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

摘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是对《史记》的高度评价，报告文学家赵瑜和胡世全经过长期努力写成的《革命百里洲》则体现出了这种实录品质。作者在详实的史料组织之下，运用多种叙述形式和手法，来探究作品本身的文学性，使其栩栩如生并极富质感。

关键词：实录品质文学性质感《革命百里洲》作为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它书写了上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故事，作者写书缘由也是在1998年的抗洪救灾的背景下触发的，“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使命感促使赵瑜踏上了荆楚大地，希图梳理洪灾的成因以由此引发的人生百态。”[1]通过采访的深入和史料的采集，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实录精神，以土地为核心逐步回根溯源，把创作的眼光延伸至宿命般影响百里洲人民的历史源头。同时，两位作者对长期困扰报告文学创作的文学性也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在坚持“非虚构”原则的前提下，使用多种表现手法使《革命百里洲》彰显出别样的艺术魅力。

一、真实再现历史场景——彰显实录的精神

西方人称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他们肩负着还原历史的重任。其实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有这种担当历史重任的优良传统。班固赞美《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这种不“讳言”的实录精神给后来的知识分子著述立传方面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报告文学家赵瑜非常欣赏敢说实话的同乡前辈作家赵树理，他曾经说：“作品能不能讲真话是作品能否收到欢迎的标志，赵树理本人在过去艰苦的岁月中有坚持说真话的精神，我写赵树理就是要宣传讲真话，敢于直面人生，揭露生活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