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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二十岁的小镇青年沈从文做出了此生最重要的决定：“尽管向更远的地方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糟糕一点？”他脱下军装，打点行囊，一路北上，到了京城。

九十年后，另一个湘西青年刘年在游荡了数个省之后，也杀进北京。他说：“我写诗的时候，整个北京城都会安静下来。”去年在云南，我见到刘年，这个兼具矿工外表和骑士精神内心的诗人，成为我阅读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的一个窗口。

写此文时，竟然首先想到了沈从文和刘年。“出走”塑造了一个小说家，一个诗人。翻看人类文明史，大迁徙左右了几乎所有的文明进程——这个命题太宏大，此文不表。

一切都是无意识的，你很难预知到自己的未来，只能在梳理过去的时光中找到一星半点蛛丝马迹。如果不是十年前我在志愿表上填了那所大学，接下来十年的所有生活都要改写：朋友会换成另一批，老婆会换成另一个，工作也会是另一种样子。我可能会在另一座城市，当然，命运总会把我裹挟进相似的牢笼里。

十年前，我十九岁，试图逃离县城，至于逃到哪里去，根本不清楚。远方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这个县城已容纳不下我的不着边际的幻想。我坐上大巴车，济南愈来愈近，十年来，那时的情景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一个操着浓重乡音的年轻人，如果他早能预想未来，将在抵达的那座城市结婚生子、养家糊口，他会不会一下子陷入绝望？

表弟十八岁时，出于对远方的向往，辞了县城一家装修公司的工作，坐大巴车来到济南。我见到他是在火车东站广场上，还有一个多小时，他就要踏上远赴内蒙古的火车。那边的工作已联系好，车票就攥在手中，一切已成定局，我无法再说挽留的话，请他随便吃了点儿把子肉，便到站台上送他。

那是一趟超慢的绿皮火车，车上早已人满为患，表弟抱着行李，挤在一群农民工中间，被横着搡进了车厢。火车开动了，我看到他最后的画面，整个身体贴在一个老年民工背上，并以坚决而恐惧的姿势试图躲开身侧的一个年轻女人。他向车窗外的我露出一个扭曲的笑脸，火车把他带向远方。后来他跟我说，二十几个小时，他就夹在人群中，脚几乎不沾地，到地儿后，人已成了肉饼。

最终，那边的工作还是黄了，游荡了一个月，表弟打道回府。我问他还出去吗，他说不出去了。我说这一趟岂不是白跑了。他说，不是，这一个月所增加的阅历，甚至超过了整个前半生。他去过内蒙，到了北京，体会到了什么叫绝望，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种样子。

在表弟身上，我看到了十年前的我自己。不过，我没有打道回府，而是继续出走。出走并非身体的简单移动，而是灵魂的自我丰富。有多少人和我一样生活在别人的城市？而你的城市，你的故乡呢？那里同样充斥着大量异乡人。

后来我又以济南为中心，去了更多的地方，北方南方、东部西部，其实很多时候也算不上出走，那只不过是一种旅游或者心灵的释放，唯有付诸命运的位移，才算得上灵魂的出走。

母亲来过济南两次，每次都是哭着回去，不是因为舍不得我，而是她晕车。我告诉她我工作在大明湖畔，环境优美，相当于免费福利，每天老城区、大明湖一日游，门票都省了。有一次送她走，出租车经过单位楼下，我指给她看。她痛苦地看一眼，继而流下了眼泪。

虽只一眼，但她记住了，“灰色的小楼，像骨灰盒”。多年来母亲一直拒绝乘车，县城就那么大点儿地方，任何去处拔脚能到，或者骑车，十几分钟内必到。来一趟济南，好几天缓不过劲来。她以自己身体的承受能力为界限，能让她晕车痛苦到哭的程度的地方，就是遥远的远方了。

2

把异乡唤作了故乡……

上学、工作、结婚、生子

把一颗流浪的心

继续抛向远方。

再过十年，就要在这里

准备墓碑、墓志铭，甚至遗书

都要提前酝酿——我的遗产

那一千首诗，该以怎样的方式烧掉

——《居济南十年记》（节选）

静下心来梳理这十年的时光，其实也没啥可说的——这是三十年来“可能性”消亡最多也最迅速的十年。大学，你读了山东师大，其他所有大学就对你关闭了大门；女友，你找了这一个，甚至还和她结了婚，其他所有女人的情感世界都与你无关了；房子，你选择住在整天停水停电下雨还内涝的某某小区，好吧，起码几年之内你是没有心思再买一套新的房子了；孩子，他即将在我居济南十周年之际降生，如果是男孩，我就不一定会有一个小情人了，如果是女孩，同样是一种欠缺。

三十而立，命里的定数差不多按照以前的路数朝前发展，存款不会一天便能加一个零，啤酒肚就像罗马城，也不会突然冒出来，但它却在不经意间“崛起”了。

有一年大年初二，我接到老五的电话。电话是从广州打来的，这个客居岭南的山东人，一个人孤独地在远方过春节。老五喝了酒，在电话里痛哭，谈他的生活、女友，他的故乡、奶奶，那个曾出过状元的地方，他父亲的蔬菜大棚离状元府不远。

后来老五的哥哥也在广州安家，结婚生子，他们的母亲便从潍坊老家来到了广州，作为“老漂”一族，母亲成为新的漂泊者。老五那九十多岁的奶奶，依旧在老家盼望着他衣锦还乡。

你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把自己完全解放。脱离了宗族体系的束缚，七大姑八大姨被甩在了故乡，你建立了一个以朋友为核心的新的圈子。利益代替了一切，整个社会是一台机器，你是上面的一个齿轮，被动或主动，向前走着走着就生锈了。

我居住的小区里，最多的就是野猫、孩子和老人。我经常准备了剩饭剩菜，拿到楼下喂猫，呼啦啦十几只猫聚过来，把我围在中间，我赶紧跑开，生怕它们身上的各种病毒把我熏倒。而那些老人，总会抱着孩子在树荫下乘凉，或者聚在一起，操着各地方言，互相炫耀各自的孩子。

他们大部分来自济南之外的小城市、农村，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而聚到一起。如果不是他们的孩子多少年前的出走，他们现在会在老家的房前屋后，领着孙子孙女，对一棵几十年前亲手栽下的树产生冥想，对着一条流淌不熄的小河，向孩子们讲述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故事。endprint

母亲患上了大城市恐惧症，如果不是我在济南，她说，打死也不会来这鬼地方。楼那么高，车多人多，哪有小城好。在老家，有山有水，晚上数星星，银河那个长啊，夏天的晚上在济南你看银河，看个屁。可是，我的孩子即将降生，她已做好了远赴济南，长期战斗在这儿的准备。

“去济南”成为很多人和她聊天的话题，他们也都相信，她是一定要去济南的，就像我的大娘去了青岛，二大娘去了北京，母亲最要好的姐妹去了临沂，等到孙子降生的一刻，就是她以及她的伙伴们远离故土的开始。

十年前，我踏上一辆大巴离开故乡；十年后，母亲也会踏上同一辆大巴（真的，还是那辆车，还是那个点发车，还是那个司机），开始她一生中最轰轰烈烈的出走。

3

小时候，在破败的乡村小学校里，老师特意教我们写一个字——鼐。我们常把它误读做“ding”，时间长了才熟识。这要说到本县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人——公鼐，明朝的大学士，至今，其家族仍为本县第一家族，公鼐是这个家族的荣耀。

本县出过不少名人，有秦朝大将蒙恬，珠算的发明者刘洪，独公鼐影响深远，因其刚正不阿，诗文俱佳，辞官后回归故里，办学堂，荫及乡亲。公家“五世进士、父子翰林”，为明清北方仕宦家族之典范。在古代，一人中进士，不仅是一个家族的骄傲，还会成为一个地域最好的名片。位居“山左三大家”之一的公鼐，其学问堪称举国无双，晚年在故乡办学育人，因其影响，一个县的学问都跟着噌噌往上飞蹿。

叶赛宁说：“我回到故乡即胜利。”阿赫玛托娃说：“一切诗和艺术都是乡愁的一种形式。”故乡并非此在的一个固定的区域，而是自我内心最深处的伊甸园。不论走多远，最终还是要回到出发的原点。我相信，所谓的出走最终是为了回乡。

教完了“鼐”的写法，老师就讲公鼐的故事，他也姓公，民办教师不识几个大字，教课错漏百出，却对祖上的事迹铭记于心。老师向我们讲述当年县城里崇祯敕命建造的“五世进士父子翰林”石坊，那些浮雕人物、花鸟，他小时候曾无数次从下面走过。可惜，这座石坊在1961年被毁了。

古代所谓文官告老还乡，武将卸甲归田，一切功业最后的归宿，就是去向自己的童年寻求抚慰。一人飞黄腾达，出走四方，其后世子孙还是要从他的故土起步，步他的后尘去远方建功立业——家族文化就这样和它所依存的地域紧密结合在一起。

那时候，城市和乡村并无人为割裂的鸿沟，往往大师们走到哪儿，哪里就是文化中心，“山左三大家”的另一位于慎行，辞官归故里后，济南南部的洪范池，各地文人士子打马前来，好不热闹。

只可惜，多少年后，人们只记得出走，而忘记了回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消失的故乡”，试图找回属于自己，也属于这个时代的童年记忆。曾经的一切正在和我们断交，找寻的过程充满了艰辛。消失的不仅只有建筑，还有伦理和文化。

这个时代是如此鼓励出走，却又缺乏对出走的支撑。就有了一起起罪恶的事件，权力寻租和公民基本权利之间偶或水火不容，一个个消失的故乡，是新的圈地运动，工业模式取代田园牧歌，是儿子杀死了父亲，孙子又杀死了儿子。

我出走之后，有一年，茶棚村来了两个客人。其实不是客人，五十年前，他整天在村外的野地里撒欢，和虫鸟腻在一起，他熟悉这里曾经的一草一木；五十年后，他退休了，带着老伴，从几千里外回到旧居。旧居已无人烟，父母、兄长皆亡故，只在一群子侄脸上，依稀辨识出当年兄弟的模样。

他重新翻盖了旧居，养了鸡，开辟了菜园。每天日落，他会领着媳妇，徒步走到汶河边，在夕阳的余晖里，拿出自己的童年来重新把玩。几十年的出走，最终的目的，是否就是为了回去拥抱那条小河？偶尔，在回乡的路上，我会碰见这两个老人，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得他们，我们的生活从未产生过交集。

“他曾打扰并改变了这个世界，而今，他又把世界还回去了。他所拥有的只有他自己。”此时，那些出走的年轻人已经老去，最终回到了自己心灵的故乡，去搜寻生命起源的奥秘。岁月在他们脸上刻下的是流浪所带来的丰硕的回报，或者一无所有，唯有一行行皱纹似在倾诉着什么……

（老四，即吴永强，《齐鲁周刊》首席编辑。）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