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非多

美丽的长裙，修身的套装、晶莹的配饰……这些东西几乎可以算是女性的象征；而男装，即使是在思想极为开放的现代，也不是绝大多数女性想要或敢于尝试的选择。女性穿男装，在现代看来已是另类，那么在封建思想盛行的古代，更应是一种不合伦常的举动。

但是中国历史上却有一个时期，随处可见穿着男装的女性，那就是盛世大唐。

被误会性别的美女

众所周知，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历史遗迹的考察，来真实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但是作为历史的发掘者，他们有时也会闹出一些“乌龙”事件呢！

1952年，有人在西安东郊经五路附近发现了一座墓穴，经专家考证，确认这座墓穴的主人是唐玄宗时期著名的大太监苏思勗（同勖，读xù）。这座墓穴保存完好，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俑、陶骑俑和动物俑，而最令考古专家惊喜的还是墓内精美的壁画。然而也正是这些壁画，让专家们闹出了一个不小的笑话。

在墓室北壁之上，描画着一个微施淡妆、头顶发髻的丰满贵妇，她身着柔顺长袍，双手在袖中相抱，悠然地站在一处。而她身后，则跟随着一个体型比她略小的侍从，这个侍从戴着幞头，穿着圆领长袍，双手抱于胸前，左手中还持着一个如意轻轻搭在自己的左肩之上，最是普通不过。开始的时候，考古专家们也只觉得这是一幅平常的侍从图，并未将之放在心上。但是随着对唐代墓穴挖掘的进展，考古学家渐渐发现了点问题。

原来，随着大量唐代墓穴中壁画和陶俑的问世，人们找到了大量与那“侍从”有着相似特点的人物，“他”们虽然乍看上去像是男性，但是从其五官的柳眉细眼、服饰的艳丽颜色、幞头下散出的缕缕青丝、长袍下露出的女式裤鞋，以及婀娜的身姿动作等方面来看，不难发现，这些全是穿着男装的窈窕淑女。而那张侍从图，自然也变成了侍女图。

事实上，虽然穿男装的侍女数量从未超出过穿女装的侍女数量，但考古证据却显示，从初唐到盛唐，女扮男装的侍女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在唐睿宗的女婿薛儆墓中的石椁上，刻画的19位侍女中，就有7位穿了男装，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1/3，足可见在盛唐时期，女扮男装已经成了一种“流行”与“风尚”。

有缺陷的“胡服说”与“女性自我说”

对于唐朝美女“不爱红妆爱男装”的现象，历史学界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却仍旧是众说纷纭。

当前比较流行的看法有两种：一是“胡服说”，即唐朝统治者出身胡族，尚武善骑射，加上民族融合，两相影响之下，导致唐人喜着胡服，胡服男装更是成为了唐朝女性的“外国时装”；二是“女性自我说”，即唐代妇女地位提高、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增多，男装一方面比较贴身，可以体现女性的曲线美，让女性更好地展现自我，另一方面也比女装更方便行动。

这两种说法都有着自己的道理。在隋唐时期，“胡服”中的“胡”，主要指的是伊朗系统中的胡人。唐朝在贞观四年大败东突厥之后，原本居住在那里的伊朗粟特胡人大量地迁入唐朝都城和北部边境地区；随后，唐朝向西扩张，出征高昌，使西域于阗等国的民众也顺势得以进入中原；与此同时，阿拉伯军队向东出兵，这使得粟特、波斯的伊朗胡人不得不进行东迁。如此一来，伊朗系统的文化和服饰自然也就随之流入了中原地区。

而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穿着男式胡服的女奴，被奴隶贩子卖到了中原地区，中原的女性第一次见到了这样的打扮方式，觉得好像也不错，就开始有样学样，扮起了男装。我们现在考古发现的有女扮男装形象文物出土的地点，如长安、洛阳、敦煌等等，当年全是粟特族的聚居之地。

而随着唐朝政权稳定、国家繁荣昌盛、文化融合交汇的成功，使得女性地位提升也的确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在唐朝之前，女性的装束可没有现代这样大胆，千万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古代女装可以像现代女装一样，贴身轻薄又显得身材好，相反，那些繁复的衣服起到的最大作用应该是遮挡。

这一点，从初唐到盛唐引入胡服的变化就可见一斑。初唐时，最早引进的胡服应该是胡人用来遮蔽风沙的“帷帽”和“羃”。前者是在帽子的边缘悬挂垂下一圈直至脖颈的网子，而后者更夸张，是缀于帽檐上的，下垂可以遮蔽全身的纱罩，这两样都是女子用来遮掩身形容貌的东西。而后来，这两样东西逐渐蜕变，女性的脸露出来了，罩子被抛弃了，身上的衣着也大胆起来了，姑娘们再去模仿穿着的胡服，就变成了那些面料柔软贴身，能够彰显身材曲线的种类了。

不过，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缺陷，“胡服说”将“胡族”、“尚武”和“开放”作为基础背景，但北齐、北周、隋朝也有着同样的胡族血统、尚武精神和开放的社会风气，却并没有女性大量穿男装情况的出现；“女性自我说”则是以“男装胡服能够体现女性大胆张扬个性”为基础，但众所周知，盛唐时期，许多女装都低胸敢露，比男装更加大胆开放。因此这两种观点都不能完美地解释唐朝美女爱穿男装的现象。

强势女性与礼教的激情碰撞

由于盛唐的强大和兼容并包，使得它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段独一无二的辉煌岁月，因此历史学家在寻找女性穿男装原因的时候，往往都过分关注了唐代的特殊性，而忽视了它与其他封建王朝的共性——封建礼教制度对唐朝的影响。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唐朝激情岁月的史料，就会发现，那段历史中，到处充斥着开放与礼教的不断碰撞与相互妥协，而女扮男装，正是这种矛盾的产物。

提到唐朝爱女扮男装的代表人物，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在当时政坛上独当一面的两个厉害角色：武则天与太平公主。有人说，她们二人正是唐朝“男扮女装”潮流的引领者，是当时全国妇女的“偶像”。但是，武则天和太平公主怎么会想到要穿男装呢？

据记载，在武则天小的时候，其父母曾给她换上男装请人算命，算命先生表示，这个孩子以后必定会成为天下的主人。这就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了，算命就算命吧，干嘛非装成男孩呢？可见当时男女的地位是相差悬殊的，给女孩算命大多是看看以后能不能找个好婆家，飞上枝头当凤凰，而给男孩算命，才是真的算运程前途。

武则天从小就知道男女尊卑有别，也知道在封建礼教的社会，这种情况很难改变，因此她只能尽力向男人“转变”。当然在古代不存在什么变性手术，是男是女想变就变，这里说的“转变”，就是从思想到行为到形象的全面靠近。比如她登基后先是称自己为“圣母神皇”（688年），但2年之后，就正式改为了“圣神皇帝”了，这其实是将自己直接与男性皇帝划上了等号。除此之外，她也像男皇帝一样组建了自己的“后宫”，那些各种各样的面首，丝毫不逊于其他皇帝争奇斗妍的嫔妃。

这样看来，武则天穿男装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我们在《神探狄仁杰》、《一代女皇武则天》等影视作品中，不难发现她在与官员议事和上朝时，穿的全是男装的“龙袍”，而非特制的“凤袍”，这是符合史实的。想想看，在每天要和数不清的男性官员交流的情况下，武则天穿着千娇百媚的女装显然既不合时宜，也无法给人威严之感，同时还会让一些守旧的官员产生“皇帝是女性不合礼教”这样的想法，不利于皇位的稳定。因此武则天才会选择穿男装来淡化自己与男性的区别，其实这正是她在追求女性权力的同时，向封建礼教妥协的表现。

而太平公主或许比武则天更早意识到了这点。据《新唐书》记载，在高宗还在位时，有一次和武后一起举办家宴，。太平公主就穿着紫衫、腰缠玉带，头戴皂罗折上巾，身上佩带着边官及五品以上武官的七件饰物（如磨石，佩刀、火石等）去面见高宗和武后。高宗和武后不但没生气，还打趣她说：“女儿家家的又不能当武官，你穿成这样干什么？”这话可能也给后来的武则天提了醒，让她注意到了男装本身所代表的意义。

佛教是女扮男装的背后推手

除了女性寻求自身地位的提高之外，佛教也是造就美女爱男装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重要推手。

在唐朝的初期至盛唐，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太宗即位后，在全国各地建造寺院，促进了佛教的发展。而佛教在传播和吸收信徒的过程中，自身的思想自然而然地影响到唐朝的社会文化领域，而服饰自然也包括其中。唐代服装款式的袒露化、面料的多样化、色彩的绚丽化、图案的祥瑞化都与此息息相关。

与此同时，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也促使女性追求自身地位的提高，并且让男性更加宽容，包容了女性穿男装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因为佛本身就是不分男女的，男和女只是佛的外在表现。如果说以武则天为首的强势女性是在一线与儒家礼教思想进行斗争的战士的话，那么佛教思想就是其背后有力的支撑。

安史之乱开始后，北方的佛教受到严重打击，南方的佛教寺院又趁机与贵族势力勾结，扩充庄园、驱使奴役、逃避税负，放高利贷……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从敬宗、文宗开始，政府就有意灭佛，到武宗在位期间，拆毁大寺四千六百余座、小寺四万余座、僧尼被迫还俗26万余人，唐朝境内的佛教遭到了灭顶打击。而女扮男装这样的事情，也随之绝迹了。

有强势的女性做表率，还有佛教思想当支撑，再加上经过民族融合之后，盛唐的风气的确开放，因此盛唐女扮男装蔚然成风也就不奇怪了，这是多种思想冲突矛盾并融合的产物。而当封建礼教思想再次“一统江湖”之后，女扮男装的情况也就消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