西。在村里闲荡了几个月，她干脆偷拿了外婆的钱，来到了父母曾经打工的城市。这时她才发现，城里的确是好玩的。刚开始在餐厅端盘子，才两天她就发现手有点肿，第三天她连辞职手续都没有办就跑了。她又找了个商场卖衣服，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她发现还不够买专柜的一件名牌衣服，这又让她愤然辞职。反正她也不需要给家里寄钱，把自己收拾好就行了。然后她穿上印有英文字母的裙子，一双白色靴子，在酒吧推销起啤酒来。这里热闹有趣，还可以买得起新款的音乐手机。逛公园的时候，她和几个姐妹搭着肩，手机震出重金属般的声音，吓跑了正在打太极的老人。后来一个老乡以遗憾的音调告诉她，她已经浪费了好几年的青春，本来她早就可以买更好的手机，以一种最轻松的方式。于是她出现在了最豪华的夜总会，游走在各个包厢，等待挑选。而她并不刻意的装扮、以及脸上有些傍徨的天真，让她成为了最常被挑选的人，直到遇见那个台湾人。

台湾人对她不坏，她是这样认为的。那天她循着台湾人的手指坐下后，他并没有像其他客人那样，让她拼命帮着喝酒。除了偶尔在她肩膀上揽一下，也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在她身上摸索。甚至他还礼貌地问她，可否与他同唱一曲《选择》。第二天台湾人打来电话，诉说自己一人在大陆的孤单，委婉中提到了缘分这个东西，小兔这才知道，自己已成了他的选择。那一瞬，她还颇感惊喜。住进台湾人安排的公寓后，她喜欢光着脚在家里走动，台湾人注意到之后，不动声色地将所有地板全部换成了实木。

七

搜查完小兔的住所后，郑维平再次询问了那晚值班的保安。保安抓着头想了半天，很坚定地保证，亲眼看到那个业主自己开车出去了。那个业主以前也经常戴帽子墨镜，一看身形就知道是他。

案情分析会上，大多数人在沉默，他们像被困在没有出口的迷宫中，谁也无法指出可能前进的方向。更重要的是，他们连台湾人到底是遇害了，还是自己主动消失了，都还没有弄清楚。有民警在会上调侃说，是不是又邂逅什么艳遇了。郑维平也在沉默着，只是他早就忘记了那个秃顶的失踪者，他的眼前全是阳台上短短几分钟的回放。带着隐秘的快乐，他想把每一秒的记忆如食草动物反刍般吐出来，再慢慢咀嚼。只是他越体味，他就越难以回忆，甚至想不起她的脸、大腿的形状。好像他已经从她身上摘下了最甜美的果实，这身体却枯萎了。其他人重新拼贴着台湾人驾驶的路线，他就在脑中收集着影像，将那些残片不断变换与拼接，让她真实地、结实地站立在他心中那朵莲花上。

他极度需要收集更多的影像，他要见到她，让记忆填满大脑皮层。

领导安排他继续留意她的行踪时，他的手激动地在裤袋里攥成了一团。

几天都没有见到她，好像一直没有出门。郑维平干脆走下车，站在小区门口抽起了烟。平时小兔都是开车出来，但这时他突然看见小兔从一个小门走出了小区，还来不及反应，两人的眼光已经相遇了。

郑维平尴尬地笑了一下，假装说正好来找她，补充问询点情况。小兔“哦”了一下，说自己车坏了，正想打车去买点东西。这时候，郑维平说了一句自己都猝不及防的话，“正好我也要去那个地方，我顺便带你过去吧！”小兔犹豫地看了他一眼，还是上了车，上车后她也说了一句，“你好像和他们不一样。”

这句话恰如浇在冰块上的一勺牛奶，奇妙地将气氛调和成了美味的冰激凌。

郑维平慢慢品尝着美味的空气，尽量将车开得慢一些，他听见了胸腔里砰砰的跳动声。到达目的地，他突然又鼓起了一股勇气，跟着小兔下了车。小兔笑笑，也没有拒绝的意思。这是一条极其狭窄的小巷，又在狭窄中挤进很多店铺，充满想象力的商品杂乱地堆积着。女孩子们如彩色的蝴蝶，在花丛中徜徉，挑选着她们喜欢的发夹、口红、丝袜、指甲油和绒毛玩具。郑维平跟在小兔后面，立刻感觉到这样一个中年男人在此地是多么的不合时宜。但他又觉得兴奋，尤其是小店老板娘用奇怪的眼神打量他时，他觉得分外刺激，有些报复自己的快感。他轻松地看着小兔在货架中钻来钻去，随手戴上一副心型眼镜，回头冲他做个鬼脸。他还跟着小兔坐在路边的小摊上，吃着竹签串起来的牛杂和鱼蛋。他想起上一次吃这种东西，应该是在三十年前的中学时代。走的时候，小兔给自己选了一个骷髅头的戒指，套在食指上，又选了一个粉红色的猪头，硬是挂在郑维平严肃的公文包上。

开车回来的路上，小兔的情绪突然变得低落了。她不耐烦地用头蹭着玻璃，指甲在新买的骷髅头上用力刮着。郑维平问她是否要回去，她摇摇头，“我哪里都不想去，我就想这么坐着车这么一直走，一直走……然后，忘记这一切……”

郑维平愣了一会，从心底生出一股痛快来，比喝醉了还要痛快。仿佛这就是他心里想要说的话，恰恰好的那句话。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心里填塞着无名的怒火、愤懑，像是待售前被填爆肚皮的鸭，就这样将自己的一生售卖给死神。而正好是某个人的一句不经意的话，也许是完全不搭界的话，但就正好刺中心里那个地方，代替自己将所有愤怒表达出来。一刹那，他会认为，为了这句话，他愿意付出一切。郑维平经常一个人孤独地开着车，有时他会故意绕多两圈再回家，在路途中他会幻想着自己神经失常了，迷失了道路，就这么沿着路一直走着，没有目的地，也没有牵挂。走到完全陌生的地方，看着陌生人在惯常的生活里喜怒哀乐着，然后再继续走，忘记自己是谁，忘掉明天又要面对的生活。这一刻，他甚至有点冲动，想要带着小兔离开这一切，两人一直开到不知名的路的尽头。

“真的想走吗？”郑维平问。

“是的，一直走。”

郑维平一个急转弯，就朝着高速公路的方向拐去。

“你有孩子吗？”开上高速后不久，小兔又说话了。

郑维平点点头。他想起儿子，他已经是个高中生了，而他的脸在郑维平脑子里浮现出来的还是个婴儿。是太久没有陪儿子了！郑维平感到愧疚起来，上一次陪儿子踢足球好像是半年前的事情了。再看看坐在旁边的小兔，这女孩比儿子大不了几岁，郑维平心中的愧疚感又弥漫成了负罪感。

“我不想生孩子！”小兔咬了一下嘴唇，“突然生活中跑出这么一个人来，多可怕，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像我爸妈，我们一年也见不了一次，见到一次了，我心里会想，这老男人老女人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只是听我妈说，我从她肚子里钻出来的。可我总是很怀疑，因为他们从来就懒得看我一眼，好像也从来都没有抱过我一下……”她的脸开始泛红，如釉里红的瓷器，从光洁的瓷面上透出惊人的红色。眼睛也逐渐染上了同样的颜色，“你看电视广告，说什么用了这个点读机，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学习了！可我妈妈什么时候担心过我的学习啊？说起来，我那时候学习还不错呢，还当过英语科代表呢。老师说我也许会成为一个外交官……”

夜晚置换了周围的场景，除了路两边的反光板，一切都模糊在夜的怀抱里。加油站里，郑维平用余光瞥过去，小兔已经歪在一边睡着了，微微嘟起的嘴，似乎还挂着不满。郑维平转过头，看了看窗外。黛青色山的轮廓，勾勒在奇妙的半空。他似乎也氤氲在这奇妙的景色里，伴着旁边熟睡中的女孩。

他是否应该拥抱她一下，再吻她一下，他感到自己的手臂有前去探望的冲动。也许这一切是顺理成章的，既然这个女孩已经跟自己荒唐地开出了200多公里，那么一定不会拒绝他，任凭他将车开下高速，在一个陌生城市里找一个房间。

虽然他隐约感觉，他仅仅只想拥抱她一下，给她一个象征性的吻。可他是个男人啊，他没有那么高尚，也不想让自己觉得“不行了”。为此，他开始召唤心里潜藏的肉欲，想象着她在他身下，无力地摊开身体，头颅极度后仰，任由自己的手在上面停留、抚弄，最好再将她的大腿分开……这时，他触到自己最应该激动的地方，那里竟然没有反应。

也许，他悲伤地想，这只是为自己小小出走一次。他的手臂在她的发丝上停留了一下，又将车开向了回程的路。

把小兔送走，再回到家已经接近凌晨3点。郑维平拔出车钥匙的时候，眼角扫到一团红色。那是副座上的一个小包，肯定是小兔掉下的。郑维平忍不住打开看了一下，里面放着一张老人的照片，应该是她的外婆，几张会员卡和银行卡，还有一串钥匙。郑维平轻轻摇动着钥匙，让它在耳边发出叮咚的声音，想象着钥匙在小兔温暖的手中摇曳着。突然，他的笑容僵化在脸上，眼神里慢慢弹射出疑惑的光来。他的瞳孔定格在两个钥匙上。

八

这两把钥匙显然是同一款防盗门的钥匙，但齿痕不同，也许意味着这两把钥匙分属两套房子。

但是她哪里来两套房子呢？而且连防盗门都是同一款的。她自己说台湾人只送了这套房子给她。难道她自己为父母再买了一套房子？但她以前是租了半山鹭岛小区的房子给父母住的，而且他们已经回老家了。

心里另一个声音冒出来指责郑维平，你为什么又怀疑她？人家就不能多一套房子，多一套房子跟你查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紧接着，又一个记忆撞击而来。郑维平想起去小兔家时，隔壁那家也是同样款式的防盗门。说明这个小区是精装修房，防盗门是一早就安装好了的。

那这两把钥匙……怎么会如此凑巧?

职业性的怀疑又钻了出来。他想起有个孩子被绑架，绑匪就在他家小区租了一间房，然后把他关在那间房子里。他有点不敢再想了，平素的思维、判断突然一下短路，就这样迷糊捱了一夜。第二天，郑维平像个准备向老师承认错误又磨磨蹭蹭的学生，拿着钥匙来到了小区管理处。

他才把钥匙量出来，管理人员就认出是他们小区的防盗门钥匙。而且，全镇只有他们小区精装修房用了这种防盗门。郑维平报出了小兔身份证上的名字“卢月玲”，然后紧张地盯着电脑屏幕前那张游移的脸。

电脑上显示卢月玲名下只有一套房。

郑维平的心稍微安定了些，他又想咒骂自己的多疑了。想要离开，又觉得不甘心。他从管理员那里拿起租房资料，自己查阅起来。

“张志辉”！

这个名字为什么这么熟悉？郑维平停在那里，他的脑子似乎很久都不愿意承认，他想起了张志辉是小兔的表弟，而且他租的房间就在小兔住的那一栋。小兔住在十楼，张志辉租的房子在五楼。

钥匙轻易地滑进了锁孔，随着清脆的一声转动，门开了。

小兔包里的钥匙打开了五楼的门。

郑维平刚走进去，就在墙壁上看到几星暗红色斑点，喷溅状的。郑维平蹲下来查看，他的腿开始发抖，有些蹲不稳，然后全身开始打起哆嗦，他看到了更多的暗红色痕迹。

虽然已经过清洗，技术人员还是发现了大量的血迹。法医鉴定结果显示，这些血迹全部都属于台湾人。可以断定台湾人已经遇害，这里可能就是遇害现场。小兔同时被带到派出所，这次她是犯罪嫌疑人。

“他死了！”小兔弯着腰，眼睛不敢看向前方。

“是不是你杀的？”郑维平努力让自己声音冰冷一些。而他的心，比他的声音更加冰冷。

小兔的眼珠在眼眶里四处移动，还是不敢看向郑维平。她只是重重地摇了摇头。

“那是谁？”

……

郑维平的心暮然苍老。

九

二十四个小时过去，小兔还是不说话，除了摇头就是哭泣。

“我骗了自己。”郑维平对自己说，眼里布满红的血丝。他很希望小兔停止哭泣，从凳子上站起来，用手铐在自己头上狠狠地敲打。

派出所有人来投案自首了。他承认杀害了台湾人。这个人就是小兔那个小区的保安队长林军。

郑维平看到一个红润脸庞、宽阔肩膀的年轻人。刚听到有人自首的时候，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出来。而看到这个年轻的生命，他又叹了一口气。

“这不关小兔的事。人是我杀的！”林军一直重复着这句话。

“小兔这名字还是我帮她取的呢！”回忆起从前的时候，他又笑起来。他们是小学和初中同学。他第一次注意她的时候，她正在跳绳。白色的衣服，明晃晃的，在眼前跳跃，就像一只小白兔。那时，村里孩子的父母大多出去打工了，小孩子被欺负了也无处告状。个子高大的林军自然成了小兔的守护神。后来他们开始一起上学、放学，一起到小溪里翻石头捉螃蟹，拿竹竿去粘树上的知了。他们还趁黑偷过人家的苞谷，被发现后，他牵着她的手，拼命地朝着山尖的月亮跑去。同学刮着脸笑他们谈恋爱，他一拳挥过去，“她就是我媳妇！”

但初二的时候她“出了事”，林军讲到这里的时候，眼睛红起来，声音也有些哽咽。至于出什么事，他没有说，只说当时他也不知道，要知道就好了。后来她就离家去南方闯荡了。林军读了高中又去当兵。再找到她时，她已经是台湾人的情妇了。他没有吵闹，也没有多说什么，就在她住的小区做起了保安。从小，他已经认定小兔就是她的妻子。什么样形式的妻子不重要，反正他会守在她身边。

女人永远无法拒绝痴情，何况她心里一直想着他。只是因为自尊的原因——她现在是人家包养的二奶——她才会在最初表现出冷淡。很快，在他又一次帮她扛上沉重的桶装水时，她本不结实的心理大坝猛然倒溃。她递上一杯水，不小心触摸了久违的带着温度的手掌，接着是久违的拥抱。这拥抱，让她嚎啕大哭起来。她放肆地哭着，委屈得像个孩子，终于等到了盼望已久、本应属于她的糖果。她哭喊着，她本应该被这年轻的身体拥抱的，而不是被一个苍老的满是褶皱的身体拥抱。

小兔觉得应该有一个属于他们的秘密花园。经过最初的心理挣扎后，她已经很明确地区分出了工作与生活的关系。每个星期陪台湾人的那几天是她的工作，她以一种敬业的态度去应付，但不会投入感情。其余的时间，就是她与林军的生活了。当然，他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让台湾人发现，也不能让小区的人看见。她让表弟张志辉出面在楼下租了一套房子，每半年过来交一次管理费。这样，她每天只需要穿着睡衣走下楼，就可以开始她真正的生活。林军平时住在保安宿舍，休息时间就偷偷溜过来。她买了一套最漂亮的餐具放在他们的小窝，这是长久以来她的梦想。她学着偶像剧里的情景，把一个鸡蛋煎好，包在米饭外面，用番茄酱画上笑脸，得意地端到他面前。等着他大口吃下去，然后用蘸着番茄酱的嘴来吻自己。

郑维平想到这一番情景，心出奇的平静下来，没有嫉妒，也没有反感。

“这都怪我！”林军供述了那天发生的事情。那天小兔打电话给他说十楼家里灯坏了。他跑上去给她修理。修好后他本来应该走的，因为台湾人来的时间不确定，他从不敢在十楼多逗留。那天也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她穿得太少了一点。他在临出门前，忍不住抱住了她。但这时，台湾人开门进来了。他试图解释，也试图逃跑。但愤怒的台湾人咆哮着冲上来，将他按在地上，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头脑里的恐惧激活了他二十岁的身体，他很快翻身过来将台湾人压在身下，慌乱中他的手按向了台湾人的脖子，直到台湾人再也没有动弹。

小兔用手试了试台湾人的鼻息，晕了过去。林军清醒过来，意识到这个人已经死了。

他平时最喜欢看警匪片，还曾经梦想过当警察。他熟知各类破案手段。当时他认为，要想不被人发现，必须马上毁尸灭迹。他迅速将台湾人的尸体从楼梯拖下五楼房间。在那里，他用斧头将台湾人肢解了，用几个行李箱装好。然后他想到必须引开别人的注意力，要让别人以为台湾人离开了小区。他立刻穿上台湾人的外衣，戴上帽子墨镜，将箱子搬到台湾人的奔驰车上。那时已经到凌晨2点，门口的保安已经睡着了——这跟保安自己讲述不一致，也许保安是想掩饰自己的失职。

他开着车子兜了几圈后，就往邻市开去，那一带没有什么摄像头，还有一条河。他停在河边，把斧头和箱子扔了进去。随后他想起有个朋友在附近养猪，就打电话给他，把车停在了朋友的养猪场。

他换好衣服回来后，叮嘱小兔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两人也不要联系。在公安局把小兔叫去询问后，他还自作聪明用台湾人的手机给台湾人老婆发了一条短信。直到后来，他看见小兔那栋楼被警察封锁，小兔被带走。他知道一切已无法隐瞒，于是主动来了派出所。

郑维平看着他年轻的面孔，心里涌动着暗暗的悲哀。他面对过很多穷凶极恶的人，也看到过一些不幸的犯罪者。这些人的脸庞都透着撕裂感的暴戾，或是无所谓的冷漠。但这张脸，干干净净的，如何能沾上这么残忍的血腥。这悲哀中，还有着怜悯。他知道，林军的供词里还有包庇，是对小兔的包庇。郑维平相信，小兔应该没有参与杀害台湾人，但她醒来后，至少也参与了毁灭证据。但在林军的供述里，他走上前台，将她藏在了身后。

十

在家属严惩凶手的要求下，一切都加快了进度。按照林军的陈述，警察找到了停在养猪场的奔驰车。车上有台湾人的衣服，还有沾满脑浆血液的床单被子。几条船在河上捞了几天，最终只捞到了一个行李箱。里面有台湾人的一些残肢，也算是给家属一个可祭奠的安慰。

一切似乎都结束了。

所长在会上对郑维平提出了表扬，说是年底要给他评个优秀人民警察或者报个三等功。他的假条也获得了批准。

在那几天假期里，郑维平的失眠却越加严重了。他整夜坐在阳台上抽烟、发呆，想着与小兔待在一起的那天。美好和罪恶都从那一天开始。他对小兔刚开始那一点美好的接触，却揭开了另一扇罪恶的门。而从小兔的角度来说，她对郑维平刚刚施与的一丝善意，却成了他毁灭她人生的肇始。虽然她与林军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如果不是小兔与郑维平的这次接触，也许他们就能侥幸逃脱，继续他们的幸福生活。

这也算是一种卑鄙吧，郑维平这样想着。他在汇报情况的时候刻意回避了那一天。而且小兔也没有提过那件事。

郑维平漫无目的开着车，一种无意识的牵引下，他又来到了丽景小区门口。停下车，他走到遇见她的那个地方。这时，他感到一种难过，他觉得这是要跟生命中一段记忆告别。从这里开始，是否也将从这里结束。他应该忘掉这一切。很快，林军和小兔就要移交给检察院，也许他再也不会看到这个叫小兔的女孩。

他悲伤地想着，迷迷糊糊迈着脚步往里面走。他穿的是便服，门口两个保安把他拦住了。他回过神来，亮出证件，说是要来补充侦查。两个保安兴奋起来，说是这两天小区的每个人都在说这件事，住在那栋楼的住户也搬走了很多。

“要说起这个事，我还是要说，林军是个好人，好哥们！就是被十楼那个狐狸精害了！你说说看，那天我还跟他在一起的。那天我过生日，正好又放假。上午我们一起出了门，中午去我哥家吃了顿饭，然后他陪我去超市买了点东西。我们俩一直聊天、讲笑话，晚上说好和几个兄弟一起吃饭的。都快6点了，大家已经坐上桌了，他突然接了个电话，慌慌张张地跑了，后来我打电话也不接了。怎么想到……他还去杀人了，还把人大卸八块了!”瘦高个保安夸张地比着手势。

郑维平的脑子随着嘴唇抽动了一下。因为，他准确记得，台湾人的车进入小区是下午2点多。

“我必须知道，她是不是无辜的那一个。”他皱紧了眉头。

郑维平提出有一些材料需要补充，去看守所提审了林军。本来是要两个民警去的，但黑强这段时间在忙着另一个案子。郑维平就说他自己去好了，过后让黑强补签个字就行了。

郑维平跟着看守所民警迈进沉重的铁门，旁边的武警站得笔直。从值班室的小门走进去，工作卡在上面滴滴两声，郑维平又跟着走进了一栋三层的小楼，这里是犯人被提审或见家属的地方。隔着一道走廊，对面还有一栋同样的三层小楼。郑维平抬起头，楼顶走过一队负枪的武警。郑维平知道，穿过这栋楼，将看到一排平房，被整齐地分隔成一个个房间。透过铁门看进去，一边是囚犯们劳作的地方，另一边是一个小小的三角空间，那里有阳光透下来。最中间那几个房间就是女囚室了，小兔就在其中一个囚室里。她已经换上了蓝色的囚服，其他的女犯们看她走进来时，会嘀咕一声，“又来了个新兵。”这时候她在做什么呢？郑维平想，也许她正和其他女犯一样，低头做着手工。也许她被管教叫了出来，她会蹲在地上，仰头看着女管教，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顺便看一眼蓝天。

郑维平站在走廊里等候着。一个民警带着一个犯人走出来。犯人拷着手铐，穿一个黄背心，胸前写着“探视”。经过郑维平身边时，立刻训练有素地鞠下90度躬，像按下播音键那样准确而麻木地叫一声“管教好”。

很快，林军也被带了出来。到看守所没多久，林军的脸已如燃烧殆尽的灰。死亡的阴影足以摧毁一切，包括青春的光华。郑维平心不在焉地问了几个问题后，突然问起他到小兔房间的时间。林军依然说是2点多到了，没多久就被台湾人撞到了。郑维平告诉他，有充分的证据可以显示，台湾人2点多就到了小兔家，而他是在接近6点才去的。这至少说明他之前的供述，关于台湾人撞破他和小兔亲热的事情肯定是捏造的。那么，也就不存在他和台湾人厮打然后误杀的事情。

林军焦虑地转动着手铐下的双手，声线提高了几度，嘶哑着喉咙哀求着，请郑维平不要再深究了。既然一切已经定论，杀人就要偿命，就用他这条命来偿台湾人的命。但一定要放过小兔。

过了一会，像是想起了什么，他的声音又低下来，自言自语说，“谁会想去杀人呢？我只是误杀，误杀不会判死刑的。”看到郑维平望过来的眼神，林军又笑起来，“怎么可能不判死刑？人都被砍成那么多块了。我是骗她的，才说不会判死刑。郑警官，你知道执行死刑是什么样的吗？我知道！我有朋友当武警的，他们跟我说过。就让那些死刑犯排成一排，背对着枪。然后发令官一声令下——开枪！这样好！至少不用看着黑洞洞的枪口，不会那么害怕了。刚听到枪响就啥也不知道了，说不定还没有听见枪响就完了。你说是先听到枪响还是先感到子弹打到心脏？”

郑维平不愿意跟他讨论这个话题，他想用另一个问题转移过去。但林军似乎没有听见他说话，继续着他的死亡想象，“郑警官，你说那些武警要是枪法不好，一枪过去，人没打死怎么办？我朋友说，有个长官会去验尸的。如果摸摸那犯人还有气，他就会掏出枪来，对着心窝子再来一枪。天哪！那该是什么感觉？”他摇摇头，“唉，我父母也不知道会不会来给我收尸。他们该恨死我了。是我对不起他们，他们就我这一个儿子，还不能给他们养老送终。听说，要是不来收尸的话，医院就派车来拉走了，什么眼角膜、肝、肾、心都给挖走。那就太惨了。还是留个全尸吧！给我留个全尸吧！”他哀怨地望着郑维平，仿佛郑维平就是即将拿走他器官的那个人。

“还有”，他的声音嘶哑快要说不出话了，“郑警官，我看得出你是个好人。你就放过小兔吧，她那么年轻，也那么漂亮，是吧！小兔很漂亮吧。如果可以，帮我转告小兔，让她好好过下去。我只想好好照顾她的，但现在没办法了。以前什么事就不要再想了。她当小姐，她给别人当二奶，还有，她……什么都没关系。我爱她，那就够了。”

走的时候，他艰难地用手肘撑着扶手站起来。仿佛这些话一下放空了他的身体，没有了力量。仿佛，他正要走向刑场。

十一

郑维平抬头看天，天空如盖上黑漆桶，看不见月亮，甚至星星。就像林军告诉郑维平的那个夜晚，那个把小兔推向无边黑暗的夜晚。

那本是个普通的夏夜，有一丝凉风从窗子吹进来，还有鸣虫不知疲倦的叫声。外婆去了亲戚家，十三岁的小兔正在栀子花香中梦着。她梦见成为一名外交官，正在异国的花园里摘下一朵郁金香。郁金香突然变成一条蛇缠住了她的手，让她不能动弹。她挣扎几下后猛睁开眼，黑暗中她看见了面前这个人——同学小双的爷爷，正在用布条绑着自己的手。惊恐、惶惑的尖叫还没有来得及出口，一只袜子堵住了嘴。不是平时她看到的那个慈祥的、带着笑容的爷爷的脸，是一张野兽的脸，比野兽更加狰狞的脸。他拿着一把小小的水果刀，告诉她不准动，否则杀死她，还有，杀死她的外婆。她不敢再挣扎，只是瞪着眼睛，在黑暗中死死瞪着这人世间的丑恶。小双爷爷扯下了她的衣服，他几近衰亡的生殖器总在失败，但他依旧不甘心，用肮脏的指甲连同衰老继续着，比任何生物更加肮脏的人的行为。小兔看到了被父母暴打的小男孩，她也同样哀求着，“求求你，我会死的。”然而暴行不会停止，直到她感到被撕裂，流出痛苦的血。

小双爷爷走时，留下了几个糖果和二十块钱，还留下话，如果敢说出去，她和她外婆都将没命。

无论后来她如何用光明去装饰自己，这是小兔生命中永远的黑暗，也是恶魔暗藏的角落。时间慢慢在上面盖上封印，蒙上尘土。平时她与同龄人一样，爱玩也爱笑，但心中的黑暗一直都在。

那天，台湾人来到小兔住处的时候，她正在午觉。望着熟睡中可爱的脸蛋，他突然涌起了奇怪的想法，想要学着电影里的样子，给她一个刺激的亲热方式。他拿一条毛巾把她的手捆了起来，不知道此刻魔鬼的封印已经被他开启。她在巨大的惊恐中醒过来，发狂似地挣扎、哭泣，像患了羊癫疯般战栗抽搐着。台湾人连忙搂着她，温柔地安慰着她，说只是跟她玩一个游戏。后来她慢慢安静下来，接受了台湾人嬉笑间的亲吻，她的眼睛却逐渐弥漫出一种可怕阴影。

台湾人已在疲倦中昏昏欲睡了。她默默坐起来，发了会儿呆，起身走进厨房，为台湾人盛了一碗银耳糖水。回头看了看卧室，她又把手里攥着的安眠药研碎了放进糖水，哄台湾人把糖水喝下，看他渐渐深睡。

她的脸非常平静，平静中看不到一丝表情。她就这么长久地坐着，看着梳妆柜镜中的自己。外面的太阳光不时从窗帘缝里钻进来，她却感觉很黑，拧开了台灯，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相册，认真翻看起来。这是小时候的，剪着男孩子头，牵着外婆的手。外婆还是那个样子呀，脑后梳着一个扁扁的发髻，套着那件枣红色的布袄。照片上她站在一个巨大的石狮子上，欢快地伸展着双臂。下面的外婆也是笨拙地伸着双臂，害怕她掉下来，随时准备接住她。她抿嘴笑过之后，发现照片上的外婆头发有些乱，竟然有一绺垂到脸上。她用手小心抚摸过去，想帮外婆把那一绺头发整理好……再往后翻，是上小学，上初中。但十三岁之后就没有再放照片了。似乎这相册就是她心里对于人生的概括，十三岁之后就没有了。

她将相册最后一页合上，慢慢站起来，眼中的世界开始发生奇妙的变化。她似乎听到心中有个声音告诉自己，是时候了！走出门去，她觉得今天小区的空气似乎特别好，花朵的颜色异常艳丽。各色的婴儿车在绿茵地上行走，在一树新开的鸡蛋花下，她看到了一张粉嫩的小脸，拍着手哦哦叫着，手上的小铃铛发出好听的声音。她去市场买了一把斧头，装进购物袋。回来的时候，她又看见了这个孩子，她忍不住去摸了摸孩子的小脸。

回到房间，她最后看了一眼台湾人的脸。实际那是一张什么脸已经不重要，因为在她眼里，这就是十三岁那个夜晚出现的脸，那张丑陋的、组成她所有恶梦的脸。现在，她将结束这个恶梦——她高高举起斧头，像坐在高背椅上的法官高高举起法槌，像展翅的雄鹰瞄准了猎物，像待宰小羊面对屠刀最后的搏命一击。整个过程，虽然面前的脑袋已经成了半团浆糊，她的表情依然没有发生变化，似乎只是在完成一件平常的事情。这件事情早已在她脑中演示了千百遍，今天她不过是在现实中重演一遍。这个瞬间，她回到了十三岁那个夜晚。她不再是那个瑟瑟发抖的可怜鬼。她变得力大无穷，一把推开了那个企图侵犯她的罪犯，并用铁钳抓住他，用最结实的绳子捆起来。然后她拿起斧头，把他的脸砍成了两块、十块、一百块。这样在地狱里，没有人会认出他，他变成鬼都会这样丑陋。

世界突然变得敞亮了。她愉快地洗了一个澡，她觉得自己现在很干净。可这里还有一个肮脏的尸体。她决定烧掉他，把这一切都烧掉，包括已经干净的自己。在这之前，她觉得应该跟林军告别。

林军接到电话飞速赶来，面前的场景几乎让他晕厥。更让他害怕的是，他看见她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他连忙抱住她，几乎是哄骗着告诉她，一切还不是那么糟糕，如果不被人发现，他们还是能幸福在一起。“是的，就可以每天在一起。至少，我们要一起旅行一次。你说过的，想要跟我开车去旅行。熬过这段时间，我们就出发，好吗？”他捧着她的脸，仿佛他们正要开始一段幸福的旅程。

林军冷静地观察了一下，仅仅在床上留了痕迹。他连忙用床单被子把尸体裹着拖下了五楼。在这里，小兔又自告奋勇拿起了斧头，说是要帮着毁尸灭迹，但她每次的方向都往那张脸去砍，每砍一下，似乎都能让她舒心一次。林军扯住了她，似乎不太忍心看到这样的画面。他拿起斧头，对着尸体鞠了个躬，自己动手将台湾人分尸了。随后他上楼拿了台湾人的外套，乘着夜色开着台湾人的车溜了出去。而他们也说好，万一被发现，就说是林军误杀的。林军安慰小兔说，如果是他误杀，就不会被判死刑的。如果她愿意等他，就等他出来，他们重新在一起。小兔郑重地点了点头。

十二

郑维平回了派出所。他的头脑很乱，不愿意去想小兔挥起斧头的样子。他走上天台，想在那里抽一支烟。角落里有个黑影，还有一星红点隐隐亮着。郑维平再走近时，他看见了黑强，还有他脸上的眼泪。手里是一支没有抽动的烟。

他呆在那里，这是第一次看到黑强流泪。

有两人在一个小商店门口打架，商店店主好心上去劝架。刚把人拉开，其中一人突然掏出了土制的散弹枪，对着店主胸口开了一枪。犯罪嫌疑人跑掉了，店主躺进了重症病房。命运总是对不幸的人更加无情。店主家境贫困，刚刚借钱开了这个小店，根本付不起巨额医疗费。黑强这些天几乎没有合眼，四处追凶，还是没有结果。店主家属也走投无路，只能天天来求黑强。

看着走过来的郑维平，黑强的眼泪还在流着，流泪的耻辱，比起他内心的煎熬，已经算不了什么。他把手机递过来，“平哥，为什么我帮不到他？我是警察啊！平哥，你说，我是警察，我为什么帮不到他？”

手机上有一则短信：“尊敬的王警官，我这里带着孩子给你磕头了。十二万分感谢你追查凶手。目前我们好困难，医院不交钱就停药，这才四五天，已用了2万多，我老公还在危险期。能不能帮我们筹点医药费，我们都是乡下打工的，孩子的奶粉也快断了，父母曾动过手术，身体也不好，现在眼睛都快哭瞎了。上次你借了一千块，我们求人借得几千块钱，根本抵不了半天的医药费。我们全家跪在医院门口，也求不到人借钱。除了求你，我不知道还能求谁，但是没有钱就停药！我们该怎么办？？？？？？请求帮帮我们吧。我手机里只剩下两毛钱，我只能用这最后两毛钱给您发个短信了，帮帮我们吧！！”

黑强的肩膀开始快速抽动起来，“那个人躺在医院就快要死了。犯罪嫌疑人抓不到啊！我抓不到啊。他是好人，我为什么帮不到他？”

他喘着气，大声抽噎起来。

郑维平想说这不关你的事，这不是你的错，或者你已经尽了力，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但他说不出来，说了又有什么用了，这话连郑维平自己都安慰不了。或者就告诉他，他黑强只是一个普通警察，他不是神仙，也不是盖世英雄。可为什么不能给他留一点理想的希望呢？郑维平走上去，一只手大力揽过黑强的肩头。他就这么紧紧地揽着，而他的眼泪也簌簌流了下来。

眼泪在地上跌成一个问号。他问着，“我又能怎么办？我又能怎么办？我帮不到他，也帮不到她。谁又能帮我？”

如果他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案子的侦破已经结束，凶手已经找到。小兔最多是包庇罪，以后还能开始她的新生活。但是林军，那个有着红润脸庞的年轻人，也许将面临着死亡。但他本身并没有杀人啊！他将因为郑维平的沉默领受不属于他的罪。还有被杀害的台湾人，以及他痛苦的家人。难道这对他就是公平吗？“我的罪恶该有多少？”郑维平问自己。如果他说出真相，哪怕只是提出关于时间点的小小疑问，真凶浮出水面，小兔将面临死亡的审判，而且是自己把她送上绞刑架。虽然，事实上是她杀了人，在法律上她是有罪的。但在郑维平心里，她是无辜的，她不应该死。“一个罪恶的发生，是因为我们没有阻止前一个罪恶的发生，才让罪恶蔓延。更应该责怪的，是我们自己。”他带着暧昧的私心试图为小兔辩白，“她只是在激愤中不能控制自已，并不是她本身怀有恶意。可能她真的是隐形的精神病患，偶然的刺激才让她变成杀人犯……”在他自己也辩解不下去的时候，“是的！是的！我就是不想她死，我想她活着。这样她就有时间去亲近她的父母，即使做不了外交官，也可以到国外去看看。”这时，他又分明看到，她美丽的身体在一声枪响后倒下，由嫣红变成苍白，由温热变成冰凉。

这想象变成一把铁鞭，在他心里狠狠地抽打着，而每想多一次，涌出的血，都会变成眼泪流出来。

十三

第二天，郑维平看到了初生的太阳，他从未感觉到，清晨的开始竟然是如此痛苦。在这个痛苦的清晨，他作了一个决定。他觉得这一生，从未作过如此认真的决定。

四天后，他独自开车去看守所提审小兔。路过一个废品收购站的时候，他停车，拎了一个背包走进去。里面没有人，仅停了一辆旧的捷达车。他打开捷达后尾箱，把背包放进去。

车子到达看守所。郑维平看着那道铁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认真温习了头脑中那个决定，等会他就要告诉小兔。是的，他要带着她逃走！

多么荒诞的决定！正因为这不现实，让他整个人悬在一种奇特的浪漫中，好像从泥沼飞身跃上了天空，虽然有可能掉下来，轻飘飘却很舒服。小兔的眼神会是怎么样呢？是难以置信，还是悲欣交集呢？郑维平怎么想象不到。

两天后，他就要实施这个重要的决定。他将和一名女警把小兔带出看守所，进行现场指认。他拿着呈请提押报告书，上面盖的章是假的，但他可以确定，看守所警察跟自己太熟，几乎不会认真看。

在他和女警开车路过废品收购站门口的时候，他会借故停下来，拔出枪，指着女警的头。他一定要鼓起所有的勇气这么做，这个女警也是他多年的同事。他知道，女警一定不敢相信，会说他疯了，会骂他、怨他，甚至哀求他不要做傻事。可他已经决定了，决定了就不要更改，他歉意看她一眼，然后把她的双手背在后面，拷在警车上。

在被反拷的情况下，凭她的能力，等她挣扎出来，并且报告情况，至少也要一个小时后。如果她挣脱不了，一个小时后，郑维平也会给黑强发一个短信，然后扔掉手机。

一个小时内，郑维平已经和小兔换好衣服到达海边，那里已有一艘小渔船在等候。他们先往香港方向行驶一段距离，再折返往西南靠岸，换另一艘较大的船，往湛江方向开过去。他会故意让追踪人员发现那辆捷达车，以为郑维平他们逃往香港。这样光是追查这个方向，已经耗费追踪人员很多时间。如果他们识破了郑维平的安排，那么，他们就会判断他和小兔逃向湛江，那里有更多的走私和偷渡船，可以驶向广西防城港，再偷渡越南或缅甸。

“他们一定在南方的边境线等我，而我早已经在另一个方向了。”郑维平想到这里，为自己感到得意。因为，郑维平会让去往湛江的船在中途停靠，转而坐船到江门，从江门沿着西江上行，在一处偏僻的地方上岸，再一路北上。

他们要丢掉手机、身份证、银行卡以及一切可能被追踪的东西。这之前，郑维平在派出所拿了两张无人认领的身份证，身上带了6万块现金，还买了一部二手的老款手机。

小兔会像一只温顺的小白兔，跟在他身后，也许还会偷偷牵着他的衣角。那时郑维平就是她全部的依靠，她会崇拜地看着他，按他说的那样，换上最不显眼的衣服，戴上眼镜，剪短头发。他们不会走进大城市，更不敢搭飞机、火车。他们会到小县城车站搭中巴，或者在路上搭货车。到了晚上，就找私人经营的小旅店。两人装作不认识，一前一后进去登记。或者找个发廊或洗脚店休息，交点钱在那里凑合睡一晚。这样走走停停，大概一周后，他们可以到达新疆。郑维平知道，现在是棉花采摘的季节，那里的农场急需要劳动力，看到他们，会热烈欢迎他们，用一部车把他们送到绵邈的棉花地里去。在那无边的如雪的棉花地里，天空高远，大地开阔，他们的身份连同罪恶，都会湮没在雪白的辽阔里。

再然后呢，就这样留下来吗？郑维平没有想那么多，也许还会继续往下走吧，往北，再往北，走到路的尽头再说。

这不就是他想要的吗？一直这么走下去，不要停下来。

同事该怎么想他？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他的母亲，该怎么办？郑维平略略想了一下，就立刻阻断了这思路。这一次，他只能想他自己了。

当然，他也想过，可能还没有到那片如雪的棉花地，他们的旅程就终结了。在某个寂静的深夜，也许被一双冰冷的手铐惊醒。也许，在亡命奔跑的途中，由一颗子弹结束他的梦想。还有可能，在他终于可以拥抱她的夜晚，他醒来，身边的女孩已不见了踪影。但是他始终偏执地认为，他想要跟她一起走，牵着她的手，走过许许多多陌生的地方，一起低头吃一碗面，再抬头看彼此一眼。

只是为了一个场景，就足够郑维平下定所有的决心。想到这里，郑维平仿佛看到棉花地里的棉絮都慢慢飞过来，在他肩膀那里生长成一双翅膀，轻轻振动着。他的脚步更加踏实，一步两步三步，看守所的门打开，他与小兔的距离只需要用脚步来计算。他的心如此激动，以至于他看到小兔的时候，竟然激动到说不出话来。

小兔问：“他会死吗？”

……

“我知道了！我死吧。”

郑维平看着她，他的翅膀还在努力拍打着，想往上飞，张开嘴却说不出一句话，只听到一声翅膀折断时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