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余思新（1971-），男，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农村社会问题和政党理论建设研究。

摘要：将现代治理理念用于政党政治领域就是现代政党治理，它强调协调性、多元化、互动性、扁平化、规范化。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重要前提是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现代化，即逐步从一个传统的管理型政党向现代的治理型政党转变。要实现这一转变，就要切实推进党的观念现代化，不断推动党的组织结构扁平化，积极推进党的制度现代化，全力打造信息化政党，大力倡导包容性政党文化等。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政党治理；治理型政党；扁平化；包容性

中图分类号：D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4)03-0026-06

A Research on the Modern Party Governance with the Target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YU Sixin

(School of Marxism,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Fujian, China)

Abstract: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erequisit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system and capacity to promote th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amely, on the basis of their 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institutions to achieve a timely transition from a traditional type of “managing party” to a modern “party of governance.” To achieve this transform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partys ideas, to constantly promote the party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flattening, to actively pursu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party system, to spare no efforts to build a party of informatization and to advocate the inclusive party culture.

Keywords: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party governance; party of governance; flattening; inclusion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阶段对所面临问题与挑战的主动回应，也是对中国改革未来发展趋势和前景的客观判断，为新形势下中国未来社会发展与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战略方向，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理念的一大创新和飞跃。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是党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要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与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现代化有机统一起来。

一、现代政党治理的内涵与特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多元化，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亦日趋多元化，人们的自由民主观念、权利法制意识、公正平等思想不断得到刺激和强化，公民社会悄然兴起，这为治理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现代政党治理的基本内涵

所谓治理，是指在一整套制度的安排和约束下，对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行沟通、协调和重塑的过程，以实现决策科学化和公众利益的满足。管理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对组织所拥有的资源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以便达成既定的组织目标的过程。管理的前提是以强制性的力量推动组织目标的实现为基本前提；治理则是以公正、合理为导向，以一定的机制和制度为保障，通过协调和互动的方式，完成组织内部的整合和团结，进而促使组织稳定发展及目标的实现。

现代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的政治生活中来，给党的观念、结构、体制等带来冲击和影响。“政党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政党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也必然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1］356面对现代化浪潮的推进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必须及时地调整自己的组织机构、运行机制、活动方式、管理方式等，以适应现代公民社会下广大人民及党员干部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和公民意识需求。

将现代治理理念用于政党政治领域就是现代政党治理。政党治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党治理包括党内治理和社会治理，狭义的政党治理指的就是党内治理。本文所提到的政党治理就是指狭义的政党治理，即党内治理。

（二）现代政党治理的基本特征

综合来看，现代政党治理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政党治理方式的基础不在控制，而在协调。新中国成立之前，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活动大多处于秘密状态，这就要求党员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命令，党要通过强有力的组织管理来最大程度地整合党内的各种资源，以推动党的既定目标的实现。而在当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网络技术的普及和人们知识文化水平的提高，包括广大党员干部在内的社会民众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及法律意识日趋增强，这就要求处理党内事务、解决党内分歧及利益问题时，不能再采用革命战争时期那种家长制的管理方式，而应重视不同利益主体间的沟通、协调和引导，消除上下级之间、横向组织部门之间及不同党员之间的隔阂与分歧，实现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均衡。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4卷

第3期余思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下现代政党治理研究

2参与政党治理的主体趋于大众化。党员权利是党章规定的党员在党内应当享有的各项权利。在党内，每个党员都是平等的，都有管理党的事务的权利。党是党员组成的党，党务不是某一部分领导干部的事情，而是全体党员的共同事务。这就要求党在正确处理好党内事务公开与保守党的秘密的关系的基础上，采取多种方式，面向基层、面向普通党员，切实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表决权、监督权等权利的实现，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作用，从而不断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3政党治理的路径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与上下互动的有机结合。“政党管理强调由上而下的指令和服从，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和等级观念，它较多地注重效率，对民主则关注较少；它更多地关注自上而下的命令、强制性地发布信息，对基层组织和外界社会民众的反馈则关注较少。”［2］政党治理则与传统意义上的政党管理大相径庭，是一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与上下互动，相互交错、相互融合与相互促进的过程，是一个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与普通党员、中央同地方、高层与基层等相互沟通、经验共享、彼此协调与资源共用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避免了传统党组织自我封闭的局限，让党内信息交流更顺畅、更快捷、更准确，从而及时发现偏差和不足，及时做出反馈和政策调整。

4政党治理的组织机构日趋扁平化。传统政党管理所依托的政党是“垂直型”的组织机构，以适应信息交流不发达情况下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需要。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和运用，政党治理的组织机构日趋扁平化，信息的传递在横向上和纵向上都能畅通无阻，从而避免了传统政党管理中存在的彼此孤立、信息传达不畅、效率低下的弊端，使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联系更加紧密，思想更趋一致，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5治理的作用在于规范权利、义务和责任。管理实施的基础和依据来源于党组织内部形成的层级关系，而治理则主要依靠契约以及法律规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人数众多、队伍庞大的规范化政治组织，要推动其由传统政党管理向现代意义的政党治理转变，必须完善党内的各项规章制度，在政党内部对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及处理党内事务的方法和原则等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切实推动党内关系的制度化、规范化。

二、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

（一）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转型

中国是一个有13亿多人口并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国，不仅要面临复杂多变的人口问题的挑战，还将经受由人口折射和引发的纵横交错的政治、经济、文化、行政、宗教等方面难题的考验。特别是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国内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诉求和分配日趋多元化，处于较高社会地位的优势群体担心利益的调整或不规则流动迟早会危及自身的利益安全，因而他们会不断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权利；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弱势人群则担忧与社会优势群体的差距会越拉越大，他们也积极要求在政治决策中能体现自己的权利诉求。要应对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引导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参与更趋于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理性化，在社会、执政党与国家之间建立协调、合作、和谐的稳定关系，就要求党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做出相应的变革和提升。

国家治理体系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在内的各领域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国家治理能力是包括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在内的交流、沟通、协调、整合与执行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国家治理体系强调国家治理的结构方面，其平台搭建是否健全决定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层次和水平；国家治理能力则更多地强调国家治理的功能方面，它是国家治理体系在现实中的实际运用和体现，其能力发挥情况又反过来影响和制约治理体系的效能。要构建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并拥有高超的治理能力，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国家管理方式，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使权力行使的主体上从一元主体向多元共同体转变，权力运行的方式由强制、权威、刚性向协调、合作、民主、柔性和包容转变，权力关系和制度设计由条块化、分割化向整体化、系统化转变，权力的来源从自上而下的权力机关授权向自下而上的人民授权转变。

（二）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相互关系

1现代政党治理与国家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相辅相成。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90多年历史、拥有8000多万党员和领导13亿多中国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党。胡锦涛同志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3］党健则国盛，党病则国衰，党能否治理好中国这一正向市场化、现代化转型的大国，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否治理好自身。

2现代国家需要一个现代化的政党。国家发育程度的高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何，将制约和影响执政党自身的发展情况、活动水平与范围。而执政党自身建设情况、政党内部治理情况及其自身活动方式是否符合现代政党和社会发展规律，则对国家能否实现治理现代化又有着巨大反作用。

3治国必先治党。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基本前提是推进中国共产党这一执政党的治理现代化，即在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实现政党自身结构和体制及时转型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执政党的自我约束能力、自我协调能力、自我更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逐步从传统的管理型政党向现代的治理型政党转变，通过一种科学、民主、有效、合理的治理方略，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整合党的各种构成要素的功能和力量，实现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4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的治理方向和方式。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人民是国家治理的主体，是国家治理的目的和归宿。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目标，既是保证当前我国改革实现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需要，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需要，是把制度优势性转化为管理经济社会发展效能的需要。

“社会是各种具体利益的承载者，执政党是利益关系的代理者。”［4］中国共产党是13亿多中国人利益关系的代理者。中国共产党自身治理方式变革和转型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现实经验和制度支持，不仅在党内明确和厘清了不同层级党员与党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为实现党的良性发展和协调发展打好了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党对自身历史发展和社会现实进行准确定位，明白执政党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和不该怎么做，进而处理好执政党与国家、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实现对国家各项事宜的总体安排和宏观控制，确保社会既充满生机又和谐有序。

三、现代政党治理的基本路径

政党是一个由不同要素组合在一起的有机系统，包括党员、骨干分子、各级组织机构等有形的、物质的部分，也包括政党组织运行所依据的原则、规范、机制、思维模式等无形的、精神的内容［1］72-73。要推动政党由传统政党管理向现代政党治理的转变，就必须进行包括党的观念、党的组织机构和党的制度机制等在内的全方位综合变革。

（一）切实推进党的观念现代化

观念是支配人类行为的最一般的思想和看法。现代化首先是人的观念现代化。人的观念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陈旧的、落后的观念不断被淘汰，新的、先进的观念不断出现，最后形成一种比较适应现代社会的稳定系统”［5］。一个政党要不断适应新的发展形势，顺利实现由传统政党管理向现代政党治理转变，就要不断推进观念更新和观念现代化。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快速发展，现代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党员的组成结构、思想观念、利益诉求等也日趋多元化，其民主意识和自主意识亦不断增强。基层组织的普通党员及干部不再习惯于革命战争时期那种只对上级负责、“无条件服从”的传统管理方式，他们也需要表达自己的想法、要求和权利诉求。这就要求党在组织管理上做到与时俱进，尤其是党的领袖及各级领导干部要在思想观念上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继续探索符合时代特征的管理模式，实现从传统的科层型管理观念向现代政党治理观念转变。

1树立平等观念。党员的出身、经历、教育程度、社会地位不尽相同，在入党后的职务、地位、待遇也会有所不同，但其在政治上所拥有的民主权利则没有尊卑、高低之分，更没有官员和平民之分。领导干部要树立起平等观念，坚决反对在党内搞特权化、特殊化，让更多的党员参与到党的管理及其他事务中来。

2树立依法治党观念。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党，做到依法治党就要树立“宪法至上”和“党章至上”观念，做到依照宪法和党章治理党内事务和规范党政关系。党的任何政策和文件、领导干部的任何指示和讲话，与宪法和党章相比始终处于次要地位，绝不能与此相违背，更不能将其凌驾于宪法、党章之上。

3树立“以党员为本”的观念。国家只有以民为本才有希望，党只有“以党员为本”才能有活力和生命力。政党治理是一种科学，更是一种艺术。党员也是一个有思想、有利益诉求的活生生的人。因此，政党治理必须注重人性化，从命令转向互动，从领导式的施予转向同志式的服务、协商，在顺利实现党的组织目标的同时，实现党员的个人价值和追求。

（二）不断推动党的组织机构扁平化

“政党其实不是由单个的人直接集合而成的，而是这些个人先集合在一个个具体的党内组织（如基层组织、地方组织、议会党团乃至社会团体等）中，这些组织再集合而成政党。”［6］政党通过组织的作用，不仅将那些有共同志愿的人们集合在一起，而且通过一定的组织原则、组织体制和组织分工，产生聚变效应，将组织内党员的能量放大，进而有力推动党的组织目标的顺利实现。

中国共产党是由中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自上而下地建立起来的科层制政党组织结构。“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迈进信息社会，传统的科层制政党组织结构形式在很多方面已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7］中国共产党也必须通过组织结构改革来适应时代发展。

党组织的力量来自党组织的活动，来自广大党员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位党员的智慧，最大限度地激发党员的创造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离不开党内民主程度的提升，更离不开党的组织机构聚合功能的发挥。“政党组织结构从根本上决定着政党民主的有无及其程度，有什么样的政党内部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政党民主。……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发展的今天，从传统金字塔型组织结构向网络型扁平化组织结构逐步过渡是政党民主最终得以实现的根本。”［8］

网络型扁平化政党结构是一种平行的组织结构，它破除了党的各级组织间的界限，简化了管理的层次，增加了管理的幅度，优化了党内权力结构，使同一层级的管理者之间相互平等，横向联系更趋紧密，从而使政党变得更加灵活、敏捷和富于柔性，保证了信息沟通渠道的畅通及组织权力分享的公平性、透明性，增强了党内各级领导与普通党员间的互动交流，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增加了党员的参与机会。

推动党的组织机构向网络型扁平化发展，可以采取以下途径：第一，组织权力适度分散化。通过有分寸、有意识地将部分权力下放，增强下级党员的自主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第二，弱化党组织的中间层级，为实现上下级党员的直接沟通提供便利；第三，健全党组织的选举、会议、党内情况汇报等制度，在党内营造民主表达、民主讨论、民主监督的氛围；第四，通过网络技术的运用，在网上成立党的“虚拟组织”“专题类基层组织”等，让广大党员最大限度地参与党的事务、表达个人的意志和看法。

（三）积极推进政党制度现代化

政党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党制度是指一个国家关于政党地位、政党结构及政党活动规范的总称。狭义的政党制度则指一个政党对其自身意识形态、政治纲领、组织原则、组织体系以及活动规范等所做的各项制度安排。政党制度是各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环境和条件造就一定形式的政党制度，而一定形式的政党制度对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又具有反作用。制度是一种规范，更是一种保障。要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个重要保障和前提是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政党制度现代化。

传统中国的影响，加上革命年代恶劣环境下政党领袖们集中决策的需要及苏联模式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在政党组织管理中逐步形成了革命式党建思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已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蕴含于党的管理模式中的革命式党建思维依然存在，党的制度性设计和制度性安排则相对不足。政党制度缺失或不健全，不利于民主的发展，而没有现代政党制度作为依托的政党治理则缺乏稳定性和保障性。现代化的政党治理必须以现代政党制度作为支撑。

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推动政党结构、功能、机制和政党活动方式制度化、规范化。在党章这一党内“宪法”的基础上，设计、出台和细化一系列用于规范党员的职权和义务、党员内部事务处理及防止党员干部权力滥用的条例、方法和原则，不断完善党的权力运行机制、监督机制、激励机制、干部任用机制等，进而提高政党结构的稳定性、政党组织的独立性和政党政治生活的规范性，使政党发展逐步摆脱个人影响，形成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政党制度。

二是加强顶层设计，推动政党制度科学化、系统化。党的建设是一系统工程，党的制度建设同样是一个系统工程。顶层设计在政党制度建设中意义独特，只有建立科学、系统的政党制度，才能避免制度落实过程中出现的“制度抵牾”“制度脱节”“制度执行难”“制度部门化”等现象。加强政党制度的顶层设计，就是要使制度设计具有前瞻性、全局性、系统性，在积极借鉴和吸收世界政党制度设计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坚持系统理念、整体理念和科学理念为指导，构建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健全、易于落实的现代政党制度。

三是把握制度时效性，不断推动制度完善和创新。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不是一成不变的，制度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正如拉斯基所说：“制度是有生命力的。其奥秘并不是简单地在书本上所能阐明的。这并不是说制度本身神秘，而是因为产生制度的环境如果发生变化，则制度本身也就发生变化。”［9］我国政党制度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和不成熟的民主政治环境下，具有不成熟和不完善的时代烙印。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检查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并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完善，把握好制度的时效性，以适应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新环境、新形势。

（四）全力打造现代信息化政党

信息化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18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5358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58%，较2012年底提升37个百分点［10］。

信息化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大机遇。信息化改变了人类社会，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给政党组织带来了不小冲击和影响。信息化是继长期执政、改革开放之后党所面临的第三重考验。江泽民就曾经深刻地指出：“我们的党建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群众工作等，都应该适应信息网络化的特点。”［11］

中国共产党要适应当前信息化社会的发展要求，就要深刻认识“互联网政治”的重要功能和作用，并积极参与其中，建设“电子化政党”和“网络政党”。面对信息的新挑战，政党不能去强制性地改变它，而应把它视为发展民主的一种新方式、新途径，尊重和把握这一社会发展规律，趋利避害，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等，为普通党员及民众搭建起网络参政议政的平台，不断促进普通党员与党的领导干部的交流和互动,进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把党打造成一个在网络信息世界里游刃有余的现代政党，是实现现代政党治理的必然要求。一是加大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力度，实现党的内部管理的信息化，实现党务办公信息化、自动化等；二是加快党务网站的建立和普及，在党内形成统一的、综合的、多功能的电子党务平台；三是在网络技术专家的指导下，将网络化、信息化应用到政党活动的各个方面和环节，加快党务信息化、公开化进程，缓解党内信息不对称和集权化趋势，不断增强社会急剧转型背景下党的快速感知能力和应变能力。如构建网络评论“自由市场”，把国内外的一些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放到网上进行辩论，通过激烈的辩论实现与民众的深度互动，从而倾听民众呼声，把握时代脉搏，认清自身发展状况和社会形势，在及时传达事实真相的同时引导民众舆论与民众行为趋于有序、合理，并及时调整不合时宜的政策和方针，提升政党形象和民众的认同度。

（五）大力倡导开放性、包容性政党文化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成分、利益分配及社会阶级阶层日趋多样化，我国党员队伍的内部成分亦不断复杂化、多层化。在党员来源上，除了传统的工农为主体的两大阶级阶层党员外，还涌进了一批来自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人员等新兴阶层的党员；在党员职业上，有的在行政部门或国有企业，有的在私营企业，有的自谋职业，有的处于下岗、失业的状态；在地域上，有的在农村，有的在城市，有的则处于无序的游离状态；在思想观念上，有的信仰坚定、党性观念强，有的则自我身份认同缺失，处于半公开、半隐蔽状态，甚至成为“地下党员”，我行我素，混同于一般群众。

党员队伍结构的多样化、复杂化，加大了新时期党员队伍教育和管理的难度，不仅需要党从传统的政党管理向现代政党治理转变，而且需要党从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阶级性、效仿性、封闭性政党文化向现代开放性、宽容性政党文化转变。政党治理重在协调、重在互动，要顺利实现党内不同利益群体间的沟通与交流、互动与协调，离不开开放性、包容性的政党文化。“利益多元化带来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不可能通过满足一种或几种利益而压制其他利益的方式来解决。”［7］215压制和强制只能加剧不同利益群体的分歧、矛盾和冲突，沟通、谈判、妥协是解决不同利益群体分歧和矛盾的有效途径。要解决党内不同社会阶层党员的分歧和矛盾，就要倡导和构建开放性、宽容性政党文化。人们加入到政党中来，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观点及某些利益方面存在不一致，但在党的整体利益与目标上应该是一致的。每一位党员在主张和维护自身权利的同时，也应当承认和尊重他人的利益；在坚持和倡导自我观点的同时，也应当容忍和重视他人的观点与看法；在看到自己优点的同时，也要反省自己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如此，方可营造一种积极的、宽松的政党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政治是竞争的艺术，也是妥协的艺术。倡导和形成一种开放性、宽容性政党文化，让各级党员学会包容、学会妥协，不仅是政党适应现代社会转型的需要，也是现代政党治理形成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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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00.

收稿日期：2013-12-2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青年基金项目“刑法从宽制度研究”（12XJC820001）;昆明理工大学引进人才项目“司法理性中的民愤”（KKSY201224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