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放

【摘要】1871年建立的巴黎公社是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它是法国社会内部阶级矛盾和外部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巴黎公社是在1871年3月18日国民自卫军武装起义胜利后建立的。它的第一个崭新创举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政权机关。政权结构是继承了法国立法与行政统一的地方自治机构的传统。政权具有四重性质：工人阶级政权，社会主义政权，多派联合政权，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政权。政权领导体制是不设主席的委员集体领导制。巴黎公社的第二个崭新创举是工人政权实行民主执政，全面开展政法建设、财经建设、文教建设、社会建设、军事建设和外事建设，是兴建社会主义新社会开天辟地的空前试点，马克思确认它是“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巴黎公社只坚持72天就因内部危机和外敌入侵而败亡。要从哲理上深入理解为何巴黎公社是偶然诞生，必然灭亡。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对确立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对重振和提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有重大意义，对中国革命更有长久影响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巴黎公社；社会主义；经验教训；基本原则

【中图分类号】D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4）03—0082—26

一、巴黎公社革命的历史背景和工人政权的民主选举产生

巴黎公社政权72天的活动，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创造了奇迹，它为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新国家初步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它的活动，我认为可以划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是从1871年3月18日至3月27日，这10天由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执政，主要任务是在攘外安内的前提下积极准备并实现3月26日巴黎公社委员的民主选举。中期是从3月28日至4月30日，这32天由巴黎公社委员会执政，主要任务是在继续攘外安内的前提下全面开展政法建设、财经建设、文教建设、社会建设、军事建设和外事建设。其后期是从5月1日至5月28日，这28天主要由救国委员会执政，因内部危机加剧和外敌猛烈入侵，最后惨烈败亡。巴黎公社成败、兴亡的全过程和经验教训以及它确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历史、现实意义，当今都值得我们了解、学习和践行。

1.1870年法国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是法国国内外矛盾交织的产物

法国自1789年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推翻国王路易十六的君主专制统治、1792年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之后，在近80年的漫长岁月中，一直存在着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两种政治体制、两种政治模式的反复较量和多次斗争。其间君主专制制度有过两次复辟，那就是1804-1814年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和1852-1870年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先说第一帝国的由来。拿破仑一世于1799年通过军事政变建立执政府，自称第一执政。到1804年确立法兰西帝国，进而自封为皇帝登基，史称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体制。不过这已经不再是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君主专制，而主要是代表工商业大资产阶级和富农阶级的军事官僚集团的专制统治。拿破仑一世当政10年，对内颁布著名的《拿破仑法典》，巩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确保私营工商业主和广大获得土地的农民的既得利益，同时极力压制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对外极力扩张，连年发动战争，从严重打击欧洲反动封建势力发展到与英、俄等国争夺霸权和奴役别国人民。结果拿破仑一世终于在1814年被欧洲反法联军打败，巴黎被攻陷后他被放逐。1815年3月他虽然重返巴黎，又重建百日王朝，但是6月间即遭到英国和普鲁士联军在比利时的滑铁卢战役中给予致命打击，被迫退位，1821年病故于远离法国的流放地圣赫勒拿岛。随后法国是由波旁王朝复辟统治。1830年法国爆发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年7月26日国王查理十世下令解散议会，大力限制公民的选举权和出版自由权，结果引起公民公愤。7月27-29日巴黎市民毅然举事，发动武装起义，迅即占领王宫，国王抱头鼠窜，逃亡国外。但是大资产阶级窃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路易·菲力普为首的七月王朝的新政权，实行新的君主立宪制的统治，在人民中积怨愈益加深。到1848年2月，法国又爆发第三次资产阶级革命。2月21日王朝政府下令禁止人民举行集会和抗议政府的宴会，2月22-24日巴黎市民以工人为主体奋起示威游行并发动武装起义，迫使国王路易·菲力普退位，进而丧魂落魄，亡命英国。随即成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未能满足广大工人要求，迫使巴黎工人于6月23-26日举行武装起义，力争建立“民主和社会共和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独立在首都发动的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惨遭镇压之后，由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原陆军部部长卡芬雅克担任政府总理，1848年11月12日公布宪法，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把1792年初创的法兰西共和国称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他同其叔叔一样，有强烈的帝王思想。他当上总统后步其皇帝叔叔后尘，于1851年12月2日宣布解散立法会议和国务会议，逮捕许多议员，发动军事政变，宣布全国32个省处于战时状态，建立军事独裁统治。同年同月14-21日他巧妙地通过全民公决，民主投票来认同这场政变，使个人集权合法化、制度化。在巴黎和邻近各省宣布特别戒严和出动大批警察严密控制下，公决结果是7439216票支持路易·波拿巴为个人集权制总统，反对者只有646737票，弃权者只有36880票。[1]295即是说个人独揽大权的路易·波拿巴得到915%选民的支持，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的支持。当时法国是农民占人口约70%的国家。众多农民或其先辈是从拿破仑一世皇帝手中获得土地私有权的保障，在农民心目中路易·波拿巴就是其叔父的再世，所以都乐于把国家大权交给他。全民公决、民主选举后一个多月，即1852年1月14日通过的新宪法明文规定，国家的立法和行政权力都集中于总统一身，元老院和国务会议成员以及各部部长都由总统任命，总统任期为十年。同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自命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帝号为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一世的儿子拿破仑二世早年夭折）。这样法兰西第二帝国就正式取代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侄子就隔代继承了叔叔拿破仑一世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国号、皇位和皇权。

法兰西第二帝国是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后，君主专制制度的第二次复辟。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发动政变后三个多月，即1852年3月25日前就写成了约8万字的光辉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以唯物史观深刻总结了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以来的历史，剖析了路易·波拿巴这场政变的经过、原因、结果和各个政治派别的较量，并且科学预测了其前景。这本德文名著于1852年在期刊上发表并出版单行本后，1869年经马克思修订又出版第二版，1885年经恩格斯在文句上作了一些修饰又出版第三版，另译为法文、英文、俄文、波兰文等多种文字出版。中译本自1930年以《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为书名问世以来，先后有多种译本广为传播。中央编译局的最新译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这本力作的书名就显示出独特的讽刺意义。雾月十八日本来是指法兰西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①，即公元1799年11月9日，这是拿破仑一世举行军事政变，建立个人专制独裁的日子。马克思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个书名，显然意即路易·波拿巴在步其叔叔的后尘，在重复走其叔叔复辟帝制的老路。更为深刻的是马克思把这叔侄二人加以比较，他借用辩证法大师黑格尔的话首先指出：一切伟大世界历史事件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接着他断言：“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意即叔叔当年的政变是悲剧，侄子当今的政变是笑剧。侄子抬出其叔叔的亡灵来蒙骗群众，抬高自己。马克思暗示我们：“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之间的显著差别。”[2]470，471叔叔当年是代表新兴的资产阶级，要巩固并扩大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叔叔可以说是伟人、英雄；侄子当今是代表没落的资产阶级，会加速资产阶级衰落以至败亡，侄子是庸人、枭雄。当然，叔侄之间也有鲜明的共性：都是通过军事政变独揽军政大权，都是得到大资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的支持，都是个人先独揽国家大权，再进而复辟帝制，都是以失败告终。还有所不同的是叔叔上演的是悲剧，侄子扮演的是笑剧。马克思撰写本书时，这个小丑侄子的政变笑剧刚揭开序幕，尚未皇袍加身登基称帝。然而马克思在本书的结尾却以犀利的唯物史观科学预言到：“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3]688-689后来事态的发展，真是灵验了这个科学预言的准确性、形象性和细节性。路易·波拿巴果然在马克思预言后的一年又九个月皇袍加身，自封皇帝，旺多姆圆柱果然也在二十年后倒塌。旺多姆圆柱又名凯旋柱，原是拿破仑就任法兰西帝国皇帝期间为炫耀自己的战功于1806-1810年间修建，矗立于巴黎市中心旺多姆广场。整个圆柱都是用拿破仑出征中缴获的武器上的青铜冶炼铸成，圆柱顶端另铸有一座威武的拿破仑雕像。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胜利后，4月12日巴黎公社庄严决定推倒作为军国主义、沙文主义象征的这个圆柱。

路易·波拿巴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从1852年到1870年统治法国18年之久。这个时期的法国，如在第一国际那个专题中所述，工业化和经济的发展颇有突飞猛进的势头。煤、铁、机器制造等部门，从50年代到60年代，每隔十年就翻一番。这主要是依靠金融投机和多次发动对外战争掠夺促成的。第二帝国的君主专制反动统治，逐步加深了国内外多种社会矛盾。国内有四种矛盾：第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在深化，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失业者增多，许多工人生活处境艰难，政治上备受压迫；第二，新地主富农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也在深化，广大农民强烈要求守住自己的私有土地，守住家园发展农业经济，不愿意卷入工业化浪潮，流落城市当苦工；第三，波拿巴皇权专制统治与广大市民要求自由民主的矛盾在深化，民办报刊、民间集会屡遭政府禁止，抗议政府高压政策和镇压手段的群众性示威游行屡屡发生，市民要求参政议政的呼声日益强大；第四，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在深化，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势力日益壮大，适应工业化的发展，共和派要求恢复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民主共和制度，反对现行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皇权专制。外部矛盾表现为1857年和1866年两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都使法国经济遭到重创。法国同俄国、英国、普鲁士、奥地利等国争夺霸权和殖民地势力范围的矛盾曾经多次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如1853-1856年联合英国与俄国争夺中东地区的克里米亚战争，1859-1860年法国与奥地利争夺意大利的法奥意战争，1856-1860年英国与法国联合发动的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1863年法国入侵印度支那半岛的殖民战争，50-60年代持续入侵非洲多国，并且与英国争夺对马达加斯加岛的统治，1862-1867年法国还派远征军到拉丁美洲的墨西哥进行冒险征战。路易·波拿巴连年不断的征战，是为了转移国内人民不满，掠夺大量财富。这样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又激增了国债和税收负担，加深了人民的愤怨。国内外多种矛盾的汇聚导致1870年初第二帝国发生严重政治危机。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政党，强烈要求改革政治体制，扩大自由民主。1月2日皇帝被迫任命作为王朝自由派的第三党首领埃米尔·奥利维埃组织政府，新政府愿意直接向议会负责，推进立法院获得自己选举议长的权力和法律创制权，并且有权逐条表决政府预算。4月5日参议院进而通过决议，决定今后宪法要“由人民进行修改”，参议院今后只具有单纯立法监督权，不再是帝国制度存亡的保护者。这些举措使路易·波拿巴深感自己至高无上的皇权受到严重威胁。然而，他对自己的皇权很有自信，对自己的施政方针也很有自信，对他掌控的军队和农民都很有自信。于是他孤注一掷，于1870年5月8日又举行一次全民公决，以求维护他皇权的合法性。结果获得730万张支持票，反对票只有157万张，弃权200多万人。[4]401即是说，皇帝仍然得到近70%民众的支持。难怪有人欢呼这是“第二次建立帝国”。路易·波拿巴竟得意忘形，踌躇满志，趾高气扬，又轻举妄动，随即于7月19日对普鲁士宣战。这次普法战争是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蓄意挑起的，他旨在打败法国以加速完成德意志帝国的统一。而路易·波拿巴则企图打败普鲁士以加强国内的皇权统治和国际的争霸强势。由于普鲁士方面早已着手扩军备战，在莱茵河畔集结了50万大军，且配备有强大的进攻炮火，而法国方面只拼凑不足30万人部队。路易·波拿巴体弱带病御驾亲征，以激励士气。普法两军只交战一个多月，法军防线即被普军突破，普军长驱直入法国本土，8月底在法国东北部默兹河畔靠近比利时边境的色当城把法国10万部队团团围住，9月2日色当法军粮尽弹绝，被迫投降，皇帝路易·波拿巴被俘。②消息传到首都巴黎，皇后急忙逃往英国。人民愤激举事，9月4日举行起义，人群涌入立法院，强烈要求废黜应对战败负责被俘的皇帝，成立民主共和国。立法院当天在市政厅推选出11名委员组成新的国防政府，公推原第二帝国的巴黎总督特罗胥将军为政府总理，委员中有多名1848年二月革命中保皇派人士和共和派人士。1870年9月4日的革命实际上是法国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然而它仍然未能顺利地建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仅仅事隔半年就引发了1871年3月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

9月4日资产阶级国防政府成立后的当务之急是重新组建国防力量，抵御德国军队入侵。但是第二帝国留下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使全国各省的霸权都掌握在地方权贵之手，难以动员、组织起强大的军队。巴黎市民以工人为主体从9月5日起就自告奋勇建立了国民自卫军，爱国者纷纷报名加入。可是资产阶级的国防政府害怕工人起来造反，不敢、不愿发给武器，或者尽量少发武器。眼看普鲁士大军压境，临近巴黎，政府首脑就背着人民与普军谈判，1871年1月28日签订《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2月12日国民议会已从巴黎迁往波尔多召开，2月17日议会选举保皇党人梯也尔接替特罗胥将军，担任政府总理。他本来是国防政府的全权大臣，奔波于各大国之间，力图普法议和。就任总理后，2月26日与德国签订临时合约，把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割让给普鲁士，还要赔款50亿法郎。这激起巴黎人民极度愤懑，广大工人认清了所谓“国防政府”实则是卖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巴黎工人将怎样采取行动呢？早在1870年9月4日革命后第二天，即9月5日晚上第一国际的巴黎各个支部就开始恢复活动，同时又成立了新的支部。在第一国际巴黎支部的推动下，9月15日成立了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由巴黎二十个区每区选出8个代表组成，它是领导巴黎近200万市民巩固国防、实现民主共和的政治组织。1871年1-2月间第一国际巴黎的新旧支部实现了组织上的联合。1871年2月初，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和工会联合会这三个组织联合倡议，要筹备建立社会主义政党，这样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区中央委员会承担了筹建社会主义政党的职责，它首先把中央委员会中“不具备革命社会主义者素质的分子清除出去”，同时从拟定党纲和建立组织都作了准备。国民自卫军本来是以营为单位分别建制，缺少统一的组织。2月15日召开有3000名代表参加的自卫军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国民自卫军联合会，选出了20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会员和布朗基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在波尔多的国民议会害怕国民自卫军组织日益壮大和健全，决定停发国民自卫军的饷金，甚至要解散国民自卫军。2月24日国民自卫军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决定反对解除武装，普鲁士军队如果入侵巴黎将坚决予以还击，自卫军战士只服从自己的指挥员。巴黎工人和众多民众对当前局势忧心如焚，急如星火。他们于1870年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两次自发举行起义，起先要求成立巴黎公社作为群众自治组织，进而要求以巴黎公社取代软弱无能、准备屈膝投降的国防政府。然而这两次小规模的起义都被政府镇压下去了。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曾经就普法战争于1870年7月23日和9月9日发表过马克思起草的两篇宣言。第一篇指明普法两国反动专制政府都要承担战争的罪责；第二篇告诫巴黎工人当普鲁士军队正要入侵巴黎之时如果企图推翻新政府，那是“绝望的蠢举”，同时奉劝巴黎工人要善于利用共和国所提供的自由更切实地加强工人阶级的组织，为今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做准备。可是巴黎工人没有听从这个金玉良言，因受布朗基冒险主义的影响，急于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两次轻举妄动，以致惨遭镇压。

巴黎工人没有准备再轻率举行第三次起义，但是资产阶级政府硬是蓄意挑起内战。新总理梯也尔一生反复无常，1840年出任首相后曾提出镇压巴黎人民运动的防务计划。现在他在磨刀霍霍，看来即将对巴黎人民亮出杀手锏。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败前夕深刻指出：梯也尔是个“侏儒怪物”，“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阴谋诡计和卑鄙伎俩的巨匠”，“掌权时毫不迟疑地把革命投入血泊”。[5]135，139梯也尔走马上任后当即把议会从波尔多（位于巴黎西南面约400公里远，靠近大西洋）迁至巴黎西南郊的凡尔赛（离巴黎约22公里），③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巴黎工人，使政府与议会紧密配合，就近监控巴黎市内工人和国民自卫军的动向，处心积虑要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以根除工人革命的后患。普军与政府军停火后，2月间开始包围巴黎城。梯也尔政府显然是图谋借刀杀人，联合普军来共同消灭工人武装。巴黎工人颇有警觉，闻风而动。国民自卫军于3月15日又召开一次有1325名代表出席的盛大的代表大会，依据国民自卫军联合会拟定的组织章程，民主选举产生了正式的中央委员会，同时废除了政府于3月3日任命的保皇派帕拉丹将军的国民自卫军总司令职务，自行推举意大利民族英雄、领导过民族解放战争的加里波第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这时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已成为巴黎工人革命的领导机构。它拥有30万国民自卫军作为后盾，立即下令控制了巴黎20个区中大部分区的行政权力机关，撤消了各区的警察局，俨然已经是巴黎的新的人民政权。国民自卫军还号召与政府军举行联欢，力求联合政府军共同保卫法兰西共和国。有的政府军已开始听从自卫军的号令。梯也尔政府对此胆战心惊，惊恐万状。他气急败坏，想先下手为强。他加紧从外地向巴黎调兵遣将。巴黎市内原来只剩下一个师12000人政府军和3000人宪兵。从3月8日至17日之间他下令增调进近2万人官兵。梯也尔本人于3月15日从凡尔赛进入巴黎。3月16日他果断地任命原第二帝国宪兵将军瓦伦顿为巴黎警察局长，以取代原文官局长索鹏，意在加强血腥镇压。梯也尔急于要在3月20日凡尔赛召开国民会议之前，结束巴黎市内实际上存在两个政权的局面，所以3月17日他悍然部署政府军在深夜两点钟出动偷袭国民自卫军占据的巴黎北面的蒙马特尔高地，夺取国民自卫军拥有的大炮，同时要搜捕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二十区中央委员会以及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的领导人。当晚突然袭击蒙马特尔高地抢夺大炮的举动，立即遭到国民自卫军的抵抗。分布在巴黎各个区的215个营的国民自卫军都先后纷纷出动，奋力保卫分布在巴黎各区的417门大炮。有的营队已开始筑起街垒，准备与政府军进行苦战。从3月18日凌晨5点到晚上8点国民自卫军在与政府军对阵中，政府军有的倒戈转向自卫军，有的放下武器甘当俘虏，有的节节退让。梯也尔带领政府高官躲在外交部大楼里。到下午近4点钟，他来不及回家带领妻子和女儿，就抱头鼠窜，赶紧逃往凡尔赛。政府军全部在当晚9至10时撤退到凡尔赛。国民自卫军在3月18日这一天的武装起义中双方仅有几十人伤亡。④同时自卫军战士出于义愤处决了两个被抓捕到的反动军官：一个是枪杀过自卫军的托马，另一个是指挥政府军去夺取蒙马特尔高地大炮的勒康特。

3月18日这一天的人民起义是梯也尔政府挑起逼成的，是国民自卫军自发分散爆发的爱国、革命行动，并没有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统一集中指挥。由于国民自卫军实力远强于政府军（30万对35万人），而且高举爱国主义、革命主义思想旗帜，深得民心、军心，而且事先准备较为充分，官兵枕戈待旦，秣马厉兵，磨枪整炮，严阵以待，所以武装起义势如破竹，朝发夕胜，只经过一天进军，就较为和平地夺取首都政权。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本来没有准备在18日发动起义，17日连夜还在开会讨论如何加强自卫军组织机构、任命各区团长等事。18日上午得知自卫军已经夺回被政府军抢走的大炮，并且已纷纷向各区进发之后，上午11点立即发出第一道命令，调动两个营兵力迅速向蒙马特尔高地进发。下午两点又发出一批分头向市中心进军的命令。指挥官身先士卒，亲自指挥战斗。到晚上10点左右，由中央委员、布朗基主义者布吕内尔军官率领的自卫军首先占领市政厅，升起鲜艳的革命红旗，官兵们高呼“巴黎公社万岁！”这标志着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的胜利和第一个工人革命政权的诞生。

2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执政10天与巴黎公社民主选举

1871年3月18日人民起义胜利、工人政权建立后，头10天是由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执掌政权。历来许多人都认为，从一开始中央委员会就犯了两大战略性的政治错误。其一是它只局限于建立巴黎公社作为首都工人自治政权，并没有在全国夺取政权的计划；其二是它并没有乘胜追歼穷寇，没有及时挥师消灭逃往巴黎郊区凡尔赛的政府军残兵败将，而是养虎贻患，便于梯也尔获得喘息之机，然后勾结普鲁士敌军重新杀回巴黎来。

中央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接管政府各个部门，建立新的政权机关。由40名成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实际上是临时中央政府。这些成员虽然不是社会名流，但是大多是在工人中享有盛名的工人或代表工人的活动家。到3月28日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巴黎公社委员会正式就职后，就改由巴黎公社委员会执掌政权。以下我们简要逐日记叙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崭新革命创举。

3月19日。派出中央委员带领国民自卫军营队分头进驻政府财政部、内政部、陆军部、教育部等各个部，占领警察局和电报局，接管《法兰西共和国公报》并立即把它作为巴黎公社的机关报继续出版发行。报头上的“自由平等博爱”三个词依然保留，但是已经另赋予它以社会主义的新涵义。实际上在这些单位建立了新的国家权力机关。这一天立即发布《告人民书》，告诉公民们巴黎人民的新政府已经建立，号召巴黎人民“各回所住地区参加公社选举。”同一天中央委员会“考虑到巴黎市区的公社行政机构应立即着手建立，特决定：一、于下星期三（3月22日）举行巴黎市区公社委员会选举。二、以区为单位，用投票选举。……三、投票时间，从上午八点起，到下午六点止。投票完毕，立即开票。四、20个区的区政府应各自就有关事项，负责执行以上决定。”[6]6-7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为避免新政权被认为是军事政变的非法权力机关，所以急忙就作出三天后进行民主选举的决定。同时它还奢望原来的区政府会负责执行选举的决定。当晚召集各区区长开会时，这些人竟要中央委员会交出“非法”篡夺的政权，由他们来组织政府。中央委员会坚决打消了这股反动气焰。

3月20日。由于得不到各区区长的支持，中央委员会决定自行任命产生各区的选举委员会，同时决定把选举推迟一天，改在3月23日进行。3月20日这一天开始出版《法兰西共和国公报》，这是巴黎公社的机关报，从3月20日出版到5月24日，共出版66期（每天一期）。这份公报大部分时间是由公社委员龙格一个人独自主编（龙格经受巴黎公社斗争考验后，1872年成为马克思的乘龙快婿）。后来汇编为《公社主编的法兰西共和国公报》出版，中译本改名为《巴黎公社公报集》，于1995年和1998年分为两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8年另出版有罗新璋编译的《巴黎公社公告集》，收入包括以上公报部分内容的总共389件。这些公报与公告，几乎逐日记述了巴黎公社72天的革命行动，是研究巴黎公社极为珍贵的原始文献。

3月21日。上午公布中央委员会决定，号召选民于3月23日到各自选区按候选人名单投票选举公社委员，委员名额定为90名，每2万名选民选出委员1名，同时公布各区委员名额。下午取缔了一起反革命示威活动。一批“秩序党”反动分子聚众示威游行，呼喊“国民议会万岁”、“打倒中央委员会”等反动口号，当即被自卫军营队驱散。

3月22日。上午公布了几家反动报纸刊登的煽动选民抵制23日民主选举的挑衅声明，同时严正警告：“凡继续进行此种破坏行为者，将严惩不贷。”[6]59下午镇压了一次反革命暴乱。一批第二帝国贵族遗老遗少，纠合凡尔赛派来的暴徒，约有800-1000人，携带手枪、匕首、棍刀等凶器，列队冲到市中心旺多姆广场，狂叫“打倒中央委员会”等反动口号，袭击国民自卫军哨兵，妄图占领自卫军总参谋部，打死两名战士，另有7名受伤，包括中央委员马尔儒纳尔在内。自卫军当即予以坚决还击。暴乱者十多人被击毙后，散兵游勇丢盔卸甲，仓惶逃窜。这一天，还有好多区的区长和议员们，还极力煽动反动势力破坏选举。据此中央委员会公布决定再次把选举由23日改在26日（星期日）举行。这一天，中央委员会还给普鲁士帝国军队第三军团司令复电，表明“中央委员会在巴黎举行的革命，基本上是市政性质的，谈不上对德军有何侵犯。”这样就能保证德军对巴黎“保持友好的、后发制人的态度。”[7]30-31

3月23日。中央委员会派兵夺取和接管第三、第六、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和第十八各区负隅顽抗的区政府，同时还夺回了被反动分子霸占的圣拉扎尔火车站。

3月24日。为加强对国民自卫军的组织领导，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巴黎的军事指挥权交给布吕内尔、埃德和杜瓦尔。宣布“这三位代表拥有将军的军衔；在公推的总司令加里波第将军到任之前，三位将军将齐心协力，共同处理军务。”[6]83-84当天布吕内尔就奉命率军进驻并接管由自卫军资产阶级分子控制的营队把守的第一区和第二区区政府，迅速粉碎了他们妄图顽抗的计谋。至此，中央委员会已经接管了巴黎所有的二十个区的区政府。

3月25日。资产阶级分子控制的国民自卫军营队和反动军队残部被击溃、分化、瓦解后，那些区长们和议员们被迫与中央委员会达成如下协议：“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以及站过来的巴黎议员和正副区长——坚信：避免内战，避免巴黎流血，同时也是巩固共和国的唯一途径，是立即进行选举；为此，召集全体公民于明天星期日前往中学投票站。”“巴黎人民将会懂得：在目前情况下，凡有爱国心的，必将参加投票，使选举具有严肃性，只有这种严肃的选举才能确保本市的和平安宁。”[7]50由上述可见，中央委员会经历了近一周时间，采取坚决的军事行动与耐心的政治攻势，粉碎了反动派的暴乱与顽抗，占领了各区区政府，对区长和议员们反复昭示以民族大义、爱国情理和人民福祉，才终于争取到他们转向革命群众方面，同意支持并且协助26日进行巴黎公社委员的民主选举。这可以说是统一战线工作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这一天中央委员会还在巴黎广场贴出正式公报，忠告选民要重视当选者的政治品质、思想水平和道德操守。“应当在你们中间去挑选那些能忠心耿耿为你们服务的人，要挑选那些能与你们同甘共苦的人。你们要提防那些野心家和新贵人”，“你们还要提防那些说空话的人”，“你们也要抛开那些发了大财的人”，“总之，要挑选那些真诚的人，要挑选人民自己的人，要挑选办事果断、积极、有正直感和心地诚实的人。宁可要那些不为自己拉选票的人。真正有美德的人是谦虚的，因此要由选民去发现这种人，而不能轻信有些人的自我吹嘘。”[6]129

3月26日，星期日。巴黎天气晴朗，春光明媚，骄阳璀璨，和风习习。巴黎20多万选民按规定从早上8点起就纷至沓来、井然有序到各个区的投票站投下神圣的一票。看得出来，投票者都是衣冠整洁，精神抖擞，充满豪情，欣然自得。广大工人能够第一次真正当家作主，按照自己的意愿直接民主选举国家政权领导人，这是天大的喜事和创举。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的选民来得很早，他们投完票还要赶去教堂做礼拜。亲身参加选举并且为公社事业奋斗到底的利沙加勒在他写的关于公社的历史专著中这样写道：“3月26日星期日是一个欢天喜地的日子。巴黎轻松、愉快地呼吸着，就象一个摆脱了黑暗或巨大危险的人一样。”“一个月以前还是绝望的人，现在满心欢喜，脸上闪烁着光辉。人们彼此祝贺，相互握手，虽然他们并不相识。啊，我们并不生疏，我们都是具有同样愿望、同样信仰和同样爱好的儿女。”“巴黎的大街上生气蓬勃，咖啡馆里熙熙攘攘，同一个报童叫卖着《巴黎报》和《公社报》，中央委员会的公告旁边张贴着那些攻击或抗议市政厅里的人所采取的措施的标语。人民不再知道激愤，因为他们再也没有任何恐惧。选票代替了枪杆。”“圣安东区的选民们的前头举着红旗，把选票插在帽子上，经过巴士底狱广场的纪念柱前面，然后排着同样的队形到各个区去。”“这是自由人民的一次公开投票选举。在大厅的门口没有警察，也没有阴谋活动。”“选举是完全自由的，全巴黎没有一个人对这次选举提出什么抗议。”[8]118，119当然，这一次完全自由的选举并不是自发的、盲目的，而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经过一周时间做了较为周到的选前准备工作的。如前所述，关于选举日期、选区划分、各选区当选名额以及要选举什么样的人等问题，都陆续公告。这里还要说明的是，由于时间紧迫等原因，这次选举未能制定新的选举法，而只是对原来巴黎市议会通过的旧选举法作了必要的修改。例如，原选举法规定巴黎20个区不论人口多少都是选出3名议员，全市共选出60名议员。这样非常不利于工人和贫苦人稠密的贫民区。现改为“委员的名额定为90名；每2万选民选委员1名，余数超过1万时，可增选委员1名”。[6]53各区应选人数都按人口多少作了具体规定。人口最稀少的富人区第十六区只有2名，第十四区和第十五区也只有3名；人口最稠密工人贫民区第十一区和第十八区则有7名，第十区有6名，其余大多数区是4-5名。但是有的旧选举法没有改变。例如没有剥夺敌对分子的选举权，致使有的资产阶级分子当选；妇女没有选举权，致使广大女工和劳动妇女不能参与投票。各区的候选人先由各区选民提出，26日投票前由选举委员会统一公布。26日从早上8时到深夜选民踊跃投票。国民自卫军派出营队在各个选区和投票站严守保卫，没有出现任何安全事故。全巴黎在万民充满政治激情和欢乐兴奋气氛中度过了这样史无前例的光辉的一天。真正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国家权力机关，这是巴黎公社革命的第一个崭新创举。

3月27日，公布选举结果。当时巴黎人口约180万人。普法战争期间和3月18日革命后，逃离巴黎者近20万人。除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外，参加3月26日民主选举投票者计有近23万人（确切数字为229127人）。据亲身经历者、公社委员阿尔努在他的私人笔记和会议录、写成于1878年出版的《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中所说：“选举在肃穆的气氛中进行，二十三万选民参加了选举。……可以说这二十三万人相当于选民人数的三分之二强。”[9]142考虑到当时巴黎在被围城数月之久，有很多病人缺医少药不能出门以及不少人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个投票比例可以说是相当高的。公社统一公布了20个区的每一个区的居民总数，选民总数，投票人数，当选者姓名和所得票数，未当选者所得票数以及空白票、杂票和废票数。[6]230-240由于各个区的候选人有重叠，所以在工人中声望很高的工人革命活动家在好几个区重复当选为公社委员。例如空想共产主义革命家布朗基在两个区当选，在十三个区也得到一定的票数。可见他在巴黎选民中有多么高的声望。可惜由于他领导了1870年10月31日的巴黎武装起义失败后被缺席判处无期徒刑，随后他又领导了1871年1月22日的巴黎武装起义，失败后他逃往外省，3月17日他被政府捕获，被关押在一个远离巴黎的名为公牛塔的小海岛上的狱棚里。他当选当然不能就任，尽管许多人还是投票选他。除布朗基外，还有瓦尔兰、德勒克吕兹、弗路朗基、阿尔努也是在两个或三个区当选为公社委员。由于这5个人重复当选，所以选出的90名公社委员实际上只有85人。在当选的公社委员中，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和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的成员，超过半数以上。这表明这三个革命组织的领导人在巴黎选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即便在资本家集中的第七区和第八区，由于许多资本家逃跑或拒不投票，工人提出的代表布吕内尔、巴里捷尔、瓦扬、里果也当选公社委员。当然，由于没有剥夺资产阶级分子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出现了不良现象。这就是在资本家集中的第一区和第二区资本家的候选人全部当选。在第九区和第十六区也有资产阶级分子当选。总共有21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当选。这些人在选举结果公布后不久就宣布退出公社，所以就职的公社委员实际上只有64名。尽管这次民主选举有诸多缺点，但是它毕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崭新创举。

3月28日。这一天下午在市政厅前广场举行20万人参加的盛大群众集会，宣告巴黎公社成立，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向巴黎公社正式移交权力。市政厅门前正对着大门搭起了主席台，台前象征革命胜利的红旗迎风招展，其中有些是法兰西共和国蓝、白、红三个竖条的三色国旗，但是全都另加上红边，这是人民革命政权的标志，意即法兰西红色共和国、工人共和国。有一座身披红绸、被一簇簇红旗衬托着的镶有“共和”字眼的女神雕像矗立在台上，俯瞰着从四面八方涌来参加大会的革命群众。有100个营的国民自卫军战士整装排列在主席台前。下午4点，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和新当选的巴黎公社委员，身披十字形红色绶带飒爽英姿，健步登上主席台。乐队高奏雄伟的《马赛曲》，号声嘹亮，礼炮声震撼了整个沿河街。万众齐喊“巴黎公社万岁”，雷鸣般的呼声响彻云霄。在大会上，既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又是在第二十区当选为公社委员的朗维耶（43岁，漆器画工）首先拉大嗓门向公众讲话（当时还没有扩音器）。据当时亲历现场的新闻记者利沙加勒记述说：朗维耶宣布：“现在中央委员会把政权移交给公社。公民们，我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话也说不出来了。不过请允许我赞颂巴黎的人民，因为你们给全世界做出了伟大的榜样。”接着中央委员会另一位委员在大会上宣读了当选为公社委员的全部名单。于是，“鼓声震天，乐队奏起《马赛曲》，参加游行的二十万人也同声唱起了《马赛曲》。人们甚至不想再听下面的演说。朗维耶费了很大力气，才在片刻的肃静中喊出：‘我以人民的名义，宣告公社成立了。二十万人出自内心地齐声高呼：‘公社万岁！来回答他。人们用刺刀挑着军帽挥舞，旌旗迎风飘扬。千万人从窗口和房顶上挥动着白手帕。联珠的礼炮声、乐队的乐声、铜号声和擂鼓声汇成一片巨大的胜利声。所有的人心里都在欢呼，眼睛里闪着泪花。自从伟大的联合（指1790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欢庆攻克巴士底狱一周年的第一个联合节——引者注）以来，巴黎人的心再也没有这样激动过。”接着，“站在附近各街道上急于向公社致敬的各营队开进来，经过‘共和女神雕像前面旗帜纷纷垂下，军官们举刀敬礼、士兵们举枪敬礼。7点钟左右，最后的队伍才过完。”[8]120当天中央委员会还发布最后的告公民书，指出：“今天，我们经历了从未见过如此宏伟、如此激荡人心的群众场面！巴黎在庆贺，在欢呼这次革命。”“二十万获得自由的人民前来欢告自己的自由，并在隆隆的炮声中宣布新制度的建立。”“我们受你们的嘱托所开创的事业，刚才已交还你们手上。”你们“应满怀信心团结在你们的公社周围；要顺从必要的改革，以利于公社的工作。”“你们要用自身的范例来证明自由的可贵，这样，你们必能达到紧接而来的目的：建立世界共和国”。[7]63，64从这份告公民书最后一句话可以看出：当时巴黎先进工人心目中的“世界共和国”实际上是世界工人社会主义共和国。可惜由巴黎先进工人提出的远大理想，当时实现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都远未成熟，但是它却给后人指明了奋斗的目标，指引了前进的道路。

上述3月19日至28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执政这10天，它的主要举措是在攘外（与德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防备凡尔赛反动派武装袭击）安内（镇压巴黎内部的反革命示威和暴乱）的前提下，积极准备并进行巴黎公社委员的民主选举，最后于3月28日完成交权。

当时和事后，有识之士一直都责备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3月18日武装起义胜利、建立临时政府后犯了两大历史性错误：没有及时把革命推向全国，没有及时进攻消灭逃窜到凡尔赛的资产阶级政府和政府军，却去大力准备民主选举，延误了它应该首先完成的两件大事。当今我倒要提出一个新的看法。由于当时法国工人实现工人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均不成熟，后来实践还证明了：即便国民自卫军要在全国各地建立革命公社也不会取得多大成效，工人力量太薄弱，农民更难以发动；由于法国反动派和国际反动派的势力还相当强大，所以即便国民自卫军在3月18日起义胜利后立即向凡尔赛进军，梯也尔之流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们还会率领残兵败将退却到法国西南部波尔多去，勾结英、德、俄等国反动派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共同剿灭国民自卫军。我们还要看到：法国是有民主选举传统的国家。1789年大革命胜利后，1793年和1848年两度民主选举产生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即便是第二帝国时期，在1852年和1870年也两次举行过全民公决，用民主形式来认同路易·波拿巴的帝王专制统治。同时法国大革命后又有过拿破仑叔侄等人多次实行军事政变、军人统治的传统。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怎么能迟迟不准备实行民主选举而坚持军人统治呢？那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反过来看，可以说正由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未向全国进军、未向凡尔赛进军的重大失误，它才能集中精力用8天时间精心筹备并实现了民主选举，平安顺利诞生了巴黎公社这个由人民按普遍、直接、平等、秘密原则（尽管还不完全是按普遍原则，因为妇女没有选举权）投票选举出了巴黎公社委员会，使第一个工人政权具有了充分的合情性（符合法国国情）、合法性、合理性，正统性、正式性和正当性。这“三合”“三正”表明巴黎公社天经地义是工人阶级典型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政权。我国古书《淮南子·人间训》中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典故，表明祸福可以互相转换，坏事可以变为好事。可以说正是由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重大过失，才换来了民主选举的巴黎公社委员会，从而为后代树立了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制约、民主监督来治理国家和社会的良好榜样，初步积累了工人政权开展政法建设、财经建设、文教建设、社会建设和军事建设、外事建设的宝贵经验。这岂不是造福了后代，造福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吗？如果国民自卫军急于出兵大进军，很可能悲壮失败后，只留下英勇血战到底的精神，而不可能有巴黎公社民主选举和民主执政的两大崭新创举。

二、巴黎公社政权结构、政权性质和领导人群芳谱

1巴黎公社政权的独特结构和坚实基础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筹备巴黎公社民主选举的过程中，就初步设计了未来工人政权的模型。在3月22日发布的公告中早就明确提出：“一个城市跟一个国家一样，有其固有的权利；一个城市也跟一个国家一样，应有自己的议会，这个议会大致可叫市政议会或公社议会，或者就叫公社。”“这个议会在其内部将分设若干专门委员会，承担各种不同的职权（教育、劳工、财政、互助救济、国民自卫军、警察，等等）。”“你们在自由国家的自由城市里要创建的，正是这样一种议会。公民们，你们的投票将促进这项创建工作，是无上光荣的。你们将第一个为新的社会大厦奠定基石”。[7]22，233月28日巴黎公社正式建立后，正是把这个在选举前一周的最初设计进一步具体化、规范化、制度化。在3月28日晚上9点召开的公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了议会与公社的原则区别问题。议会只是立法机关，公社则是立法与行政统一的机关。法国的公社原是地方自治机关，它起源于1792-1794年法国大革命胜利后不久，那时巴黎等好多城市就成立有44000多个公社。这些地方的公社都既是立法机关，又是行政机关，公社作出立法性决定，由公社自己执行。至今法国、美国等实行地方自治的民主国家，县、市政府就是议会与行政统一的机关。1871年的巴黎公社既继承又发展了1792-1794年巴黎公社地方自治的传统。不过1871年的巴黎已是拥有180多万人的现代化大都市，其政权机构当然要更复杂多样，规模更大一些。在3月29日公社第一次会议上以公开投票的方式通过了采用“巴黎公社”名称，而不称为“巴黎议会”。同时“大会决定由本委员会（指巴黎公社委员会——引者注）另外组织十个委员会以便进行事务和讨论法令草案”。这10个委员会就是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取代原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粮食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司法委员会，治安委员会，劳动、工业与交换委员会，社会委员会，对外联络委员会，教育委员会。这10个委员会可以说就是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的10个部，各个部顾名思义各司其职。其中唯独执行委员会，从其名称来看，还看不出其职权职能职责究竟是什么。决议是这样写的：“这个委员会负责执行公社一切法令和其他委员会的一切决议。它的工作必须事前通知公社。这个委员会将设在公社所在地的市政厅。”[10]42可见这是公社委员会的核心部门，是工人政权的核心机关。从这10个委员会的设置可以看出，巴黎公社不仅是巴黎市的自治机关，而且是工人阶级国家政权的雏型。许多委员会都肩负有全国性的职责、职能和职权。例如，军事委员会，明文规定“它代替国民自卫军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决定国民自卫军的纪律、武器、服装和装配的问题。”“这个委员会代替陆军部。”财政委员会“应采取一切可能办法保证迅速而经济的收税。”“财政部的职权移交（这个）委员会。”治安委员会“担负一般警察的任务，它应该注意共和国不受侵犯，并监视一切行迹可疑的公民。”劳动、工业与交换委员会，“它的职务范围是公共工程部和商业部的一部分职务。委托它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它应寻求使工资和劳动相称的办法。它还应该从事鼓励全国工业和巴黎工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也应该寻求发展国际贸易和交换的办法，同时把外国企业吸引到巴黎来，从而使巴黎成为一个巨大的生产中心。”对外联络委员会，“它应该用自己的宣传来促进全国的解放。一有可能，（对外联络）委员会还应该向欧洲各国特别是向普鲁士（当普鲁士对公社的态度了解清楚的时候）派遣自己的代表。”教育委员会，“它的职务包括国民教育部的范围。教育委员会应着手教育改革。它应起草免费、普及的全部世俗教育的法令草案。应增加中等学校助学金数额。”[10]42，43

巴黎公社的政权结构当然不仅限于以巴黎公社委员会为中心及其所包括的这10个委员会。此外还有法院和检察院，独立负责司法工作。军队是政权得以存在并开展正常活动的靠山和基础。原有的20万国民自卫军转归军事委员会领导，军队设有司令部、参谋部、装备部、后勤部等机构，照常进行军事操练，时刻准备保卫公社。公社办有机关报。3月18日起义取胜后即接管原来资产阶级政府创办的《法兰西共和国报》，19日就开始作为公社机关报重新出版，每日出版一期，对广大群众起了重要的宣传、鼓动、教育和组织作用。此外，公社各政派还办有《杜歇老爹报》、《公社报》、《新共和报》、《民众救亡报》、《自由巴黎报》、《自由人报》、《人民呼声报》、《人民的保民官》、《社会革命报》、《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报》、《号召报》、《口令报》等几十种报刊，从各方面反映公社的主张和群众的要求。武卫和文宣是公社政权的两大支柱。此外，公社政权还拥有众多民间群众团体作为自己依靠的社会基础。主要有34个工人的同业工会，43个生产合作社和食品合作社，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协会，遍布巴黎17个区的群众俱乐部。还有众多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团体，如共济会、各省共和主义联盟、中央共和主义联盟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公社事业。

2巴黎公社政权的四重性质

写到这里，我们还要进一步明确认清巴黎公社政权的独特性质。我认为这要从以下四重性质来进行分析。

第一，巴黎公社就其阶级本质而言，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权。它不仅是由以工人为主体的国民自卫军通过武装起义和民主选举产生的，而且其领导人主要是工人和代表工人的知识分子。据统计，经常参加公社活动的委员有81人，其中出身于工人的委员在35人以上，接近委员总数的一半，出身于知识分子代表工人的委员也有30多人。[11]228马克思明确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5]158

第二，巴黎公社就其指导思想和主要领导人的信念而言，它是社会主义的政权。在3月29日公社委员会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了“宣传社会主义学说”[10]43的纲领性主张。在4月18日公社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公社纲领草案时，公社委员里果明确表示不同意纲领草案中使用“王权共产主义”一词，因为这是“对整个社会主义派的暗中指责，这可能使人错以为共产主义者和波拿巴之间有勾结，而实际上共产主义者也许是进行反对帝国的严肃斗争，并把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结合起来的唯一的社会主义派别。”[10]306里果年方25岁，布朗基主义者，政论家，他讲这一段话不仅表明他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而且他认为公社是“整个社会主义派”。在4月18日会议上最后通过的公社纲领中明确提出要“根据形势的需要、有关人员的愿望和所积累的经验，创立相应的机构使政权和财富公有。”[7]236这里最后一句话“使政权和财富公有”岂不是表明公社是以民主和平等这两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作为行动指南吗？因为政权公有必须实现民主，生产资料公有才能实现平等。再看公社领导人的思想状况。公社多数派布朗基主义者信奉激进的社会主义，公社少数派蒲鲁东主义者信奉改良的社会主义，公社委员中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弗朗克尔、塞拉叶和鲍狄埃是信奉马克思的革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直到1873-1874年才把自己的科学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可见，从整体和群体而言，认定巴黎公社是社会主义政权，这完全符合实际。

第三，巴黎公社政权就其政治派别而言，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多数派联合执政的统一战线的政权。在公社委员中约近半数的工人和工人代表，划分为居多数的布朗基派和居少数的蒲鲁东派，还有一小部分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新雅各宾派，⑤还有几个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的民主人士。巴黎公社是一派为主（政治上以布朗基派为主，经济上以蒲鲁东派为主）的三派合作的联合政府。

第四，就其国际联系而言，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权，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融合的政权。巴黎工人既充溢爱国主义激情，又满怀国际主义豪情。国民自卫军领导人于3月15日把意大利人加里波第推选为法国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尽管他于3月28日来函辞谢），还进而把加里波第的长子梅诺蒂·加里波第选举为第十九区委员（尽管因他不在法国，未能参加公社活动），把匈牙利籍侨民弗兰克尔选举为第十三区公社委员，把比利时籍侨民弗朗索瓦选举为第十九区公社委员，把波兰籍侨民巴比克选举为第十区公社委员。同时还任命波兰人东布罗夫斯基为巴黎防卫区司令，任命波兰人符卢勃列夫斯基为公社第二军军长，任命意大利人后裔拉-谢西利阿为埃德将军的参谋长，推举俄国人德米特里耶娃为“包围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协会”领导人，吸收俄国妇女雅克拉尔参加第十八区警备委员会和《社会革命报》工作。还有众多外国人甚至组织侨民军团为巴黎公社而流血献身。这些外国人积极参与巴黎公社活动也充分显示了国际主义和另一种新的爱国主义。远在伦敦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在巴黎公社革命期间和革命失败后不断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多种渠道，给予公社多种援助，这更是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最强有力的体现。

3巴黎公社委员会为何不设主席及其集体领导体制景观

认清巴黎公社政权的四重性质之后，我们再来透视巴黎公社的集体领导体制和领导人集体的群芳谱。巴黎公社委员们过分强调集体领导，不突出任何个人。公社委员会3月29日第一次开会是由最年长的委员贝雷（66岁）担任会议主席。他当即提请会议决议选出委员会主席和两名副主席以及两名秘书，任期一周。可是实际上这个决议没有坚持执行。勒弗朗赛在3月29日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后，只到4月2日止主持会议，4月3日和4日改由朗克任会议主席。到4月5日公社又决定每次会议选举产生只负责主持会议的主席，这个决定从4月中旬开始执行。[10]33-34，45所以公社委员会始终没有常任的主席主持工作。4月1日公社机关报发布“重要通知”，其中这样说：“有许多寄到市政厅的信，信封上都写作：公社主任收。我们要再三说明：只有一个办公室临时主任，但巴黎公社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主任。请各有关人士今后来信写明：寄市政厅公社委员收”。[6]258-259此处“主任”（法文président）应译为“主席”，“公社委员收”应译为“公社委员们收”。⑥这个重要通知就是向巴黎公民郑重表明公社不设主席，实行的是公社委员们的集体领导制。

巴黎公社委员会的领导体制之所以不设主席，一方面是由于委员们大多有平均主义思想，忧虑如果设置主席就会出现一长制，就会出现权力过度集中到主席一人之手；另一方面我认为也由于当时众多公社委员之中缺少一位众望所归、能力高超的人选。当时在法国工人心目中最有威望、最有影响的领导人无疑是激进社会主义革命家布朗基。如前所述，他于1871年3月17日被捕入狱。即便如此，在3月26日的巴黎公社民主选举中，仍然有两个区的多数选民投票选举他为公社委员。不仅如此，而且在3月29日和30日举行的巴黎公社委员会第一次和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仍然有委员提名选举布朗基为公社名誉主席。足见他是众望所归的最合适的真正主席。广大民众在革命俱乐部的活动中和革命报纸上纷纷要求公社委员会就释放布朗基问题与凡尔赛政府进行交涉。公社的大多数委员大概也深感这种不设主席的领导体制有缺陷，好比是处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群龙无首”的局面。4月中旬公社领导人通过布朗基的好友、副主教拉加尔德和另外几个调停人向梯也尔政府提出释放布朗基的要求，公社方面愿意以释放大主教达尔布阿和另外几个被监禁的人质作为交换条件。大主教、副主教和其他几个人因进行反公社活动，曾经被公社逮捕监禁。为了争取凡尔赛方面释放布朗基，公社先把副主教释放出来，让他带着大主教写的亲笔信亲自到凡尔赛与梯也尔政府联系交换之事。此事当时也得到很多有权势的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官的支持，其中包括罗马教皇使节契比，都认为公社用大主教、副主教和几个人质与凡尔赛只交换一个布朗基，这对梯也尔政府是上算的事。然而老奸巨猾、老谋深算的梯也尔深知布朗基是有很大能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导人。他说：“把布朗基释放出狱并使他能返回巴黎，这就等于派遣一个整个军团去支援公社。”[10]46所以他断然拒绝交换之事。布朗基后来一直被囚禁在狱中，直到1879年6月10日74岁高龄才被释放。这位多次被捕，多次被判刑坐牢、在监狱中度过37年的“监狱革命家”，75岁高龄时还在工人集会上鼓吹革命，在讲演中突发中风，于1881年1月1日卒于巴黎。

巴黎公社既然是“群龙无首”的不设主席的体制，那只好实行“九龙治水”的集体领导体制。如上所述，在公社10个委员会中，居于首位的执行委员会是其核心领导机关。这个执行委员会由9个成员组成，即是由其他9个委员会各选一个人组成。这9个委员实际上是公社集体领导的主要领导人。4月20-21日改选组成的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的9个委员，这里简要介绍如下，让我们一览这个领导集体的群芳谱。

第一，军事委员会代表古·保·克吕泽烈（1823-1900），48岁，参加过1853-1860年克里木战争、1860年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和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站在北方方面反对南方奴隶制），获将军衔；随后参加第一国际，属巴枯宁派，并在纽约建立国际支部，1870年参加里昂和马赛的革命起义，任巴黎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国民自卫军指挥。他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又严于治军，对建立和保卫巴黎公社有功。在军事斗争中采取消极防御方针，给公社事业造成危害。4月30日因严重失职，被公社撤职误捕，5月21日宣判无罪释放。公社失败后流亡比利时，被法国政府缺席判处死刑。1880年获大赦后回国，1888年当选众议员，1889年是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著有《克吕泽烈将军回忆录》。

第二，财政委员会代表弗·茹尔德（1843-1893）。第二帝国时期任银行会计员和巴黎桥梁公路管理员，第一国际会员，右翼蒲鲁东主义者。1870年9月革命后参加国民自卫军第160营，曾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兼驻财政部代表。他年方28岁，担任公社财政委员会委员期间积极参与制定公社财经政策与法令，对克服财政困难贡献很大，精打细算，廉洁奉公，在“五月流血周”中积极战斗。公社失败后被流放新喀里多尼亚岛，1874年从流放地逃回，在斯特拉斯堡当会计员。1880年后回国，参加法国工人党，仍然忠于社会主义。著有《一个公社委员的回忆》。

第三，粮食委员会代表庞·奥·维阿尔（1830-1892）。商业雇员，布朗基主义者，在公社委员会中属多数派。1870年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他41岁担任公社粮食委员会委员期间，为维持粮食供应尽心竭力。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被法国政府缺席判处死刑。

第四，司法委员会代表欧·普罗托（1839-1921）。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律师，政论家，第一国际1865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代表，在第二帝国时期是积极活跃的布朗基派活动家，屡受反动当局迫害。1870年任国民自卫军营长。他32岁担任公社司法委员会委员，为公社实现法制并进行司法改革做了大量工作。在“五月流血周”中英勇战斗，身负重伤。后流亡瑞士、英国，被法国政府缺席判处死刑。1880年大赦后回国，仍被禁止从事律师工作，于是他只好改行去研究阿拉伯文字。

第五，治安委员会代表拉·里果（1846-1871）。医科大学生，政论家，60年代积极参加布朗基派的社会主义运动，1866年被捕，不久获释。1869-1870年因在报刊发表反对第二帝国反动专制统治屡受迫害。1870年9月革命后任国民自卫军营长，参加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两次起义。25岁出任公社治安委员会委员，又兼任公社检察长，属布朗基多数派，为公社治安和法治作出重大贡献。5月24日在“五月流血周”中英勇作战，壮烈牺牲。

第六，劳动与交换委员会代表列·弗兰克尔（1844-1896）。原籍匈牙利，首饰工人，曾侨居德国和英国，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60年代在法国参加工人社会主义运动，参与组织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委员会。1870年9月革命后参加国民自卫军，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建立后先后任财政委员会委员和劳动与交换委员会委员，为公社财经工作作出很多成绩。在“五月流血周”中两度负伤。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被法国政府缺席判处死刑。他在英国成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1889年是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

第七，社会服务委员会代表茹·安德里约（1820-1884）。当过公路管理员、会计、教师，后来成为学者、记者，著有《中世纪史》、《哲学与道德》等书，为《工人论坛报》撰稿。60年代参加第一国际活动，属蒲鲁东派。1871年革命成功后先后任市政厅人事处处长和社会服务委员会委员，对公社事业颇有建树。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被法国政府缺席判处流放。1880年大赦后才回国。

第八，教育委员会代表爱·瓦扬（1840-1915）。60年代获工程技术和医学博士学位后参加第一国际活动，1867年参加第一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70年9月革命后任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公社成立时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教育委员会委员，属布朗基主义多数派，思想上很接近马克思主义。负责公社多方面工作，尤其是教育和文艺工作，成就显著，是公社领导人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被法国政府缺席判处死刑。1872年在伦敦任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不久退出国际。1880年大赦后回国，当选为巴黎市议员和法国众议员。1901年参加法国社会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第九，对外联络委员会代表巴·格鲁赛（1844-1909）。自由撰稿人，记者。第二帝国时期因发表激进民主主义文稿多受迫害。属布朗基派，曾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为公社做了很多对外联络工作。公社失败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利亚岛，1874年逃往英国。1880年大赦后回国，曾当选众议员。晚年发表过几本著作。

巴黎公社委员总共81名（1871年3月26日选出的64名加上4月16日补选出的17名）。除了上述9名参加执行委员会这个核心领导机构之外，其余大都分别参加其他9个委员会并担任委员，每个委员会都有五、六名委员。还有担任市政厅警卫长、市政厅庶务主任、巴黎市警察局长、邮政总局局长、区长、部队指挥官或政治代表等职务。这些领导骨干绝大部分人都为公社革命事业作出了成绩和贡献。公社委员们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每天不分昼夜废寝忘食，紧张工作，艰苦奋斗。正如参加公社全过程的公社委员阿尔努在其回忆录中所说的：“我们工作繁忙，疲劳过度，得不到一分钟休息”，“这七十二天中我们是怎样生活的，我们的大脑承受了多么大的负担以至头昏脑胀，别人能想象得出这些吗？公社委员一般每天两次会议。一次在两点，另一次从晚上直到深夜。两次会议之间，只有胡乱吃一点东西的间隙。”“我们每个人都要担当并做好难以胜数的工作，这些工作足以使七、八个人忙得不可开交。我们晚上睡不了觉。我不记得两个月中我是否曾脱衣睡过十次。扶手椅、椅子、长凳都是我们的床，我们只能小睡片刻，中间往往还要被叫醒。”[9]186-187公社委员们和大批社员都是这样坚持奋斗到底，他们甚至在“五月流血周”的最后搏斗中牺牲或受伤，众多幸存流亡者后来都被法国政府判刑，晚年各有不同际遇。也有领导人犯过重大错误被撤销职务，如军事委员会委员克吕泽烈。公社领导层也混入了个别坏人，如当选第五区委员、担任司法委员会委员的比·布朗舍（1833-？）。此人曾经是旧警察局和司法人员，古董商，后经营生丝买卖，破产入狱。出狱后改名换姓，隐瞒反动历史，投机革命，混入布朗基派队伍，担任过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在5月5日公社会议上被揭发检举，当即被公社开除、逮捕。公社失败后他逃到瑞士。1872年出版一本恶毒攻击公社的黑书《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及其错误和罪行》。历史就是这样复杂。革命组织难以是纯洁无瑕的，其领导人的群芳谱也不免含有污点。

三、巴黎公社的崭新创举、悲壮失败和重要意义

1.巴黎公社如何创建新国家、新社会

1871年3月28日民主选举产生的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权巴黎公社委员会正式诞生之后，它面临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创建新国家、新社会，开辟新世界、新时代。在巴黎公社委员会执政短暂的两个多月（62天）时间之内，它竟然有一系列崭新的创举，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留下了永远熠熠生辉的光荣篇章。

巴黎公社委员会从3月28日至5月21日，总共55天，召开过58次会议，有时每天举行两次或三次会议（其间只有5月11日、13日、14日、18日、20日这五天因局势紧张未开会）。3月31日公社决定每晚8点召集委员开会。即是每晚开会决策，白天分头执行。非常难得的是这58次会议保留下了较为完整的两大厚本会议记录（中译本已由商务印书馆于1963年出版）。从这两本珍贵文献我们得以了解巴黎公社在民主选举产生领导机关巴黎公社委员会之后，这个领导机关是如何通过民主协商、民主立法、民主决策，实现民主行政、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从简要概括和归纳可以看出，巴黎公社委员会在执政两个多月之中，在政法建设、财经建设、文教建设、社会建设、军事建设和外事建设这六个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在多方面增进了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福祉，在多方面初步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

巴黎公社的首要创举是制定了崭新的决策与法令，开展民主政治建设。巴黎公社民主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会取代了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机关之后，首先就要取消旧国家政权机关的官僚特权，规定新的工人国家领导人的工资待遇。在3月31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第一次讨论并决定公社委员的工资问题。“公民克雷芒请大会注意薪金问题，应该根据民主原则规定公社委员的薪金。”“公民瓦莱斯提出每月三百法郎的数额。公民韦尔杜尔支持这个建议，并提议马上宣布，任何一个公职人员所得薪金每天不超过十法郎。”“公民朗克同意规定公社委员按日付薪制。”“公民奥斯丹提出每天十二法郎的数额。”“公民克雷芒觉得这个数额不够，认为每天应该得十五法郎。”“公民弗兰克尔建议每天十法郎，参加一次会议另发给五法郎。”[10]88从以上会议记录可以看出：每个委员在会上都是以公民的平等身份和称呼发言，在发给公社委员的薪金问题上有发给日工资和月工资两种提案，在日工资问题上有按日发给10法郎（与会另加5法郎）、10法郎、12法郎或15法郎四种意见。民主讨论之后进行民主表决，结果是：4票赞成弗兰克尔的每天10法郎（参加开会另加5法郎），8票赞成每天10法郎，6票赞成每天12法郎，22票赞成每天15法郎。“因此，通过了十五法郎的提案。”[10]88即每月450法郎，每年5400法郎。到4月1日公社委员会进而决定把日薪制改为当时法国通行的年薪制。据《巴黎公社公报集》收入的文献记载：“巴黎公社在4月1日的会议上已做出决定：公社各部门职员的最高薪俸为每年六千法郎。所谓公社各部门，是指公社所有的公共服务机关，无论民政机关或军政机关均包括在内。”[6]308与这个决定紧密相关，公社于4月2日签发了《废除国家机关高薪法令》，内容这样写道：“鉴于到目前为止，各国家机关的高级职务由于支给高薪，是被当作肥缺来钻营和授予的；鉴于在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里，既不应有轻俸，也不应该有高薪；为此决定，各公社机关的职员，最高薪金规定为每年六千法郎。”[7]87-88这个法令的规定比之原来的决议每年略微增加600法郎。这个最高薪金与当时巴黎熟练工人的最高薪金相等，这体现了工人国家公仆的本质，公仆的待遇不应高于主人。这并不是平均主义，因熟练工人与不熟练工人的工资差距当时为5倍，政府公职人员的工资差距也是5倍。公社委员的6000法郎年薪比之当时法国资产阶级政府高官每年300万法郎的高薪相距竟有500倍之差。当时政府总理梯也尔的高薪是每年500万法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名著中深刻揭露并且嘲讽了梯也尔的反动本质和虚伪面孔。马克思说：“1871年在波尔多的时候，他（指梯也尔——引者注）为了使法国避免即将来临的财政崩溃而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300万法郎的年俸；这就是他1869年在他的巴黎选民面前当做前景描绘出的那个‘节俭共和国的全部内容。”[5]138马克思同时在这部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文献中对公社采取的取消高薪、限定公仆薪金的法令给予极高评价。他说：“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公社各个行政部门的官员“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5]154-155恩格斯于1891年在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的重新出版写的导言中进一步从理论的高度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5]110-1111871年以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表明：违背巴黎公社采取过的以上这两个可靠的办法，终究会导致社会主义国家覆灭。

巴黎公社推行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不仅在于要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而且还在于要建立“双廉”政府，即廉价政府与廉洁政府。自从产生国家政权机关以来，历来国家政权机关官僚的高薪特权和贪污腐败，始终存在高价政府和贪腐政府。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破天荒第一次实现了廉价政府和廉洁政府。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5]157也就是取消了庞大的国防费用和官员高薪。公社不仅严格限制委员们的薪金收入，而且在4月9日决定委员们出席每次会议要签到，缺席者要扣薪。对公社各项行政开支都厉行节约，精打细算。如4月9日公社决定取消供市政厅官员使用的轿式豪华马车，官员们上下班都要步行走路，或者自备马车。10日公社又决定：“市政厅伙食费规定为每人每天二法郎”[10]189。即在公共食堂吃饭每顿不超过一法郎。公社的政府行政支出仅占总支出金额的13%。[11]326这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最廉价政府，也是后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难以做到的。公社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公社委员埃德将军花6000法郎订制一套将军服，财务委员会委员瓦尔兰立即拒绝签字批准并且对之严厉批评，终使得到改正。陆军部于4月7日公告：杜绝崇尚肩章、袖饰、胸链恶习，今后军官佩戴虚荣饰物者应受纪律处分；4月12日又发布公告，规定除军团指挥官和两名参谋外，任何军官不得私自拥有坐骑。公社对被控告盗用公款和其他违法乱纪行为的公职人员，一律严惩不贷，甚至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公社政务公开，每天发表公报，接受人民监督。在公社81名委员中始终没有被控告有贪腐行为者，巴黎公社堪称廉洁政府。

公社非常重视法制建设，力求做到依法执政。公社在公社委员会这个立法权与行政权统一的机构之外，另设有民事法庭与军事法庭，一名检察长和四名副检察长。公社规定：全体司法官员须经选举始得任命；陪审员从国民自卫军的代表中选举产生；司法应依据“人人平等的法庭，法官的选举制，辩护的自由”这样三项原则；为保护公民人身自由，必须严格逮捕手续，未经合法当局命令不得逮捕任何人，不准随意监禁任何人；起诉法庭由12名陪审员组成，从中选出一名法官主持法庭；公社检察长履行公诉人职务；被告可以自行辩护或请人辩护；不许秘密审讯；只有在12名陪审员中不少于8人的多数时才能作出判决；任何死刑判决未经公社执行委员会签署不得执行。从这些规定来看，公社在建设法制、实行法治方面也是有崭新创举的。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公社在优先民主政法建设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财经建设。首先要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公有制经济。3月30日公社就决定没收面包房的金库。因为在这个金库中汇集了原来政府各部门征收来的一大笔税款，准备要送到凡尔赛去，所以必须当机立断，采取坚决行动，当晚就派公民莫蒂埃和比约雷负责去夺回这笔现款归公社所有和使用。公社还向巴黎5家私营铁路公司征收了200万税金。公社来不及修改税制，还是依靠旧的税制取得有限的财政收入。公社还于4月15日通过了一个重要法令，把“凡尔赛议会议员及帝国的走狗”和反动政府走狗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以及各种有价证券，都由国家管制”，以供国家“非常的支出”。[10]258这实际上是工人政权的第一个国有化措施。公社在经济方面犯的最大错误是没有占领法兰西银行，掌控这个金融中心，任其将高达25亿多法郎的大笔款项用以资助凡尔赛当局。公社仅从银行得到大约1500万法郎微不足道的款项。公社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大举措是4月16日通过了《将逃离巴黎的企业主所遗弃的停工工场移交工人生产协会的法令》。其中指出：“鉴于许多工厂被拒不履行自己公民义务的和不愿考虑劳动者利益的企业主所遗弃；由于这种卑鄙的潜逃，许多对于城市生活很重要的企业停工了，从而对于劳动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损害。决议：召开工人工团会议，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其目的为：第一，调查这些工场的现状，开列其财产清单；第二，写明尽快使这些工场开工的实际措施；第三，拟订这些工人合作协会的章程草案；第四，由仲裁法庭最后裁定将来这些工场转归工人生产合作协会的抵债数额。该调查委员会应向公社提出报告。[10]268从以上法令内容可见，这个法令对于如何处置逃亡资本家的工厂企业、如何从初步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到最后和平地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考虑得十分周到的：第一，采取措施是为了发展生产、保障城市供应和劳动者利益，而不是为了打击、报复资本家；第二，是征用而不是没收资本家的私人企业；第三，征用后是交给工人生产合作协会而不是由公社国家来管理，这样既减轻了公社的负担，又发挥了工人及其生产合作协会的作用；第四，将来要给私营企业主补偿，这是赎买，而不是无偿没收，这样会减少社会改造阻力，有利于社会和谐；第五，要先经过调查，依法执行，而不是急速采取行政措施。执行这个法令，由工人生产合作协会接管了大、中、小上百家逃亡企业主的私人企业，对于持续发展社会经济起了重要积极作用。恩格斯后来曾经指出：“没收停业工厂和作坊并将其交给工人协作社等这样一些措施，完全不合乎蒲鲁东的精神，而合乎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5]310公社还大力促进工人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既扩大了工人就业，又提高了生产力。公社经济改革的另一重大举措是开启了工人自主管理企业的初步实践。对保卫公社起重大作用的卢浮军械修配厂原来是为私人所有和经营的，资本家本想转移设备对抗工人革命政权。该厂工人奋起保护工厂，经公社批准由工人组织负责军械的修配。几经民主讨论和民主协商，5月3日制定了工厂管理条例22条。其要点是：领导工厂的公社代表、厂长和工长以至武器收发人员均由工人大会选出，不称职者可随时撤换；设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由厂领导和每个工段选出一名工人代表组成；设立工人监督委员会，由工人选出的代表组成；公社代表、厂长和工长的职责和劳动时间、劳动报酬等均有明文规定。可以说这些规定开创了社会主义企业由工人自主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先河。经济体制改革还涉及劳动报酬制度的重新规定。公社既然是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权，它必定会从工人阶级意志和利益出发，对资本主义制度劳者少获、不劳大获、高官厚禄、百姓无禄造成社会两极分化的不合理的分配制度进行根本改革。除了上述规定公社委员年薪6000法郎，政府职员工资高低差距不超过5倍之外，公社还调高了以往工资过低者的待遇。如把邮局投递员的年薪从800至1000法郎调到1400至1600法郎。一般工种的工人每天报酬2-3法郎，有专门手艺的工人如木工、瓦工、铜工、土工每天可给予3法郎75生丁。公社对私营企业与雇工签订的合同同样要求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资，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规定，劳动时间为每日8小时（在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工人每天劳动都在10小时以上）。总之，公社劳动与交换委员会尽力“寻求使工资与劳动相称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开始探索如何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公社在如何保证市场供应、物价稳定、满足居民消费需要方面也采取了强有力的举措。公社对粮、煤和各种副食品、日用工业品的来源和供销，由粮食委员会等专门机构统一集中管理，严禁私商、奸商从中投机牟利。公社一开始就决定粮食、食品和各种货物运入巴黎一律免税，以利于物畅其流，保证巴黎的各种民生需要。到4月16日公社因财政收入困难才取消免税规定，但是还积极努力从四面八方进货。5月8日公社下令限定面包价格每公斤50生丁（即半个法郎），严防奸商抬高价格。总之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样经济的四个环节都采取了初具社会主义性质的举措，第一次塑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雏型，既坚持、保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作用，又利用、发挥了私人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还限制、打击了私人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坚决维护、增进了工人和劳动人民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