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奎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433)

在中国文学创作中，相对于诗文惯于凭借“用典”、“点铁成金”等方法来强化抒情意蕴而言，小说常常依托“仿效”、“重复”等方法来强化某种叙事与写人效果。前些年，在“求异与求变”思想的左右下，每当论及小说中的“重复”，人们多将其定调为因作家“江郎才尽”或局限于生活阅历而造成的缺憾，很少能从叙事修辞视角予以正面评价。随着西方“互文性”理论，特别是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J.H.米勒“重复”理论的引进，人们开始对小说的“重复”问题进行重新审视。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1982)一书把“重复”分为三种形态，即“言语成分的重复:词、修辞格、外形或内在情态的描绘”，“事件或场景在文本中被复制着”，“重复其他小说中的动机、主题、人物或事件”。［1］2所谓“重复”，主要是指作者在小说叙述过程中对某些语言和事件进行重映迭现，大致可分为前后不同小说文本之间的“重复”(或谓“外重复”)和某小说文本自身内部不同叙述言语或叙事单元之间的“重复”(或谓“内重复”)。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长河中，“重复”之浪花不断地泛起。作为史上第一部规模宏大的章回小说，《三国志演义》不仅与此前的史传文学发生文本互涉，还在自身形成难以数计的“重复”语句和叙事单元。关于其与此前史传文学发生文本互涉性质的“外重复”，已有人进行过专门研究，如周建渝曾对《三国志演义》“重复”史传文学的情形进行过专门研究，他的研究涉及“《演义》与《战国策》、《史记》在叙述模式与主题上的文本互涉”、“项羽/吕布/关羽之叙述的文本互涉”、“谋臣的作用”、“以‘三’为单元的重复叙事模式”、“‘鸿门宴’母题的再现”、“青蛇与白蛇的呼应”、“预示性叙述”等七个方面的话题，令人耳目一新。［2］41-87本文借鉴西方风行的“重复”理论，依据毛宗岗父子对这部小说行文“重复”的细密评点，顺藤摸瓜，按图索骥，从叙事修辞视角对这部经典小说之行文“重复”进行较为全面的审视和探讨，以更好地把握《三国志演义》这部“奇书”的叙事特质。

一、纷呈迭现的文本内部“重复”

尽管《三国志演义》这部小说文本内部的行文“重复”姹紫嫣红，令人目不暇接，但大致可以归纳为“词、修辞格、外形或内在情态的描绘”等“言语成分”层面的“叙述用语重复”和“事件或场景”层面的“所叙故事重复”两道风景。

先看《三国志演义》内部行文“重复”的第一种形态，即“叙述用语重复”。其突出表现，是多用“重复”词句来叙述战况。如在第1、2、6、15、31、35、39、50、51、68、72、74、77、90、108等回中，每当叙述到将领被打中，作者便用“翻身落马”一语交代;在第7、16、57、63、111等回中，作者均用“乱箭射死”来叙述将领的死因;在第 11、21、25、26、28、41、53、63、74等回中，作者叙述将领的恋战，屡屡使用“更不答话”一语;在第 12、15、26、36、52、83等回中，作者都用“料敌不过”一语，以表明人物的战时心理;在第14、95、99、112、113、115、117等回中，作者一再用“忽然一声炮响”来叙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军事行动;在第68、94、100、101、106 等回中，作者用“围得铁桶相似”一语以突出某方处于被包围或遭封锁的严峻形势;在第86、98、101、102、104等回中，作者均用“授以密计”一语表明交战中某一方所实行的军事策略;至于“抵敌不住”、“喊声大震”等语句则多被用以叙述战斗场景。同时，作者在叙写故事时间时，也反反复复地运用某些相对稳定的语句，如在小说第 2、8、13、21、34、52、61、66、67、86、89、111、118、119等回中，作者共 14次用到“酒至半酣”一语;另外，“沉吟半晌”、“半晌方苏”、“正奔走间”、“顷刻之间”等标示时间的套语，也被作者得心应手地不断运用着。在叙述人情物态等方面，作者也不惜动用了各种各样的“重复”言语。在第 8、41、52、89、100等回中，多次叙述到人物的“羞惭满面”;在第 29、37、44、73、79、83、101、102、106、109、110、113、115、117 等回中，更是多次叙述到人物的“勃然大怒”。此外，每当叙述人物惊慌、一时没了主意或手足无措，则常用当事人脱口而出的“如之奈何”这句话来传达。此类“言语成分”方面的“重复”之例很多，不胜枚举，足见《三国志演义》之叙述用语具有何等高的“重复率”。

再说《三国志演义》行文中的第二种“重复”形态，即“所叙故事重复”。这种行文“重复”大多以叙事单元的形式存在。对此，毛纶、毛宗岗父子多以“仿佛相似”一语作评。如第41回赵云“单骑救主”一节，在张郃追击下，赵云的马陷入土坑，正当张郃“挺枪来刺”时，“那匹马凭空一跃，跳出土坑”。对此，毛氏父子评曰:“与玄德檀溪跃马仿佛相似。”的确，回看第34回刘备被蔡瑁追击，情急之中，有“檀溪跃马”而脱险一幕;再看赵云被张郃追击，危难之际，又有“土坑跃马”而脱险一幕。两相对照，情节何其相似乃尔!再如，第89回有这么几句:“孟获大喜，遂设席招待杨锋父子。酒至半酣，锋曰:‘军中少乐，吾随军有蛮姑，善舞刀牌，以助一笑。’”对此，毛评曰:“先主与刘璋饮酒之时，有诸将舞剑;今杨锋与孟获饮酒之时，有花蛮舞刀，正复相似。”众所周知，“饮酒舞剑”是《史记》叙述“鸿门宴”的天才妙笔。《三国志演义》作者将此故事移植过来，由原来的项庄一人舞剑，改为诸将舞剑;后者又叙述“蛮姑舞刀牌”，形成文本内部行文“重复”。据统计，被毛氏父子评为“仿佛相似”以及“仿佛相类”的“重复”叙事单元多达30余处。当然，除了毛氏父子指出的部分，尚有不少“重复”叙述单元以及语句有待进一步发掘。兹录一组关于小说人物在特殊时刻应承游说敌方的故事叙述，以作对照。

且不说例举诸回均使用了“凭三寸不烂之舌”一语，就是语态和句法也颇为雷同。在小说行文中，此类“重复”还有很多。美国汉学家浦安迪先生曾指出，这些行文“重复”包括“每逢宫廷议政场面几乎都是由‘一人挺身’几字引出一场戏剧性的唇枪舌战，而在战场上，每一场恶战似乎总少不了一支骑兵突然到来，而用以引这支新军出场的套语照例是‘忽见一彪人马’”;还有皇家狩猎、吹折将旗等预兆，迁都、围城、诈降、变节、美人计、破坏联盟、锦囊妙计、坐在小山上观战等粗线条的“重复”。［3］338、412再如，每逢叙述到人物命运或战争成败难料，小说常常以“夜观天象”一语引出一段关于人物生死及战局走向的判断。第7回叙述蒯良对刘表曰:“某夜观天象，见一将星欲坠。以分野度之，当应在孙坚。”预言孙坚兵败身死;第30回叙述道:“沮授被袁绍拘禁在军中，是夜因见众星朗列，乃命监者引出中庭，仰观天象。忽见太白逆行，侵犯牛、斗之分，大惊曰:‘祸将至矣!’”预示袁绍被火烧粮草而兵败官渡，小说也用了大同小异的笔法。而第38、57、77回更是反反复复地叙述诸葛孔明通过“夜观天象”来决定战机。在第91、102回中，作者同样分别叙述谯周、司马懿“夜观天象”，以确定战事利弊;在第 6、14、33、81、99、103、105、106等回中，作者还对人物“仰观天文”的行为煞有介事地一一进行叙述。

回次行文“重复”单元第3回 帐前一人出曰:“主公勿忧。某与吕布同乡，知其勇而无谋，见利忘义。某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吕布拱手来降，可乎?”卓大喜，观其人，乃虎贲中郎将李肃也。第45回 言未毕，忽帐下一人出曰:“某自幼与周郎同窗交契，愿凭三寸不烂之舌，往江东说此人来降。”曹操大喜，视之，乃九江人，姓蒋，名干，字子翼，现为帐下幕宾。第59回 璋平生懦弱，闻得此信，心中大忧，急聚众官商议。忽一人昂然而出曰:“主公放心。某虽不才，凭三寸不烂之舌，使张鲁不敢正眼来觑西川。”第65回 孔明谓玄德曰:“今马超正在进退两难之际，亮凭三寸不烂之舌，亲往超寨，说马超来降。”第75回 言未毕，忽一人出曰:“不须张弓只箭，某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公安傅士仁来降，可乎?”众视之，乃虞翻也。

以上分别举例分析了“叙述用语重复”与“所叙故事重复”两种行文“重复”形态。当然，这两种叙事形态并非泾渭分明。尤其是在叙述场景方面，这两大形态时常被兼用。首先，这部小说特别擅长用多层行文“重复”叙述大自然的天气变化，并赋予社会修辞意蕴:除了第6、69回分别使用“星月交辉”，第5、77回分别使用“月白风清”，其他诸回则用“月明星朗”、“风清月朗”、“月色澄明”、“月色微明”、“月色无光”等以“月色”为核心的语词来点染天气状况。同时，小说也每每以“狂风骤起”、“阴风骤起”、“冷风骤起”、“信风骤起”、“金风骤起”、“阴云漠漠，骤雨将至”、“阴云布合，雪花乱飘”、“阴云四合，黑气漫空”、“彤云密布，朔风紧急，天将降雪”等大同小异的词句来叙述天气突变，且大多带有隐喻色彩。刘海燕以毛宗岗父子关于这部小说景物描写的评点为例，分月、风、火、雾、雪等几个方面对《三国志演义》毛评中的“互文批评”进行了研究，可以参考。［4］274-283其次，关于社会场景叙述，小说也时常以“重复”笔墨出之，如多次设置“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之类的“重复”场景来渲染赵云、太史慈、关羽等人的英勇。

概而言之，《三国志演义》既善于通过核心词语的不断“重复”来强化形象塑造和叙事效果，又善于通过事件“重复”来传达不同时空的历史繁复，并营造常读常新的效果。于是，各种行文“重复”得以纷呈迭现。

二、“旧事重提”及其衍生意蕴

归根结底，“重复”是一种同向度、强化性的叙事修辞方式，它通过对词语、场景、人物、事件、母题、动机等层面的行文“重复”，在一定程度上传达出叙述者的意图与文学形象之寓意，从而成为一条通向作品内核的秘密通道。J.H.米勒认为，读者阐释小说文本，应该通过这样一条路径，即“识别作品中那些反复出现的现象，并进而理解由这些现象衍生的意义”。［1］1因此，为更好地理解《三国志演义》，有必要结合毛氏父子之评，对这部小说之行文“重复”现象背后的衍生意蕴进行较为深入的发掘。

在《三国志演义》的叙事中，某些信念和伦理是经常“重复”的话题，由此衍生出多重涵义。小说特别强调“结义”以及“知遇”等人物行为的分量，君臣聚合话题便不断地复现于小说叙事的不同环节之中。换言之，这种支撑人物不断进取且略带精神负荷性质的社会“情结”成为小说“重复”叙事的必备要素，不仅决定着当事人的命运，而且影响到各种战略决策，乃至波及更广的社会空间。众所周知，决定刘、关、张三人命运的关键一幕是小说第1回所叙述的“桃园之盟”故事。在书中，这一幕不时被“重复”提起。第14至15回叙述张飞因醉酒而让吕布袭了徐州，嫂子陷于城中，张无地自容，打算拔剑自刎，刘备用来劝慰的说辞便是“吾三人桃园结义，不求同生，但愿同死。今虽失了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此乃通过“重复”前事，强调结义情分之重。第25回叙述张辽劝降关羽，也以“桃园之盟”说事:“当初刘使君与兄结义之时，誓同生死。今使君方败，而兄即战死，倘使君复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复得，岂不负当年之盟誓乎?”第26回叙述刘备写信给曹营中的关羽，再次以“桃园缔盟”相激，于是才出现了关公为寻兄长，义无反顾地“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故事。第51回叙述关羽义释曹操，违犯了军令状，按律当斩，刘备为之讲情，凭的还是“桃园之盟”这一漂亮借口:“昔吾三人结义时，誓同生死。今云长虽犯法，不忍违却前盟。望权记过，容将功赎罪。”第63回叙述关羽“想桃园结义之情”，敢于担当，誓保荆州。第66回叙述鲁肃索荆州，又一次提起“桃园结义，誓同生死”，以说明关羽有处置事务的权力。第77回在叙述刘备闻知关羽归神时，进行了这样的盖棺论定:“为念当年同誓死，忽教今日独捐生。”到了第80回，刘备还是如此感叹:“孤与关、张二弟桃园结义时，誓同生死。今云长已亡，孤岂能独享富贵乎?”第81回叙述张飞的态度，仍然拿出老一套的话题:“昔我三人桃园结义，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兄半途而逝，吾安得独享富贵耶?”而述及张飞见到刘备时，又写他哭诉道:“陛下今日为君，早忘了桃园之誓!”正是这句重复语终于导致刘备和张飞失去理智，酿成兴兵伐吴的大祸。在这些“重复”之处，毛氏父子往往以“又将首卷中事一提”、“又将首回中事一提”之语评之。可见，这桩“桃园结义”往事如同粘合剂，又如同魔咒，其衍生意蕴至少有二:一则表明刘、关、张三人念念不忘，强调了维系这种非血缘关系而胜过血缘关系的难能可贵;另一方面，凭依这种不断强化的人格魅力，叙述者每每使得人物绝处逢生，将故事情节延宕下来。与此相仿佛，诸葛亮之所以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除了个人固有的人格操守因素，还在于他对“三顾草庐”(“三顾之恩”)念念不忘。小说多次述及这一话题，尤其是诸葛亮本人常以此事作为“出师伐魏”的依据和精神动力。《三国志演义》就是通过不断“重复”政治信念或伦理操守，来预设“事在人为”的逻辑前提，并彰显人物之人格魅力的。

除了不断地重申“结义”、“报恩”等信念或伦理道德，《三国志演义》还有一种较为特别的结构之技，即借助人物言谈话语，不断地“旧事重提”，来制造“重复”，从而建立起当下事件与以往事件的逻辑联系，以增强小说结构的严谨细密。对此，毛氏父子曾十几次用“又将某某前事一提”等评语加以指出。第25回叙述赵范提出的投降理由:“我闻刘玄德乃大汉皇叔;更兼孔明多谋，关、张极勇;今领兵来的赵子龙，在当阳长坂百万军中，如入无人之境。”毛评曰:“又将子龙前事一提。”第54回写道:“国太曰:‘莫非当阳长坂抱阿斗者乎?’”不仅表现出文本人物吴国太对赵云英雄气概的赞许，也加深了读者对赵云大战长坂坡的印象。对此，毛氏父子评曰:“照应四十一回中事。”再如，第63回有这么几句叙述:“或献计曰:‘张飞在当阳长坂，一声喝退曹兵百万之众。曹操亦闻风而避之，不可轻敌。’”张飞进攻巴郡，老将颜严一开始之所以坚守不出，就是因为了解张飞当年的壮举。继而才叙述张飞用计将颜严诱出，颜严中计伏击了假张飞，却被突然从后面出现的真张飞捉住。对此，毛氏父子评曰:“又将四十二回中事一提。”第71回还是反复提及“大战当阳长坂”之事:

有识者告曰:“此乃常山赵子龙也。”操曰:“昔日当阳长坂英雄尚在!”(提照前事。)急传令曰:“所到之处，不许轻敌。”赵云救了黄忠，杀透重围。有军士指曰:“东南上围的，必是副将张著。”云不回本营，遂望东南杀来，所到之处，但见“常山赵云”四字旗号。曾在当阳长坂知其勇者，互相传说，尽皆逃窜。(先声夺人，又为前事渲染。)……云喝曰:“休闭寨门。汝岂不知吾昔在当阳长坂时，单枪匹马，觑(戏)曹兵八十三万如草芥?今有军有将，又何惧哉!”(上文是别人传说，此却是自家说，英雄一生快事，不嫌自负。今人亦欲自负，怎奈没得说也!)［5］806

俗言:好汉不提当年勇。然而，在《三国志演义》的叙述中，为了取得一定的叙事写人效果，作者总是反复提及某一人物的辉煌时刻:或作者或文中他人“常提当年好汉勇”，或者让好汉本人“常提自己当年勇”。于是，“当阳长坂”便与赵云、张飞等英名链接在了一起，随时被“重复”叙述。赵云竟然把当阳曹军五千精锐骑兵与赤壁八十三万大军混淆了，这无论是赵云本人糊涂，还是作者疏失，都是意在借助“重复”往事以显神威。再有，第92回叙述赵云连杀夏侯楙五将，夏侯楙连夜与众将商议曰:“吾久闻赵云之名，未尝见面;今日年老，英雄尚在，方信当阳长坂之事。”毛评曰:“又提照四十一回中事。”总之，赵云之大战长坂坡之事，张飞之长坂桥之吼之事，这些英雄们人生中最精彩的一幕幕，常在小说中被反复提起，或对敌手形成震慑，或夸耀英雄不减当年勇。同样，关羽之斩颜良、诛文丑之事，也常被叙述者借助人物之口道出。第45回写周瑜企图谋害刘备，但发现刘备身后站着一人。经刘备介绍，周瑜方知是关公，便惊曰:“非向日斩颜良、文丑者乎?”对此，毛评曰:“二十五回中事，忽于此处一提。”当然，“旧事重提”这一行文“重复”的突出标志当数“索荆州”。众所周知，围绕“荆州”这块肥肉，魏蜀吴三方一度皆虎视眈眈，都想得到它。在蜀汉玩弄手段“借荆州”之后，小说便叙述了“四索荆州”故事，在不断变化中实现行文“重复”。在前三次“索取”荆州的叙述中，每次都是“旧事重提”:第52回叙述“一索荆州”，孔明借口刘琦占据，不该奉还，将鲁肃搪塞回去;第54回叙述“二索荆州”，孔明教刘备找托辞，把鲁肃堵了回去;第56回写“三索荆州”，孔明教刘备讲出取西川的顾虑，以拒绝鲁肃。第66回叙述蜀汉获取西川后东吴第四次索取荆州故事，来者是诸葛亮兄长诸葛瑾，诸葛亮又设计使东吴使者无功而返。小说叙述“四索荆州”，无非是旧事重提，显然是重复性的“犯笔”，而蜀汉方的拒绝方式却变化多样，又是“不犯之笔”。无疑，小说假此行文“重复”，将一波三折的结构技巧玩弄得特别娴熟。

当然，《三国志演义》中的“重复”意蕴的生发也常基于人物言行叙述，且有些“重复性”的人物语言常常与世俗观念形成悖逆。俗话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而《三国志演义》叙述人物彼此咒骂，多出现处心积虑的揭短现象，衍生出敌我势不两立、双方耿耿于怀的意蕴。这些骂人揭短的“重复”，有的是挖苦对方的出身，如刘备称自己的出身是“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阁下玄孙”，但实际身份是小商贩。小说第1回交代说他“家贫，贩屦织席为业”，因而成为敌方咒骂的“短处”。第14回袁术骂道:“汝乃织席编屦之夫，今辄占据大郡，与诸侯同列。吾正欲伐汝，汝却反欲图我，深为可恨!”第21回袁术骂曰:“织席编屦小辈，安敢轻我!”第43回写诸葛亮舌战群儒时，座上陆绩指出:“刘豫州虽云中山靖王苗裔，却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织席贩屦之夫耳，何足与曹操抗衡哉!”第73回写曹操在邺郡闻知玄德自立汉中王时大怒曰:“织席小儿，安敢如此!吾誓灭之!”第41、52回分别写曹操、周瑜骂诸葛亮为“诸葛村夫”也是这方面的例子。有的攻击对手的长相，如第16、19、26回分别写纪灵、吕布、袁绍称呼或咒骂刘备为“大耳儿”。有的“重复”则意在揭出人物本质，如第30、31、36、44回分别写袁绍、刘备、徐庶母亲、周瑜等人骂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国)贼”，等等。除了如此这般“常提当年勇”、“彼此揭短”之外，有些人物的为人处世之道也多被“重复”叙及，几乎成为口头禅。第36回叙述孙乾等人劝刘备留住徐庶，刘备说:“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第40回叙述孔明劝刘备取荆州，刘备说:“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如此反复表白，不免含有“自我标榜”的意味。

《三国志演义》“重复”叙事的衍生意义是多层面的。小处而言，其中隐含着人物的念念不忘或耿耿于怀等寓意;大处而言，其中也不乏“往事不堪回首”、“今非昔比”、“惊人相似的一幕”、“好汉不减当年勇”等政治、历史以及人生意蕴。

三、发挥“关合映照”“反讽”等功能

与西方叙述学所谓一件事重复多次的“重复性叙述”以及把不同时间发生的同类型的事一次性地“重复叙述”不同，《三国志演义》之行文“重复”主要表现为不断地运用相同的言语叙事，或复制不同时空里相类似的事件。这种行文“重复”带有“自我复制”性质，有独特的结构功能。

从整体框架看，《三国志演义》式的行文“重复”的意旨之一，是通过“关合”、“映照”等手法来营造“前伏后应”的结构。所谓“关合”、“映照”乃毛宗岗父子使用的概念，前者意为小说对所叙前后雷同事件的关联和照应，后者意为小说所叙前后类似的故事互相映衬照应，二者意思大体一致。在《读三国志法》中，毛宗岗父子即指出:

《三国》一书，有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处。如首卷以十常侍为起，而末卷有刘禅之宠中贵以结之，又有孙皓之宠中贵以双结之，此一大照应也。又如首卷以黄巾妖术为起，而末卷有刘禅之信师婆以结之，又有孙皓之信术士以双结之，此又一大照应也。照应既在首尾，而中间百余回之内，若无有与前后相关合者，则不成章法矣。于是有伏完之托黄门寄书，孙亮之察黄门盗蜜，以关合前后;又有李傕之喜女巫，张鲁之用左道以关合前后。凡若此者，皆天造地设以成全篇之结构者也。［5］29

《三国志演义》不仅着意于首尾呼应，形成大跨度的“重复”，而且注重尾部“双结”，又制造了一道近距离的“重复”，再加中间之穿插“重复”，创造出全篇多处关合照应的多重“重复”气象。对如此这般纵贯整体的“重复”，毛氏父子还分别于第116回、第119回的“回前评”中作了这样的评说:“黄巾以妖邪惑众，此第一回中之事也，而师婆之妄托神言似之;张让隐匿黄巾之乱以欺灵帝，亦第一回中之事也，而黄皓隐匿姜维之表又似之……文之有章法者，首必应尾，尾必应首。读《三国》至此篇，是一部大书前后大关合处。”“……受禅台有三，则两实一虚;黄巾有二，则一多一寡。此又一部大书前后关合处。”由此可以说，《三国志演义》式的“重复”非但肩负着“关联”、“照应”等结构使命，而且还肩负着打造前后浑然一体的“章法”、天造地设的“结构”等叙事修辞功能。

同时，《三国志演义》中的有些“重复”属于“戏拟”，因而制造出某种反讽。第85回叙述刘备死后，面对曹魏为首的五路大兵犯境，诸葛亮称病不出，后主只好亲自到丞相府见诸葛亮。现将原文与毛评(用括号标示)一并节录如下:

后主问曰:“丞相在何处?”门吏曰:“不知在何处，只有丞相钧旨，教当住百官，勿得辄入。”后主乃下车步行，(与先主亲造草庐相似。)独进第三重门，(过了第三日，又过三重门，与先主三顾草庐相似。)见孔明独倚竹杖，在小池边观鱼。(与草庐中高卧相似。)后主在后立久，乃徐徐而言曰:“丞相安乐否?”(与先主阶前立候相似。)孔明回顾，见是后主，慌忙弃杖，拜伏于地曰:“臣该万死!”［5］953

通过文中毛宗岗父子评语的提示，再对照第37至38回“三顾茅庐”一节，我们不难发现，小说前后文本之间的确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重复”。这段文字叙述后主刘禅在危机时刻“顾相府”，戏拟了当年先主刘备在困境中“顾茅庐”情景;通过叙述诸葛亮再次“摆谱”、“拿架子”，反讽了蜀国君臣之间关系的微妙。

当然，为了紧锣密鼓、扣人心弦的审美需要，《三国志演义》还在运用“卖关子”等结构手段的同时，制造出一系列“重复”。作为一种较为独特的结构修辞手段，传统所谓“卖关子”，亦称“宕笔法”，是制造情节悬念的一种叙事策略。小说叙述的每次“卖关子”，笔调基本上呈“重复”状态。为制造悬念，小说每当叙述人物运用计谋，总是用“如此如此”一笔带过。这种叙述语言在整部小说中至少“重复”了四十多次。更显眼的是，基于“卖关子”的需要，小说还在大约26回的末尾把许多人物命悬一线作为“关子”，让读者捏一把汗，用“毕竟××性命如何，请听下回分解”、“未知××性命如何，请听下回分解”这样的套话，吊起读者继续读下去的胃口;在下回的起首具体“分解”人物是如何“绝处逢生”的:要么凭着自身武力或别人救助化险为夷，要么因为有人讲情，化解生命危机，以创造“有惊无险”或“化险为夷”的叙事效果。

概括地说，《三国志演义》善于将经典事件、经典人物以及经典语言、经典细节不断推广开来，以成其“天造地设”、“前伏后应”的结构，有效地发挥了行文“重复”的多重修辞功能。

四、营造“熟悉化”审美效应

《三国志演义》有数百次的“重复”叙事，然而读者读来又常常不嫌其多。对如此纷呈迭现的“相似性”叙事语言与叙事单元，为何毛氏父子基本上持嘉许态度?为何后人除李卓吾等人外基本上能够认可?除了以上所叙结构功能、叙事意蕴之外，还与“熟悉化”审美有关。

所谓“熟悉化”，或称“熟识化”、“熟知化”，本来与“陌生化”(或“反常化”)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审美概念。然而，由于受到俄国形式主义大师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理论的影响，基于求异与创新观念，“熟悉化”审美被“陌生化”审美遮蔽起来。近年，人们逐渐意识到，让已经熟知的事物呈现出陌生而新奇的“陌生化”只是审美感知的一种形态，而使我们对陌生的事物能够很快熟悉、认同的“熟悉化”则是审美感知的另一种形态，二者并行不悖。正如谭雪纯先生所言:“既有陌生化方式，也有熟知化方式，不管是制造意义偏离，还是制造形式偏离，陌生化常与熟知化相伴随。”［6］如果小说叙事的陌生感过度，就要靠“熟悉化”来消解;如果小说叙事过于熟烂化，也需要靠“陌生化”来救赎。可以说，小说文本的经典性及其生机活力即得力于“陌生化”与“熟悉化”两极审美的调和与渗透。在《三国志演义》这部经典小说里，“重复”叙事营造了一道道“熟悉化”审美风景。

对应于俄国形式主义所谓“陌生化”，我们以《三国志演义》为例，探讨文学的“熟悉化”审美问题。以往，人们在谈到《三国志演义》战争描写的特色时，往往说“它写出了战争的多姿多彩，每次战争，各有特点，互不雷同”。事实上，“各有特点”固然值得称道，但并不能因此就排斥“雷同”。需要指出的是，由“重复”叙事造成的“雷同”非但不是小说叙事的一宗罪，还有利于小说审美效果的实现，它至少可以成为营造小说“熟悉化”审美的一道程序。《三国志演义》中的“重复”叙事以“雷同”与“相似”为基本格调，一般是叙述同类的事，即使多次叙述同一件事，也非原样照搬，更不是照葫芦画瓢。这种叙事给人的感觉是似曾相识，而又不全然相同;看似不经意，实际上别具匠心，因而毛氏父子评之为“相似”、“相仿佛”。这就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式的“熟悉化”审美的真谛。

小说家之所以不断地“重复”叙事，原因之一在于它利于传播，便于读者一目了然地接受。反过来，小说所创造的“熟悉化”审美也有利于“重复”叙事的展开。作为一部“大众化”审美品位的小说，《三国志演义》非常善于依托“重复的写法”来吸引读者。关于这种创作追求，我们可借助美国当代小说理论家伊恩·P·瓦特在论及西方“小说的兴起”时所讲的一番话来加深理解:

……其中至少有两种考虑很可能对作家作长篇累牍的描写具有鼓励作用:首先，很清楚，重复的写法可以有助于他的没受过什么教育的读者理解他的意思;其次，因为付给他报酬的已不是庇护人，而是书商，因此，迅速和丰富便成为最大的经济长处。［7］54

小说之所以形成长篇累牍的规模，应该有作者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的考虑。为此，“重复的写法”屡见不鲜。就《三国志演义》而言，为了迎合大众欣赏趣味，拉近与普通读者之间的距离，作者并不关心宫闱秘闻，也不去细究历史的必然性，而津津乐道于日常生活细节。面对纷繁复杂的人间故事，为便于大众读者理解，作者往往不厌其烦地套上雷同性的叙事逻辑，以制造“重复”故事片段。如，在作者的潜意识中有着这样一条人生经验:因小事而坏了大事。因而作者善于把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及英雄人物悲剧的发生归因于惩罚家人或下属等身边人，形成“祸起萧墙”情节重复系列。第23回即有这么一段叙述:“(董)承心中暗喜，步入后堂，忽见家奴秦庆童同侍妾云英在暗处私语。承大怒，唤左右捉下，欲杀之。夫人劝免其死，各人杖脊四十，将庆童锁于冷房。庆童怀恨，夤夜将铁锁扭断，跳墙而出，径入曹操府中，告有机密事。”董承因惩罚家奴而被首告，导致铲除曹操这一重大密谋败露，非但未能铲除“汉贼”，反倒导演了被杀的悲剧。对此，毛氏父子评曰:“前十回中马宇为家僮所首，此处董承亦同为家僮所首。前略后详，事虽同而文各异。”根据毛氏父子的说法，因家僮首告而遭祸之类的叙事非止一端。前十回所叙“马宇为家僮所首”已在先，后又有多例。再看第32回的叙述:“操令三军绕城筑起土山，又暗掘地道以攻之。审配设计坚守，法令甚严。东门守将冯礼，因酒醉有误巡警，配痛责之。冯礼怀恨，潜地出城降操。”此为一桩身边部将因“怀恨”而首告之事，导致千秋功业毁于一旦。除了“挟恨首告”故事，《三国志演义》还叙述了许多“挟恨投降”故事，其基本构架也与“挟恨首告”故事如出一辙。如，第76回叙述在荆州危急时刻，糜芳与傅士仁出城投降东吴吕蒙，导致关羽兵败如山倒，含恨被杀。由于身边人或部属的叛逃，本已存在的危机雪上加霜。这类故事模式还被第81回用来叙述张飞结局。张飞急于为关羽报仇，下令军中限三日内制办白旗白甲，三军挂孝伐吴。次日，范疆、张达申请宽限，不料遭到张飞毒打。两人回到营中，商议害死张飞，投降东吴。结果，张飞被害。对这一段叙述，毛氏父子评曰:“与糜芳、傅士仁一般商议，前后相对。”“吕布以戒酒而为部将所害，张飞以饮酒而为部将所害，前后相反而相对。”指出了其与前番两个故事的“重复”效果。直至第100回还有这么一段:“苟安好酒，于路怠慢，违限十日……孔明乃叱武士去其缚，杖八十放之。苟安被责，心中怀恨，连夜引亲随五六骑，径奔魏寨投降。”苟安因被责而潜回成都，散布孔明意欲篡权的谣言，而刘禅竟然轻信传言，急诏孔明回成都，终于导致北伐事业受挫。在此，“挟恨进谗”竟然成为孔明“出师未捷”的偶然之因。如此这般，作者在解释战争胜败之因时，总是与内部人际关系这一因素链接起来，形成“重复”叙事系列和模式。由这些故事推演开来，我们也不难发现，《三国志演义》所叙“因酒误事”的故事也特别多，并形成另一经典性的系列叙事模式，从而造成大量“重复”。对这类行文“重复”，人们曾梳理出“张飞酒醉丢徐州”、“典韦醉酒丢性命”、“吕布因酒陷囹圄”、“祢衡酒后狂妄送命”、“曹植醉酒失势”、“淳于琼聚饮失乌巢”、“许禇酒醉大意受伤”、“张飞酒后鞭打士卒丢命”、“苟安醉酒遭责而坏北伐”等等，此不赘述。面对如此这般“因小失大”的叙事“重复”，我们不能怪罪作者对历史事件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也不必硬性归结为历史本身的惊人相似或偶然巧合，而应该视为作者运用定势思维，去把握和操纵叙事逻辑，并由此实现“熟悉化”审美意图。

就创作心态而言，尽管《三国志演义》之“重复”叙事的性质不一:有的属于作者的“津津乐道”，有的属于作者的“念念不忘”，有的则属于作者的“敝帚自珍”，但是，其基本美学追求则大体一致，即“熟悉化”。总体上看，《三国志演义》不像后来的世情小说那样热衷于叙述日常生活，却经常抓住人物的个性化相貌大做文章。《三国志演义》还善于通过叙写人物个性化的出场以及突如其来的情态来不断地加深人们的印象。在第1、5、20、83等回中，作者均以“丹凤眼，卧蚕眉”来展示关公的跃然出场，未讲出其人，先呈现其面。再如，每当叙述张飞发怒，小说惯于以“圆睁环眼”为标识。第2回有这样几句叙述:“张飞大怒，睁圆环眼，咬碎钢牙，滚鞍下马，径入馆驿，把门人那里阻挡得住，直奔后堂，见督邮正坐厅上，将县吏绑倒在地。”此为张飞“怒鞭督邮”一幕之情态。第28回写道:“关公望见张飞到来，喜不自胜，付刀与周仓接了，拍马来迎。只见张飞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吼声如雷，挥矛向关公便搠。”此为张飞“古城会拒关羽”之情态。第42回写道:“却说文聘引军追赵云至长坂桥，只见张飞倒竖虎须，圆睁环眼，手绰蛇矛，立马桥上。”此为张飞“大闹长坂桥”之情态。又如，叙述吕布形象，也曾几度点缀以“赤兔马”、“方天戟”以及“白花袍”。当然，给人印象更深刻的是，每当叙述诸葛孔明出场，小说除了以“头戴纶巾”、“手摇羽扇”等词句，便运用“端坐”作为标识，在第 39、52、64、89、90、93、97、98、99、100、101、104、116、117 等回中，作者既叙述孔明个性化的“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又叙述了其“坐镇”指挥三军的淡定从容。其中第38、52、89、93四回中竟然一字不改地写其“头戴纶巾，身披鹤氅”，而第116回又写道:“是夜，钟会在帐中伏几而寝，忽然一阵清风过处，只见一人纶巾羽扇，身衣鹤氅，素履皂绦，面如冠玉，唇若涂朱，眉清目朗，身长八尺，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对此，毛评曰:“忽于钟会梦中写一诸葛孔明，仿佛先主草庐初遇时。”在“食”方面，除了反复运用“酒至数巡”、“酒行数巡”等词句叙述酒席间事，就是不断地通过“重复”叙述运送、抢劫、火烧“粮草”，以交代战争进程和成败因由。另外，小说也善于通过“重复”来确立人物的经典“造型”，要么给人以亲切感，要么令人豁然开朗。对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主要人物的出场，作者往往在叙述人物出场之前，写其人的个性化的形象或说明人物身份。如，刘备的“中山靖王之后”、赵云的“常山赵子龙”、张飞的“燕人张翼德”等品牌性身份，在小说中多次叙及:有时是人物自称，有时借他人之口称之。这不仅服务于打造人物“品牌”，而且制造出诸多曲折，并营造出“如雷贯耳”之势。另外，“重复”叙事还或多或少地包含着作者对事理的定向性认知。如叙述人物死亡，作者不仅经常将死因归结为“暴怒”，还往往通过人物死前的恶性梦境与不吉言论来进行预言。

虽然《三国志演义》如此众多的行文“重复”时而流露出作者之写作疲态，但整体来说，并非作者在凑篇幅，而是作者在不厌其烦地苦心经营，其意旨是营造有别于“陌生化”的“熟悉化”审美妙致，因而读者基本不觉得烦腻。

［1］ ［美］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M］.王宏图，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2］ 周建渝.多重视野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 ［美］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M］.沈亨寿，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

［4］ 刘海燕.明清《三国志演义》文本演变与评点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5］ 罗贯中.三国志演义［M］.毛纶，毛宗岗评.刘世德，郑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

［6］ 谭学纯.修辞话语建构双重运作:陌生化和熟知化［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1-6.

［7］ ［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M］.高原，董红钧，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