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程荣［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81］

他乡安处是吾乡
——读乔叶的小说《在土耳其合唱》

⊙王程荣［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81］

导师推荐语

青年学生看乔叶

作为70后代表作家，乔叶从多个层面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进行了透析。对乔叶进行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无疑是有着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我们透过小说和散文返观到的乔叶是老练的成熟的，仿佛阅尽人世沧桑，但现实生活中的乔叶仍然是一个年轻人，有着充满朝气的面容与年轻的心，因此，一定程度上说，她的写作之路还很长，正是这一代70后作家，是中国文坛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主力军。从这一点来看，青年学生阅读乔叶无疑有着更加独特的意义，他们将与乔叶共同走过一段很长的路，共同见证中国的社会文化嬗变与民族心灵跃动。

王程荣的文章《他乡安处是吾乡——读乔叶的小说〈在土耳其合唱〉》指出了乔叶小说《在土耳其合唱》在主题设置与题材选择上的独特性，并具体分析了小说借助外部文化视角讲述“中国故事”的隐喻意义。闵嘉健的文章《时光磨灭不了的人性善——读乔叶的小说〈扇子的故事〉》对乔叶的“文革”题材小说《扇子的故事》进行了意义解码，指出小说倡扬人性善的意义指向。何雯的文章《雌心的栖居——读乔叶的小说〈认罪书〉》对乔叶的长篇代表作《认罪书》的深层文化结构进行了深入论析，认为“罪，是欲望膨胀的产物”“认，是人性觉醒的表现”“书，是心灵救赎的窗口”，视角独特，分析到位。张玉琼的文章《美好的瞬间——读乔叶的散文集〈天使路过〉》对乔叶的散文进行了文本细读，细致呈现了乔叶对现实生活一个个美好瞬间的感受与体验。

韩传喜，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任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辽宁省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戏剧影视。

乔叶是中国70后代表作家，她的小说创作从多层面、多视角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与人生况味进行了书写，集中展现了在变革的历史时代，人们的生存图景和心灵镜像。整体看来，乔叶的小说实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着重书写主体疼痛和精神成长的小说，如《其实我最怕天黑》《紫蔷薇影楼》《锈锄头》《家常话》《爆米花》《妊娠纹》《最慢的是活着》；二是直接介入现实生活的非虚构小说，如《拆楼记》与《盖楼记》；三是“文革”题材小说，如《拾梦庄》《扇子的故事》与《认罪书》。乔叶近期发表的《在土耳其合唱》（刊于《莽原》2013年第5期，《小说月报》2013年第11期转载）却是一个例外，无论如何都难以归入上述三类。

《在土耳其合唱》写了五个中国人到土耳其旅游的所见所感。这五个中国人有报社编辑、出版社编辑、大学教师、电视台编导，还有一个餐厅老板。小说虽然以“我”的视角看取了异乡土耳其，事实上讲述的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小说借助土耳其导游彭亮这样一个文化的他者从外部的视角对中国进行了观照。

围绕彭亮，小说从多层面多视角对中国的风俗习惯、现实生活以及国民性格进行了深刻揭示。在土耳其导游彭亮看来，从广东人到上海人、从老年人到年轻人、从语言表达到生活习惯，这个国度到处弥漫着中国元素。这些中国元素构成了完整的中国图景，也构成了外国人对中国的整体印象。在外国人看来，这些中国元素显然都是落后的、不文明的，是不可理喻的、不可思议的。其实这些中国元素在中国人看来同样也是如此，但与外国人不同的是，中国人即使认识到了这些中国元素的不合理性，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和坚持，有时甚至还会因为这些中国元素而沾沾自喜。这种熟视无睹或自我陶醉在很大程度上钝化了国民的反省意识和反思能力，这对于民族复兴无疑是不利的。

导游彭亮的土耳其名字是帕得拉克，意思是光明、明亮。这是一个阳光的人，他对中国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对中国也有着较深的误读，但这些误读丝毫不会影响“我”对他的好感，甚至他同时交往好几个女朋友这一“缺点”，在“我”看来同样是一种趣味，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阳光、真诚、善良和趣味给“我”这次土耳其之旅增添了很多快乐。小说在最后讨论了彭亮这一人物的意义：一个外国青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习中文，可见我们这个国家多么有魅力，多么让人向往和憧憬，这让孩子们完全有理由增强民族自信心；中文那么难学，彭亮居然学会了，这也算是具有励志意义；彭亮失败的婚姻很有警示意义，这种失败不仅仅是文化背景的问题，还有为人处世的气度问题、胸襟问题、宽容问题、理解问题……彭亮所提供的意义还有很多，不过在“我”看来，从彭亮这样一个外部视角，能够更为客观辩证地看待中国，从彭亮的叙述中建构起来的中国形象才更为真实，这也许是“我”喜欢他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土耳其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罕·帕慕克曾经写道：“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奥尔罕·帕慕克被视为土耳其的叛徒，因为在他的这些文字中，土耳其这个曾经辉煌的帝国已经光鲜不再，这对于那些习惯于躺在历史的辉煌史册上自命不凡的土耳其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当下的土耳其人不愿意承认帝国的颓败，也不能接受昔日辉煌的渐行渐远。但他们却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奥尔罕·帕慕克之所以这样写，同样是因为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在他的笔下充盈着赤诚的爱。正是对祖国爱得很深，他才不能熟视无睹，于是用饱蘸浓情的笔墨，描绘了一幅夕阳下感伤的帝国图景：“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我有时认为自己不幸生在一个衰老贫困的城市，湮没在帝国遗迹的余烬中。但我内心的某个声音总坚信这其实是件幸运的事。”在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与感伤这一点上，《在土耳其合唱》中的“我”与奥尔罕·帕慕克是相同的。

“我”是《大河今报》的编辑，从表层叙事来看，“我”是带着写作任务来到土耳其的，而在深层意义上，“我”是到土耳其来寻求佐证的。在土耳其，我们经历了来回二十个小时的飞行，去了伊斯坦布尔的圣菲索亚大教堂、蓝色清真寺、托普卡普老皇宫、伊兹密尔、库萨达斯的以弗所遗址、棉花堡、希拉波利斯古城遗址、库尼亚、卡帕多奇亚。这些古迹代表了土耳其帝国昔日的辉煌，同时这也是一面镜子，从中我们也隐约看到了中国伟大历史的感伤背影。中国这个昔日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如今也正如奥尔罕·帕慕克笔下的土耳其一样存在着贫穷和破败，这种帝国的忧伤同样在“我”的心里弥漫。作家写出了这一真实的现实境况，这可能会像奥尔罕·帕慕克那样触痛很多国人的疼处，但“我”坚信“写作就是冒犯，先锋就是自由”。唯其如此，才能表达出对祖国诚挚的热爱和高度的责任感。情之所至，这些中国游客在土耳其开始合唱，他们合唱的歌曲不仅有国歌，还有《在那银色月光下》《青春舞曲》《达坂城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些歌曲都能够凸显对祖国的热爱，而合唱则是有意识地塑造民族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对于这种身份认同，小说有着明确的意义设置：我们的出生无法选择，上天将我们分派在一个世界的角落，从此我们便与这个世界有了天然的联系，我们出生的家庭、城市、国家，都期待着我们的爱，最终，我们的确从心底爱他们。但或许我们应该得到更好的人生。在我们的一生中，总有一次检视和反思自己生存的环境。毫无疑问，《在土耳其合唱》便是这样一次深刻的检视与反思。

作者：王程荣，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大连市经济贸易学校高级教师。

编辑：魏思思E-mail:mzxsws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