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林

揭开谣言的真面目

关于陈独秀怎样离开北大文科学长岗位和离开北大，有的学者归罪于陈独秀的生活作风问题，这种观点十分无聊而肤浅。

自从杜亚泉、林纾等保守派攻击新文化运动，并发出政府干涉的要求后，社会上就开始流行中伤陈独秀等人的谣言，居心不良者还添枝加叶，扩大和制造谣言。其中最恶劣的是两个。

第一个谣言是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派教员，已经被北京大学驱逐。……

第二个谣言是说陈独秀到前门八大胡同嫖妓，与诸生同昵一妓，争风吃醋。此谣言最具杀伤力。因为，当时社会虽然嫖妓是较普遍的现象，妓院业是公开合法的，但道学的假面是不能撕破的。况且陈独秀是蔡元培倡导的北大进德会的成员，“不嫖”是基本一戒。于是，即使新文化运动的战友和与陈独秀私谊很好的人，在听到此谣言后，也表示出不能容忍的态度，甚至加入到迫害陈的行列中，以表示自己的清白。所以，1919年3月26日晚上，蔡元培在沈尹默、汤尔和、马叙伦等人的压力下，来到汤家开会，沈、汤这两位两年前竭力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的谋士，这次“力言其私德太坏”“如何可做师表”。“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但是，蔡元培毕竟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最后不得不同意汤、沈等人的提议，决定在4月8日召开文理两科各教授会主任会议，议决提前实施《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选马寅初为教务长，陈独秀、夏浮筠（理科学长，也有嫖妓问题）被改聘为教授。陈的文科学长之职，实际被撤销了。当初三顾茅庐请诸葛的蔡元培，这时的心情该是“挥泪斩马谡”吧？

陈独秀十分鄙视汤尔和的小人伎俩。4月11日，汤尔和在北大回寓途中，遇见陈，见他面色灰白，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之。

然后，夏浮筠争取到经费出国游学，陈独秀则因在五四运动中散发传单被捕，被营救出狱后，被监视而自动脱离了北京大学。所以，陈之离开北京大学，是政府压迫与谣言杀人所致。陈独秀在当时发表的《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一文中感叹道：“中国人有‘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劣根性。对待反对派，决不拿出自己的知识本领来正正堂堂的争辩，总喜欢用‘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此次迷顽可怜的国故党，对于大学制造谣言，也就是这两种恶劣根性的表现。”

陈独秀是一个正人君子，光明磊落之人。他只痛恨无理的强权与谣言，而不怕与保守派对立，并认为社会发展中新与旧、革新与保守的对立是正常的，而且是永恒地发展的。他在那封因被捕入狱而未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信中说过以下一些极深刻而富有哲理的话：

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辜汤生、刘申叔、黄季刚四位先生，思想虽然是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蔡（元培——引者）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意，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的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将那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剧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常识的丹田术数，都包含在内……他对于各种学说，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不妨碍他们个性的发达。即于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的融合。我想蔡先生兼收并蓄的主义，大概总是如此。今日的保守派，从前也做过革新派（如康南海等），今日的革新派，将来也要变成保守派。世界进化的大流倘没有止境，那保守革新两派的争斗，也便没有止期。我想就是再过一百万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终是保守革新两派对抗的世界，不过保守派也跟着革新派一天一天的进步罢了。

革新派对于保守派，当然大声疾呼，攻击他的短处，就是有时动了感情，骂几句粗恶的话，也都无妨；若是只望消灭世界上新旧并立的现象，恐怕是不可能的妄想，因为革新派自己，对于将来比他更新的革新派，就要做保守派了。如此新旧递变，以至无穷，那新旧并立的现象何时才能消灭呢？

接着，他对“儒家孔学”，也采取了分析的态度：

我对于学术外延内含的观念，中国的旧学，只是世界学术中一部分，而非其全体；儒家孔学，只是中国旧学中一部分，而非其全体；纲常伦理，只是孔学中一部分，而非其全体。他们本分以内价值的存在，我们并不反对（此处所谓价值的存在，乃指其在历史上的价值而言，至于在现社会上适用的价值乃别一问题）。若要把一部分中的一部分的一部分，定为一尊，尊为道统，并且把全体的全体的全体，都一齐踩在脚底下，说都一文不值，说都是异端邪说，像董仲舒那样专制办法，大背讲学自由的神圣，实在是文明进化的大障碍。蔡先生兼收并蓄主义，大约也是不以这样专制办法为然。本志（即《新青年》——引者）攻击孔教，除不适现代生活以外，也是一种理由。

谣言止于智者。在陈独秀被谣言中伤而处境困难的日子里，在一些“战友”为洗刷自己而落井下石的时候，胡适这位智者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看到了造谣者的险恶用心，而拒绝信谣传谣。他后来在给汤尔和的信中，愤怒谴责汤“为理学书所误，自以为是，嫉恶如仇，故不免为夷初诸人利用也”；责问汤：“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小报所传，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外人借私行攻击陈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个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坠奸人术中了。”他还疑心是沈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陈独秀的局面，汤尔和不察，做了他们的“代言人”。所以，他认为，若无3月26日夜的事，即使独秀后来被捕，“至少蔡、汤两公不会使我感觉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了”。为此，他对汤尔和非常不满：“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指汤——引者），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可见，胡适在这次事件中，对陈的处境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和义愤。汤尔和对此，不得不承认他是听信谣言，说当时是“一时争传其事”。

可是，正是这位以谣言攻击陈独秀“私德太坏”的人，却在后来日本侵华时期成为地地道道的汉奸，出任日本在北平扶持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部长，竭力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国人民效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