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运仕

社会在进步，我们不可能回到民国教材时代，那么，无论是对教育改革者，还是对普通读者来说，民国教材，只能是想说爱你不容易。

一本《开明国语课本》的出版，引发广泛的关注。多家出版社争相跟进，对民国教材进行开发，影印本或排版本，全本或节本，印制精美，相继面世。然而，除了第一本《开明国语课本》形成一些影响外，其他民国教材的开发大多铩羽而归，叫好不叫座。有人说这是“民国热”余波所及，有人说这是怀旧复古之风，当“民国热”退潮，当复古风远去，民国教材也就自然被淡忘了。现在中国的出版业，能做到坚守与积累，已经很难了。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奢求民国教材持续成为关注的中心，这是不现实的。当然，我们应该反思：它为什么叫好却不叫座？是什么内容引发了关注，又是什么原因让它迅速褪去了光环？

上述所说民国教材受到关注的两个原因——“民国热”余波或怀旧复古之风——都对，但没有涉及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是：当下中国教材、教育改革陷入困境，人们在寻求突破困境的方法。于是，作为较早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民国教材，进入教材、教育改革者的视野。“民国热”余波所及适逢其时，何况中国人向来就有复古求新的习惯呢？

接下来的问题是，民国教材能为当下教材、教育改革提供什么样可供借鉴的资源？个人认为有两点是最重要的。

首先是理念资源——教材内容生活化、亲民化的出版理念。

翻开民国教材，第一页是“编辑大意”或“编辑要旨”，以此说明一套教材所要达到的教育目的，从这些“编辑大意”或“编辑要旨”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出版理念充分表现出“亲民化”的特点。不妨摘录几句，仔细体味。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等小学校）：

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为目的。惟所有材料，必力求合于儿童心理，不为好高骛远之论。

本书注重立身居家处世及重人道路爱生物等，以扩国民之德量。

本书注重实业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并附书信、账簿、票据各种文件。凡国民生活之必需之知识无不详备。

《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初等小学校）：

本书材料，故事多于训词，期合儿童心理。

本书兼采中外故事，以养成儿童之历史观念及世界观念。

比民国稍早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校）：

本编德育之事，注重家庭伦理，使儿童易于实行。

本编智育之画，只言眼前事物，不涉及变诈，以鉴儿童之天性。

本编多及学堂事，使儿童知读书之要。

本编多及游戏事，使儿童易有兴会。

“不为好高骛远之论”“注重立身居家处世”“国民生活必需之知识”“注重家庭伦理”“只言眼前事物”“兼采中外故事”，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要贴近国民的生活实际，不居高临下，不盛气凌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只能让人敬而远之。在这样一种理念的指导下，民国教材的内容就是展示民众的实际生活，不管是什么样的题材，大道理，小事情，都是以一种生活化的场景来呈现，给人以很亲切的感觉。

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等小学校）第一册第三十六课：

庭前树，有鸟巢，小鸟一群，树间飞鸣。

第二册第二十课：

天方明，人已醒，披衣下床，日光满窗。梳洗完，至窗前，取帚拂尘，取布拭几。

第三册第二十四课《勿贪多》：

瓶中有果，儿伸手入瓶，取之满握。拳不能出。手痛心急，大哭。母曰：汝勿贪多，则拳可出矣。

第五册第三十七课《跳绳》：

范生取一绳，执其两端，向上掷之。绳之顶过，将及地，跳而越之。且掷且跳，旋绕不已。既毕，更选二人，分立左右，持长绳而转之。绳至地，则一人跃入，渐增至三四人，同跃同止。足不蹴绳，至数十次乃已。

读这些课文的第一感觉就是亲切，简单的几句话，蕴含着人性与温情，讲道理却不作伪，写生活却不落俗。以此观照我们今天的教材，缺失的正是这种感觉，没有民众的视角，没有普通人的情怀。今天的教材因为过分地强调思想性，在内容的选择上走进了误区，用“崇高”或“伟大”等标尺去衡量一篇文章能否入选教材，结果是教材成为一副冷漠的面孔，人文精神缺失，假、大、空，令人生厌。教材是关于生活的教科书，远离了民众生活的教材，怎么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呢？

当然，任何教材都不能否定教化的功能，但内容的生活化并不影响这一点。《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之“编辑大意”，首先就强调“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即使是在当下，这也是很高的教育目标，其中深蕴公民意识，民主和合作精神。所以，教材中有《法律》《选举权》《慈善事业》《共和国》这一类的课文。问题是，我们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心态，什么样的视角来表达。这也是当下教材、教育改革应该解决的问题之一。

其次是文化资源——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对传统文脉的传袭。

我们今天讲传统文化，讲国学，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发现自己把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抛弃了，而抛弃的结果，是道德滑坡，伦理崩溃，信仰危机，于是只好回过头来，去找回那些被抛弃的东西。那么去哪儿找呢？离我们最近的资源在民国。从中国教育发展史乃至中国社会发展史来说，民国时期是一个特定的节点，有特别的意义。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教育从民国的前十年开始，但在短时间内即宣告结束。这种现代意义的教育体现了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结合，但是它的传统性，承接了历史，却没有开启未来。为什么呢？因为从“五四”开始，特别是1949年之后，传统文化受到批判，中国开始了传统文化的断层时期。而传统文化的缺失，使教材的内容没有历史底蕴而显得单调、单一，使教育没有现实伦理而空洞化。

那么民国教材是如何体现传统文化，传袭传统文脉的呢？

《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初等小学校）第三册第二七课《爱同类》：“一犬伤足，卧于地上。一犬见之，守其旁而不去。”这幅同类相怜的画面，传达了一种个体伦理，自爱互爱，同舟共济。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等小学校）第一册第一课《人》：一幅插图，一个“人”字，插图中大小七人，三世同堂，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还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和小宝宝。这幅其乐融融的家庭画面，传达了一种家庭伦理观念，相亲相爱一家人，和谐稳定。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等小学校）第四册第四十课《敬老》：“雪初止，路中泥滑。有老人，扶杖独行，失足仆地。一童子趋而扶之。既起，取巾代拭衣履。问其所居，送之归家。老人欲具饭饷之。童子曰：恐家人盼我。遂辞行。”这幅扶起跌倒老人而送之归家的画面，传达的是社会伦理观念，扶危济困，尊老爱幼。

从这几个简要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民国教材围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来继承并弘扬传统文化的价值，个体伦理、家庭伦理、社会伦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它不仅指明了个体的发展方向，而且维系社会的和谐发展。而这种传统文化是有历史性意义和普世意义的。我们有很多人热衷于去西方寻找所谓的普世价值，殊不知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就有这种价值的存在。我们没有去发掘它、继承它、弘扬它，却把它视为一种落后的思想观念加以批判，进而抛弃。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国教材是坚守传统伦理的最后一站。

再从传统文脉的角度来说。这里所说的“文脉”，主要针对文章的作法与审美而言。中国的文章作法一向讲究起承、圆转而文气激荡，进而达到“高格”。中国千百年来的伟大作家与作品，无不学习这样一种文章作法与审美，司马迁的《史记》、韩愈的《师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都是典范之作。而作文与做人的道理同一，文之境界亦即人之境界。所以中国讲究传统文脉，是很有深意的。

文有法度而易学，人有法度则易立。在这方面，民国教材汲取了营养。《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等小学校）第六册第四课《早婚之害》，转合有法，文短意长，文气蕴于其中，自达“家事即国事”之高格。不能不说这是一篇非常好的论说文字。

但自民国之后，这种文章作法与审美被当作八股抛弃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以意识形态为作文的指导，所有的文章都是没有思想的“思想政论”；80年代以后则以引进国外的审美观念为时尚，文无法度而致作文无所适从，“乱花渐欲迷人眼”。文脉断裂，文气渐丧，当然也就文无高格。偶尔“小技巧”与“大思想”的组合，亦不能掩饰作文的疲弱。所以，民国教材又是传袭传统文脉的最后一站。

有这样两大资源可供借鉴，民国教材能不引发关注吗？但引发关注只是认识层面的问题，至于市场层面当然只能接受市场的评价或检验。由于时代不同，民国教材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比如知识点陈旧或错误，语言半文半白，有些课文艰深难懂，等等。所以，丰子恺的小女儿丰一吟在因民国教材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书都出这么多年了，社会也发生了这么多变化，当年的教材肯定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孩子，如果说还有什么价值，也只能给教材编写者做个参考罢了，也许是现在教材太死板，凡事物极必反。”社会在进步，我们不可能回到民国教材时代，那么，无论是对教育改革者，还是对普通读者来说，民国教材，只能是想说爱你不容易。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