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梦初

内容摘要：作为中国新时期女作家的代表人物， 陈染及其作品对当代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其长篇《私人生活》为蓝本，从女性主义视阈出发，关照自我真实与自我认同，并试图唤醒在文化符号系统中被压迫的女性话语权，最终找到自由穿梭于男权言说体系的可能性。

关键词：《私人生活》 双重维度 女性话语权

戴锦华曾撰文这样评价陈染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陈染的作品从一开始，便呈现了某种直视自我，背对历史、社会、人群的姿态。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极度的自我关注与写作行为的个人化，陈染的写作在其起始处便具有一种极为明确的性别意识。”在红色的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陈染，摒弃了与传统作家一致的，对于社会意义、国家使命、革命叙述的书写，而将个体写作定位为向个人主义、女性主义、自我认同发出的追问，这不仅源于一种在迷惘困惑中自我确认的方式和途径，也是在重复讲述和追寻自己的过程中，记叙着自己不归而迷茫的心路。

陈染的个人主义与女性主义体验是根植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双重可能性之上的，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也具有了某种固定的范式——长期幽禁在一个自说自话的“私人空间”，以其独特的姿态反抗着公共话语、公共领域，构建属于女性自身的私人世界。我们把我们的思想、观念或感情考虑为“内在于”我们的私人领域之中，而把这些精神状态所关联的世界上的客体当成“外在的”公共领域。对我们来说，无意识是内在的，我们把妨碍我们对生活进行控制的秘而不宣的思想、不可言说的强烈的原始情感、欲望或意图和共鸣以及恐惧，视为内在的，它与那些我们的言行所表达的东西相对照。当我忍不住说我对你的看法时，思想就仍然是内在的，但当我脱口而出时，它就出在公共领域之中——这种外部的、陌生的、多元的令人惴惴不安的世界。

在《私人生活》中，对“浴缸”——代表内敛的保守的私人领域的意象是这样进行描摹的：“自从母亲以及我亲爱的朋友都离开了之后，我觉得现在只剩下我和这个浴缸了。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像个亲爱的人那样躺在它的怀抱。在静悄悄的整个房宅里，只有它将我紧紧地搂抱，使我忘记所有的过去……在这一瞬间，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将来死去的时候，就死在浴缸里。再也没有比这儿更美好的地方了。”“浴缸”成了拗拗唯一的朋友和慰籍，她不再与外部世界发生摩擦，而是把自己彻底封闭起来。很长一个时期，“向后转”、逃跑，一直是拗拗在现实对抗中的姿势，而这些矛盾的、抵触的关系又是那么地源源不断，扯也扯不完，直到她发现这种逃避和恐惧感其实正滋生在她的心里、她的内部，她始终逃不开自己。

浴缸意象隐藏的是一个关于“我”、封闭的“我”的问题，这该如何进行阐释？

在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元素的创作历程中，无可避免的，“我是谁”的问题成为创作主体面临的第一个难题。这一系列关乎个体存在本质的问题便成为困扰陈染精神自由的症结所在。浴缸意象的秘密，即在于这被逼仄的空间封闭出来的“我”，浴缸的问题便由此变成了一个关于“我”的追问：即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并不必然能通过简单给与名称和家世而得到答案。“对我们来说，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理解什么对我们具有关键的重要性。知道我是谁，就是知道我站在何处。”我们是自我，只在于某些问题对我们来说是紧要的。“我们不是在我们是有机体的意义上是自我的，或者，在我们有心和肝的意义上我们并不拥有自我。我们是具有这些器官的生物，但这些器官是完全独立于我们的自我理解或自我解释，但是，我们只是在进入某种问题空间的范围内，如我们寻找和发现向善的方向感的范围内，我们才是自我。”也就是说，除却生理意义和经验上，我并不拥有和认同完整的自我，而是拥有身份、有必要深度和复杂性的特定场域内，我才能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

在《私人生活》中，陈染设置了一个片段来回应这种追问：“我对你这样”是为了以后“你对我这样”，这并不是“我”所期待的“你我”关系。固然一个人的情形往往是由另一个人的情形构成的，“我”是不能完全自主的，“我的人生愉快很多时候是“你”赠送的礼物。“我”的存在都是来自于“你”。但是，我依然坚持“我”和“你”只有在排除一切目的的关系中，才是真正的关系。在这里，我的认同是由你与我的双重关系的承诺和身份而规定的，其中的任意一方都己经不再是个人的独语，只有两者碰撞出的对话和能够采取的立场才能传达出具有普遍价值的哲思。

关于“我”的双重维度——倪拗拗以及她的对话者，陈染也精心铺设了许多细节：

第一个“我”，即作品所设置主人公倪拗拗，因受不了母亲和好友相继离世的打击，精神状态开始陷入混沌，她把浴缸当做床、当做防空洞、当做精神的寄托，在这里她表现出的是一种隔绝。倪与大家的隔绝，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隔绝。“我出于对外部的恐惧，或者说，是一种心理方面的残疾，始终不肯冒险对外界做出探寻式的姿态，使自己有机会得以与这个团体中的伙伴发生真实的接触。这种恐惧感，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我顽固地不愿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收敛或者放弃自己的个人化，把生命中的普遍化向外界彻底敞开大门，这就等于为自己的生存敞开了方便之门；而反过来，就等于为自己的死亡敞开了大门。同时，陈染又借倪拗拗之口宣读了她对私人和公共领域如何共处的反思经验，她说：“一个人身处在一个破碎的外部世界中，如果她不能及时地调整内在的和谐与完整。她就会和外部世界一同走向崩溃、她自己也会支离破碎。每一种精神症状，都是人体内在的现实与外部的现实发生强烈冲突的产物，就像生理疾病的症状一样，都表现了健康人格抵抗损害健康人格的影响的斗争。”

倪拗拗在直面内在和外在处境时都表现得非常艰难，正如陈染在访谈录《另一扇开启的门》中说道：易以两种极端的方式去体验世界，一种是按外部世界所呈现出来的表象去认识它们。即照相式的，她身陷或吞没在无边无际的具体、琐碎和表层的汪洋上边，无法透过它们贴近事物的本质。缺乏洞穿及想象力，她对现实的理解是算术或几何解答式的；二是完全生活在她内心世界里，她活在一种内在的现实中。她丰富的想象力和触角的敏感，使她能够看见广裹的“森林”，但却唯独看不见“树木”。她的思路旁若无人地在她自己的内部延伸，却丝毫无视能否在现实里进展。”

与“自我”的认同会在这两种对世界中的体验方式中呈现出来，倪拗拗的艰难源自于对一个过于强大的“他者”的畏惧。在此意义上，隔绝的意义兼之拒绝与保护，二者是互为镜像的。这个“他者”，陈染设置为男性。这就把问题带向了女权的层面，话题变成了女性意义上的“自我”认同。陈染的论调与西方女权主义有关，她们通过隔绝保护所要获得的“自我”认同，其敌手都是男权意义上的社会建构：父系社会通过亚属国家机器——家庭和婚姻，通过伦理秩序、概念体系等直接、间接的人身强制手段，实行对女性的社会、历史性压抑，这一点若不是有目共睹，至少也有人发现。但女性在文化符号系统中的压抑处境却仍是鲜为人知，因而也是压抑最深的一面。经过数千年这种男权制度的统摄，女性意识及其话语渐渐隐退，女性整体处于失声的境地，她们“要么被排除在男性的视野之外，要么被视为观照的对象，展示的客体，欲望的化身”。她们不能像男人一样自由地言论，也不能像男人一样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因为她们被认为享赋低下，因为所有的文化标准都是在父权文化的绝对支配下制定的。女人的沉默状态，使她们不断地被“他者”所言说，这导致的后果就是“女人”被男性话语涂抹得色彩驳杂，面目难辩。从这个意义出发，在西方的女权主义者，还有陈染的眼睛中，男权社会里，“女人”都是被作为一个言说对象而非言说的主体出现的。

最先通过缪斯之笔为失声的女性发出第一声呐喊的西方女性，伍尔夫就在其列。早在20世纪20年代，伍尔夫就率先对妇女和文学的问题进行思考和质疑，提出并首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以向男权中心文化和男性话语霸权的挑战为宗旨，呼吁女性的觉醒和独立。在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在“五四”时期，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大量引进，女作家们获得了重新审视男性传统的新视界。女性话语权的苏醒不仅是一些字眼，不仅是一个性别群体的指称，而且是一个在推翻父系文化霸权后初次进入话语领域的群体，她是否会发现和正视在自己活生生的实存与字面含义的差距，她是否会救赎自己，抑或真的精神枯萎，便是唯有在女作家创作中才见分晓的事了。

重于自我真实思索与生命价值追求的陈染，对自我认同的追寻犹为执着、认真。她在寻找不同的参照系，不同于男权社会中被言说的“男人”和“女人”的对立。因为在这种对立中，或目标或手段，女人总是位于这个言说体系之中，无法自我发声。波伏娃曾经这样评价女性的历史境遇，“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以特权的他者出现，通过她，主体实现了他自己：她就是男人的手段之一，是他的抗衡，他的拯救、历险和幸福”。在两性确认立场的模式中，女性也是以成为男性“他者”的方式出场的，构成了女性成为“女人”的自我认同。陈染把这个参照物从男人转移向了其他，而在同性相处的时刻，倪拗拗也把自己看做除我之外的另一个人——她在禾寡妇家房间的更衣室的镜子里仿佛看见了自己：“我在其中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可以照见自己。她身上所有的空白都是我的沉默，她的喜悦在我的脸上总是映出笑容。她是我的“镜子”，是“我”的并不遥远的未来。”陈染正是通过这种自我感知与精神世界的对话，完成了对自我的认识与定位。跳离参照，即摆脱男权的言说体系。浴缸的封闭，隔断男权，保护言说，尝试另一种自我实现的可能，这个参照的视野更广。独立女性的视野，寻找新的认同方式。

通过对《私人生活》中倪拗拗与母亲的相依、同性友人间的暧昧、异性恋人欲望的宣泄的甚至是神经质地与自我幻想对话的透视，我们仍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独立女性成长的路标，这不仅是中国女性文学自五四以来寻找自我主题的继续与延伸，更是现代化文化语境中知识女性对自我的重新审视与定位，它代表着当代知识女性在现代化语境中寻找自由与解放、建构真实自我漫漫之旅，代表着女性文学的某种成熟状态。

“我”的第二重维度，即书中围绕着倪拗拗所有的对话者，他们与主人公一起构成了“自我”的认知系统，是追问自我的重要参照。一个人只有在与某些对话者的关系中，自我才是自我。在不参照他周围的那些人的情况下，自我是无法得到描述的，这点已经蕴含在真正的“认同”概念中。我的定义被理解为对“我是谁”的这个问题的回答，我通过我从何处说话，根据家谱、社会空间、社会地位和功能的地势、我所爱的与我关系密切的人，关键还有在其中我最重要的规定关系得以出现的道德和精神方向感，来定义我是谁。陈染的创作是一种缘于本能意识的需要，基于自我精神的言说而非既定的男女之别，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自我表达。她借助不断转换的小说叙事来调整自身与客观世界、现实生活关系，从而实现在迷惘中不断寻找自我、确认自我的努力。

他人是自我的实现之途，也让表达变得丰满。借此观点，让我们来审视一下《私人生活》中除倪拗拗的其他人物。首先是同为女性的伊秋，她与拗拗处理相同的处境问题时的被动消极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是作为一种积极主动的存在。伊秋扮演着陈染思考的另一种可能，区别于倪拗拗的封闭。伊秋出于生存的本能，是懂得一个人无论为任何理由而切断与外界团体的关系都是在伤害自己，都会遭到生存和孤立自己的危险。她深知如若个人与外界如果完全隔绝，那么个人的生存便会出现危机，就会枯萎和凋谢；她知道，她必须努力与这个集体建立起某种相依相存的关系，使她个人的生存能够仰仗一个庞大而健全的秩序。她的确为此努力了。但是，由于她个人生理方面的残疾，她被这个过于正常和健康的集体排斥了。因此，伊秋与集体的隔绝，是被动的、消极的隔绝。两种封闭中蕴含着作者有意的对比，后者是此路不通。通过伊秋来表现女性对男性话语进入的不可能，既突出倪拗拗式探索的意义，又彰显其寻觅的焦灼感，让这种重建参照系的努力既作为目的，又作为问题而呈现了出来。

故事中男性人物的出现使两性关系被陈染处理为问题的症候点，也意味着女性自我实现关系的转变。性关系被放在了审美的视角，在叙事中包含了女性主动性的因子。在主动中她跃出了男性话语，获得了一种主体性的自我认同。《私人生活中》描写了两个主要的男性角色——T老师和尹楠，前者可以被称为具有“洛丽塔情结”般的身体占有，后者属于纯真的初恋。这也安排了对比的层面：

倪拗拗在形容她与T老师的关系时说：“多年来我们就一直浸泡在一种摩擦对立甚至敌视的关系里。”当T借口把倪拗拗叫到办公室问话来抚摸拗拗的私部，拗拗竟然没有对这个行为表现出害怕和抗拒，而是在脑海中凭借想象对T实施报复：“她在脑海中把T身上的相应部位也摸了一遍。”这种反抗的姿态体现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另一方面却也正说明，在男性菲勒斯文化的重重包围之下，女性还没有真正找到建构女性话语权的有力武器。但在倪考上大学后，这种排斥和依恋的矛盾心理在身体的外包装下却成为了反抗菲勒斯文化的武器。面对T的引诱，倪并没有表现出极力的抵抗姿态，而是“半推半就”地顺从了T，文中是这样描写的：“忽然，她像中了魔一样，猛地转过身来，把自己的胸贴在他神秘莫测的心跳上”，这一个“猛地转过身来”将传统中两性关系中占有与被占有的既定秩序完全拆解、打乱了。“她对他并没有更多的恋情，她只是感到自己身上的某一种欲望被唤起，她想在这个男人身上找到那神秘的、从未彻底经验过的快感，她更喜爱的是那一种快感而不是眼前这个人，正是为了那种近在咫尺的与性秘密相关联的感觉。”在这里，T反而成为了倪发现潜藏在身体中的欲望以及体验快感的工具，帮助她完成了由女孩向女人的蜕变。男性在两性关系中的主体地位遭到消解，使女性成为了真正参与者，她们不再是男性欲望的客体对象，而是充满生命力的血肉之躯，将曾被男性话语所遮蔽、所歪曲的女性欲望得到真正的释放。

而继T老师退出文本后出现的尹楠，是倪拗拗第一眼喜欢上的真正意义上的初恋。倪坦言，她在初次与尹楠邂逅时主动与之搭汕“完全是出于他迷人的外表”。两人初次相遇时便对诗社的命名问题进行了探讨，倪还对尹楠发表了自己关于“少数人”的观点。在与尹楠的相处中，倪拗拗看穿了他“假装看报纸却不好意思主动与自己打招呼”的害羞心情，在这里，女性不再是在爱情博弈游戏中被轻易捕捉到的对象，而是在这场游戏中掌握主动权却又完美隐藏的角色。当尹楠不得不离开倪时，倪主动提出要让尹楠借由身体记住自己，这时的倪成为了尹楠性的引导者，她在爱的促使下完成了对尹楠的启蒙，这里不仅是肉体的结合，还有心灵的交流与参与。作者这样描写尹楠：“尹楠忽然像一个生病的男孩，不知所措……他像心甘情愿的俘虏，任我摆布”倪在二人的关系中掌握了完全的主导权、女性不再是男性欲望的客体对象，反而取代男性成为了两性关系中的主体。”

恰如克莉斯蒂娃已指出的那样，女性若想进入这种为男性把持为男性服务的话语体系，只有两种途径，要么，她借用他的口吻、承袭他的概念、站在他的立场，用他规定的符号系统所认可的方式发言，即作为男性的同性进入话语。要么，用不言来“言说”，用异常语言来“言说”，用话语体系中的空白、缝隙及异常的排列方式来“言说”。语言文字并不是女性通向地表世界、通向社会主导交流系统的一座桥梁，它本身首先是父系文化拒绝和统驭异性的、与肉身囚禁并行的一道精神狱墙。陈染书写了倪拗拗与T老师、尹楠二者纠结的成长史，在“处女地上的耕作人”的引诱下原欲获得释放，以及不断认识、昭示自身的美感，揭示了女性话语权在与菲勒斯文化抗争中的缓慢苏醒。

陈染的尝试，企图去寻找一种新的女性视角。浴缸的意义，就在于她试图从某种封闭的拒绝中来呵护女性独特的感觉，在精神中建立一个与“男性”不同的参照系，觅得一种新的表达。但这种强烈的封闭却让她的尝试流于抽象，陈染曾经说过：“面对虚妄和孤独，似乎是守住自我的唯一可能”。在陈染的意识中，自我、外界与现实是相对立的，自我与外界的两相对立无疑造成了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越是追求自我，越是隔绝。如果要想保持自我，那么必须选择虚妄与孤独。很显然，陈染将对自我的追求完全置于真空的状态，是在一个长期自恋的庙宇中寻觅着绝对的形而上的女性生活。

参考文献：

1戴锦华：《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

2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译林出版社。

3陈染：《私人生活》，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

4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5埃莱娜·西苏，《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6西蒙·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