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谦

新近一段时间，有关全民阅读的宣传在文化界、出版界得到了广泛推广，依照大家的心愿，一个“全民阅读时代”理应呼之而出了。从根本利益上看，全民阅读顺应人心、关乎国运，但是，并非任何一件顺应人心、有利国运之事都能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尚。说起来很是悲摧，中国人是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的民族，自20世纪中后期的“文革”造成传统文化大断层之后，国人的读书习惯似乎一蹶不振。

在没有电视网络的几百上千年里，人类各民族的学问和文化，口口相传。由于所传播的时空十分有限，于是图书和文字承载着文明社会最大的文化传承和传播的功能，保证了文化的规范性与丰富性并存共生，这也使得世界上众多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和民族，奉图书为精神家园，视读书为人生好习惯。20世纪20年代，电视媒体问世，仅几十年工夫就发展到天下传播唯此为大的态势，图书瞠乎其后。近年加上微博、微信等电子平台的侵入，中国城乡举目所见，中青年不读书的占到了八成以上，各年龄段不会用电脑、手机的几乎没有，这等高科技产品全能玩得转，似乎就长了大出息似的，就连中青年文化从业者也大多迫不及待地把书本丢到了爪哇国。

有人喜欢用历年图书发行量或总码洋数据去力证图书市场的繁荣。乍看每年各出版社的经营数据，纸质书逐年增长，电子书蒸蒸日上，中国出版业似乎就要迎来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第二个出版高潮。但行内人却在苦笑，纸质书靠教材和教辅书支撑着，电子书还在酝酿期，国民阅读量的提升难以得到实证。再多说一句：即便是销售额在递增，但增幅与通货膨胀相比，孰大孰小，不比也罢。

当代中国人不读书，当然有理由。有过那么长时间读书传统的中国人，近现代以来，实在被战乱和饥饿折腾得太苦了，学富五车不如黄金满籝。当一个民族的饥饿记忆最终被“写”进DNA生物链而读书程序被“改写”甚至“删除”的时候，一旦有了足够的进食条件和做食花样，很容易像木马病毒一样以无限大的形式爆发出来。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到了今天，却没有几个人去考虑吃了之后要做什么，似乎吃就是一切，变本加厉地吃多吃好似乎成了人生的终极追求。所谓饮食文化，这“文化”二字不过是给人的饮食本能添上一个优雅的花环罢了，傻瓜才拿它真当文化。中国人的爱吃，从《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即窥见端倪。两年前，《舌尖1》火得不成样子，今年《舌尖2》又再度火爆，尽管《舌尖2》因其拍摄真实性的问题，近期被网友 “人肉”得厉害，但这样的过激反应，正是国人爱吃之心大爆发的一个明证。可悲的是，在读书这件事上，连这样的争鸣和争议都少得近乎可怜，国人与“读书”之间，形成了一层厚重的隔膜。

近几年关于全民阅读的口号宣传阵势不可谓不大，但读书之道，一不是生存所必需，二没法像“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三胎墙倒屋塌”那样依靠法律的强势来“上手段”，再好的宣传也难收到应者景从的效果。尽管历史上有过读书犯法的年代，但却不会有因不读书而犯法的事情出现，即使将全民阅读奉为国策，也没法像查酒驾一样，两个月不读一本书就给关到局子里去。要想提高全民族的读书意识、养成读书习惯，靠“全民阅读”的口号很难成事。政府没有呼吁过“全民看电视”，但《非诚勿扰》《爸爸去哪儿》等电视节目的影响已深入人心；政府没倡导过“全民舌尖”，但全民已经舌尖而且还将继续舌尖下去。

还是回到全民阅读的缘起。“世界读书日”的设立目的是推动更多的人阅读和写作。阅读只占其一，只有当一个社会上有相当比例的人拿起笔（键盘也算广义的笔吧）来写作时，触碰人们眼球的文字才会更带有温情和智慧，人们对文字的感觉才会更亲切、更细腻，文学发展也才更枝繁叶茂、汁液饱满。因此，“全民阅读”只能算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素质走向及格的初级阶段，尽管要达到这个目标，路程其实并不近；而让更多的人形成写作习惯，则是它的高级阶段。在奥运会短跑项目，中国只出过一个冠军刘翔；在诺贝尔文学奖赛场，中国只出过一个冠军莫言。一个没有广泛田径和写作基础而只靠国家养着几个“专业运动员”“专业作家”的国度，能有刘翔和莫言的昙花一现，可以知足矣。老实说，在这样一个“高大上”的“全民舌尖时代”，“全民阅读”只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低奢内”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