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翼明，男，湖南衡阳人。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研究生，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夏志清门下哲学博士，上世纪九十年代任教台湾，曾任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2007年退休。目前返回大陆定居，以知名学者的身份在深圳、珠海和湖南等地文化单位和高校进行讲学。2012年成为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学术专长为魏晋文学与魏晋思潮，曾讲学于美、日等国。主要著作有：The Voice of Wei-Jin Scholars：A Study of Qingtan 、《古典今论》《魏晋清谈》《魏晋文学与玄学》等。

唐翼明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硕士学位获得者，也是著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高徒，还是享誉海内外的书法家和魏晋文化史专家。

论敬畏

敬畏之心是人固有的吗？应该是。

任何一个人，一个正常的人，一个略有常识的人，在晴朗之夜仰望星空的时候，能够不感到自己的渺小吗？满天发光的星星是无数颗太阳，这无数颗太阳是不包括地球的，地球不发光。地球不过是太阳系当中的一个小行星。无数个太阳系才组成一个银河系，地球不过是银河系中的一粒微尘，而一个银河系又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微尘。一个小地球上就有七十亿人，七十亿分之一算不算一粒微尘呢？人在宇宙中只能说是微尘中的微尘，微微尘中的微微尘，微微微尘中的微微微尘……在这种时候，会有人觉得自己伟大而不渺小吗？

渺小生敬畏。在宇宙面前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便不能不对宇宙油然而生敬畏之心。在浩渺而神秘的宇宙面前，人的体力和智力都显得无能为力，便唯有崇拜，唯有敬畏。此时倘若不崇拜、不敬畏，便只能叫做狂妄，这狂妄不是源自勇敢，而是源自愚蠢。

我们不妨说，人皆有敬畏之心，无敬畏之心非人也。这不是什么公设，也无须证明，而是我们每一个正常人都能切切实实感到的真实。这种敬畏是人这种有情感能思想的生物面对巨大、神秘、未知的不可把握之物的必然反应。

除了宇宙之外，一个人还会面对其他巨大、神秘、未知的不可把握之物吗？显然会。例如命运、生死、未来等等。还有其他的，例如真理，例如美。在这些面前，我们只有敬畏。还有，一个现代公民之于法律，也只能敬畏。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孔子说的“天命”就是命运、生死、未来等等不可把握之物的总称，孔子说的“大人”在那个时代就代表法律，孔子说的“圣人之言”在那个时代就代表真理。一个君子对这些都怀着敬畏之心。

对于敬畏之心，中国民间有一个最朴素的表达，叫做“举头三尺有神明”，这里的“神明”就是老百姓对一切巨大、神秘、未知的不可把握之物的代号，不一定要拘泥于字面作死板解释。其实，世界上各种文明都有类似的表达，英文说“God is watching”，不就是同一个意思吗？

敬畏表现在一个人的情感态度上，是肃穆小心而不敢狎侮亵渎，表现在言行举止上，是稳重谨慎而不敢轻佻放肆。在巨大、神秘、未知面前保持敬畏之心而不敢狎侮亵渎、轻佻放肆，是一个渺小的人应有的自知之明，也是一个脆弱的人应持的自处之道，也是一个愿意改善自己的人向前走的起点。只有那些愚蠢狂妄而又不思进取的人才会不知敬畏。孔子说，与君子相反，“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说的就是这种愚蠢狂妄而不思进取的人。

敬畏之心是道德的起点，至少是起点之一。人有敬畏才会对自己有所约束，才会遵守社会的公约而不致放肆胡来。很难想象，一个社会充满了不知敬畏而放肆胡来的人是一个有道德的社会。我们刚刚经历过这样一个社会，那就是“文革”十年的中国。无知的青少年们高喊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的时髦口号，肆无忌惮地摧毁中国人向来视为神圣的一切，包括别人的生命。他们号称“无所畏惧”，其实还是有所畏惧的，只是畏惧的不是我们正常人所敬畏的那些巨大、神秘、未知的不可把握之物，而是一个跟我们普通人一样却被人为塑造出来的所谓“四个伟大”的神。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于是是非颠倒，善恶混淆，四海翻腾，天怒人怨，弄得几乎不可收拾。等到大家清醒过来，“四个伟大”也失了灵，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也就跟着崩溃了。

其实，只要是人就不可能“无所畏惧”，那些鼓励别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人，恐怕并没有把自己包括在内，否则要万岁做什么呢？怕苦怕死是人之常情，承认自己怕苦怕死也并非什么丑事。如果一个社会上真有很多不怕苦、不怕死的人，那也不得了，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麻烦岂不大了吗？

但是，在经历了“文革”的巨祸深创，而又未加批判清理的今日的中国社会，正常的该有的敬畏心丧失殆尽，因而的确滋生了许多肆无忌惮、“无所畏惧”的人。不仅有不畏死之民，而且有不畏死之官。不畏死之官比不畏死之民更可怕，他们放肆贪腐，藐视正义，藐视国法，也藐视神明。这种不畏死之官会逼出更多的不畏死之民。

上有不畏死之官，下有不畏死之民，这个社会不能不令人觉得可怕。怎么办呢？有人提倡唱红打黑，重回“四个伟大”的时代，让中国人再去畏惧一个人造的神，以为这样可以解决问题。我的意见正相反。中国要从目前的困境走出来，必须重新培养人固有的正常的敬畏之心，而培养这种敬畏之心恰恰要从放弃并且批判愚昧的对某一具体个人的畏惧、崇拜开始。我相信这并非我一人之私言，而是今天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切望当国者深思之。

论时髦

这世界还真没有什么绝对真理，什么事情都得具体分析。就说时髦吧，这时髦是赶好呢，还是不赶好呢？说一个人赶时髦，多少是有一点贬义的，说不赶时髦，倒还似乎有几分夸奖的意思。但你看现今世界上有几个人不赶时髦呢？那么多时尚杂志，销量之大，流行之广，恐怕早就超过《圣经》、《论语》和《老子》了。时尚杂志不就是提倡赶时髦吗？可见赶时髦乃是人心之所向，不赶时髦就意味着落伍、过气。谁愿意落伍、过气呢？二十多年前在纽约唐人街，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西装笔挺的老绅士，带着一个宽边礼帽，礼帽的旁边插着几根羽毛，很神气地从你身边走过。可一望而知，是三十年前的装扮，那西装自然也是旧的，常常叫时髦的小青年们看得笑岔了气，连我这个刚从大陆出来没几年的老土都不禁为之凄然。你说这时髦能不赶吗？

其实“赶时髦”这三个字如果说有点什么贬义，那完全是用字的人不怀好意，如果换成“入时”、“合时”，实质没变，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唐朝诗人朱庆余有一首《近试上张水部》的诗：“昨夜洞房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说是画眉，其实是指写文章，文章入不入时，是能不能金榜题名的关键，你看这“入时”哪里不好？连圣人也要入时、合时，孔子就被弟子称为“圣之时者也”。说孔子保守、倒退、复辟，那完全是误会，或有意曲解。

倘一个人不合时，那是很麻烦的，尤其是搞政治，“识时务者为俊杰”，绝对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合时而能当官，在今日之世界乃不可想象之事。在民主国家是选民不会选你，在威权国家是上头不会要你。在科举时代倒还有可能，因为那官是考来的，像苏轼这样“满肚皮不合时宜”的人也居然当了一辈子的官。但终于当不大，而且一贬再贬，还因为“乌台诗案”坐了几个月的牢，盖“不合时宜”致之也。其实苏轼还算走运，碰到的是中国历史上对知识分子最为宽大的宋代，倘生在明朝，屁股就要开花；生在清朝，脑袋就要落地。如果几十年前呢？就要一弹穿心，还要家属付五毛钱的子弹费。

“不合时宜”我们家乡叫“背时”，“背时”正好与“入时”“合时”相对，是一个极有表现力的词，可惜普通话里很少用。在敝家乡却是用得很普遍，“今日一出门就听到老鸹（乌鸦）叫，我就晓得要背时”、“这人一生背时”，“背时”就是“倒霉”的同义语，与其“背时”，那就还不如“赶时髦”。“赶时髦”虽然不大好听，

总比倒霉强。

“赶时髦”之所以不太好听，关键是“赶”字，老是跟在时髦屁股后面赶，赶之唯恐不及，而又常常赶不上，这就有点叫人瞧不起了。如果是时髦的创造者、引领者，那根本就是造时势的英雄，就是伟大领袖说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风流人物，那是叫人仰望的，谁敢瞧不起？赶时髦之所以不怎么令人推崇，还因为时髦这玩意儿很不好赶，因为它是常常变的。刚刚赶上，可能它又变了，赶者得跟着变，这就免不了有一点狼狈。所以好事者又造了一个词——“跟风派”，来嘲弄这些赶时髦的人，“风”就是风潮，也就是时髦。其实无论是风也好，潮也好，跟着总是没错的。乘风比逆风好，顺潮流比反潮流好，这是常识。麻烦的是，这风啊潮啊指的是社会的风潮，并非自然的风潮，所以变得很快，也每每叫跟者措手不及。“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岂不快哉！但重要的是好风，倘若碰到乱流，风向忽东忽西，弄得不好就一头栽了下来，“上青云”云乎哉？

搞学术不是搞政治，照理说可以不赶时髦，可以不考虑“入时”、“背时”的问题，其实也不然。这话顶多只适用于自然科学，搞社会科学绝对有“入时”和“背时”的问题，甚至连搞自然科学也有个“时髦”与“不时髦”的问题。搞尖端科学、搞前沿科学、搞马上用得着的科学，就比较时髦，搞基础理论研究就不大时髦，所以搞原子弹的钱学森就比搞“1+1=2”的陈景润要有名得多。搞社会科学就更不用讲了，三十年前，在中国要搞辩证法、搞阶级斗争理论、搞评法批儒……才时髦。现在呢，现在大陆我不敢讲，因为离开了三十年才回来，还需要一点时间熟悉情况。至于台湾呢，特别是文学理论界，我比较熟，知道现在流行的是从欧美传来的洋货，例如一系列带“后”字（英文里面是post-）的学问，后现代、后殖民、后结构、后历史……“后”得不亦乐乎。再加上什么“族群”、“性别”、“家国想象”、“建构”……等等，总之，洋气可掬，而与文学没有多大关系。但如果你不跟着那些院士、名人去写这些别别扭扭的、“理论”味道很重的、叫人读不懂的（越读不懂就表示学问越大）鸿文，你可就真会“背时”。学位拿不到，教授评不上，国科会计划没你的份，你自然而然地就被边缘化了。你看，这“时髦”能不赶吗？

在中国近代的著名学者中，最时髦、最入时的大概要算郭沫若，最不时髦、最背时的大概要算陈寅恪。国人尽知，无需多论。所以郭沫若贵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与伟大领袖诗词唱和，题字遍布国中，一时无人可以比肩。而陈寅恪却足跛目盲，蜗居于中山大学，百无聊赖地去为三百年前的一个女人作传，终至在“文革”的批斗中死于非命。可是谁又料得到，还不到河东河西之年，事情就翻了个面，陈寅恪变得有口皆碑，而郭沫若几乎无人齿及。知识分子以谈陈寅恪为荣，以赞郭沫若为耻。你说这时髦是赶好，还是不赶好呢？这风是跟好，还是不跟好呢？

其实这时髦不时髦也没个定准，短期看是时髦的，长期看可能就不时髦了；从这个角度看是时髦的，换一个角度看就不见得时髦了。都说陈寅恪不时髦、背时，因为他不肯学马列主义，可陈寅恪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在《陈垣燉煌劫余录序》里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你看，这不明明以“新潮流”之提倡者、引领者自居吗？不是“入时”得很吗？都说郭沫若很会赶时髦、很入时，伟大领袖称赞曹操，他就为曹操翻案；伟大领袖喜欢李白，他就骂杜甫；江青当红，他就捧江青；“四人帮”一垮台，他就作诗说：“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可看来看去，只看到一个马屁精，看不到是什么新潮流的引领者，难怪台湾知识界给他一个刻薄的称号，说是大陆知识界“四大无耻”之首。一个儿子自杀，一个儿子成了神经病，恐怕他自己也快活不到哪里去。你说这时髦到底要赶呢，还是不要赶呢？

什么是答案？没有答案。我顶多只能说，时髦可以赶，但不能乱赶。有些时髦可以赶，有些时髦不必赶。什么时髦，什么不时髦，什么是真时髦，什么是假时髦，什么时髦有价值，什么时髦没价值，什么时髦该赶，什么时髦不该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结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你老兄自己看着办吧。

做人的文化与办事的文化

在美国待了十年，发现中美文化的确有许多不同，其中一条是，美国人讲究办事，中国人讲究做人；美国人花很多精力研究如何办事，中国人花很多精力研究如何做人。

办事容易做人难，所以别看美国科学多么发达，但美国人其实比中国人简单，如果斗心机，美国人肯定不是中国人的对手。跟美国人打交道，老觉得他们是一根直肠子通到底，不懂变通、又不圆滑，说话一是一，二是二。指桑骂槐、声东击西、言在此而意在彼、对人说人话对鬼说鬼话，这些中国人一般都很熟悉的技巧，美国人懂得的实在不多。而且美国人又特别老实，你说什么他相信什么，你说你在什么大学拿的博士，没人会质疑，除非有一天你自己露了马脚，他们才会大为惊讶，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一个中国人到了美国，会发现自己很多的长处用不上了，有时候简直觉得好像在跟小孩打交道，也只好跟他们一是一二是二地直肠子起来。但过不多久，发现这样活着也挺好，特别是觉得做人反而轻松起来，不累了。所以一个中国人去美国留学，而志在报效祖国，那么最好是学完就回来，顶多在美国公司做几年事，千万不可久待。待久了回来就不容易了，因为原来与人打交道的技巧有点生疏了，竟发现自己竞争不过留在国内的同胞，那就不如留在国外，为外国老板打工，还活得轻松些。

人和事到底哪个重要？当然是人重要。没有人哪里有事？事是人做出来的，人不是事做出来的。那么做人和办事哪个重要？当然是做人重要，人都做不好还能办得好事？重视做人的文化和重视办事的文化，哪个文化更高呢？当然是重视做人的文化高。这样来比较中美文化之高下，其实是很清楚的，就是中国的文化高于美国的文化。一定会有人以为我在说反话，其实没有，我是很严肃的，一本正经的。近代许多学者特别是政治学者和文化学者，大谈什么“法治”、“人治”，说什么“法治”比“人治”高，美国是“法治”，中国是“人治”，所以美国比中国高明。我本来也赞同此说，后来却怀疑起来，为什么法比人高？法不是人定出来的吗？没有人哪来的法？什么是法治？什么是人治？法治就不要人吗？人治就没有法吗？毫无疑问，人比法重要，人通过法来治，法要靠人来行，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就讲过：“徒法不足以自行。”这是明摆着的。

于是又有朋友会问：那为什么美国近代如此发达，而中国如此落后呢？这个明显的对比不正好说明我们做人的文化比不上人家办事的文化吗？我的回答是：你说的是近代的事，难道古代也是中国比不上西方吗？你没有看到从秦到明近二千年，中国几乎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吗？中国人无论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各个方面，几乎都雄踞世界之首吗？可见问题不出在做人的文化上，而是出在古今的差别上。古今的差别在哪里呢？中国古代的圣贤教导我们如何做人，讲的都是做人的根本，可惜后来子孙不肖，不再讲究做人的根本，却越来越注意做人的技巧。同样是做人，内容却大不相同，中国的文化于是乎向下坠落，终于被美国超越了。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跟外国人打架，老是吃亏，于是从根本上怀疑自己做人的文化，努力引进西方特别是美国办事的文化。办事的文化本来就注重技巧，中国人学美国，办事没有学到，技巧却学到了，而且把技巧跟我们注意做人的文化嫁接起来，于是中国人做人的技巧最先实现现代化，而做人的根本却被当做封建的渣滓扫掉了。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正宗，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四维八德，反复强调的都是做人的根本，孔、孟几乎从来不跟弟子讲做人的技巧，钩心斗角、巧言令色，都是孔、孟所瞧不起的。而我们今天呢，请你去书店逛逛，看看最畅销的是些什么书。什么职场指南啊、情场手册啊、商场战略啊、获得老板信任的十条要领啊、猎取男人的九大技巧啊、如何做到脸厚心黑啊……甚至把我们的四书五经、先秦诸子，都胡乱地化成今天生活中的作战技巧。我最近每次去飞机场，在机场书店里都看到广告屏幕上反复播放着某位学者大谈如何用《易经》管理企业，谈得口沫横飞。一本严肃的富于哲理的《易经》，被这位油腔滑调的教授任意胡扯，全说成心理战的技巧。现在最卖座的书，最叫好的讲座，几乎全是这一套关于做人技巧、关于心理战的东西，有的竟然还顶着“国学”的帽子！如果我们的国学只是这样，那就不学也罢。

做人重要的是根本，不是技巧，根本对了，即使没有技巧，或者技巧拙劣，也都没有关系。孔子说“敏于事而讷于言”，又说“刚毅木讷近于仁”，反过来，根本坏了，技巧越好越糟糕，“巧言令色，鲜矣仁”，“乡愿，德之贼也”。现在的中国人太懂做人的“技巧”，吹牛拍马、弄虚作假、拉关系、走后门，有越来越精之势，而缺的是做人的根本，孝悌、仁爱、诚信、礼义、廉耻，大家都不讲了，也不信了。

做人的文化跟办事的文化各有千秋，理论上讲，做人的文化应该比办事的文化更精致、更高明，至少不应低于办事的文化。但如果做人的文化变成了只讲究做人技巧而不讲究做人根本的文化，那么这种做人文化就堕落腐败了，那就反而比不上办事的文化了。梁漱溟说：“中国的文化是早熟的文化。”确有道理。但早熟也就容易早腐，我们中国人能够逃出这条规律吗？难说。

君子学与厚黑学

我在另一个地方曾经说过，中国的文化是做人的文化，美国的文化是办事的文化。中国人对于做人很讲究，不论你做什么，当官也好，经商也好，教书也好，做白领也好，做蓝领也好，首先都得做人，做好一个人才是根本，做好了人才能做事。所以中国人认为学问中最根本的学问是做人的学问，《红楼梦》里有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即此意也。

近来仔细想想，如果话只讲到这一层，实不啻蜻蜓点水。因为做人的学问究竟有什么内容完全没有谈到，到底要怎样去做人，读者仍然是一头雾水。应当把话讲得更明白更具体一些。但做人的学问又何其广博精深，大多数人穷其一生，仍不得要领，想要用一篇短文说清这个问题，真如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何其难哉！但事情也有另外一面，任何博大精深的问题，如果提纲挈领，不涉及细节，也都可以用寥寥数语说完。这就跟画一棵树差不多，如果每片叶子都画出来，穷一年之力也画不好，如果只画个轮廓，也未尝不可以三五分钟之内完成。下面就试试用第二种方法来讲讲中国做人的学问。

中国人做人的学问就其大要而言，其实不过两种，一种是君子学，一种是厚黑学。君子学是孔孟等先圣先哲提倡的，在中国已经至少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了，厚黑学是李宗吾“发明”的，至今也快百年了。君子学的大纲是仁义礼智信（儒家“五常”），或礼义廉耻（管子“四维”），或温良恭俭让（见《论语•学而》），或恭宽信敏惠（见《论语•阳货》），表述略异，大旨相同，无非就是与人为善、讲诚信、守礼法、有尊严、勤俭律己、宽厚待人。至于厚黑学则没有什么纲领，只须脸厚、心黑就行。

君子学跟厚黑学有相同的地方，即都想在人生中取得成功。不同的地方是君子学认为在取得成功的道路上必须使用正当的手段，即俗语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好色，取之有道”之类，手段不正当，即使成功也没有意义。如果二者不能得兼时，则宁可不成功也要手段正当，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说：“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厚黑学则不同，只要取得成功，什么手段都可以运用，哄骗抢拐可以，阴谋阳谋也可以，溜须拍马可以，吮痈舐痔也可以，乃至于背信弃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面喊兄弟背后下毒手，都无所不可，只要成功就行。曹操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见《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孙盛《杂记》），就是黑的经典；邓绾说：“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见《宋史•邓绾传》）就是厚的信条。

中国人做人的学问，千言万语，无非就是君子学和厚黑学两大派。这两派是不能兼容的，不做君子，就做厚黑。曾国藩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有人认为太绝对，其实没有错。这并非说不是圣贤的人就是禽兽，而是说一个人对自己的要求，不向圣贤这个方向努力，就会堕落到禽兽的那条路上去。做人如果想成功，不走君子学这条路，便只有走厚黑学一路，这中间其实没有什么第三条路好走。有一种人说的是君子学，行的却是厚黑学，这样的人并非什么第三派，还是厚黑派，如果能做到好话说尽坏事干绝，那就是伟大的厚黑派了。

君子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什么人讲了，而厚黑学倒是有很多人公开提倡。你去书店看看，讲君子学的书籍几乎没有，就是有也卖得不好，讲厚黑学的书则层出不穷，官场厚黑学，商场厚黑学，职场厚黑学，情场厚黑学，不仅五花八门，而且畅销得很。我手头就有一本《厚黑学大全集》（翟文明编著，华文出版社出版，北京，2009年11月），编著者在前言中说：

“生活需要智慧，处事需要权谋，厚黑的为人处世之道，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只要大原则正确，要想战胜对方，就必须智勇双全，脸要彻底地厚，心要彻底地黑，这样方能成大事。”

难怪这本书的封面上赫然写着“成大事者的必读书”。人人都想成大事，于是人人都抢着买《厚黑学》，读《厚黑学》。然而毕竟千万人中也难得有一两个成大事的，于是结果变成不仅“做大事的”脸厚心黑，连平民百姓也都脸厚心黑，只要对自己有利，只要能发财致富，什么样的龌龊事黑心事都敢干，从三聚氰胺到染色馒头，从深夜抢劫到撞到人再补刀，这不正是我们已经多次耳闻目睹的故事吗？从前李汝珍写了一本《镜花缘》，《镜花缘》里有个君子国，国民皆是君子，个个温良恭俭让。但那是小说，是虚构的，君子国实乃乌托之邦，大概永远没有实现的希望。我们如果不搞君子国，搞一个厚黑国，倒是比较现实的，因为君子学推行起来很难，而厚黑学则很易，记得顾炎武在《日知录》“两汉风俗”条里有一段话，说：

“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

我是四○后的人，曾经亲眼见过五十年代的中国，的确有过一段河清海晏、夜不闭户的时期，虽然与东汉的情况迥异，但也可说是另一种“风俗之美”。不料后来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折腾过来又折腾过去，仅仅过了五十余年，现在则朝野上下到处可见“毁方败常之俗”。我想这不是我一人之私言，而是中国许多人的共同感觉，连国家总理都感叹“道德滑坡很厉害”，可见并非少数人的危言耸听。谁为为之，孰令致之？想想顾炎武的话，可以深长思之矣。

目的与手段

目的与手段哪个更重要，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困扰其他人，我不得而知。但显然不会困扰所有的人。因为在不少人看来，这问题似乎并不复杂：目的是第一位的，手段是第二位的，手段为目的服务，手段从属于目的。目的是重要的，手段则不那么重要，目的不变，而手段是可以变的，只要能达到目的，采取什么手段似乎都可以。条条道路通罗马，只要能到罗马，走哪条道路应该不是本质问题。

比方说打仗吧，打仗的目的就是取胜，为了取胜，什么手段不可以采取呢？三十六计，什么计都可以用，所谓“兵不厌诈”，不就说的这个吗？春秋时代的宋襄公为人很君子，打仗也讲究手段，“不重（读阳平）伤”（已经打伤敌人，就不再打）、“不禽（同擒）二毛”（不抓头发花白的上了年纪的敌人）、“不鼓不成列”（在敌人队伍没有排好前，不攻击敌人），结果被后人讥笑了两千多年。又比方革命吧，目的是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什么手段不可以采取呢？暴力、非暴力、阳谋、阴谋、派间谍、搞情报，什么不行呢？难道对阶级敌人还要施行仁政吗？还要讲君子之道吗？难道要学宋襄公吗？

所以手段为目的服务，只要目的正确，手段似乎无须多加讲究。我自己也这样想过，但后来发生怀疑，打仗、革命这都是大人物干的大事，如果是小事呢？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呢？好像就不太一样了。

比方说吃饭吧。民以食为天，为了达到吃饭的目的，是不是什么手段都可以采取呢？这里有许多手段可以选择：自己种，赚钱买，或抢人的吃，偷人的吃，甚至杀人而取饭吃。目的都是吃饭，但只要是个正常的人，就知道并不是所有这些手段都可以采取。在这里手段问题立刻变得重要起来了。

又比方恋爱。所有男女恋爱的终极目的无非都是为了繁衍后代，说直白一点，就是为了上床，为了做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有许多手段可以采取。从男人的角度来说吧，可以用种种方法向女方展示自己以赢得芳心，也可以用诱骗的手段让女方上钩，还有霸王硬上弓的，甚而虐之囚之、奸而杀之的都有，这里手段问题重不重要呢？是手段决定了事情的性质还是目的决定了事情的性质呢？

食色性也，凡人一生最大的欲望莫过于此。如果在这样两个大问题上都证明不了目的重要而手段不重要，则人生中的其他次要问题，例如求名求利，求富求贵，或者其他更次的问题，就无须多加论列了。其实判别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好人还是坏人，君子还是小人，与其说主要看他为人做事所抱的目的是什么，还不如说主要看他为人做事采取什么样的手段。目的其实都差不多，手段才真正显示人和人之不同，至少在凡人是如此。

其实就是大人物干大事，也并不见得所有的人都认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比如孔子和孟子，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尊敬的两位圣贤，他们就不认可。从《论语》的记载看来，孔子做事无论大小都很讲究手段，比如到了一个国家，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政策，孔子是以“温、良、恭、俭、让”的态度去获得（见《论语•为政》第十条），而不愿意靠其他不正当、不妥当或有失尊严的手段去得到。孔子还郑重地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见《论语•述而》第十六条）富贵是目的，义不义是手段，在这里，孔子对手段的重视显然超过了对目的的重视。孟子的态度就更鲜明了，他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这个人简直跟宋襄公差不多，他的这些话在打江山的英雄们看来自然是很迂腐的，甚至是很讨厌的，难怪朱元璋就恨不得把他踢出孔庙。但孟子名气大，亚圣的位置又已经坐了很久，要想随便踢出去，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朱元璋虽然恨得牙痒痒的，最后也还是没有办到。

如果以孔孟的标准来看，许多达到了目的的伟人，不论是打天下的，或者求富贵的，在做人上恐怕都不及格。

目的和手段的问题之困扰人，自古如此，于今为烈。在眼下这个社会，不分伟人凡人、大事小事，大家似乎都倾向于看重目的超过看重手段。如果有一人是孔孟信徒，凡事注重手段，会发现事事难办，简直无法生存，因为别人不择手段。比方当官吧，别人一路拍上去（男），或者一路睡上去（女），早就当了局长、厅长，你太在乎手段，那就只好在科员、科长的板凳上磨得屁股起茧。当官的事还太大了，说更小的事吧，比方说，你生了病要开刀，究竟该不该给医生送“红包”呢？本来不该送，也不需要送，因为你已经付了医药费，但问题是大家都送，你不送就成了另类，医生可能就不高兴，就不认真开刀，如果运气不好，碰到一个心肠狠毒的，开刀时给你使点坏，留个镊子、剪刀、棉球什么的在你的肚子里，你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更困扰人的是如何教子女的问题。如果你的子女问你，到底目的重要还是手段重要，请问你怎么回答？教子女不择手段，好像有点说不出口，教他们太择手段，又会不会让他们在将来的生存竞争中吃亏，甚至被淘汰呢？比如说，你好不容易找了关系开了后门送了“红包”，才把儿子弄进一所重点学校，你能够光明正大地把这个成功的经验传授给儿子吗？如果不能，那你自己为什么要做呢？如果说了，怕不怕你的儿子将来越走越远，把自己送进监狱呢？

所以我说这个问题很困扰我，想来想去总是没有答案，姑且把我的困扰写下来，以就教于高明。

养生先养心

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总算基本解决了，现在开始讲究养生了。养生的书籍近年来在坊间颇流行，但翻来翻去，绝大部分说的都是养身，吃什么东西呀，怎么个吃法呀，服什么补品呀，怎么个服法呀，做什么操呀，练什么气功呀等等。在许多人的观念里，养生跟养身是一回事，养生不就是把身体养好吗？不就是求身体健康吗？不就是求延年益寿吗？如果只是粗略地说，这话自然也没错，但说这话的人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把重点摆在形体，而把精神忽略了。养身（或说养形）只是养生的一个方面，养生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养心（或说养神），只说养身等于只说了养生的一半，甚至可能是比较不重要的一半，而把更重要的一半漏掉了。依我看，养生的关键不在养形而在养神，不在养身而在养心。养生的真正秘诀不在于吃什么穿什么，而在于想什么念什么，不在于用什么样的物质养着，而在于用什么样的心态活着。

用什么样的心态活着，首先就直接决定一个人活得是否快乐，而活得快乐在我看来正是养生的第一要义，延年益寿尚在其次。只有活得快乐，延年益寿才有价值，如果活得痛苦，那还不如早死了好。而活得是否快乐，又间接决定一个人身体是否健康。医学早已证明，心理对生理有极大的影响，心里郁闷、压力大，迟早都会生病。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高高兴兴地吃着饭，突然听到一个坏消息，马上胃口就没有了；白天心里烦扰，晚上就睡不好觉；长期忧虑愧悔则百病丛生。反之，一个人心中安然，坦坦荡荡，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常怀仁爱之心，身体也自然就会好。孔子说：“仁者寿。”（《论语•雍也》）曾子说：“富润屋，德润身，身广体胖。”（《礼记•大学》）孟子也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孟子•尽心上》）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经验，并不迂阔。

两千年前的嵇康（224—262）把这个道理说得更明白，他在《养生论》这中国第一篇完整的关于养生的理论文章里就说：“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形神相须，缺一就不成其为生命，要养生就要二者兼养。他又说：“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神（心）是君，形（身）是国，君昏则国乱，所以，养神比养形更重要，或说养心比养身更重要。

强调养心，不是说养身就不重要，身体是基础，没有身，心也就无所寄托。但我们所谈的养生，本来也就是在食饱衣暖之后的进一步追求，如果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也就无所谓养生可谈。衣食温饱之后，如果进一步还是追求吃和穿，那就无非是研究吃什么更好，穿什么更好。单拿吃来说吧，今天有人提倡喝绿豆汤，明天又有人提倡生吃茄子，后天又有人提倡水煮红薯藤，再后天又有人提倡麦草榨汁喝……变来变去，五花八门，无非就是从前大家都不吃的东西，现在被说成是最有营养的食物，从前以为营养的补品，现在则变成不健康的食物，就好像时装流行一样，长裙子时髦三年，换成短裙子时髦了，短裙子时髦三年，又换成长裙子时髦了。在这一点上，人并不比猴子聪明多少，朝三暮四、朝四暮三，换个花样就是时髦。一些骗子看准了这正是敛财的好时机，便胡说乱吹，一时间神医、神仙、神道、神功纷纷出世，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得紧。

如此谈养生，其实是落于最下乘，谈来谈去，不过是在原地转圈子，钱花掉了，生并没有养得更好，说不定还更坏。看看世间长寿之人，问问他们吃什么穿什么，往往答不上来，或言人人殊，从来没有人找到过统一答案、正确答案，因为长寿的关键本来就不在这等地方。其实古人也早就看清楚了这一点：“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古诗十九首》）不要说一般的食物，就是灵丹妙药，也从来没有听说成功的例子，而吃死人的倒不在少数。

还是苏东坡说得好：“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病中游塔祖院》）这是说治病重要的是安心，推至养生，也是如此，重要的是养心。养我浩然无畏之心，养我坦荡磊落之心，养我不忮不求之心，养我无愧无怍之心，养我自强不息之心，养我仁厚宽容之心。这样先立其大者，然后再谨其小端：节饮食，慎寒暑，不乱来。如此养生，才是真正的养生，正确的养生，也才养得好。一切谈养生而不谈养心者，都是舍本求末，都是小术，而非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