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柯：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新闻学

采访丁柯老人的地点是在他居住的一座寓所。这是一幢花园住宅群体，是典型的英国古典式建筑，建于1912年～1936年，三幢一排，共三排九幢，砖木结构。有独立的花园，假三层，面向南，采用英国古典式尖坡顶，立面部分木结构裸露，构成简朴的几何线条。这幢普通的住宅群，居住了不少文化人。丁老隔壁就是周谷城、杜宣等人的故居。这些有深厚文化沉淀的老建筑，在无声流逝岁月中留下痕迹，在历史和时空轨迹上与这些老人融合在一起。

丁老与党同龄，是一位资深的报人。他从1938年在皖南参军，在新中国成立前，先后担任新四军浙东纵队《战斗报》主编、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前锋报》总编辑、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一支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时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党的工作》和《支部生活》总编辑；“文革”后，任《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年逾九旬的他，身手矫健，思路清晰。作为一位资深的“90后”，他像年轻的90后一样，保持一颗好奇心，依然对社会、对新闻界保持关注，也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检察风云》：丁老，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采访。您把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都献给了新闻事业，作为晚辈，向您致敬。首先，您能回忆一下您的新闻生涯吗？

丁柯：非常高兴你们来访，《检察风云》杂志是我比较喜欢看的读物，你们杂志办得好，生动活泼。你们杂志大方地赠送给人大代表看，是高招，因为他们有影响力，与群众有密切联系，把他们当做赠阅对象，可以经常征集他们的意见。

我的一生其实就做一件工作，那就是新闻工作。我没做过别的工作。我从1938年参军，开始做《江海报》随军记者；1943年在浙东四明山办《战斗报》。当年，我们在最艰苦的环境下办报纸，很难得的经历。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解放日报》创刊，我作为编委参与创办。后调市委办公厅，1956年～1966年，我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党的工作》和《支部生活》总编。当时，实际主持是柯庆施。“文革”荒唐岁月，最先被打倒了，上海市委党校校长、副校长以及我，被称为上海的“三家村”。

“文革”后，我参与负责《民主与法制》杂志。《民主与法制》杂志1979创刊，我从1981年开始负责。这份杂志姓“党”姓“法”，坚定支持改革开放，发扬民主，宣传法制，反对“和尚打伞”，提倡敢于“碰硬”，支持“温州模式”等新事物，深得民心，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很红火，最高每期发行几百万份。

在我的新闻生涯中，我很幸运碰到很多好的首长，在新四军时期是谭启龙；解放战争时期是叶飞；到上海后，是范长江、柯庆施、陈丕显、罗竹风。回顾我的一生，在党的新闻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可以说没有虚度吧。

《检察风云》：作为一位资深报人，您有什么要对新时代的年轻新闻人说？

本期客座总编辑：

丁柯，资深报人，原《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丁柯：我们那一代人很单纯，一直跟着党走，文化靠自学，跟你们年轻人比起来，你们文化高得多。我们那个时候是党讲什么，我们就学什么、干什么，新闻工作围着党的要求转；大家听党的话，按照党的要求来做。那个时候的新闻工作者，是经过战火锻炼出来的，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这非常重要。我们部队记者战斗在第一线，与连队一起，解放战争时的莱芜战役，我们前方记者深入火线，我作为总编辑也进入前方指挥所，前线记者轻伤不下火线，这位记者后来得到三等功。当时，记者的信仰是很坚定的。

现在，你们年轻人所处的时代变化了，环境也复杂了，但是我依然建议大家要有坚定的信仰。前不久发生的《新快报》记者被拘事件，后来这位记者承认收了钱。这就是信仰不坚定啊！

《检察风云》：我们知道，您对纸媒面临的困境很关心，您有什么建议？

丁柯：在新媒体冲击下，纸媒受到冲击，报纸杂志被阅读的唯一性、重要性已大大降低，迫切需要我们与时俱进，有新的创意、新的人才，特别需要的是，要有新的觉醒。

新媒体有它的优点，我们需要向它学习。上世纪80年代，报纸也受到很大冲击。那时，报纸主要受到地方“小报”（都市报）冲击，特别是在广东。很多“小报”发行每期几十万份，超过不少大报。大家也很慌。我专门到那边去调研发现，报道的题材几乎相同，但一般的党报标题很正式，版式也很刻板，“小报”不一样，他们把标题弄得很轰动，大标题占很大版面，有轰动效应，后来，我们出版的《民主与法制画报》就借鉴他们的优点，打破原来版式，所以，发行量每期也上到80多万份。同样，现在新媒体的一些好的经验，我们纸媒也可以吸收。

在我看来，纸质媒体有些同志“闻网色变”，原因可能在于没有坚持纸媒既有的一些优秀传统，过去一些好的做法丢掉了。面临新媒体的挑战，一方面要学习它们的优点，另一方面也要重拾过去传统媒体的一些优良品质，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是报刊要走群众路线，重大报道靠通讯员、靠群众。新媒体时代，纸媒在时效性上竞争不过新媒体。现在传统媒体遇到困境，其中一个重大问题是脱离了群众，脱离了读者。群众路线办报是一个很重要的办报经验。我们现在都在担忧新媒体的冲击，我个人的看法是群众路线出了问题。中央提倡“走转改”，就是要往群众路线上靠。报纸时效性慢于新媒体，所以报纸在深度上、权威性上，应该强于新媒体。比如，我在《民主与法制》的时候，我们虽然是月刊，但每期能发行200多万份，为什么呢？主要因为我们的内容是人民群众爱看的，我们坚持了群众办报，很多重要报道是通讯员或群众提供，消息灵通，群众爱看。

二是要坚持典型报道。做典型报道，要促进社会某些方面进步，让人们能够警醒。对于那些人民群众关心的话题，纸质媒体要深刻揭示其典型意义。现在纸媒为什么竞争不过新媒体，因为纸媒和新媒体一样平面化，很肤浅。现在读者很需要有深度的新闻解读，而纸媒很多时候没做到，和新媒体同质化竞争，但在时效性上又比不过新媒体，当然竞争不过了。

三是总编辑不可缺位。现在有些报纸，总编没接触到准确全面的情况。比如，前不久《新快报》的记者被拘留，开始，《新快报》还出来抗议，后来发现，这个记者在《新快报》已经连续发了10多篇负面报道，他自己也承认受人指使收人钱财，发表失实报道。《新快报》当时的总编在哪里呢？一个总编，一定要与下面同甘共苦，要有把关责任，深入了解情况，给下面同志出主意，人生观坚定，要有坚强、严格的领导。新闻单位配备强的领导是有政治意义的。我们那个时候，做领导的是非常严格的，批评错误非常厉害。我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的时候，没有得到过一句表扬的。毛泽东跟我们强调要政治家办报，批评我们不是政治家，是书生，把我们很多新闻家，包括邓拓等说成是书生，当然这个批评太苛刻了。但他讲的确实有道理，确实办报刊应该是政治家办报。

另外，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的新闻学。过去好像有“新闻无学论”，而现在新闻学好像都是国外的，样样都学外国。我觉得要提倡中国式的新闻学，这跟我们的中国式的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脉相承。我们从革命到建设，走的都是一条光辉的独特的道路，现在大家都很明确了。我们新闻学为什么不是中国特色的新闻学呢？现在一谈新闻学，几乎都在讲国外的理论。很多新闻理论期刊，一发文章大都是引用外国人怎么说，用的都是外国概念，很少引用中国人怎么说，也很少去总结中国经验，通篇洋八股。我们应该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但是要找到适合我们国情的学问。

《检察风云》：那您认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包含哪些内容呢？

丁柯：中国新闻学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办报人的党性原则，群众路线，抓典型，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老一辈的领导同志都是干过新闻事业的，陈独秀，办过《新青年》；李大钊是《晨报》副刊主编；毛泽东更是新闻科班出身，自己写社论；邓小平在红军时也办过报纸。他们都有很好的经验。美国有个普利策奖，我们的范长江奖应该比它更光辉更有生命力。一些新闻人看重普利策奖，但这个奖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检察风云》：您怎么看待媒体的舆论监督？

丁柯：我们有个说法叫“舆论导向”，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把表扬当做正面导向，把揭露或批评当做负面导向。实际上，舆论批评也是正面导向，只有好处；有时候，表扬更是反面导向，因为有些不该提倡的，我们去表扬，就会是负面导向。

文/本刊记者 程新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