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成镐，金成杰

(1.延边大学 朝鲜韩国历史研究所，吉林 延吉 133002；2.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日军“慰安所”历史罪责及其现实的研究课题①

金成镐1，金成杰2

(1.延边大学 朝鲜韩国历史研究所，吉林 延吉 133002；2.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二战时期，日本军队在对外侵略战争中强征殖民地和占领地的数十万女性为其“慰安所”的性奴隶，犯下了反人类的滔天大罪，这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家犯罪。而今日本的政界和右翼势力妄言不断，全面否认和掩盖其侵略历史罪行，不知悔改，还无耻狡辩美化侵略，进而妄图复活日本特有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历史亡灵。为了东亚及世界的和谐安宁与共同繁荣发展，必须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罪行，深入批判现时日本政界和右翼极端错误的历史观和危险行径，这无疑是东亚各国历史学界的一个共同而迫切的时代课题。

日本侵略军；慰安所；性奴隶；历史反省；现实课题

一、问题的提出

1981年10月初，笔者赴南京鼓楼区龙蟠里古书库搜集有关朝鲜近现代史资料时，一位老年管理员在闲谈中对笔者说，“你们朝鲜民族为什么那么多妓女？抗战时期，有很多年轻的朝鲜姑娘跑到这么远的南京来充当日军军妓啦，真是不可思议”。据他讲，抗战时期在南京等长江流域的日本侵略军中有很多朝鲜“妓女”。龙蟠里也曾有过两位年老的朝鲜人、原“日本军妓”在一起生活，而就在前几年她们都已先后去世。因为她们没有任何亲人，只好由地方政府为她们办理后事，把骨灰撒在长江。这一次谈话对笔者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没有想到在南京也曾有很多朝鲜人“日本军妓”，也留下一些民族历史误解问题。从此，笔者开始关注朝鲜人“日本军妓”问题。

1985年8月至1986年8月，笔者赴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历史学部研修一年，这期间在平壤人民大学习堂阅读了《天皇的军队与朝鲜人慰安妇》(金一冕，1976)、《朝鲜人慰安妇与日本人》(吉田清治，1977)、《从军慰安妇》(千田夏光，1980)等有关日本“从军慰安妇”问题的日本书籍，开始较为系统地了解其历史真相。当时笔者认为很有必要结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史，揭露批判日本“皇军”最为丑恶的历史罪行，并探讨朝鲜人“日军慰安妇”悲惨历史问题。

1987年，笔者曾经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的《银河》(朝鲜文)杂志上，连续发表过标题为《被隐藏在历史阴影中的日本军国主义丑恶相——朝鲜人从军慰安妇的悲剧惨状》(1987年第四～十期，共七篇，8万余字)的文章。这一连载的发表，在中国朝鲜族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90年10月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的综合刊物《蓝天上的银河》上，又以同一标题发表了1万余字上述连载内容的提要。1999年12月，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终于公开出版了标题为《血泪的历史控诉——从军慰安妇》(朝鲜文23万字)一书。2007年《黑龙江新闻》(朝鲜文)以同一标题，从4月至6月连载了44篇。这样，笔者有关朝鲜人“从军慰安妇”的文章，以各种形式先后发表了4次。据了解，笔者的《血泪的历史控诉——从军慰安妇》一书，已传播到朝鲜、韩国、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在朝鲜民族社会产生了不少影响。

之后，笔者由于主要忙于教学和研究生培养工作，加之有关“慰安妇”历史问题的社会调查和搜集史料方面难度太大②，因而没有再继续探讨其历史问题。除工作需要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探讨“慰安妇”历史问题对研究者本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太压抑、太折磨心灵的过程。有人说，“世界上，也许再没有比去挖掘自己民族母性受辱的历史更为残酷的事了”，笔者也深有同感。上述文章的不少内容是笔者流着眼泪完成的，还常常使笔者无法入睡，甚至是从噩梦中惊醒。这也是笔者在当时不得不中断“慰安妇”历史研究的一个原因。

当前，日本政坛右翼势力频频发表妄言，对1993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关于“慰安妇”历史问题正式发表有所反省和道歉的“谈话”提出种种否定性质疑，并且正在组织进行重新调查，在这一时刻，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蹂躏的中国、朝鲜和韩国的相关学者共同探讨日军“慰安妇”历史问题，是很及时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2014年5月30日，在延边大学召开了“日军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无疑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罪行的声讨，是对已经逝去的无数“慰安妇”受害者灵魂的告慰、对少数幸存者心灵的抚慰。我们对半个多世纪以前我们受害同胞母性所遭到的难以想象的悲惨命运感到无比的痛苦，对现今日本的政界和右翼势力对其先前的侵略历史罪行的错误认识和恶劣行径深感愤怒。这次会议是揭露批判日帝侵略历史罪行和现时日本右翼错误历史观的会议，又是树立历史正义，展望和构建东亚和谐关系的会议。

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历史不能选择，但是未来可以开创。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国家，总有愿意记住和希望忘却的过去和历史，也会有感到自豪或可耻的个人回忆和集体记忆；谁都不愿意永远生活在痛苦的回忆之中，都向往着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灿烂的明天，谁都不愿意为陈年旧账争论不休。但现在别无选择，只能重翻旧账。因为侵略加害国日本的政界和右翼势力总是不认账，他们正否定历史，不知悔改，掩盖罪恶历史，还无耻狡辩美化侵略，进而妄图复活日本特有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历史亡灵。

对付历史无赖，只好翻历史老底，清算旧账，伸张历史正义和人类公理。为了揭露和批判日本政界和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复活军国主义亡灵的举动，为了东亚世界的和谐安宁和共同繁荣发展，必须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罪行，深入批判现时日本政界和右翼极端错误的历史观和危险行径。这无疑是包括日本历史学界有良知的学者在内的东亚各国历史学界的一个共同而迫切的时代课题。

二、朝鲜族社会8名受害者的历史证词

对于国内外众多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的历史证词和血泪控诉，日本右翼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甚至恶毒而无耻地说什么“过去是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的肉体，今天也是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的灵魂”，不仅否认众多“慰安妇”受害者的证词和控诉，而且更加残忍无道地侮辱和践踏她们最后的人格尊严。在此，笔者首先要说明的是，在下文中提到的东北朝鲜族社会8名“慰安妇”受害者都未提出过赔偿问题，她们只希望在离世之前说出暗藏在心底里多达半个多世纪的耻辱和仇恨的那一段经历，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罪行。

原延边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姜龙权(1944.8—1999.6)研究员，从1986年开始10余年间，骑自行车自费调查东北三省的朝鲜族社会，搜集了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征的朝鲜族原日军“征兵者”156人、“慰安妇”8人的证词。姜龙权先生不幸于1999年6月2日在踏查路上突然病逝，但他却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历史证词资料。[1]

本文收录的8名原日军“慰安妇”受害者身份，整理如下(见表1，注：名字是音译)：

表1 8名原日军“慰安妇”受害者身份信息

(一)证言时的年龄：年龄最小者70岁，最长者79岁，平均年龄为73岁。

(二)家庭出身及文化程度：均为贫苦家庭出身，除池乭伊1人小学毕业外，其余7人都是文盲。

(三)8人被“狩猎”时的年龄：最小的15岁，最大的22岁，平均年龄为17岁多一点。其中，3人已婚，5人未婚。

(四)被“狩猎”时的情况：

1.劫持型：李玉善，白天在大街上突然被劫持后拉上篷式卡车，当晚坐火车被“押送”到中国东北。共有30名左右的朝鲜姑娘与她一同被拉上火车，被押送到中国吉林省图们后，在监狱关押一宿。押送她们的有一名日本人和一名朝鲜人。第二天她和其他4名姑娘被押送到延吉东军用机场(小营子村附近)的日军军营。当晚，时年15岁的她和两名小姑娘同住一间军人宿舍，一同被众多日军轮奸，沦为“慰安妇——性奴隶”。她很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1942年7月23日，说自己至死也不能忘记这一天。

2.欺骗型：金顺玉、池乭伊、朴瑞云、李秀丹、李光子、文明琴6人，是被东北的纺织工厂、军服工厂等招工谎言所诱骗上当的。欺骗者大都是与日本军方或卖春业者有联系的朝鲜女人，有的先付一些预约金，如朴瑞云拿到预付款380元，李秀丹拿到480元。她们6人都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押送到异国他乡的日军驻地。她们在到达“慰安所”的第一天就惨遭日军官兵的蹂躏，直到这时她们才知道自己“性奴隶”厄运的降临。

3.拐卖型：赵允玉，15岁时被养父母欺骗结婚，给她穿新衣服之后，说是送到新郎家，却被拉上火车直接送到朝鲜清津市“新岩洞慰安所”，价格为500元。结果，“结婚”第一天她等到的不是新郎，而是日本军官，从而沦为日军“慰安妇”。

(五)“慰安所”的管理与“慰安妇”的生活：她们8名的受害地点分别是朝鲜清津市、中国吉林省延吉、珲春，黑龙江省东宁、阿城、孙吴等地区，共10所“慰安所”(李玉善曾在延吉小营子军用机场和西市场附近的两个慰安所；赵允玉曾在朝鲜清津市和中国珲春的两个慰安所)。“慰安所”有的设置在市内，有的是野外的独立建筑，有的就设立在军营中。例如，李玉善受害的第一个慰安所就设在军用机场内的军人宿舍，周边不仅有铁丝网和岗哨，还设有电网，她经常看到触电而死的狗。

她们一进入“慰安所”，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被置于管理人员以及军部、警察署和宪兵队的严格的管理监督之下。10所“慰安所”中，有日本人管理的6所，其中东宁石门子“慰安所”主人是日军退役大佐；朝鲜人管理的有4所。管理人员有的穿没有军衔的军服、有的穿平民服装。“慰安所”规模，较小的有10余名“慰安妇”，较大的有40多名。“慰安所”的粮食、煤炭、生活用品等均由军队提供，出入“慰安所”的均为日军官兵，平民不得入内。慰安所免费提供避孕套，官兵一律被要求使用避孕套。

日军“慰安”费用，一小时2元，住宿军官8元等，全部归主人管理，她们都没有拿过这些钱。她们8人均被改为日本式名字，只许讲日本语，禁止使用朝鲜语，若讲朝鲜语就挨打、罚款。有的被要求穿日本女人服装。“慰安妇”的身体检查是一周一次，是军医来“慰安所”检查或是她们到军医院接受检查，主要检查性病或怀孕。在进行这些检查时，不仅有军医，还有“慰安所”主人、宪兵或警察在现场监督。无论有无性病，每月注射一次606号防性病药剂。若有性病，不能接待官兵，强迫进行水银治疗，其方法一是服用黄豆一样大小的水银药，二是脱衣直接熏水银烟，这样会终生丧失其生育能力。[1]

上述8名受害者中，有3名在东宁石门子“慰安所”当过“性奴隶”。曾在石门子“慰安所”当过伙夫的郭庆士(音译，1921年生，山东人)证言说，地处中苏边境的东宁石门子要塞基地，驻有日军三个部队，分别是河东108部队、河西369坦克部队及西沟103运输部队。石门子村共有4个“慰安所”，其中有6名日本人，21名朝鲜人。所需粮食、煤炭、生活用品等均由日军部队供应和运输。在“慰安所”做饭6年期间，他从末见过平民百姓进入“慰安所”。[1]

“慰安所”物质基础条件，除个别的相对好一些外，大部分都极为恶劣。文明琴被蹂躏的孙吴“慰安所”，就设在日军第4军第123师团司令部所属的“军人会馆”里。这是一座综合楼，一楼有可容纳数百人的宴会厅、食堂和浴池等，二楼为将校专用“慰安所”，有近30名日本人和朝鲜人“慰安妇”。“慰安所”每个单间里都有自来水、浴室和卫生间等，还有专人每天打扫卫生。二楼专设一个卫生所，有1名医师和3名护士，随时检查“慰安妇”的身体卫生。“慰安妇”在军人食堂与军人一起用餐，伙食条件较好。而李秀丹被蹂躏的阿城“慰安所”，12名“慰安妇”分别住在5座草房子，夏天漏雨，冬天则寒风刺骨。其条件极为恶劣，而应对的是众多士兵。有两名“慰安妇”以自杀的方式含冤而死，其中一人用剪刀自杀，另一人则是服毒而死。

“慰安妇”平日至少“接待”七八名官兵，休息日则多达40—50名。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如孙吴日军师团司令部军人会馆“慰安所”“接待”的都是军官，平日一般为三四人，每逢周末增至10—20人。除将校专用“慰安所”外，一般“慰安所”的“慰安妇”一日吃两顿粗饭，还经常吃不饱，军人休息日则连吃两顿饭的时间也没有，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大都患有胃病和其他疾病。

1945年8月东北光复之后，上述8名“慰安妇”都有了家庭，但不能生育的有5人，只有3人生子。其中2人是因年轻、美貌等原因，专属于少数高级军官，遭受蹂躏较少一些。例如，曾在东宁县城“慰安所”受害的金顺玉，因其美貌被驻军司令官、年近60岁的大佐独占，成为他的“现地妻”。她为司令官生下孩子以后，不久被拉到石门子“慰安所”，从此不知其孩子的死活。在石门子“慰安所”，她面对的是众多的士兵。不久，她又被高级军医官独占。[1]

一般认为，日军“慰安所”大体上可分为：(1)日军后方指挥机关经营的将校专用“慰安所”；(2)军队统一掌控管理、委托民间人士具体经营的军人、军属专用“慰安所”；(3)战斗一线部队直接经营的下级官兵专用“慰安所”；(4)军队指定管理，一般民间人士也可利用的“慰安所”四种类型。[2]从上述8名受害者经历的“慰安所”情况来看，基本上属于前两个类型的“慰安所”。

从以上8名日军“慰安妇”受害者提供的证词来看，可以归纳如下几点：

首先，“慰安妇”征集是委托民间人士，用欺骗、劫持和买卖手段来进行的。尽管她们各自被“征集”的过程有一些差异，但她们都不知道日军“慰安所”的存在以及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即将沦为“慰安妇”的命运。她们在被征集、抢劫和押送过程中所需要的所有资金以及所采用的运输手段、分配联系方式等无不与军方有密切关系。

其次，“慰安所”设置在日军军营内外，其管理在表面上不是现役军人，而是民间人士或退役军官，至少在表面上具有一些“军民合营”的形态。

再次，尽管“慰安所”在表面上是由民间人士管理，但其管理制度、物资供应、卫生、监督等实际掌控管理均由军队、宪兵和警察负责。

最后，尽管各“慰安所”的物质基础条件和生活环境各异，各“慰安妇”被蹂躏的程度有所不同，但都没有人身自由、违背个人意愿的悲惨“性奴隶”的命运是完全一致的。

现在，日本右翼矢口否认，百般抵赖其“慰安所”历史罪行，说什么“慰安所是民间业者主办的，不是日本政府和军队直接办的”，“慰安妇”是“娼妇”等。作为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的军队、日本天皇的军队——“皇军”，一开始就有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和极为严格的军事纪律。[2]如上所述，8名“慰安妇”受害者都是日军专属的“性奴隶”，日军部队负责“慰安所”的物资供应和卫生管理，甚至宪兵和当地警察也参与“慰安所”的监督管理。若无日本政府和军队的整体规划和措施，怎能长期“征集”那么多的“慰安妇”？怎能经营众多的“慰安所”？当时作为日军战略单位的师团司令部直属的“军人会馆”就拥有近30名“慰安妇”的“慰安所”，东宁县城的驻军司令官大佐公开拥有慰安妇“现地妻”。如果没有制度化、公开化的局面，这种现象在纪律严厉的日军里是难以想象的。

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日本军队就是“从军慰安所”的始作俑者及罪恶的主体践行者。

三、20世纪反人类滔天大罪，最耻辱的历史记忆

众所周知，日本社会本来就有合法的“公娼”制度，这一制度也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进程，逐步扩大到国外殖民地和军事占领地。例如，1908年日本统监府统治下的朝鲜就已经有各种名目的日本娼妓4 253人。1910年8月日本强行吞并朝鲜之后，在日帝朝鲜总督府的“积极保护奖励”政策下，朝鲜的公娼业恶性发展，到1920年朝鲜各地名目繁多的公娼妇女多达10万人，首尔的新街、平壤的柳树街、釜山的绿街等最为著名。[3]其中，不少是日本殖民当局官僚、军队各自专用或指定的高级公娼游廓。据朝鲜《劳动新闻》(1992.10.23)报道，1917年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渔郎郡的李京生，于1929年8月时年12岁时，在家里突然被日本武装军人劫持，被押送到庆尚南道昌原的日军秘密兵工厂，同其他8名姑娘一起，以“性奴隶”的身份长期遭受日军的蹂躏。这说明，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末，朝鲜殖民地已有日军专属“慰安所”。笔者认为，根据日本特殊的性文化风俗以及当时日军特性等，日军很有可能早在20世纪10—20年代就已经在朝鲜和中国台湾、关东州等殖民地秘密设有类似“慰安所”的专用游廓。可以认为，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和军国主义化的恶性发展，日本原有的公娼制度也日益变化为最为丑恶、最为野蛮残暴和最为赤裸裸的“从军慰安所”制度。

1993年8月4日，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公开发表有关日军“慰安妇”历史问题调查结果时指出，“关于被移送到战场的慰安妇出身地，除日本之外，朝鲜半岛占很大的比重。因为当时的朝鲜半岛在我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她们的募集、移送、管理等都是靠欺骗、强迫等，大体上都是违背本人的意愿来进行的”。[2]笔者认为，日本强征朝鲜女性较多的原因，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在独占殖民地朝鲜，用欺骗、拐卖、劫持等各种阴险的圈套和强制手段“征集”妇女为“慰安妇”，可以避免在战场和新的占领区因强奸和强征妇女所造成的当地居民的激烈反抗；第二，“征集”朝鲜女性远送到异国他乡的日军“慰安所”，不必担心各地战场“间谍”、“特工”的危险以及“慰安妇”逃跑等麻烦；第三，经过几十年的强制性奴化教育，朝鲜女性多少了解一些日本语言、风俗等，可以提高其“慰安”效果；第四，按朝鲜传统的性文化和极为严格的“贞操观”，日军不必担心性病问题；第五，在朝鲜强征的“慰安妇”绝大多数是贫民家庭的女性，她们从小参加体力劳动，因此在体力上能够适应战场环境和惨无人道的被蹂躏等。[3]简言之，日帝在朝鲜强征那么多的“慰安妇”，不仅是日军的兽欲需要，而且是日帝对朝鲜殖民统治的最终目标——“抹杀朝鲜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日军“慰安妇”中，朝鲜女性较多。笔者认为，如果考虑当时中国是与日本正处于战争状态的敌对国，战场第一线日军部队所经营的短期的、流动性的临时“慰安所”和战斗现场被蹂躏和杀害的中国女性，其人数和受害残暴性很有可能超过朝鲜女性。日军长期在极为广阔的中国战场上残暴进行的进攻作战、“讨伐”和“扫荡战”中，在其大队、中队、小队和分队单位的第一线战斗阵地、据点、碉堡中，短期和随时被关押蹂躏的中国女性，其数量之多是无法计算的，其残暴性更是难以想象的。其主要原因，中国是交战对象国，其女性是敌方的女性，日军官兵还有战场疯狂报复的心理和变态的补偿心理作用等。

日军在战败时疯狂杀害“慰安妇”以灭口，销毁大量有关文档，战后日本官方也有意隐瞒相关资料，而且直接经营和参与过“慰安所”组织工作的成千上万的各级官吏和业主以及疯狂“享受”过“慰安所”“慰安”的几百万官兵大都守口如瓶，保守秘密，是并不奇怪的。因为其行为无疑是人类文明历史和战争历史上最为野蛮、最为罪恶和最为耻辱的记录，是连犯罪者自己也不堪回忆的事情。

然而，历史的真相永远无法掩盖，用白骨和血泪书写的血腥历史是不可磨灭的，以仇恨和控诉记录的悲惨历史是不可忘却的，以侵略和杀戮积累的罪恶历史是不可否认，责任是不可推卸的。近年来各国相继发现的大量史料，逐渐掀开了那段灭绝人性的黑色历史，而它也将把日军永远钉在人类的耻辱柱上。

迄今为止，国内外的原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的各类证词、揭露和控诉，已有成千上万。仅我国学界公开出版的代表性资料集就有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朝鲜韩国研究所杨昭全研究员主编的《日帝强征从军慰安妇罪行录》(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98)、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庄严主编的《铁证如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等。尽管这些资料集记载的只是日帝侵略罪行的“冰山一角”，但也足以证明日本国家和军队在侵略各地经营“慰安所”、蹂躏迫害被侵略国家、民族众多女性为“性奴隶”的滔天罪行。

其实，一些有良知的日本人早已反省过自己的历史罪行，如二战时期曾任日本山口县下关“劳务报国会”动员部长职务的吉田清治先生。他在1977年出版的《朝鲜人慰安妇与日本人——原下关劳务报国会动员部长的手记》一书中，公开了当时日本国家和军队以国家政府行为强征朝鲜人“慰安妇”的罪行，并在其结尾中说，“对我所犯下的可耻而非人性的行为，谨向朝鲜民族谢罪”。[4]他不仅以亲身经历揭露和反省了日本强征“慰安妇”的罪行，而且1984年在韩国天安的“望乡之东山”自费建立了“谢罪碑”。1991年，时年78岁的吉田清治在接受韩国记者采访时承认，1943年至1945年8月间自己作为日本“劳务报国会”山口县本部动员部长，先后去过朝鲜19次，每次一周左右就能抓回50名左右的朝鲜年轻女人。他承认，在朝鲜亲自参与强征5 000名青壮年劳工及1 000余名“从军慰安妇”的罪行。他指出，每次出发之前先给当地警察署通报其预定人数，警方就提供各个村庄有几名妇女的调查资料和相关地图。他们领着20—50名的警察或士兵，分乘七八辆卡车到一个村庄，先动用军警悄悄包围村庄之后，强迫居民全部集中在广场，从中挑选年轻女人直接拉上卡车，或是突袭民居直接抓获姑娘。这些行为是“军队、警察和政府合伙干的，挺身队是军警合作的产物”。他说，“要明确说明的是，第一，‘从军慰安妇’并非募集的，而是像奴隶狩猎一样强制抓获的。当时谁也不会自愿响应女子挺身队募集。根据日军的命令，并且得到朝鲜总督府和警察、军兵力的支援，有选择性地抓获和押送的，因此所谓的募集一语是不恰当的。第二，‘慰安所’是日本政府管理的”。他还说，把殖民地的良家妇女抓来当军人发泄性欲的“慰安妇”，在现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纳粹德国也没有干过这样的事。全世界只有日本犯了这种罪。当年他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国家的官吏，今天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可谓难能可贵。尽管吉田清治在历史上犯过不可饶恕的罪行，但他敢于暴露自己的历史罪恶，诚恳谢罪，无疑说明他终于回归于良知，是有勇气和历史责任心的，是值得赞赏的。真诚希望在21世纪的日本社会里更多地出现如此有历史反省、有良知道德的人。

大量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和军队在朝鲜、中国等许多被侵略国家和地区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强征妇女作为“慰安所”的“性奴隶”，犯下反人类的滔天罪行，成为20世纪人类文明历史上最耻辱的记忆。

四、现实的研究课题及应对方案

不可否认，日本曾几次对侵略战争和“慰安妇”问题表示过道歉和反省。例如，1972年9月实现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时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中明确记载，“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1993年8月4日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公开发表有关慰安妇问题调查结果，正式承认“长期在广泛的地域设置慰安所，存在很多慰安妇的事实”，并表示“在此机会，政府再次向各地曾作为从军慰安妇经历其痛苦，在身心上遭受难以治愈的伤残的全部人员，真心表示道歉和反省之意”；[2]2013年5月安倍晋三也曾表示过继承对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表示反省和道歉的“村山谈话”等。

由此，日本就说，“至今为止已经做了好几次的谢罪”，但是曾被日本侵略和奴役过的中国、朝鲜、韩国等亚洲各国和民族，尤其是“慰安妇”受害者们都不接受其道歉，更不相信日本政府的诚意。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其原因：第一，没有明确指出“慰安妇”问题并非单纯的民间业主犯罪，而是日本军队和国家政府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国家犯罪；第二，日本政界人物反复发表否定其“慰安妇”历史问题和国家罪责的妄言；第三，历史教科书等历史教育中歪曲侵略罪行，美化对外侵略扩张；第四，对“慰安妇”的谢罪没有直接传达到每个受害者本人，而且根本没有支付赔偿金；第五，最重要的是日本政客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和复活军国主义亡灵等行为，以实际行动公开侮辱和挑战被侵略国家和受害者，使世界人民无法相信其诚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政界人物接二连三地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和历史教科书被篡改以及右翼势力的种种言论等，都集中表明了日本政界和右翼极端错误的历史观问题。这无疑是对日本侵略历史罪行的否定，是公开对历史正义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严重挑战。

包括“慰安妇”问题在内的日本侵略罪行，铁证如山，罪责难逃。日本理应深刻反省、诚实谢罪。笔者认为，日本可以不效仿“伟大下跪”的“德国式道歉”，但必须要有诚心诚意的“日本式谢罪”。笔者基本赞同2007年7月“日本的战争责任资料中心”提议，“支援中国人‘慰安妇’裁判的团体”、“日本军‘慰安妇’历史馆后援会”、“在日韩国民主女性会”、“克服过去，面向共生之亚细亚的共同行动委员会”、“和平会”等日本30多个社会民间团体赞同的相关建议，其基本内容：第一，日本政府必须明确承认过去的日本政府和军队曾在二战时期强迫殖民地和占领地女性为“慰安妇”，使她们处于“性奴隶”状态的行为，以及其行为按当时的人权标准也是违法的事实；第二，在这一前提下，日本政府或国会必须通过内阁决定或国会决议等公示形态，表明确定为日本国家责任的谢罪；第三，日本政府必须给全部占领地区的每一个受害女性发送谢罪信件；第四，为了表明谢罪之意，日本政府必须通过新的立法，给受害者支付赔偿金。同时为了表明日本谢罪的诚意，应采取如下措施：首先，日本政府必须公开一切非公开文书，充分进行探明其真相的工作；其次，日本政府为把这一问题正确地传于后世，使之不可再犯同样之罪恶，必须开展正确的历史教育；最后，日本政府必须反驳否定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强制性和犯罪性的任何言论和行为，维护受害者的尊严。[2]

笔者认为，日本还应该做到：第一，在曾被日本侵略的国家和地区树立“谢罪碑”、“慰灵碑”等，表示对已经逝去的无数“慰安妇”受害者灵魂的谢罪和告慰；第二，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上如实记录包括“慰安妇”历史在内的日本对外侵略罪行，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第三，正视历史，系统地反思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对外侵略的思想文化、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等根源问题，深刻总结教训，清算其历史罪行，赢得周边国家和世界的信任，真正成为“正常的国家”。

五、结语

当前，日本政界和右翼势力正在极力否认历史罪行，为过去侵略战争唱颂歌，大力营造军国主义复活的社会气氛和基础条件，并且在右倾化道路上越走越远。究其原因，无疑与日本未能深刻清算其近代以来赞颂对外武力侵略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日本政界右翼势力的现实行为，已经引起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一切维护和平人民的忧虑、愤慨与警惕，而深入辨析、有力批驳日本右翼坚持的恶质文化传统，揭示其荒谬性与危险性，是我们学界责无旁贷的时代义务。

笔者认为，东亚历史学界不仅要揭露批判日本作为“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5]国家对外侵略的历史罪行，分析批判它比其他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得更为贪婪猖獗、更加野蛮残暴以及既急剧发展又迅速覆灭的可悲的历史特点，还要进一步深入辨析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脱亚入欧”观、中国观、朝鲜观、亚洲观和“大和民族优越论”、“东亚盟主论”以及日本历史固有的性文化和妇女观等深层次的诸多原因问题，充分认识日本这一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特点和现时行为。我们应共同维护历史正义，共同批判和敦促日方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其侵略历史，促使其真正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进而共同构建东亚世界的和谐关系，携手开拓共同繁荣发展的道路。

注释：

①本文是金成镐教授于2014年5月30日在延边大学召开的“日军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这次略作一些增删修改。

②调查访问原日军“慰安妇”受害幸存者，需要不少资金和时间，而且也不敢和不愿挖掘和刺伤她们心灵深处的伤痛。在当时情况下，也很难接触和查阅各地档案馆的相关资料。

③据2014年5月22日晚22点中央电视台九频道播放的“日本关东军要塞”第九辑中，文明琴名字为“文明金”。2000年她返回到韩国故乡，住在“分享之家”，于当年末去世；当时孙吴驻屯日军最多的时候多达10万人，曾有“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孙吴”之说，有5个“慰安所”，共有120名左右的“慰安妇”，文明琴所在“慰安所”是日军将官专用的高级“慰安所”。

[1] 姜龙权.强制征兵者和从军慰安妇的证言[M].汉城：日月出版，2000.397-398，397-398，397-398，313—395.

[2] [日]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编.日军“慰安妇”研究[M].姜惠贞(音译)，译.首尔：(韩)东北亚历史财团,2011.54，54，686，685，747-750.

[3] 金成镐.血泪的历史控诉——从军慰安妇[M].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40,100-119.

[4] [日]吉田清治.朝鲜人慰安妇与日本人——原下关劳务报国会动员部长的手记[M].东京：新人物往来社，1977.198.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416.

[责任编校：张京梅]

Historical Crime of “Comfort Station” by Japanese Invading Troops and the Present Research Project

JIN Cheng-gao1, JIN Cheng-jie2

(1.Institute of Korean History,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Jilin, 133002, China;2.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Yanbian Universtiy, Yanji, Jilin, 133002, Chin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Japanese troops pressed more than ten thousand females from its colonies and occupied areas into the “comfort station” to be sex slaves. This is an anti-human and inescapable state crime of Japan. However, the present political circles and right-wing forces in Japan have been making irresponsible remarks and tring their best to cover the historical crime or even shamelessly beautify the invasion without any regret in order to revitalize its fascist militarism. Therefore, the historical circles among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must actively promote the research project to thoroughly reckon with Japanese militarism, and deepen criticism on the mistaken historical outlook and dangerous behavior of the present political circles and right-wing forces in Japan so as to maintain the harmony and common prosperity of Northeast Asia and the whole world.

Japanese invading troop; comfort station; sex slave; reflection on history; present project

K265.6

A

1009-3311(2014)05-0019-08

2014-06-30

金成镐(1951—)，男，朝鲜族，黑龙江宁安人，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朝鲜史研究会会长，博士，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