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中国传统士大夫追求内圣外王，做官是正途。只有做官，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才可能实现，故读书人很少满足于单纯的“清议”。民国以来，一方面是仕途不大顺利（科举制度已被废除），一方面是西方政治思想的输入，不少读书人不再以做官为唯一出路，而是发展其文化批判性格（近乎“清议”）。当官的固然看不起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看不起当官的，起码表面上形成了两种读书人间的对峙。清流们将政治视为肮脏的勾当，将学者文人的从政称为“堕落”，其结果只能人为地扩大政治权威与知识集团的距离。我主张有能力有兴趣的读书人不妨从政，只是不该顶着“管理教授”或“管理研究员”的头衔，那显得对“政治”缺乏诚意和自信。读书人从政，切忌“犹抱琵琶半遮面”，那样必然一事无成。

其实，从政或议政的知识者的命运，并非我关注的重心；我常想的是，选择“述学”的知识者，如何既保持其人间情怀，又发挥其专业特长。我的想法说来很简单，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次是保持人间情怀——前者是学者风范，后者是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公民）本色。两者并行不悖，又不能互相混淆。这里有几个假设：一、在实际生活中，有可能做到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二、作为学者，可以关心也可以不关心政治；三、学者之关心政治，主要体现一种人间情怀而不是社会责任。相对来说，自然科学家和意识形态色彩不太明显的学科的专家，比较容易做到这一点，比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语言学家乔姆斯基都是既述学又议政，两者各自独立互不相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