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启治

【专栏】

冯立三素描
——文坛师友录之十六

□何启治

一、“启治……是我当年在唐山（地震）废墟前一见而遂定终生之交者。”“互相赏识，彼此敬重，志趣相投，惺惺相惜。”

1992年岁末，我讲述自己在纽约华人餐馆打工经历的体验及见闻感想的纪实文学作品《中国教授闯纽约》即将出版，请立三作序。他在写于1993年2月2日的序文《殊堪玩味的唐人街风情》中，开门见山就说：“启治是位重事业又重道义，既有文名又有人望的人，察世敏锐冷静，做事勤奋认真，内心炽烈如火，外表恂然蔼然，是我当年在唐山（地震）废墟前一见而遂定终生之交者。”

立三之序，对我多有策励，“而遂定终生之交者”之说，则让我永远感念于心。

为什么“在唐山废墟前一见而遂定终生之交”呢？

原来，这与我们在唐山大地震11年之后的一次唐山之游有直接的关系。

1987年9月26日，一个秋高气爽、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和冯立三等人应友人之邀来到唐山。我们终于有机会来凭吊发生于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的唐山7.8级大地震的遗址，面对着大地震的牺牲者和幸存者，肃立在特意保留下来的地震废墟上。

我们在游览中不但亲见了新唐山的建设成就，而且也从一些细微之处体察了新唐山人的文明礼貌和谦让友善。我不由得想起立三曾经不满于唐山抗震纪念碑四周的美术浮雕，批评说这些作品过于直白浅露，没有很好地表现出唐山抗震斗争过程中的大灾难、大痛苦、大建设和大振作。我想立三的批评不无道理。然而，这些宽阔的街道，这些风格多样的新建筑，这么美丽可爱的街头公园，这么友善、乐观、好客的唐山人，这像凤凰涅槃一样在地震大火中重生的一切，大概可以弥补那些抗震纪念碑四周美术浮雕作品的不足了吧。

当晚，在我们下榻的唐山饭店210号套房里，我和立三有过一次几乎是彻夜的长谈。

我们的话题自然从唐山大地震的牺牲者谈到了这些年来在极左路线肆虐中受到政治迫害的牺牲者……

原来，冯立三在北京男四中念书的时候，就是一个品学兼优，不带一点水分的三好学生。1958年，神州大地到处响遍了“大办钢铁”、“赶英（当时年产1070万吨钢）超美”的壮烈口号，城乡处处都冒着小土高炉的滚滚浓烟。此时，年仅17岁的热血少年冯立三也怀着一颗爱国爱党的纯真火热的心，活跃在北京男四中的“炼钢”工地上。一天，这个小班长领着四个同班同学拉着一辆破旧的架子车，竟然冒冒失失地直奔几十里地之外的石景山钢铁厂去讨要耐火砖。面对这一伙纯朴可爱的少年，工人师傅还真给了他们一车耐火砖。兴奋得意之余，他们竟不愿稍事休息，装好车就往回赶，硬是在星星眨眼的当天夜晚赶回了学校。流了一身汗，可半块砖也没丢。然而毕竟是路远无轻载，何况是满满登登的一车耐火砖，何况是漫长而坎坷的路，又何况是靠凉水冷馒头充饥，身子骨都还没长壮实的几个孩子，把一车砖拉到工地，他们就趴下起不来了。

就这样和着热血少年的汗水炼成了一块块铁疙瘩。然而这心血的结晶却没人收，没人要，终于又成了一堆锈迹斑斑的废物！

随后，冯立三这个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之为“老三”的班长便以超过北京大学录取分数线的优异成绩通过了高考。然而，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政审通不过，他竟被打入另册分到了师范学校。

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的大安、治国跑来安慰他。大安像狮子一样咆哮说：“老三从上小学到现在考大学一直当干部，就当成这么一个结果！银质奖章白得了！‘互爱杯’足球冠军管屁用！真的不带一点水分的‘三好’，这种学生全北京能有几个！他不能上北大，谁能上北大！”他大喊：“虚伪，什么玩意儿！”

立三静静地坐在地上听他喊，默默地垂泪——已经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深深的感动而泪流满面。呵，虽然不是“宴桃园兄弟三结义”，却是“哭四中三人一条心”呀！

师院就师院吧，立三提醒自己决不能自暴自弃！他依然是勤奋好学，依然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然而，当他从一个单纯稚嫩的少年成长为有了专业知识的青年时，在面临大学毕业分配的日子里，想不到更可怕的迫害又降临到他的头上，他被认定为“思想反动”的学生而受到有组织的反复批斗。

究竟是些什么罪状呢？

一曰：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原来，是他在学习周恩来总理关于在困难时期要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新方针时，痛苦地回顾了“大办钢铁”炼出了一堆废物的事实，而表同情于彭德怀的“得不偿失”论；因热衷于钻研政治经济学，并认为生产关系应该适应生产力的水平，如不适应则将破坏生产力的立论是个真理，而在师范学院的学生讨论会上说过“人民公社是共产风的母亲”这么一句名言。

二曰：为“右派分子”王蒙鸣冤叫屈。事实是，冯立三在师院中文系读书时（1960～1964），适逢当时被错划为“右派”的王蒙由于当年师范学院院长的关照被安排任王景山教授的助教，曾在他所在的班级任课。立三有幸为王蒙所看重，请他到家里吃过一次饭，倾听了王蒙夫妇含泪所讲的经历。他很同情，也很不平。他实在看不出这位穿着破毛衣与学生一起打乒乓球、赤膊与学生一起劳动、说话和气幽默的青年教师有哪一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又听说伟大领袖都关心过他，说过中央有的部的官僚主义比北京市一个区委的官僚主义更严重一类的话，于是就为他，以及他的成名代表作《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公然作了一些辩解。

三曰：“修正主义的孝子贤孙。”这指的是他看了肖洛霍夫的《顿河故事集》、《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等，认为都是好作品。还特别欣赏《静静的顿河》的史诗品格，欣赏它对哥萨克生活描写的无比生动，欣赏格里高利形象深刻的典型意义，竟不同意说它是“修正主义货色”。

四曰：“攻击党的阶级路线。”这指的是他曾经说过“60年高考录取新生有唯成分论的倾向”。这话其实没有说错，事实如此。批判唯成分论，并不是对党的阶级路线的攻击——难道党的阶级路线就是唯成分论吗？

……

在批判他的会上，他曾经勇敢地自我辩护。他原以为老师和同学听了他的辩护之后能理解他，实事求是地宣布他无罪。他太天真了。他怎么也想不到，领导因此反而被激怒了。原定一周的批判延长为两周，连家也不让回了。

一位党的负责人还警告他：老老实实接受批判，院党委还可考虑按正常情况分配工作，否则……

面对这些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和以党的化身自诩的负责人的警告，即将大学毕业的冯立三深知等待着他的将是多么严酷的抉择：满腔的热血和良知都告诉他决不能承认这些莫须有的“罪状”，然而他也完全明白那个“否则”意味着什么，然而他又不难想象“反动学生”的帽子将压得他一辈子都翻不过身来！

呵，还能到哪里去申诉？还能跟谁去讲理？他真是百口莫辩，欲哭无泪了。对方有权有势，运动群众，封住了他能言善辩的嘴巴。口号声和申斥声震得他晕头转向，只觉得脚下冰冷的水泥地都在摇晃。

一个黄昏，他在万分痛苦中，急不择路地出了校门，又鬼使神差地奔向离学校最近的深水池——玉渊潭。夕阳如血，流水多情。也许，这里就是他年轻生命的归宿吧。有道是，一了百了，把青春和生命都托付给一池碧水，也就无所谓烦恼，无所谓痛苦，无所谓幸与不幸了。奇怪的是，当他正要纵身跳入深水潭时，微波荡漾的水面上却突然出现了一道人墙——由母亲和四个弟妹一道组成的一堵人墙横在了他的面前。是的，左看是这道人墙，右看也是这道人墙。慈爱的母亲的惊慌的面容和稚嫩年幼的弟弟妹妹们熟悉的身影都活生生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们仿佛都在呼喊：孩子，莫轻生啊；哥哥，你死了谁管我们哪？……

他痛苦地蹲在草地上，双手拔扯着自己的头发，终于发出了一声备受戕害的男子汉的深深的叹息。

痛定思痛，他从死神的手里又回到了人间，忍痛在那张差点要了他命的“结论”上签了字。他倔强地紧闭着嘴，不再说话。

然而，可怕的是厄运果然从此伴随着他。他太执拗也太幼稚了。1965年他在劳动实习的时候，居然又声称“重压之下难有真情”，便斗胆上书北京市教育局，洋洋数万言，据理力争，要求甄别。那结果可想而知。

立三说，到了那个疯狂的年代，他便顺理成章地被当作政治贱民而饱受折磨。“红卫兵团背后有人统计冯立三先后翻案达九次，属于死不改悔！红卫兵接受指导，对我‘大开杀戒。’‘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到了兑现自己决心的时候了！我站直，说：‘打吧！但我告诉你们，中央有个16条，谁违背16条，弄出人命，将来也会吃不了兜着走！’他们冷笑一声，下手！一次一次下手！皮带、棍棒、铸铁椅子腿，我都品尝过。最后訇然一声，四五腰椎崩裂。试着爬起来，下肢已不听使唤！”

完了，冯立三从此致残！

立三说，我不怨北京市右安门一中。这是城乡交界，流氓无产者意识浓厚，容易接受忽悠——煽动。根子在于1964年那次伤天害理的政治虐杀。否则，何来翻案，又何来镇压翻案！……

后来，主要根据立三受极左政治迫害致残的事实，加上我所知道的，在“文革”中老舍被迫自杀和我在武大中文系的老师刘绶松教授自杀的事例，写成《唐山地震废墟前的沉思》一文，刊发在1989年第1期的《当代》杂志上。

我在此文中，根据自己的思考得出结论说:“政治地震的震源比自然地震的震源更深更远，政治地震后的波及面比自然地震的破坏范围更宽更大，而平息医治政治地震的破坏后果，也显然远较治愈自然地震的创伤要更复杂、更艰难一些。……今后如何防止和根除新的政治灾难、政治地震的发生，实在有赖于我们大家的同心协力呵！”

关于立三，我写道：“他也在拨乱反正历史新时期曙光的照耀下才获得了真正的解放，而且凭着自己的正直果敢和学识才气，成了当今文坛上颇受人敬重的文艺评论家。”又说，“刚直而极富个性的冯君慨然陈辞，从自己的经历谈到了最痛苦时的种种感受。于是，一个坚强而又痛苦的政治迫害的幸存者的形象便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至于立三对我，除了本文开头引用的对我备加赞赏、鼓励良多的话之外，关于拙著《中国教授闯纽约》，他在序中还不吝赞美之词说：“简洁而不简陋，轻柔而不轻浮，动人而不刺激，纯洁的感情与纯洁的文字交相辉映，十足的东方情调，确是好手笔。所谓朴素是艺术的高境界，大概指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吧。”

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出版我和冯立三、岳建一、章德宁及已故杨志广等五位编辑朋友的散文合集。立三在序言中，在谈到他和我的上述交谊之后，得出结论说：“互相赏识，彼此敬重，志趣相投，惺惺相惜。”

此话甚合我心。

二、“从1980年冯立三进入《光明日报》，到1989年他离开报社，这十年……他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参加过许多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研讨活动，成为活跃的文学评论家。”

以上，主要讲述了冯立三人生成长历程中惊心动魄的一幕：被打致残和自杀未遂。资料来自拙文《唐山地震废墟前的沉思》和冯立三主编的《与子同袍——从北京四中“白屋”走出来的人们》（印刷工业出版社2010 年9月北京第1版）中的《冯立三自述》。

下面，让我们再来简要地回顾一下冯立三的成长史，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第一个十年的奋斗历程。

冯立三，1940年生，山东昌乐人。初中毕业于北京一中，高中毕业于北京四中，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

“‘文革’后，‘白屋同窗’（按，即北京四中首届文科班同学）秦晋一力保举我进《光明日报》文艺部。我时来运转，瞬间天上地下，入党、提干、提职、提级、评奖、分房、入作协、进作协，最后官至正局，职当主编——这不是小人得志，穷显摆，是为了证明！证明自己不会比那些傲慢狂妄的革命派低能！极左政治代表的是愚昧、野蛮，他们才是小人得志！”（见《与子同袍·冯立三自述》）冯立三对极左政治可谓恨之入骨！

冯立三于1980年经秦晋力荐从北京市右安门一中调入《光明日报》文艺部之后，到1989年北京风波《小说选刊》被迫停刊前的10年间的状况，乃久在《莫道人生多变幻，粗缯大布裹生涯——记60届校友冯立三》一文（收入《与子同袍》一书）中， 有简要的记述：

冯立三庆幸自己有了施展才干的舞台，他没有辜负他人的期望。到报社不久，冯立三便入党，一年以后转正同时当了党支部书记。他多年负责编辑很有影响的《文学与艺术专刊》，还曾主持“飞龙杯”报告文学有奖征文，一面组稿，一面弄钱。他曾数次为报社撰写“本报评论员”文章。为抢得新闻先机，他不怕有人说闲话，亲自为专刊撰稿，多头并进，统筹兼顾，干得有声有色。

冯立三自认为得意的，是在《光明日报》干了这么几件事：

其一，他把曾与“白屋同窗”秦晋合作散文看成是自己的光荣，他们合作写了不少有影响的评论文章。秦晋深沉稳健，视野开阔；冯立三则语言犀利，观点鲜明。两人合作的文章，逻辑严谨，思想深刻，讲求文采，颇有分量。

当时也在文艺部，后来升迁文联副主席的李准曾调侃为“秦冯联盟，无敌天下”。冯立三回敬：“丁（振海）李结党，威镇八方。”他和秦晋合写《热流在中国大地上流动》，曾直接影响了《热流》作者张锲的命运。

其二，他为祝贺老作家李准（非上面提到的评论家李准）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写作的《黄河风情画卷的诞生》，被总编辑杜导正置于《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来发表。文学评论文章上中央大报头版头条，史无前例。这诚然是我们的老校友的光荣。

其三，1981年秋冬，他路过杭州，顺便探望盖叫天夫人。听说杭州、浙江两家文化局拒不发还“文化大革命”中所抄盖叫天家产，他愤而写作内参，揭露杭、浙文化局顽固坚持极左路线，拒不发还盖叫天家产的错误。胡乔木作出批示，责令杭、浙文化局立即发还盖叫天全部被抄家产。

其四，除了本职工作外，冯立三应聘担任报社所组织的年轻人学习古汉语主讲。对学生负责的冯立三要求报社领导年底算总账，把学习成绩好的人提拔到编辑部门工作，此举深得人心。报社领导杜导正、殷参，以及党委办公室都曾表扬过他。他曾几次荣获光明日报社先进工作者称号。

从1980年冯立三进入光明日报社，到1989年他离开报社，这十年，正是中国文坛从复苏走向繁荣的初级阶段。在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参加过许多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研讨活动，成为活跃的文学评论家。

冯立三向有“拼命三郎”之称。他重理论，更重激情。文如怒涛，一泻千里。写起文章来，常常是通宵达旦。他论苏叔阳《故土》的长篇论文《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造影》曾获《当代》文学奖。他写的一论、再论《古船》的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秦晋厚重雄强，视野开阔，冯立三则观点鲜明，文采飞扬。两人合作的文章，逻辑严谨，思想深刻，讲求文采，为文坛所看重。后报社有人飞短流长，秦晋大怒。“经我同意，文章不再合署。‘秦冯联盟’不幸夭折。”冯立三说。

如果说，《光明日报》对那一时期中国文坛的发展，具有相当影响的话，“秦冯联盟”的作用不可低估。冯立三的评论集《从艺术到人生》，秦晋的评论集《演进与代价》，同时被收进由前辈大家陈荒煤、冯牧主编的《（当代）文学评论家丛书》（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时我正担任主管人文社当代文学图书编辑工作的副总编辑），后秦晋有深沉婉丽的散文《被轰毁的笑靥》、冯立三有歌咏摩梭人的长诗《蓝色的泸沽湖》问世。

1989年初，《小说选刊》主编李国文，动议调冯立三进作协协助他主编《小说选刊》，被《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断然拒绝。他对冯立三说：“立三，你还不了解我杜导正，我杜导正也是爱才如命的！不就是给个副局吗？我给正局！”立三说：“那不行。李国文给副局，我去；您给正局，我就不去了，那我成什么人了！”老杜说：“这可不能考虑。”后杜导正调任新闻出版署署长，姚锡华继其任，方才允其请。

然而，年年岁岁有四季循环之规，人生变幻却常常有出人意料之处。冯立三调入《小说选刊》任副主编不久，北京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政治风波。后《小说选刊》被迫停刊。冯立三伤病缠身，抑郁怨愤，磋跎数年，直到1995年，《小说选刊》复刊，冯立三被任命为主编，与社长柳萌一道负责《小说选刊》的复刊工作。

三、1986年，张炜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古船》全文刊发于《当代》第5期，不仅引起轰动，而且引起争论，甚至引起来自主管领导的压制。我和评论家冯立三惺惺相惜的友谊在更高的层次上受到了考验。

我在前面说过，1987年9月26日晚上，我与立三在唐山饭店有过一次彻夜长谈。“刚直而极富个性的”立三慨然陈辞，“一个坚强而又痛苦的政治迫害的幸存者的形象便出现在我的眼前。”而通过这次深入的交谈，立三也把我视之为可以终生交往的朋友。然而，我们的相识和来往却是在同游唐山之前。

1982年，苏叔阳讲述以医务工作者的爱情纠葛为主线的人生故事的长篇小说《故土》在《当代》发表，立即以其直面人生的真实和思想解放引起轰动。据说当时许多医院的医生护士都不惜放弃午休来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我是小说《故土》的责编，立三是应邀参加作品研讨会的嘉宾。会上，立三激情澎湃，似滔滔黄河的发言引起大家的注意。我经《当代》负责人孟伟哉同意后，即诚邀立三撰写评论《故土》的文章。立三很痛快地答应了。这就是不久后刊发在《当代》上的长文《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造影——论〈故土〉》。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当代》文学奖”的评奖活动。立三的《论故土》荣获首届“《当代》文学奖·评论奖”，列于长篇小说奖、中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和散文奖之后，奖品是一把秦兆阳题赠的折扇，上面有秦兆阳题写的两句诗：“不登高山无以见云霞，不经沧海无以观波涛。”立三调侃说，叨陪末座，谢了！我说，给评论评奖，是《当代》的独创，“末座”也不减它的光荣。立三立即说，当然，当然！这奖品也是独创，很好！

1986年，张炜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古船》全文刊发于《当代》第5期，不仅引起轰动，而且引起争论，甚至引起来自主管领导的压制。我和评论家冯立三惺惺相惜的友谊在更高的层次上受到了考验。

张炜用心地写了两年的《古船》，是从改革开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回溯四十年代的胶东土改，乃至“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它所描述的，果然是深沉厚重悲壮动人的故事。其中关于土改，既写了农民违反党的政策，乱打错杀，也写了还乡团的阶级报复，血雨腥风。它所具有的悲剧美，令人回肠荡气，感慨良多。我们有值得自豪、骄傲的光荣历史，也有悲惨心酸的民族苦难史， 滴着血、流着泪的历史。小说以其强烈的现实感、深厚的历史感和未来意识给人以感染和启迪。它确实是一部真实感很强，塑造了一批内涵丰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具有开拓意义和史诗品格的大作品。按照这样的认识，我在刊发《古船》的这一期的“编者的话”中指出：“《古船》以胶东地区处于城乡交叉点的洼狸镇为中心展开故事，在近四十年的历史背景上，以浓重凝炼的笔触对我国城乡社会面貌的变化和人民的生活情状作了全景式的描写。我们希望，作者在塑造典型和完成史诗式作品方面所作的可贵的努力，能够获得读者和文坛的欢迎和注意。”

当时《当代》杂志的发行量有20多万。《古船》在《当代》1986年第5期全文刊出后，当即引起读者和文坛的强烈反响。1986年11月17日至19日，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联合中国作协山东省分会、山东省文学研究所、山东省文学创作室、《文学评论家》和《当代企业家》编辑部等五单位，在济南召开了《古船》研讨会。外地到济南来参加讨论会的，除了代表人文社《当代》杂志的我和王建国之外，还有《文艺报》、《上海文学》、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的朋友周介人等人，加上山东省的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研究工作者共50余人。这种盛况在山东据说是空前的。12月17日，人文社《当代》编辑部又邀请在北京部分文学评论家、作家、编辑近40人在人文社的东中街宿舍会议室开了一整天的《古船》座谈会。这天大雪纷飞，交通阻塞，与会者的踊跃热情让我如沐春风十分感动。人文社社长兼《当代》主编孟伟哉也亲自到会向作者表示祝贺，向与会者表示欢迎和感谢。

两次讨论会规模之大，争论之激烈和深入的程度，均可谓盛况空前（在我的经历中只有陈忠实著《白鹿原》的西安和北京研讨会与之相仿），以致不久之后，在有人准备编“《古船》评论集”时，很快便从当时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文艺报刊上收集到60多篇文章。

讨论中，绝大多数评论者对《古船》备加赞赏。有人认为《古船》是当代文学迄今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可视为新时期长篇小说的压卷之作。它给新时期文学十年带来了特殊的光彩，显示了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实绩。

然而，对《古船》除了少量公开的批评文字，据说还有更严厉的、来自当时某些领导者的口头而未见诸文字的批评（连电话记录都没有），以致当时的社长、主编虽未看过作品，却对我指示不要公开报道《古船》讨论会。我认为这种违反惯例（一般都有几千字的、主要反映肯定作品意见的报道文字）的作法会有损于《当代》的声誉。争取的结果，是同意发表讨论会的意见，但必须突出批评性的意见，而且要把两地四天讨论会的意见压缩到一千多字的篇幅。这就是发表在《当代》1987年第2期上的报道文字和当时文坛舆论对《古船》的赞扬很不相称的原因。

不久，社长又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指示不要出版《古船》的单行本了。对此，我不得不据理力争，强调要维护党的文艺政策的严肃性和稳定性。我坚持自己对《古船》的基本评价，认为就是消极地说，也应该承认《古船》是有缺点的优秀作品，又以个人的名义向社长、主编写了书面保证，愿意为《古船》单行本的出版承担责任。这样，才勉强获得同意，使《古船》得以在1987年8月正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印行16500册。

但在1987年“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背景下，已于同年1月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岗位，改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的孟伟哉在当年的涿县（河北）组稿会（由中宣部文艺局主持，参加者有北京和部分省市的文学编辑和文艺工作者，我和朱盛昌代表《当代》与会）的讲话中，在他列举的精神污染在文艺界的八大表现的第二项中，批评有的作品“以人道主义观照历史”，还是不指名地批评了《古船》。

作为《古船》的赞赏者、终审人和责任编辑之一，虽然个人没有受到组织上的批评和处置，但显然感觉到有一种巨大压力的存在。历史上，极左政治对文艺横加干预的阴影笼罩着我。这种忧愤不平的感觉情绪，在我给孟伟哉的报告，尤其是给张炜的信中都有突出的表露。

孟伟哉同志：

你好！

考虑到自信《古船》从根本上说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考虑到各种批评意见说到底还是属于争鸣的性质，考虑到《当代》的总体形象是站得住的，我认为在此微妙时期，还是以发表关于《古船》的最起码的文字为好。这样做无论对作者、还是对《当代》在读者中的印象来说都是好的，就是对文艺领导者来说，也是一种民主和开放精神的体现。

现遵嘱将我在两份“纪要”基础上整理的“综述”送上，请审阅，并盼尽快退还，以便及时发表于《当代》第2期（既然发关于《古船》的评论，则似可同时发关于《老师啊，老师》、《孽障们的歌》和《桃源梦》的评，请酌）。

同时，我主张明确回答作者，《古船》按原计划和正常程序出书，哪怕先印一万册也好。前些日子出版局的会议上，刘杲同志说迄今禁书只有一种：《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古船》不在查禁之列，就不必因拖延或别的原因而刺激作者或有负于读者，何况载有《古船》的《当代》已经印行了二十多万册呢！

附上有关《古船》的材料两份，供参阅。

如果有必要，我愿意对上述建议负责。

当否，请指示。

此致

敬礼！

何启治

1987年2月2日夜

我言辞恳切，而捍卫《古船》的态度却是坚定的。这是写给主编、社长的报告。下面，是我在此前写给张炜的信。

张炜同志：

你好！

早该给你写封信。只因为目前的环境使我们的工作增加了许多困难，眼下又正在忙于发第2期的稿子（我经手发邓刚的《白海参》，工作量比较大），就想过几天再从容地和你谈谈。但今天收到你16日的信，我便决定立即复信。实在有许多话要对你说。

首先，我想告诉你，虽然我没有看到任何文字的东西，但某人对《古船》不满大概是真的。说起来也不奇怪，特别是在眼前这样的政治背景下。

其影响如何，还要看一看。但直接的作用是：我们不得不把第2期准备上的关于《古船》的评论文字全部暂时停发。

我多次说过，在我们的工作范围内，文学想和政治抗衡是不可能的，文学的力量太小了。因此，我们这样做，可以说是讲策略，也可以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古船》的评价有什么变化。起码可以郑重地表示，我的认识不变，而且我所熟悉的一些评论家的看法也不变。和冯立三联系后，我们决定也先把我的文章放一放（《光明日报》原来想在双日刊出），因为眼前在大报上发这种文章太招人注意了。但我在《文学自由谈》的文章不撤稿（他们已通知我发排），冯立三在《文学评论家》的文章也不撤。如果这样的文章要批，那批我们好了。如果允许辩论，那就辩一辩——除非以权力取代真理。

老孟确实已经就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他的新职不允许他长久地管文学出版社和《当代》。社长大概再当个把月，《当代》第3期以后，主编就没有他的名字了。但我已当面力陈我捍卫《古船》的意见。我不信一代评论家的眼睛都瞎了。因此，我已告诉建国，要他摘要整理讨论会上知名评论家的意见，同时想请你把这一类同志给你的信也摘要寄来。必要时我要借重这些意见说话。

还有，请你就近找《文学评论家》负责人给我要一份冯立三的评论文章的清样寄来。他的文章题目是《历史与人的全面突现——论〈古船〉》。据他告诉我，他的许多话都是针对可能举起的棍子说的，所以我也很看重。

鲁迅早说过，文艺是没有力量的（比起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事情，文艺也不重要）。可惜我们太爱它，总愿罄其所有去爱它。这是我们的悲剧，也是我们的骄傲。

关于《古船》，我还有一点自信。某种力量可能限制它的影响，但它最终会被这个世界承认。因为它太有分量了，不是一两脚就能踢倒的。我愿与它共荣辱。但在具体做法上，也请你理解和支持我们，而且也请你冷静些，好吗？

问小王好，并愿她给你更多的力量和爱。

启治

1987年1月19日9时

因为是私人通信，所以信中忧愤不平的情绪和慷慨激昂之气势表露无遗。但就内容而言，此信倒也不乏冷静。其中有两点是比较突出的：第一，知道要捍卫《古船》必须面对一场大辩论，对此要认真应对有所准备。第二，给张炜不长的信件中三次提到冯立三，可见我是把他当作在这场论战中真正可以倚重的战友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

《古船》引起的争议正热闹的时候，我到冯立三在新文化街的住处去看他，向他介绍中宣部在涿县（河北）召开组稿会以及把《古船》作为“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表现之一加以批判的情况，并向他组稿。立三很痛快地答应了。立三还说，你最好能把批《古船》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拿给我看看。这样我的文章会写得更有针对性一些。

不久，我便把陈涌评《古船》的文章《我所看到的〈古船〉》交给冯立三参考。我说，陈涌是来自延安的老评论家，他批评《古船》的意见比较有代表性，你好好看看吧。立三说，我们报社安排我9月到11月去小汤山温泉疗养院疗养，我正好可以一边疗养一边把心里早想完成的全面评价《古船》的文章写出来。

我又提醒说，陈涌认为《古船》的问题是用抽象人道主义观点描写土改，因此，对土改的描写是不正确的。而且，他不仅仅批评《古船》，他还批评支持《古船》的评论家。意思是说这是一种政治思潮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陈涌的批评意见传开之后，有的人感到紧张，亡羊补牢，赶紧修改自己的文章。不知你的观点有没有变化，还会不会像你刊发在《文学评论家》的文章那样赞赏《古船》呢？

立三说，我当然不会改变观点。不但不改，我还会进一步强化历来的观点。我11月一定交稿。

我想，见胜兆则趋附之，见败征则背弃之，是市侩作风，为君子所不齿。真正的评论家与自己赞赏的作家作品应该同进退，共荣辱。立三是重然诺之人。我有难处，他一定会来支援。他会说到做到，我可以放心了。

到10月间，为了确保按时拿到稿子，我在电话里问及文章的进度，立三自信地说，完成一多半，快有两万字了，你可抽空来一下，看看稿子再商量。

我便跑了一趟小汤山温泉疗养院，知道在这里疗养的立三邻居还有画家靳尚宜、语文出版社老总朱雨今等人。疗养院确实环境优美，空气清新，不但是休养生息的好地方，也是静思写作的好地方。当时，我还向立三提供了法国作家雨果的话，说他在小说《九三年》中，试图通过书中三个主要人物证明：“在王权之上，在革命之上，在人世一切问题之上，还有人心的无限仁慈……”；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立三一听此言便拍案叫好。太好啦，两个都是“绝对正确”呀！怎么可以把革命和人道主义对立起来呢！

再看立三所写近两万字的初稿，因为有陈涌《我所看到的〈古船〉》一文的清样在手，完全是针对陈文的主要论点来说话的，我们对关于《古船》的论战都更自信了。

吃过晚饭，暮色苍茫中，立三送我出来，手里拿着一个近似大笔筒的粗陶澄浆罐。两个小学快毕业的女儿冯昕、冯艾紧跟在后面，高兴得又蹦又跳——她俩要跟爸爸到山坡上去逮蟋蟀啦。往外走的大道，一边是个小山包，一边是可以划船、游泳的湖。立三和冯昕、冯艾就在山坡上翻着石块找蟋蟀。立三蹲着，一见石砖下、草丛中蹦出一只蟋蟀就往前扑；他抓到一只蟋蟀，女儿就大声叫好。此情此景，让在一边散步的靳尚宜、朱雨今也禁不住慨叹：老冯也有点年纪了，还跟小女儿一块儿逮蟋蟀，真是童心不老呵！立三乐呵呵地笑着回应：可不，年近半百了，头发斑白也不能光顾着写论文呀；难得俩女儿来了，一块儿逮蟋蟀多好玩呵！

我知道，立三生于1939年（身份证错写为1940年，便沿用至今），已是四十八九岁的人了。他和俩女儿一块儿逮蟋蟀其乐融融的情景，让我突然想起鲁迅《答客诮》的诗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的诗句。一身傲骨常常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却也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慈父，而且还以“兴风狂啸”却又时不时回过头来照看自己孩子的老虎自况（古代楚人称虎为“於菟”），平日慷慨激昂、雄辩滔滔的冯立三，此时却和小女儿一块儿逮蟋蟀，不是也生动地呈现了他作为慈父的，温暖柔软的一面吗！我真的很高兴能看到立三的这一面。

同年初冬，在虎坊路《光明日报》文艺部办公室，立三与我对这篇25000字的长文作最后的推敲，特别是结尾的总体评价部分，真是认真到逐字逐句地斟酌的程度。

四、在我看来，雨果命题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启示有思考能力的思想家、革命家，在探索人类解放的道路上，要勇敢地打破前人非此即彼的教条，而坚决地将革命与人道主义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以便人类以最小的牺牲而获取历史最大的进步。

1988年第1期《当代》同时刊发了冯立三的《沉重的回顾与欣悦的展望——再论〈古船〉》和陈涌的《我所看到的〈古船〉》。按惯例，当然是陈文在前，冯文在后。

陈文对《古船》有所肯定，但批评也很尖锐。其要点如下：

“几十年来，抱朴看到的，只是‘血流成河’，只是无穷无尽的苦难。但正是在这几十年里，中国处在历史的大变动、大转折时代。人民解放运动正是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是我们民族的精神素质空前提高的时代。”

“我们当然不应该忘记，我们流过太多的血，有过太多的苦难。但如果说资产阶级即使缺少英雄气概，但‘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那么，对于这几十年来充满新的英雄主义的我们民族的历史就更是这样。”

“雷达同志认为，‘《古船》是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的碑石’。那么对这部‘民族心史’的碑石，如果读者要求至少也应该把‘英雄气概’、‘英雄主义’也包括在内，给它一个地位，这恐怕也不至认为是多余的吧。”

“这些年来，谈论民族的消极落后面，民族的保守的传统，民族的惰性力，民族的‘积淀’，是很不少了。这作为历史的反思，不能说是无谓的，不能说无助于人们更清楚地认识今天还存在的一些消极的现象，因为今天的一些消极现象，也是有它的渊源的。认清这点，在一定的意义上，有利于深化艺术的真实，深化现实主义。但对我们民族的另一面，而且应该说是更重要的一面，英雄主义的一面，却谈论的少。我们的民族并不是不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而且即使面对历史的反思，也应该不只是反思那消极、落后、保守、惰性力那一面的。”

“我说的我们面前这位作家的主观思想，主要是指他的带抽象性质的人道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明显的从根本上妨碍了他对土地改革的真实的反映。这是因为土地改革是如此激烈的革命阶级斗争，抽象的人道主义和它是不相容的，但对于性质不同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人道主义的矛盾就不那么明显了。”

问题提得严重，实际上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两种历史观的分歧与斗争的政治高度，也就是把《古船》放在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被告席上了。

陈涌是我的广东老乡。我也曾在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中和他共事过。他也是老延安，是人们敬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是一个正直的人，纯洁的人，不是那种假革命以营私的政客与市侩小人。他的问题可能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与人道主义学说统统简单化并且绝对地对立起来了。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思想，变成了暴力崇拜，把主要是成熟于资产阶级时代的人道主义，变成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把一种超时代、超阶级的普世价值，变成了只能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狭隘阶级价值。

冯立三按此认识在小汤山疗养院疗养时完成了两万多字的《沉重的回顾与欣悦的展望——再论〈古船〉》。其要点如下：

“《古船》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迄今为止的改革题材文学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它们的集大成者。它所得出来的结论，从根本上说，是当代先进的中国人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顽强的努力，包括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及其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实践表现的越来越广泛、周密、深刻的批判——在文学创作上的一次强烈的感光。”

“直白地说，它描写的是极左政治与封建残余结盟对农民的残酷的剥夺以及农民对这种剥夺的麻木、隐忍、仇视和反抗。《古船》的政治倾向是明确的，它所揭露和攻击的矛头始终对准极左政治、封建残余。当它把农民的自身的弱点当做农民接受外界压迫的内应物来描写的时候，也不惮于病下针砭。中国农民的古典命运以稍作变通的形式重演于解放后的中国，便是由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所决定的。必须彻底抛弃被形而上学所歪曲了的阶级论，必须彻底抛弃作为这种阶级论的文学理论反应的机械的典型论，必须彻底抛弃人道主义无论怎样都不能成为一种价值标准的历史偏见。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正确理解《古船》以三个家庭的矛盾结构它的历史悲剧的合理性。”

“老庙遭雷击而焚于天火，象征着封建政权的崩溃。但与封建政权有着同构效应的家族权力——族权——却不可能随即而灭亡。只要小生产方式、宗法生活方式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宗法势力也就必然要延续下来。原来与封建政权互相依存，现在则会响应极左政治以安身立命。赵姓、隋姓、李姓三个家庭的矛盾及其长期存在，盖出于此。变化了的仅是由隋姓的统治改换成赵姓的统治，改换成赵姓更为严酷的统治，原来依附于封建政权，现在依附于极左政治而已。这就要造成旧的悲剧结束，新的悲剧继起这样一种悲剧循环的可悲局面了。《古船》是在历史哲学而不是在政治学的意义上来描写苦难的，这是一个新的难度很大的角度，是前人未曾尝试的。”

“农民在春天的乱打乱杀与还乡团在夏天的疯狂报复，在小说中交替出现而在后人的回顾中相切，这固然是要与小说的整体叙述方式相协调，也是因为张炜不愿给人造成简单的因果报应的印象。二者有联系，毕竟性质不同，各有各的发展逻辑。张炜没有把农民阶级的错误与地主阶级的罪行混为一谈。张炜只是在证明人的愚昧、偏狭、兽性是造成人类自身的困境的因素的时候，才在超阶级的意义上把二者联系起来，作因果报应式的处理。这是张炜兼用阶级论与人性论对历史作双重描写的尝试，未为不可，看来也是有说服力的。若说这里表现了张炜的复杂的历史观，那是合乎实际的，若说是用人道主义否定阶级斗争，则恐难成立。张炜的人道主义不过是反对把兽性当作人性，把个人嫉恨、个人复仇的狭隘性和流氓无产者的破坏性当作农民的革命性，把滥惩无辜、罚不当罪、凌辱人格、只图一时痛快不思久远遗患当作革命的正常秩序而已。反对盲目性与反对用暴力推翻应该推翻的剥削阶级以推进历史进程并不是一回事。”

“王书记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远见卓识和解放全人类的宽广胸怀，曾使忠勇、朴实、耿直、鲁莽的栾大胡子受到感动。倘若不是极左路线的再冲击，他的农民的狭隘性是有可能在土地复查的伟大斗争中逐步克服的，从而有可能为洼狸镇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树立一个榜样。洼狸镇的土改复查没有为完成这个任务奠定基石，反而把左倾思想撒播于洼狸镇的土地。洼狸镇人千百年来呼吸着宗法文化的空气，现在又受到极左思潮的侵袭，他们在结束旧的苦难的同时走上新的苦难道路，就带有某种必然性了。当然，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苦难，前者是由阶级压迫所造成，非经革命暴力不能消除；后者是由革命进程中的错误所造成的，可以通过社会的自我调整而克服。”

“历史糟粕，现实弊端，大量积淀在四爷爷这个人物身上。过人的颖悟，国学的根基，最高的辈分，贵人的相貌，庄重的风度，审时度势的精明，应对事变的从容，收买人心的狡狯，逼人自戕的阴险，造孽而能自救的平静，和谐地集于一身，不怪洼狸镇人敬之如神。”

“小说描写的隋氏兄妹所经受的苦难，与其他农民的苦难是相同的，区别只是他们处在洼狸镇的最底层而已。作家同情他们，不限于他们自身，他们已经不是作为资本家的后代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农民而存在；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作家对一代农民不期而遇的苦难和反抗的同情。不能把本是解放后农民同左倾政治、封建残余的矛盾的特殊显现和典型概括的隋赵两姓的矛盾，缩小为仅仅看成是宗法势力之间的矛盾……”

“已经发动的、日趋深化的、席卷了农村并逐渐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强大阵势的经济体制改革，敲响了四爷爷们的宗法统治的丧钟！铁色的城墙，生锈的砍刀、四爷爷的权威和赵多多的淫威，都无法阻挡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重新迈出创造历史的步伐！洼狸镇人民真正可望彻底摆脱屈辱和苦难了！《古船》的作者在这里向给中国农民带来幸福的新时代，向勇敢地开辟了这个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表示他的崇高、热烈的敬意了！”

“但张炜描写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中国农民生活的特点和他高于同辈作家的深刻之处，是指既能充分地展示一种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经济运动的摧枯拉朽的伟力，又能充分表现历史的惰力——不甘于放弃由历史养成的优越地位的人们对于现实变化的顽强的、疯狂的、愚蠢的——有时也是十分机智的抵抗；早就不堪历史虐待的人们，适逢权力和机会的再分配，也爆发出一种夺取现实的优越地位的狂热和激情；虽未获益于但却习惯于既成的生活秩序的人民对于历史变动的麻木、惶恐、袖手旁观和对于角逐于政治舞台上力量的权衡；由此而形成的翻江倒海、波云诡谲的历史新场面；被张炜用一种宏大的气魄和多彩的笔墨记录在他的《古船》中。”

“抱朴身上的人道主义色彩是浓重的。不过，当这种人道主义是用来抨击反革命暴力因素的时候（在这一点上抱朴与王书记是相通的），用来揭露其他的非人道的社会现象的时候，如抨击赵多多‘发了财’，而‘镇上好多没有牙的老头子老太婆吃红薯和麸皮做成的团子’（抱朴未见赵多多脚踏捡拾掉在地上的碎粉丝头的孩子的一片小手的残酷镜头，若知，肝火更盛矣！）这种新的两极分化的时候，抨击那些自命‘最公正、最廉洁’的人居然忍心‘让一个快死的老婆子靠捡拾垃圾过生活’这种官僚主义的时候，抨击人们包括他自己袖手旁观一个瞎子在黄昏的墙角下独自一人‘半尺半尺地往前移动’这种冷酷的风气的时候，在显示着人道主义的强大的道德批判力量。都深化着作品的思想深度，强化着作品的感染力量，都有助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世道人心的改良。对于这种描写如果要轻薄、鄙夷、否定，那不知我们的理论家究竟要把我们的作家引向何处？”

冯立三的长文没有点陈涌的名，却显然是针对陈文批《古船》的主要论点来说话的。陈涌给张炜的《古船》戴了抽象人道主义观点的帽子，认为它对土地改革的反映是不真实的。立三则明确指出，必须彻底抛弃被形而上学歪曲了的阶级论，必须彻底抛弃机械的典型论，必须彻底抛弃人道主义无论怎样都不能成为一种价值标准的历史偏见，才能正确理解《古船》所描写的悲剧和合理性。他认为张炜兼用阶级论与人性论对历史作双重描写，是有说服力的。由此得出结论：指责张炜用人道主义否定阶级斗争，是不能成立的。

在我与立三交谈关于人道主义的话题时，他进一步发挥说，人道主义——无论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之“恶”，未必是人道主义与生俱来的、必有的本质属性，反倒有可能是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暴力崇拜者，为着利己的目的，所强制地涂抹于人道主义身上的一种虚伪的色彩。只看到阶级间利益的矛盾、区别和冲突，看不到阶级间利益的相关性和某种一致性；只看到阶级斗争观念与人道主义观念的矛盾性，看不到二者之间存在彼此妥协、彼此需要的可能性，这是我们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获得极端化发展的极左思潮的根本特征。我们应该明白，人道主义与阶级斗争，都是具有某种真理性的认识，而只要是真理性的认识，在一定条件下，就一定是可以彼此相容，甚至是相得益彰的。形态温和的人道主义概念，有时竟能用以表现和平革命和武装革命。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写于1918年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开篇即以压抑不住的兴奋心情欢呼：“人道的钟声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陈涌同志未必敢说，李大钊在这里犯了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错误吧！当然我们也不好说李大钊犯了以词害义、用词不当的语言忌讳吧！初生的马克思主义有何等的生命力，何等宽阔的包容力，何等丰富的想象力！因革命胜利而骄傲、狂妄、自负、个人崇拜，自我封闭日甚一日终至处于僵化状态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其理论的再生力、扩张力、涵盖力、想象力、提升力又是何等软弱、局促、执拗、狭隘、苍白无力呵！

我呼应说，只有伟大的法国作家雨果敢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呢！

立三接着说，是呀，死后被供奉于先贤祠的法国伟大作家雨果在他的史诗《九三年》的结尾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意味深长的哲学、历史、政治的命题：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立三进一步发挥说，人们为此争论了200年。在我看来雨果命题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启示有思考能力的思想家、革命家，在探索人类解放的道路上，要勇敢地打破前人非此即彼的教条，而坚决地将革命与人道主义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以便人类能以最小的牺牲而获取历史最大的进步。既然都是“绝对正确”，那就很难设想二者会存在“非此即彼”，二者根本不能相容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是闭目塞听自以为是的话，我们应该已经看到了这种革命与人道同存共荣的可能性。李大钊正是基于他认为的苏联十月革命实现了革命与人道主义的双重胜利，从而开辟了人类——而非仅仅是无产阶级的新纪元，而纵情欢呼的。

显然，冯立三是认同革命与人道同存共荣的可能性的。

五、我们把为张炜的《古船》辩护、呐喊，愿与《古船》共荣辱，愿与其作者同进退的冯立三称为真正优秀的评论家，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他当之无愧。

江晓天，是冯立三十分尊敬的、像兄长似的好朋友。在江晓天逝世一周年时，立三写过一篇情深意切的长达数万言的纪念文章。

立三在这篇题为《我得兄事之，幸也》（收入《与子同袍》一书）的纪念文章的第五节一开头便说道：“作为编辑、出版家的江晓天的主要成就，是在他心血浇灌下，所谓‘三红一创’及《李自成》的诞生。江晓天或作为责任编辑，或作为编辑部主任，或作为编审，倾注于这些‘红色经典’的心血，是无法计量的；所表现的胆识，是过人的；事后毫不自我张扬是连作者都感佩的。我的也可以称作编辑家的朋友有时会滔滔不绝地称颂不同版本的‘京城四大名编’，或‘八大名编’，并问我的看法。我说：‘你说的都可以称“名编”，不过，我觉得应以晓天领衔才能显示公正。“名编”以能编出“名著”为标准。地处穷乡僻壤，根本没有机会，或者没有见识而交臂失之，或没有能力编出“名著”的人，我以为是不能称为“名编”的。不管是“四大”还是“八大”，“名编”还应该有为“名著”之诞生而甘冒风险，真的经历风雨，甚至大倒其霉，但无怨无悔的文化英雄品格’。没有晓天过人的眼力，开掘不止的精神，《红岩》是不会诞生的；《红日》的出版，至少要比现在经过更多磨难；《红旗谱》百分之百吻合那个时代的政治及审美标准，用不着晓天多费周折，算是‘幸得一宝’。”

拨乱反正新时期文学已经取得辉煌的成就，这当然和整个时代的进步分不开。但立头功、创造前提的当然是那些优秀作品——构成文学史主体的作品，及其作者。然后，才是编辑、出版者、评论者，甚至制造舆论的新闻工作者和热爱、赞赏优秀作品的广大读者从不同角度发挥的作用。立三，在上引纪念文中提到的江晓天，利用他的编辑权、出版权，包括“茅奖”评委的评审权推动名著的诞生，甚至发挥他的智慧为作者出谋划策（如为《李自行》的作者姚雪垠出主意——给毛泽东主席直接写信）等等，当然很够资格成为名编。我尤其赞成立三所说：“‘名编’还应该有为‘名著’之诞生而甘冒风险，真的经历风雨，甚至大倒其霉，但无怨无悔的文化英雄品格。”

同此道理，则我们把为张炜的《古船》辩护、呐喊，愿与《古船》共荣辱，与其作者同进退的冯立三称为真正优秀的评论家，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他当之无愧。

六、立三呀立三，就备受极左路线的折磨而言，你真是苦大仇深！怪不得你对极左路线恨之入骨；也怪不得在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的著名诗人、杂文家邵燕祥会在给你的信里说，捧读悼文，泪流满面——他感同身受，强烈共鸣哪。

2010年底，我的回顾文学编辑工作50年经验教训的《美丽的选择》（首都师院出版社出版，“书林守望丛书”之一种）出版，其内容完全是与编辑工作有关的，其中当然有关于《古船》（张炜）、《白鹿原》（陈忠实）等名著的文章，真实地反映了我在特定历史年代，为使这些优秀作品获得应有的荣誉而作的评介和呼吁。立三收到赠书后非常欣赏；我请他写书评，他便欣然命笔写成《选择与坚守之美——何启治新著〈美丽的选择〉读后》一文，后刊于《人民日报》。在写书评的过程中，他激情难抑，竟写成不刻意讲究格律的自由体诗《启治之歌》，并以他遒劲潇洒的毛笔字在宣纸上挥毫写成条幅赠我：

曾在曾经悬挂制怒匾额的钦差府衙留连/胸中鼓荡着珞珈山的千尺风帆/巴尔扎克曾经为拉斯蒂涅立于城头向巴黎宣战而呐喊/你微笑着向北京进发/沉沉一线尚不知伟大两侧布满风险/你伸手采撷佛香阁前的白牡丹/你把锈迹斑斑的古船打造成无敌战舰/你侍弄黄土垒积的白鹿原鲜花一片。

末署：故人冯立三撰并书辛卯盛夏。也就是说，此诗是老朋友冯立三作于2011年的盛夏。拉斯蒂涅是巴尔扎克代表作《高老头》中的主人公。他来自农村，却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勇敢地向巴黎宣战。佛香阁是慈禧太后看戏的地方，喻文化的制高点。此诗首句说我在广州完成整个中学学业，在那里接受过林则徐爱国奋斗精神的熏陶。二句说我在武汉大学读了五年书，胸中鼓荡着美好的理想。三四五句有比兴的意味，说巴尔扎克曾经为敢向巴黎宣战的拉斯蒂涅鼓劲喝彩，而我也满怀着实现美好理想的憧憬向北京进发（指1959年大学毕业即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却不知伟大首都的文坛也是充满风险的。白牡丹句概指我支持帮助过许多文学的新人，关心扶植美丽如白牡丹的新人新作。最后两句当然是指我心甘情愿为张炜的《古船》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呐喊呼吁，确实为它们冒过风险，承担过责任，确实为它们的面世和获得应有的荣誉作过切实的努力，可以说做到了与这两部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共荣辱，与其作者同进退吧。

不难看出，立三“撰并书”的《启治之歌》充满着战友的激情。诗的境界很高，意象奇特而鲜明。此诗固然是作为老朋友对我的鼓励和支持，但又何尝不是充满诗意地表达了立三自己对《白鹿原》和《古船》的赞叹呢。

1989年3月，我已办好赴纽约探亲的入境签证，但为了等待立三的母亲王文珍伯母一块儿去美国以便路上好有个照应而拖延了出发的时间。后来，我们购妥了于6月14日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同一个航班赴美国的机票。文珍伯母到明尼苏达看望在那儿留学的次子季良，我到纽约探望弟弟何启庆。当天上午，我的家人和立三都来送行。在和立三紧紧地握手时，我说，你放心，我一定会平平安安地把伯母交到你弟弟的手里。立三心照不宣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航班在上海、旧金山转机明尼苏达等地一路停靠，全程有十几个钟头。我看伯母有点晕机，后面又有空座位，便领她到后面找地方躺下来休息。直到飞机在明尼苏达机场停稳，我把文珍伯母连同她的行李交到季良的手里并与季良合影留念，然后才继续自己赴纽约的行程。

后来，“母亲享用不了密西西比河畔的清风明月，明尼阿波利斯的黄油烤鸡，于是回国，继续住她的山西街7号那两间仅有16平方米的小屋。……上公共厕所，找街坊聊天。”（见冯立三：《我的伟大的母亲》）

而到了2012年的春天，我正在海南三亚过冬的时候，竟传来王文珍伯母已于2012 年3月7日“在家中平静辞世，享年92岁”的消息。（此处和下引文字均见冯立三：《我的伟大母亲》）我在电话中，除劝立三要顺变节哀之外，也送去了自己发自心底的悼念和挽联：“伟大母亲昭日月，优秀女儿范后人。”在我看来，“伟大”并不是某些领袖人物可以专享的，几十年来，“在钢铁学院做保姆，一仆二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格伟大，品质高尚，含辛茹苦，舍己为人，抚育了三代人。历经艰难困苦，万难不改初衷，劳苦功高，是人间之楷模，母亲之典范”的王文珍老人堪称“伟大”。而由她倾尽心血抚育成人的冯立三、冯立成、冯季良、冯金荣、冯金娥兄弟姊妹五人，或历尽艰辛学有所成，或备尝艰难被迫辍学，但都是品行优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当然都是优秀的人，都是可供后人学习的楷模。立三后来说，“母亲一生忠厚仁义，艰苦卓绝，恩待别人，苛求自己。对于我们而言，确如启治所说，是一个光明温暖如日月般可以昭示别人真心向善，自强自立，重情重义，和衷共济，团结奋斗的‘伟大的母亲’。”立三又谦虚地说，“（启治的）上联说得对，下联我们愧不敢当。要想达到启治的期望，我们需要怀着真诚向善的目的，兢兢业业地读书、思考、自省、自律。需要向母亲学习。”

关于冯立三所受极左路线的迫害和母亲的态度，立三在《我的伟大的母亲》中有这样的记述：

1964年，北京师范学院政治辅导员发动群众把我打成反动学生。我认为这是诬蔑，纯属颠倒是非，拒绝检查，拒不签字。最终，政治辅导员威胁我：“签字，可以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签就要当敌我矛盾处理那样，能不能正常毕业就很难说了。”我只好忍下冲天的怨气，低头签字，以便毕业、分配、挣钱、养家。我回到蒲黄榆的家就着半碗蚕豆喝了顺路买来的小瓶二锅头。醉梦中大喊冤屈，母亲摇醒我，几乎是命令的口气说：“不能冤了就冤了，去告状，现在就去！你别怕我们没人养活！金荣一个月有二三十块，我当保姆也有二三十块，够了！去，现在就去！该认的要认，不该认的打死也不认！……”

我去了，但院里系里根本就不理睬你。既不说你坚持错误，也不说你申辩有理。收下材料，摆摆手，请你走人。真是傲慢至极，草菅人命。……我明白跟“组织”打官司是打不赢的，因为那官司本身就是向握有权势的专制者的骄狂的权威挑战，而专制者可以回敬于不甘失败的挑战者的，当然只有变本加厉的逼迫、摧残、凌辱、镇压。但我不能因为注定要失败，人格更感屈辱，命运更觉不幸，先就自灭威风，失去斗志，将自己彻底阿Q化。这种以卵击石，自取其辱的结果，是母亲所始料未及的。母亲看多了为民昭雪的清官戏，她想不到现在已经少有包公，惟命是从的官吏比比皆是。她不懂，是非曲直无关紧要，捍卫所谓“组织”的利益、荣誉、尊严和威权不容丝毫亵渎，永远是属于“组织”并代表“组织”的人思考与实践的最高原则。她不懂，“政治辅导员”是学校中代表“组织”对学生实行思想教育和政治监管的一级干部，“组织”使一个渺小的人变得权势赫赫，强大无比，你没有能力使他平等待人、讲理并向真理屈服。她不懂，学校已经不是“传道、授业、解惑”之地，学校已经变成一个有行政级别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国家机构和滥用“阶级斗争理论”和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一个战场。“组织”上认为你“离心离德”，那你学习再好也不能用以自救，在劫难逃。一纸毕业鉴定就判定你一生的悲剧命运，岂能容你翻案！……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与就业权在国家的体制下，中国绝少对暴政以死抗争者，以此。

我因反对强加给我的“反动学生”这一结论，要求还我历史本来面目，“文化大革命”一起，便被打成“右倾翻案急先锋”，被关、被打、挨批、挨斗，最后被打断腰椎才“恩准”回家治伤。一见母亲，大惊！母亲原本满头青丝，不到百天，两鬓已斑白。惊吓母亲了！急坏母亲了！愁坏母亲了！我痛叫一声“娘！”双膝下跪，泪流满面，声音凄怆。……

啊，立三呀立三，就备受极左路线的折磨而言，你真是苦大仇深！怪不得你对极左路线恨之入骨；也怪不得在五七年被错划为“左派”的著名诗人、杂文家邵燕祥会在给你的信里说，捧读悼文，泪流满面——他感同身受，强烈共鸣哪。

立三在《我的伟大的母亲》一文中还说：（母亲）“唯一惴惴于心的，是我近20年来始终孤身一人。每见必问，似成心病。幸而天无绝人之路，我终于在她临终前两个月把柳眉带到了她的病榻前。母亲目光柔和，眉宇舒展，面带微笑，用她枯瘦的手拉着她未来的儿媳说‘好，好，不吵架。有活儿抢着做，好好过日子。’我们热泪盈眶，深深躹躬，记下母亲临终的最后的祝福。”

柳眉，原名刘景芝，是立三北京四中的小校友。她是由冯立三主编的《与子同袍——从北京四中“白屋”走出来的人们》一书，而与立三相识，由相识而同情，相敬以至相爱而结为伉俪的。

我与韩小蕙、岳建一、章德宁等都是立三的好朋友。大约在2012年夏天，闻此喜讯，自然都十分高兴。在祝贺立三与柳眉喜结连理的便宴上，我献上贺联并即席朗诵：“琴瑟和鸣实乃天地良缘，刚柔相济宛如山水相依。”又说，我的毛笔字很一般，如果立三、柳眉喜欢，就请立三自己去写下来吧。立三说，谢谢谢谢，当然当然，我立即去写。转身到他的小书房去，一会儿便拿来他亲笔挥毫写在宣纸上的贺联向大家展示，引来一片笑声和叫好声。

2010年初冬，欣逢立三有70华诞之庆。我知道有好几场为他庆生的喜宴。我参加了其中由贝奇和《小说选刊》主编杜卫东先后为他组织的庆生活动，献上我珍藏的五粮液和贺联：“激情澎湃宏论如滔滔江河，刚勇不屈坚贞似巍巍高山。”了解立三身世和为人性格的朋友都很理解此联的含义。但立三并非完人，他的性格中当然也有一些有待改进完善的地方。对此，他自己在《我得兄事之，幸也——晓天逝世周年祭》一文（见《与子同袍》）中有冷静的剖析：

“幸而我曾经以事兄之礼，侧身而坐，听他说古论今，诉说人生感慨，给我诸多教诲。他认为我性格中的两个侧面，刚与柔，进与退，屈与伸，自信与谦抑，勇于行动与留有余地，热情与冷静，等等矛盾统一关系，尚不能达到均衡和谐，应刻苦自励，深刻反思，力争和谐。他一字一顿地说：‘你为人直率、热情、喜怒皆形于色，常有过人之处，但难免急躁、偏激，又不知约束，乃取祸之道。还是谦虚自抑、刚柔相济、留有余地为好。’我答道：‘我记下了。’”

江晓天的话，说得何等恳切真诚呵！知立三者，晓天也！再说，在复杂多事的现实生活中，晓天的话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大家警醒和注意的。

幸而，立三已经有言：“我记下了。”

那么，让我们衷心地祝福：在枊眉的陪伴下，愿立三拥有健康、快乐、幸福的晚年。

2014年1月24日至2月25日初稿于三亚,2月27日改定。

责任编辑 董晓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