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宗宣

通 州

1985年旅行北京，就住在通州马驹桥乡镇，一位亲戚当兵驻扎于此，从他所在的军营，通过通州小城往京城里去，路两边长着柳树。好像是322公交车驶往现在的京通高速路。通州小而安静。现在，因了它和北京的两隔不到三十里的路程，加上高速公路和城铁，一下子拉近了它和京城的距离。通过它，不断地和北京发生关系，与京城缩短着距离，从租居的宋庄到三元村，然后到梨园，一步步地逼进北京新城。

1999年春天，我真的就来到了北京。三年后就住在通州城铁梨园站边的时尚城堡了。夜里坐车在灯光中归来，回到自己新的书房。轻轨地铁绕通州而行，我落住在这里，把通州当成一个旅馆，一个过客，我的目光指向的北京城。渐渐地，发现自己对通州越来越了解，发现你的生活和它发生着联系：你在它的电信局办理电话安置手续。在它的派出所办理可笑的暂住证。在它的银行、餐馆、邮局里往来出没。一年，我在这里的工商管理局注册了八月之光文化研究院。当我和家人走在新华大街的树丛里，心中有着某种激动，自己就是这座小城的主人，成了它的纳税人。

几乎就是他的准居民了。我喜欢它保持着乡镇的特色，没有大都市对人的过度挤压。你看着这个小城一天一个样，新修的宽广街道，四通八达的交通（铁路，京哈京沈两条高速路）。红火的房地产。易初莲花超市。一座城市格局呈现出来，尤其是北京地铁八通线开通，终点到达通州土桥，提升了这个小城的品质，同时给这个卫星城带来了过度的负担，它每年以几十多万的外来人口递增着，居住这里和北京发生联系。

现在人没有了从通州逼进北京城中心的愿望，对这个城市已丧失了初到它的街道的幻念和好感，它不断地拓展和毁坏。这个古都早已面目全非。也可能是自己年纪既长的原因，多年来遭受颠簸之苦，各种幻念消失，看见了存在的真相，日益盘算着过自己的边缘的生活。

2005年我移居皇木村。想着小说作家罗伯特·格耶住在距巴黎百多里的麦尼尔乡村城堡，理解作家为什么要住在距城那么远的地方，把自己安置在边缘，放置在自然一点的环境中。我看中了这个环境。虽然它被污水河环绕，但它还有防风林，有散步的地方，有原生林有带院子的楼房。你几乎看遍了中国所有地方，那里都不是你的安居之所，你想把这过去繁华的漕运码头遗留下来的村落——皇木厂当成自己可能的晚年静修之所。

一日，外省诗友来到我居住的皇木村，一走进西门，他站在柿树下，观望着变黄的柿子。见到那棵古槐树就兴奋起来。我介绍皇木村过去是码头，南北运河的北终点，皇家粮木的仓库，这里是富商大贾的会馆、货栈。后来运河改道，这里成了一个村落，现在变成了别墅小区。我还指给他看，不远处的张家湾，曹雪芹在那里住过一些年头。一切只能留下痕迹。我在异地漂泊，有一个自己的院子和书房，一个落脚之处，不意之间把通州小城当成了自己的故乡。

北京地图

京城好像还在自己的梦中。榆树停在冬日的灰色里，没有转绿的迹象。我从南方某城的春天里归来，身上沾惹着那里桃花的香气。北方的春天要比南方晚一个月到来。连翘花开在皇城根公园的墙角。连翅花和北京的春天在一起，报道着这里春天到来的消息。六年前的春天，初到北京，我碰见它，是它把灰蒙，暗淡的京城照亮了。

我看见自己多年前也坐在这823车上。我知道它的路线图——玉泉寺。西便门。平安大道，地安门。东四十条。经过工人体育场，开往东直门终点。

一个男人在马路边跑动。蓝色运动衫。他呼吸着这座城市早晨可能干净的空气。

一个妇女在车站牌旁叫卖着：北京地图，北京地图。

我使用过多少张北京地图，它张贴在一间间租房里，在它面前寻找某个地名，胡同和公共汽车转换的路线和地址。

忽然发现这座城市变小了。它收缩成一张地图，隐现在我的身体里。我能辩清它的方位。坐车行走在它的每个城区和远郊区。

历历往事浮现——看见自己在街坊胡同走动：谋职。找房子。购书。参加画展。访友。诗歌朗诵会。

这些年的漂泊绘制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地图。我们都有着自己的一张北京地图，在这个空阔的空间版图，呈现出游走的个人行踪图。

多年前那个在北京地图前的我，在纸面上搜查密密麻麻的线条，地名和交通，胡同和酒店。永安里地铁的北出口和风入松书店的店面——把纸面上的京城和实际的街道对接起来。你走多少弯路，甚至走错方向，然后你回来，最后找到你要到达的一张桌子旁。

这未定的充满各种可能的行走。你在陌生空荡的让人隐隐害怕的北京城用双脚绘制了一张地图。一个人在自己的首都寻找道路，在曲折的胡同和宽敞的车辆川流不息的长安大街，茫茫楼宇之中找到一间房子，安置自己的卧具，放下自己的电脑和身体。

那年，不知道自己落入何处，经过哪些房东、租房，遇到哪些人和事，是否最终在北京能停落下来，你一无所知。你在一个个瞬间规划选择，行走，绘制。一张自绘的地图就给描绘出来了，在偶然和各种机缘的作用下，它出现在自己的行走之中。

——从六郎庄到地坛，从双泉堡到花家地南里，地安门；从地安门到通州宋庄、从三元村回返城区，来到东四十二条胡同，然后在朝阳区柳芳街找到浩鸿园静园；两年后，搬迁到北三里屯。从建国路29号的兴隆家园，经过地铁八通线回到皇木村，一个人回到自己的房子，落坐到院子的两棵枣树下。

一张属于自己的北京地图就这样呈现在你的回望之中。

地 摊

那个路口，修自行车的老李站在那儿。地上铺着一块黑布，几把钳子，一盆测试车胎有无露气用的水。一支打气筒和几个更换用的轮胎。天气在变冷，冷风透过毛衣直浸入体内。他那么早就守在路口，看见我出门到报社去。他一天能挣多少。我时常看见他站在那儿，很少见他为人修理。真的有些为他的生计发愁。下岗后他就凭这简陋的地摊铺子为人修车，你稍不注意，以为他站在路口在等着什么人似的。

没有一个像样的修理铺。而他守在那里，在我出门归来的时候看见他。

守住自己的摊子。我对自己说。像他那样不管怎样，得守住自己写作的那一摊子。

我比他多出了一些什么东西呢，几架藏书，一台电脑。我的租房就像他的地摊，也实在是太简陋了，但我得像他一样，守住自己的写作；得想办法用另外的方式维持这个爱好。

想到捷克那些熟悉的作家们，生活突然之间变了个样，失去了工作，沦落到社会的底层，为了生活和写作的需要，有的当了守夜人，有的给商店洗橱窗，有的去挖地铁隧道，但他们仍然作为一个自由撰稿者继续写作。克里玛，他失业后，做过救护员，送信员，勘测员助手，混迹生活底层的作家视点，呈现出封闭社会人们面对的悖谬，他说过，“只要熬过来，不幸的经历总是值得的。”

想到自己在湖北的好生生的单位要散了，那种安静的业余写作生活没了，为了生活和写作，我来到北京，在一家图书发行公司做图书发行员，混迹在一些女同事中学习如何获得更多的码洋。我曾为一家公司撰写广告词，曾做过家教，我总是对自己说，你得忍耐，活下来，然后持续自己的写作。守住写作那一摊子。

是的，真正的作家得独立谋生，然后独立写作。而生存与写作就这样交互进行，一个写作者记录着时代和自己在特定时代的见闻和灵魂的经历。对他所处的时代进行真实的呈现与省思。无论如何不得放弃一个作家的良知，发出他独立的声音，并说出一个民族真实的呼声。是啊，一个作家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捷克作家克里玛，在做救护员、送信员和勘测员助手时，你看不出他像一个作家，他更像一个送信员和一些平常的谋生者，但在他内心仍守着他的那个摊子，从来不曾放弃。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写作而准备的，于是他的作品中出现了各种普通的人。那是一种沉默之后的生活，属于日常人生的一面，他也许有很多卑微之处，但确实是实在的，所以值得一过。

有些人在谋生中赚得了钱，就放下了写作。他获得了生活的本钱，而放弃早年作为一个作家的内在追求。他成了在生活中背叛自己的人。生命中的内在联系中断了。

守住自己的摊子。在这个时代，保持你作为一个作家的内在的身份，通过你的声音传达一个更高的要求。当我重新经过那个路口，再次看见守着自己铺子前的老李，你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呼声。

访 客

他进来的时候，我和友人正谈着事。忽然推门进来了，友人吃惊地看看他，寒暄着把他迎进来。我从那张唯一的待客的椅子立身，让他坐下。一个长者。柱着拐杖，头发全白了，围着一条浅灰色围巾，手里捏着一个蓝色方形布袋。友人问他身体还好吧，他点点头，在说话中断的缝隙，看着友人潦草的办公室到处堆着期刊和图书。

我在一旁等着他们谈话结束，但那位突然的来访者好像没有什么要说的，沉默横在我们之间。他似乎感觉到了一点不适，觉得自己的到来影响了我们的事儿，他说他要走了，缓缓起身退了出去。友人把他送到门口。友人回头解释说，他是出版社退休的美术编辑。社里的书都是他设计的，几十年的图书封面上都有他的名字。

过去很多日子,忽然想到那个退休的来访者，我看着他编辑的图书，想着那次邂逅。一个老人，退休的老人，从窄小的房子里出来，想到自己过去的单位去看看。他可能没有能去的地方。自己工作和生活多年的单位，他把自己的一生的大半的光阴交付了它，后来从那间办公室里退出来了，回到了窄小的居室。

他可能总想着还像过去那样每日去自己的单位，坐那趟120公交车；在那条走了几十年的路线上往返。当他想再去看看的时候，发现公交线路更换了，十字路口，往西又走了一些弯路。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他发现在这个城市成了一个陌生的人。陌生的广告牌，和新生的建筑。同车乘座的人，听到的全是异地的方言。一路上碰不上一个熟人。当他到达过去单位门前，穿制服的门卫不让他进，要他登记被访者的姓名。

他停了近两分钟才写上一个人的名字。他在楼道里走动，偶尔见到的人都不认识。推开一半虚掩的门，里面的人询问他找谁；都是些新的面孔。即便见到过去的熟悉的人变得客套，他的到来好像打扰了别人的工作。和这个还在此领着薪水的单位越来越陌生了越来越没有了关系，一个人穿行一条条街道回到自己的那间窄小的房子，觉得自己越来越老，越来越无路可走。前行的路没有了，回头的路也中断了，只有奔赴死神那个约会了。

昨天，在编辑部见到杂志社过去的一个编辑，退休几年后我才到这供职。他说来找我的。几次来没有见到我，这次终于见到。这个突然的访者，捏着一个方形的布袋。我像照顾一个特殊的客人，和他坐在蓝色的沙发上谈论诗歌。他爱好写诗，退休后重拾他青春时代的爱好，他说他有些后悔过去因为工作丢弃了这个爱好。现在这个爱好让他退休生活充实，他总想以诗会友，听取年轻人对诗艺的看法。他想更新自己陈腐的语言。我照顾着他的情绪说着话，有时不妨恭维他的作品，让他对自己保持更多的自信和对生活的热情。我看见他的面色红润起来，临走的时候把他的住宅电话留给我，说很高兴认识我，这些年没有这样愉快地交谈了。我目送他一个人缓缓离开了编辑门前那条弯曲的甬道，消失了他微驼的背影。

多年前自己在那过去单位教学大楼门前和一个学生说话。

她问我还在写作没有出了诗集没有。我对她说了谎话，其实书的出版还在幻想之中。那天我说我会离开这里，我把自己未来的事提前告知了她。尼采说，说谎是无辜的，因为它是对一项事业信心的标志。那年在自己的单位像一个临时工，随时准备着撤离。后来离开那间大办公室离开了自己的那间办公桌，钥匙都没有交还单位。办公桌里面遗留着我的备课本，学生和诗友的信件和图书，我没有一丝留恋地离开了那里。从南方来到北方，过去多年后，现在想回到那里去看看——那些旧房子，曾留下足迹和记忆的地方；见见过去的同事。他们肯定变老了。在他们眼中我也一样头发都白了许多。一些人可能见不到了，退休了或提前离开了这个世界。肯定会有一些陌生的面孔冷对着我，对于他们来说，我是一个陌生的访客。

未名湖

未名湖不仅仅是一个湖，它是一个久远的意愿。

早年读贾平凹的同名散文，他说他是在夜里去见未名湖的，他那时还是一个文学青年，在夜里悄悄去，在湖边停了许久然后一个人悄悄离开……多年后我来到北京生活写作，却没有迫切去看它的心境，当我与一个文学博士绕过几个名人的纪念墓碑，来到湖边，想着这就是未名湖。它有些狭小，不规则的曲线倒有几分味道。湖边的垂柳和垂柳掩映下的木椅和木椅中的读书人。那天在未名湖边走边聊。春风如野马，吹走了朋友的太阳帽。北方的春风一点儿也没有吻上脸的感觉。在北大能有这片水域那真是上天对北大的恩赐。智者乐水，未名湖给北大学子提供了一个游憩的地方。当他们在那里晨读和黄昏散步时，看见古老的博雅塔倒映在水中，那霞光中还有他们自己的身影，似可感染到来自未名湖的灵光与智慧。

未名湖成了北大特有的风景，常言北大有名的风物可用一个词囊括：一塌（塔）糊（湖）涂（图）。“图”，当然指北大的图书馆，一所大学的灵魂的所在，它是另一个意义上的“未名湖”，一个个学子们乐游在图书馆里。有了自然的湖水有了与水与光相交融的层层叠叠的古塔。著名的“一塔湖图”让学人神往，好一个幽雅的学术社区。未名湖几乎成了中国最高学府强调灵性生活旨意的暗示。未名湖，不仅仅是自然的湖，它就是一个意象一个象征。诗友臧棣曾在三首同名诗中写到未名湖；还有那早年的以此命名的文学刊物……当我带着女儿来到未名湖，我对她讲的不仅仅是一个湖啊，作为自然的湖它没什么更多可看的，它与北大的人文传统联系起来就有了意味。

北大的校园围墙打开了，快捷地通向时代的大街，在与现代化的北京越来越同步，保持了紧密联系；校园里古老的建筑越来越少；甚至有些担心这未名湖什么时候也将消失，我走在北大的校园里心里不能涌现出神圣，和我走在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什么区别。一个理想的社区在被改变着，它的建筑物与北京所有的建筑变得雷同，建筑这个带有很强的人文气息的视觉艺术在被消解成一体化。哈佛大学鲁登斯坦校长曾说，社会变化得越快，大学这块变化应相对少，思想相对独立的领地就越有价值。一所大学它就像一座“象牙塔”，就是要与现实社会、特别是不够理想的乃至异化的现实社会保持距离，没有这种距离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坚持真理。

让人稍感安慰的是未名湖还在那里，还在映照着一代代的学子。一天，我和朋友来到戴锦华的课堂上，教室里挤满了人。戴教授的不时尚的不能给学生带来直接经济利益的文化研究课上，居然有那么多听众，还引发了如我这些早就离开了校园的人重返这里，来到未名湖畔。那天，听完课后，与朋友来到未名湖畔散步、交谈，我们肯首戴锦华的对知识分子的看法：资本主义市场需求造成了这样一个排序：工科、理科、社会学、文化学、最后是文史哲；而知识分子不在于他拥有多少资本，知识分子是一种社会功能性存在，对社会批判功能性的履行；不履行自己批判权利的是专家学者而非知识分子。我们赞赏戴锦华新创的文化研究中心，她履行着一个知识分子权利与义务，发出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声音：“听着，你们来到这，不是为了来发财的，你们来到这儿来，为的是思考，并学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