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骥

在中山大学西区，有一幢教工集体宿舍，它是一幢普通的楼房，却有一个很不普通的俗称——“夫妇宿舍”。多年前，人们一提起“夫妇宿舍”，便知道它所在的方位，至于其门牌号码，反而没人晓得。

“夫妇宿舍”是在1960年建成的，住进去的多是年青的教职工夫妇；到1970年，夫妇们又纷纷迁出。10年间，这里发生过的许多事情，恰好是青年知识分子20世纪60年代命运的缩影。

“鸳鸯楼”只建厕所，不建厨房

中大为什么要建这幢宿舍？说来话长。原来在解放后，教育事业发展很快，学校每年都会增聘一批青年教工。单身男教工住在“荣光堂”，女教工则住在“爪哇堂”三楼，到上世纪60年代，历年积压的“王老五”越来越多，而学校从未为他（她）们提供过可以双宿双栖的地方，这就出现了一些尴尬事。

那时，一位理科男教师爱上了一位女教师，人人都知道他们的关系，但苦于没有房子，他俩暂不能正式成婚，只能分居两“堂”，咫尺天涯，望梅而不止渴。幸而那时每周末晚上，学校的“电影广场”必放电影，在“爪哇堂”和那女老师同住一室的另一位女同胞，必然热心和知趣地去充当电影观众。趁着这空隙，男老师便偷渡银河，入室幽会。

某个周末，晚上治保人员在“爪哇堂”附近巡逻，发现这一带四下黑暗，夜凉如水，唯有三楼的一个房间却亮着灯，大奇，便上楼拍门查问。可是“十拍朱门久不开”，心下狐疑。后来门开了，只有女教师一人在屋，便释然。正想离开，忽听床底下发出了“啊姿”一声，有人打了个喷嚏。治安人员大惊，赶紧弯腰掀起床单一望，只见有男性教师，赤身裸体，打着哆嗦，蜷缩着躲在下面。这时，被揭穿者自然满面羞惭，他们名虽正却言不顺，实在难以启齿。这趣事，人们传为笑谈，也惊动了学校领导，而校领导也从中得到了启发。

当时，“大跃进”的虚火刚刚消退，领导上又开始“落实政策”。平心而论，在社会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省里对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比较照顾的，如讲师以上级别的每月可有多得一斤生油供应的“特权”。不过，解放了10年，学校尚没有关心“王老五”们的婚姻大事，实在说不过去。60年代初出现的小阳春式的政治气候，让校方萌发了人道主义精神（当时叫“阶级感情”），觉得不能让“王老五”们再拖下去了，便赶快为已婚或将婚的青年教工兴建了一幢原称“鸳鸯楼”的集体宿舍，以免再出现“钻床底”的笑话。不过，“鸳鸯”二字，当时被认为带有“小资气”，人们便索性直白地称之为“夫妇宿舍”。

上世纪90年代以前，许多单位的集体宿舍被称为“筒子楼”，每个楼层中间有一条甬道，就像一根竹筒子，“筒”的两边面对面地分布着多个房间。房门一关，空气便不能对流，秋夏时室内的闷热可想而知。不过，那时一般的职工，若能在“筒子楼”分到一个房间，有了栖身之所，人们便喜上眉梢，哪里还管得是“蜗居”还是“蚁穴”？

中大的“夫妇宿舍”可不是筒子楼，楼高三层，每层各排列着十间房子，全楼可供三十户人家居住。房子单向，前面有宽约一米的走廊，这便是连接各家的通道，它像阳台一样向南敞开。房子虽小，但中间用纤维板隔着，前面可作厅，后面作卧室。当时，年轻夫妇搬了进去，恍如置身豪宅，真有“海燕双栖玳瑁梁”之感。

“夫妇宿舍”最奇妙的地方是，每间房子进门后，左边是厕所兼浴室，宽约一平方；右边是小小的贮藏室，却全都没有厨房。当时，校方的设计思想是：“大跃进”了，家家户户都到公共食堂吃大锅饭了，连打开水也可以在食堂解决了，夫妇们还要厨房干什么？

但想不到搬进“夫妇宿舍”不久，有人怀孕了，又隔不久，孩子出生了。那时“只生一个好”的政策还未出台，有些夫妇连续“增产”。结果麻烦了，孩子出生后若奶水不够，总得煮点稀粥米糊之类，广州人还要熬些姜醋，而这些东西公共食堂无法供应。夫妇们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在那狭小的厕所里，放上煤炉和沙煲瓦甑、油盐酱醋，让那厕所兼具厨房的功能，总算解决了燃眉之急。

但“人有三急”，若在煎煎煮煮之际，大人小孩忍不住“办公事”，香风臭气便混在一起，长此以往，实在让人难堪。幸而当时大家没有怨言——房子的设计者们，没有把“夫妇宿舍”建成筒子楼，能考虑到广州天气潮热需要通风，让夫妇居住得稍微舒适，已是有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了。至于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没有考虑到夫妇们还会在宿舍里“造人”，这也不必苛责。“大跃进”期间，人们只顾眼前，不顾后果，不像如今提出要有科学发展观，因此在“夫妇宿舍”只建厕所，不建厨房，虽属笑话，也属常态。

其乐融融的做饭时刻

过了不久，不知道哪一家是始作俑者，竟把煤炉放在房门前的走廊上。接着家家户户有样学样，都把厨具挪出了厕所，那长长的走廊，就成了“夫妇宿舍”的公共厨房。

又不久，到公共食堂吃饭的号召渐渐被淡化，“夫妇宿舍”里的大人小孩，一日三餐索性都自己“搞掂”。于是每到做饭时，人们便在走廊上切菜的切菜，做饭的做饭，砍柴的砍柴，生火的生火。当时生火多用蜂窝煤，人们一般在炉口上放些木柴，点着后拿葵扇拼命扇动，让火星四射，火苗蹿起，过一会儿煤块便会烧着，不过其间浓烟滚滚，煤气呛人。若从楼外望过来，只见“夫妇宿舍”的走廊层层冒烟，烟云冉冉上升，整座楼房恍如周幽王的烽火台；若从楼里从东往西望过去，只见小煤炉火光烘烘，一座接着一座，竟似“火烧连营七百里”，让人叹为观止。

不过，大家在走廊上做饭也充满乐趣。当菜已下锅，在等待它煮熟之际，我便可以施施然一手拿着锅铲，一手抚着栏杆，眺望楼外的绿树，数着天上的归鸦。朝下望，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在荒坟断碑间蹦跳玩耍。我感慨系之，顺口哼几句辛弃疾的词：“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有时闲得无聊，便踱上几步，看看邻室的炉子煮的是什么货色，大家交流几句做菜的经验，不着边际地聊些小道消息。大家兴致勃勃，其乐融融。于是，每天黄昏炊烟四起的时刻，这条通道兼作公共厨房的走廊，也成了“夫妇宿舍”的俱乐部。endprint

在搬进“夫妇宿舍”前，我从来没做过饭，更不会炒菜，只懂得煲汤。煲汤的步骤当然很简单，在锅里放进材料，注上水，端在煤炉上便可。那时广州物资匮乏，买米买肉均凭票供应，每月每人可买猪肉两斤，鱼肉两斤。煲汤时放上点肉，便算是“老火靓汤”了。

有一回，“为夫”奉“为妇”之命，接受了煲“老火靓汤”的任务。我把盛了煲汤材料的锅放在走廊边的火炉上，便回身到屋子里备课。谁知只顾看书，忘了门外那锅汤。汤水始而沸，继而干，终而锅里的肉变成了焦炭。隔壁的王老师闻到焦糊味，三步两脚替我把冒着黑烟的锅搬离了火位，才没酿成大祸。不过，我太太（那时叫“爱人”）下班回来时，看见我毁掉了半个月的肉，满脸娇嗔，把我数落一番。我始而解释，继而不服，终而反唇相讥，吵了起来，彼此声音越来越高，脖子越来越粗。这又惊动了王老师，他赶紧跑过来替我打圆场。我虽嘴硬，其实也很心虚，也痛惜那焦糊了的半斤肉，便乘机找个台阶，溜之大吉。

又过了个把月，我们的“夫妇宿舍”出大事了。一天深夜，同楼的胡老师忽来敲门，说他的太太钱老师患了急病，昏迷不醒，让我和其他几位邻居把她抬到校医室救治。钱老师是华侨的女儿，解放初不少侨居外地的青年，感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纷纷返回大陆报效祖国，钱老师就是其中一员，她不远千里回到广州求学，毕业后和胡老师结婚，一起留校任教。

1954年前，粤港两地来往极方便，过境手续也很简单。一年寒假，钱老师赴港探亲，住了一段时期才返校，这本是正常不过的事。但过了不久，罗湖口岸开始关闭，又不久，形势突变，“肃反”连着“反右”，运动一个接一个。钱老师赴港的经历，也被有关人员怀疑起来，于是背靠背揭发，面对面审查，要她交待检查。钱老师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越问越紧张，越紧张便越被怀疑。一来二往，审查者问不出所以然，而本来就胆小的钱老师却患上严重的忧郁症，天天要吃镇定药。那晚的发病，不知是不小心还是有心“自绝于人民”，幸亏我们七手八脚把她抬进校医室，又是洗胃又是打针，好不容易才把她救过来。

钱老师虽然得救，却从此精神不正常，曾被称为“校花”的她，变得行为怪诞，面目臃肿。她回到“夫妇宿舍”后经常无事生非，怀疑一切，说胡老师像《聊斋》的劳山道士那样能穿墙过壁，寻花问柳，一个原本平静的家庭被弄得鸡犬不宁。

也许因为我在“夫妇宿舍”里年纪最轻，平素也常和钱老师说笑，她倒很相信我。不过这反而惹出了麻烦，每隔几晚她必来敲门。一进屋便指手划脚，语无伦次，一闹就是两三个钟头，害得我无法工作，太太、女儿也无法休息。开始我并不知晓她是精神病发作，便煞有介事地加以劝导，岂知我一接茬，她就越兴奋，叽叽呱呱说个不休。过了一段我忽然醒悟——她既是病人，我何不也来装病？一晚她又跑来我家胡扯，我便不接茬了。她说东，我便说西；她说胡老师钻墙洞，我便说昨天看见白切鸡会飞，看见咸鱼会游水；她愣了，我又故意流口水，擤鼻涕，装神弄鬼，又“哭”又笑。她发觉我既疯且傻，自觉没趣，扭身走开了——此后，钱老师再没上我家来。可怜钱老师就此一辈子患上精神病，郁郁而终。

我在演“闹剧”，但不少人心里都明白，钱老师的遭遇，是在“怀疑一切”的“左”风荼毒下，产生的一出悲剧！

话又说回来，那段日子虽然困难，但“夫妇宿舍”里的教师们团结友爱，一家有事，大家帮忙。1965年以前，我们经常轮流带学生下厂下乡，或参加“整风整社”或参加“四清运动”，一去就是几个月。家里留下的妻小，邻居便互助照应。而彼此的孩子出生时间也差不多，一起上幼儿园，一起上小学。年纪大的带着年纪小的，下课时一起做功课。孟子曰“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当年大家都有很深的体会。这和当下一些人虽同住一楼，左邻右舍却老死不相往来，情况是大不一样的。

“文革”：“鸳鸯楼”变成了“马蜂窝”

到了1966年6月，“文革”开始，学校“停课闹革命”，天天不是开会学习，便是游行示威。“夫妇宿舍”里的教师再不用备课了，但都得参加群众运动。不久，学校里出现了“红卫兵”组织，出现了“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大民主”浪潮，校系领导被视为“走资派”，老教师则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们被统称为“牛鬼蛇神”。又不久，各院系的“牛鬼蛇神”一个个被揪斗，陆续有人被剃光头，被殴打。红卫兵让他们头戴用报纸折成的尖帽，脖上挂着写了名字划着“××”的纸牌，游街示众。被揪斗的人，左右两手分别被人向后拉着，又被按着低头弯腰，“坐喷气式飞机”。整个“康乐园”既不康，更不乐，只笼罩着乌烟瘴气和愁云惨雾。

居住在“夫妇宿舍”里的都是些青年教工，既当不上“红卫兵”，又算不上“走资派”和“反动权威”。但既然属于“革命群众”，就得参加斗争大会，接受教育。当看见“牛鬼蛇神”被斗被打，也得跟着唱“语录歌”，喊着“打倒谁谁”的口号。在当时，“四人帮”要求人们“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老实说，“夫妇宿舍”里的人多是“驯服工具”，上头号召，谁也不敢不跟。当看到容庚老师被称为“黑帮”，被涂黑了脸，在草坪上示众；当看到王起老师被打断了两条肋骨，身体痛楚扭曲，谁也不敢挺身而出，阻挠“红卫兵”的暴行。一天，地理系的一位老教授不堪凌辱，从教学大楼上跳了下来，头颅迸裂，脑浆涂地。消息传来，“夫妇宿舍”的同事们尽管窃窃私议，心惊肉跳，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公开场合，对这类惨剧也只能表示与含冤自杀者划清界限，因为大家都接受了“反右”的教训：“你同情右派，你就是右派”。既然整人、斗人是上头定的“大方向”，多数人便跟风围观，其麻木的模样，活像当年鲁迅所说的那群围观同胞被人砍头的看客。而围观的行为，本身等于助长了“红卫兵”的声势，让被侮辱的人更感难堪。总之，运动的围观者，不管自觉与否，不管内心是怎样想的，实际上也都成了帮凶。不错，我们的确无法左右历史，但我们这被“左毒”麻木了的一群，难道不该反思在那场民族悲剧中自己所应担负的责任？

这段时间，“夫妇宿舍”里的居民，每当黄昏，只在走廊上做做饭，炒炒菜。邻居相见，多是打个招呼。闲着无事，也会关起房门下下围棋，打打扑克，表面上逍遥自在，内心实也忐忑难安。endprint

又过了一年，形势大变。校内的红卫兵，在揪谁、斗谁和要不要冲击解放军的问题上有分歧。他们分成了两派，一派称“红旗派”，一派称“东风派”。两派始而辩论，继而吵架，跟着便武斗。有人还弄到枪支，各占大楼，校园里杀气腾腾，一时间人心惶惶。这时，相当部分的青年教工也被卷了进去。于是，“夫妇宿舍”里的人，渐渐也分成两派。本来经常在一起聊天一起做饭的同事，碰见时或像互不认识，擦肩而过，或悻悻然怒目相视。而不同派系的红卫兵，也开始向住在“夫妇宿舍”中不同派的青年教师动手，“鸳鸯楼”变成了“马蜂窝”。

一天中午，我正在走廊上做饭。忽见几个红卫兵走将进来，闯入隔壁黄老师的家，关上了房门，大肆抄检。黄老师是解放前的进步青年，参加过由党领导的“地下学联”，解放后又担任过学校学生会主席，他和太太余老师都是共产党员。在两派的斗争中，他们不同意某造反派的观点，于是成了该派进攻的目标。这次突然袭击，造反派搜出了黄老师的一张旧照片，照片上有人戴着解放前参加学生军训的帽子，上面缀有“青天白日”帽徽。这下麻烦了，它成了黄老师“反人民”的罪证。黄老师两口子赶紧向红卫兵解释、理论，但“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一个姓杨的造反派头目，嫌余老师唠唠叨叨，便很不耐烦，骂余老师是“国民党的臭婆娘”。余老师一听，又急又气，不知从哪里来的胆量，忽然扬起右手，一巴掌打在杨某的脸上。那杨某禁不住一个趔趄，他是打惯了人的，却想不到这位文弱的女老师竟敢向他动手。旁边的几个造反派也吃了一惊，等到回过神来，便哗哗大叫，要揍躲在后面的黄老师，走廊上乱成了一锅粥。

我做饭的地方离黄老师的房门口不远，本想“自家只扫门前雪”，但看到他们要打起来了，发觉势头不对，便一个箭步跑过去劝架，急忙间，却忘记放下手中切菜的刀。造反派见我拿着刀冲了过来，以为我这当教师的“革命群众”也要来拼命，他们没有思想准备，大惊失色，纷纷退出房外。那杨某更像是《打渔杀家》里的教师爷，一边骂骂咧咧“等着瞧！等着瞧！”一边急忙撤离。

余老师是一时间气急动了手，我是一时间情急忘了放下刀，谁知一时间竟把造反派镇住了。不知这算不算参加过“武斗”。等杨某他们走后，我们才发觉闯了大祸，天知道“红卫兵”会不会来寻仇；更担心“夫妇宿舍”中不同派别的“内鬼”会否乘机作祟。两家人越想越怕，经过计议，认为事不宜迟，赶紧收拾细软，立即撤出这是非之地，分别到外边投亲靠友。那时，为避免被造反派发现，我们不敢从校门出走，只能趁着暮色，在“夫妇宿舍”附近围墙边的缺口处拖男带女，像钻狗洞般狼狈地逃离了学校。直到1969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校园渐趋平静，我们才回到了“夫妇宿舍”，结束了“丧家犬”般的生活。

转眼到了70年代初，工宣队下令全校住房大调整、大搬家，这幢楼的夫妇们便各散东西。从此，“夫妇宿舍”的俗称也不复存在了。“文革”后，人们在这幢楼的走廊外，给各家增建了厨房，旧时的“夫妇宿舍”已是面目全非。所以，今天若有人提起它，在学校里，恐怕只有六十开外的人才会晓得。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曾住在“夫妇宿舍”里的夫妇，“文革”后许多人成了教学科研和行政的骨干，但如今都已成老朽。当他们行经这一块“风水宝地”时，都会驻足观望旧时的居室。往日的友好邻居相见时，也会说起这里的风风雨雨。

元稹有诗云：“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回首当年“鸳鸯楼”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便懂得那“闲”字的深意。

（选自《同舟共进》2014年第4期）endprint